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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识雷锋
1954年4月15日,父亲离开开城回国,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3月东北军区改为沈阳军区,父亲被任命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此时,沈阳军区受领了国防部下达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的任务,父亲担任演习部队政治委员,演练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集团军、军两级海岸防御作战的政治工作。演习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1955年军队实行军衔制,9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命令授予父亲中将军衔并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1月20日叶剑英元帅在沈阳为沈阳军区将军授衔军队正规化建设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工作的开展,也使抗登陆战役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好评。父亲撰写的《关于政治工作演习问题探讨》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2月20日总政治部出版的《八一》杂志第113期上。
父亲十分重视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他要求政治机关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不要埋在材料堆里。1960年秋,为贯彻落实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加强连队工作的指示,沈阳军区召开了军区机关和军区兵种部机关干部深入基层的动员大会。会后700多名各级机关干部纷纷下到连队进行具体指导。父亲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正是在这次深入的调查中,他独具慧眼,为树立雷锋这一光辉典型做了最基本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刚刚经受自然灾害的中国,与前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的大辩论,最终前苏联撕毁援建中国的合同,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这年偏偏又遭遇罕见的洪水……在经济上处于重重困难之际,西藏达赖喇嘛发动了武装叛乱,台湾叫嚣要反攻大陆,美国对中国加紧包围和封锁……中国的领导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个时期,“节约”成为中国渡过经济困难的一项重要政策。沈阳军区工程兵十团运输连四班战士雷锋,入伍不久,就以“节约箱”的形式,响应党的号召,从小事做起,处处节约,被评为“节约标兵”。不仅如此,他还用节约出来的生活费向灾区人民公社捐款,同时做了许多不留姓名的好事。父亲在听取汇报时,雷锋的事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他极大的关注。“一个入伍前当工人时,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入伍后工作学习一直表现优异,当年被评为单位节约标兵、模范共青团员,并荣立二等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不留下姓名,这在和平时期建军史上是罕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父亲在工作组上报的事迹材料上批示:“雷锋精神十分重要,值得学习。”并亲自参加了雷锋为军区文艺团体所作的事迹报告会。会后他专门召集军区宣传部、文化部的领导和创作人员座谈,指示他们深入雷锋所在连队收集整理雷锋事迹。要求用各种形式宣传雷锋。这时雷锋的影响还只是在部队范围内。
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宣传助理员张峻被派到了团里做调查,他带着3000字的文章《节约标兵——雷锋》及4张配文的图片,来到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前进报》社。报社的总编辑嵇炳前看了他的稿子,觉得雷锋的事迹很生动,但稿子还没有写到点子上,需要换个更高的角度重新写,要按当时部队正在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和总政治部指示开展的“两忆三查”运动的典型来写。于是嵇炳前就找到新华社驻辽宁分社的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要求他们到部队见见雷锋,深入了解,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报道来。两位记者前往部队驻地,正赶上雷锋在辽宁师范大学进行的“忆苦思甜”报告。雷锋在报告会上不仅讲自己的苦难身世,还讲党对他的培养,讲他现在的工作,上面讲着,下面哭着,学生们喊口号:“雷锋的苦就是我们的苦,雷锋的仇就是我们的仇”,“向雷锋同志学习”。两位记者亲身感受到雷锋在青年学生中的感染教育作用,他们认为这个战士太可爱了,他决不仅仅是个节约的典型。随后他们又深入连队,先进行侧面了解,发现连队也有少数干部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雷锋爱表现自己,做好事是专给别人看的。于是两位记者就把持两种意见的同志请到一起进行座谈,接受采访。一开始,称赞雷锋的人就占多数,经过深入探讨,原来持异议的也逐渐转变看法,于是两位记者回到报社,写出了雷锋事迹的长篇报道。
