尽管数次对昔日老师表达悔意，67岁的陈小鲁还是决定正式道歉。2013年10月，他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坦承自己在“文革”中的过错：批斗校领导、组织批斗大会、勒令民主党派解散。作为北京八中学生领袖，他向“文革”遭到冲击的老师，郑重致歉。
　　陈小鲁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他全票当选八中革委会主任。他鼓动造反，燃起的情绪却走向无法控制的深渊。在他组织的一场批斗中，口号很快升级为暴力，他无力阻止，中途离去，最终副校长温寒江被打3小时。暴力持续升级，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华锦被关押期间，陈小鲁派人防止学生半夜揪斗，悲剧却未能避免。
　　反思是漫长的道路。整体性的政治狂热中，人们应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力？陈小鲁出于近乎本能的良知而否定武斗，华锦死后，他和孔丹、秦晓发起“西纠”，维持红卫兵秩序。
　　1981年，陈小鲁前往英国，任驻英武官助理。学习材料中的雾都伦敦竟是蓝天白云，而在过去描绘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防部长却坐地铁去上班。4年后，他回到中国，在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任职，被视为“红二代中的改革派”。法治观念日益坚固，对“文革”的认识，也从“政治错误”变为“违宪”。
　　“文革”运动随着“彻底否定”戛然而止。“四人帮”背负了全部罪责，历史没能深入反思便匆匆翻过，人们被号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三十多年里，“文革”是难以讨论的话题，然而“文革”的基因从未远去。当怀旧情绪呼唤“文革”卷土重来，陈小鲁一遍遍申明：要接受“文革”教训，要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树立宪法权威。
　　道歉前一晚，陈小鲁读“五四宪法”，他说自己违反了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反躬自问：“没有人强迫我造反，我为什么选择造反？”追问的结果是，“我虽然没打人，但我作为一个学生领袖造反了，破坏了学校秩序，才造成了侵犯人权的事。”进一步说，“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有义务去保护其他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你旁观，你就有愧于公民的称号。”
　　道歉会上，老师们宽容了学生，不愿他们执着于道歉，回忆起“文革”，却依然流露出痛苦。那是一段将被永久铭记的日子，是未曾治愈的集体创伤。
　　沉默的状态终究有了变化。这一年“道歉”之音频频发出。64岁的宋继超决定向老师道歉，那年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初中语文老师郭楷时，三条“罪证”脱口而出，这让他愧疚终身；59岁的张红兵致歉母亲，因他的揭发母亲被枪毙，这使他一生背负沉重枷锁；61岁的山东刘伯勤，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公开道歉的还有温庆福、卢嘉善、雷英郎……
　　陈小鲁先生，作为红二代，以自省的姿态出现，立刻成为关注焦点，“文革”致歉的文化意义和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得以放大。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在他看来，自省是为了“灵魂的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