1960年11月24日,嵇炳前将文章送给父亲审阅,父亲认真看过以后,挥笔为文章写下了标题:“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全区部队学习雷锋精神。11月26日,《前进报》用了两个正版的篇幅宣传雷锋事迹。在一版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长篇通讯,刊登了杜平副政委的重要批示手迹,报道了工程兵党委决定授予雷锋同志“模范共青团员”称号的稍息,发表了《不忘过去,发奋图强》的社论,一二版还刊登了雷锋的4幅照片。稿件还同时发给了新华总社。很快,《解放军报》、《辽宁日报》、《辽宁工人报》、《沈阳日报》、辽宁《共青团员》杂志相继以不同标题转载了雷锋的事迹。当时报道最多,最为重视的是沈阳军区的《前进报》,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从此,雷锋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雷锋的报告在空军机场、海军舰艇、工厂车间、农村打谷场,到处都在讲。大家形容雷锋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令人激动的场面。很快,雷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班长。父亲又指示《前进报》发表雷锋入党的消息和照片。
我见过雷锋,听他作过报告。那是1961年我们高中毕业前夕,学校(辽宁省实验中学)让我去找沈阳军区领导,请雷锋到学校给学生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我向父亲讲了学校的要求,他同意雷锋为我们作报告。但他说雷锋最近刚出院,因沈阳军区开展“两忆三查”运动,雷锋作忆苦思甜报告次数太多,而且每次讲到他妈妈含恨悬梁自尽时,都泣不成声,也吃不下饭,体重不断下降,身体比较虚弱,军区领导为了他的健康,送他去医院疗养,没住几天他就要求出院,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因此,你们请雷锋作报告时,一定要注意让他中间多休息休息。那天雷锋到学校作报告时,讲到动情处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我也感动得直流眼泪。休息时,我周围的同学都没动,仍沉浸在他的报告中。已经过了吃午饭时间,学校留他吃饭,他推辞再三,仍被教导主任拉进了食堂。当时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学生的午饭,我记得是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和一点咸菜。我带着疑问和好奇,用眼睛不停地瞄着雷锋,我看到他桌上有四盘菜:一盘和我们一样是咸菜,另外还有一盘炒鸡蛋,一盘没有几块猪肉的粉条,一盘大白菜。教导主任不断劝他吃菜,但是给他夹的菜都被他挡回去了。按理说学校请他吃个便饭是合情合理的,但他除了吃咸菜和窝窝头外,其他菜一口没吃。直到今天,有人知道我见过雷锋,问我雷锋真那么好吗?我都肯定地说:“是的,他是一个很阳光的人。”雷锋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精神,始终感动着每一个认识他的人。
1962年2月20日,沈阳军区召开第一届共青团员代表会议。父亲看到选举上报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没有雷锋的名字(雷锋已是共产党员),父亲认为这次会议是宣传雷锋事迹的好时机,不能没有雷锋参加。于是提议让雷锋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并让雷锋向大会作了事迹报告。会议期间,父亲专门接见了雷锋,进行了亲切地交谈,父亲认为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有时代精神,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充分的肯定。会后沈阳军区在全区部队中开展了向雷锋学习的活动,与此同时,父亲指示政治部相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并派专人到运输连,拍摄雷锋工作、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的照片,收集整理先进事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雷锋生前的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
8月15日,雷锋在从驻地营区到抚顺执行运输任务时,因车祸不幸殉职,甚为可惜,年仅22岁。
雷锋的牺牲让父亲非常悲痛。他要求部队要继续宣传雷锋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先进典型。同时,专门题写了“学习雷锋同志”的条幅。当时有的同志认为,雷锋是因车祸而死,是事故,不宜再宣传。然而父亲认为,雷锋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应该给予充分地肯定,不能因为出了这次事故就抹杀了这个先进人物,所以他说:“事故是一回事,事迹又是一回事,绝不能把两者看成是一个问题,必须分开。”为此,他又把雷锋的事迹和雷锋日记调来,认真细致地进行研读,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决心坚持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他要求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全体官兵认真阅读雷锋日记,学习雷锋精神。不久,父亲又指示雷锋生前所在团党委举办“雷锋事迹展览”,还亲自组织展览会并为展览题写了“雷锋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同时还组织了话剧《雷锋》的创作。一个多月后,父亲在认真阅读雷锋日记之后,挑选了八本日记并和雷锋事迹材料一起,派专人报送解放军总政治部,并转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1962年秋,军区政治部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了“如何继续把雷锋这面旗帜举下去”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将雷锋生前所在的四班命名为“雷锋班”的设想,并报请军区党委,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呈请国防部予以批准。1963年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批准了沈阳军区党委的报告。21日,沈阳军区隆重举行了“雷锋班”命名大会,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宣读了国防部授予“雷锋班”称号的批复,父亲作了《把雷锋同志的优秀品质接过来传下去》的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他说: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雷锋都抢着去做,认真地去做,充满着革命的热情,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正如雷锋自己所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也有个别同志说他是傻子,可雷锋说:“如果这就是傻子,建设祖国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一个心眼,一心向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雷锋同志的傻劲,值得我们学习。父亲在讲话最后号召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学习雷锋的运动。会后父亲专门写了题为《雷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前进报》上。
雷锋日记和雷锋事迹材料呈送到毛主席那里,主席阅后非常高兴,并对有关领导同志说:“雷锋同志很有哲学思想,懂得唯物主义。”当时吴冷西等新闻界人士都认为雷锋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时代典型,建议在全国宣传,并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毛主席欣然接受,于1963年3月5日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题了词。主席题词发表后,父亲要求军区部队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响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号令,大力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并要求军区文艺团体行动起来,大力开展创作活动。不久,一批宣传雷锋的作品相继问世,话剧团团长丁洪创作的话剧《雷锋》演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观看后走到台上同演职员照了相。从此雷锋这个名字响彻了中华大地。雷锋崇高的思想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闪烁着时代的光辉。雷锋是和平时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杰出代表。雷锋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由此向雷锋学习的活动蓬勃展开,年复一年,经久不衰。
父亲在世时,每每提到雷锋,都兴奋不已。他说:“一个贫苦出生的孩子,能有这种行为(做了许多平凡而又品德高尚的事迹),不是一时表现,而是思想境界的升华”。是啊,他同全国人民一样,对雷锋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为雷锋的宣传付出了辛劳,正如在他去世时为他写的悼词中讲的:“他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为雷锋的事迹向全国宣传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体现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
心系“好八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运用典型指导工作是重要的领导方法。父亲常说:“做工作就要注意抓典型,尤其做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典型,各项工作就不活跃,树立了典型,就能推动比学赶帮活动,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所以,无论是国内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还是在沈阳军区工作时期,他都特别注意发现典型、宣传典型、培育典型,并用典型推动工作。
1963年3月,父亲调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65年5月免去兼职),父亲不仅重视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领导,还重视抓好高、中级干部理论学习。同时仍然不放松抓好部队建设中的先进典型。对“军民联防模范连”、“勤俭创业修理连”、“郭兴福教学法”、“角斜红旗民兵团”等先进单位和个人,父亲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宣传培育,推广其先进经验和模范事迹。“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父亲在来南京军区工作前,就已经知道,早就想亲眼来看一看这个光荣连队。他调到南京军区后,第一次深入部队看望的第一个连队就是“好八连”。到了八连他首先去看炊事班,当看到战士从井里把水提上来,先淘米,再用淘米水洗菜,然后再用自来水清洗,最后用洗过菜的水刷拖把。父亲高兴地说道:“八连好,处处讲节约,很有节约观念”。当听到战士对伙食比较满意(那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经常表扬炊事班,他对连长张继宝、指导员王经文说:无论带兵打仗,还是带兵训练,把连队的生活管理好,改善好,这一点很重要,战士吃饱吃好不想家,身体强壮是战斗力之一,这实际上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在连部办公室,父亲对连长指导员说:我调到南京军区不久,但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我早已知道,机关也给我汇报了很多。今天主要来看看同志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领导和机关帮助解决的?张继宝和王经文作了汇报。父亲一边听一边做记录,不时插话细问。汇报之后,父亲讲了很多鼓励八连的话。他说:八连好,好在艰苦奋斗传统保持得好;好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好;好在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细。当然还有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培养、支持和帮助,希望好八连要继续好下去不断前进。
5月5日,南京军区在上海隆重举行“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军区许世友司令员代表国防部宣读了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的命令。父亲代表军区党委讲了话,他讲道:八连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奉命进驻灯红酒绿的上海南京路上,敌人企图以金钱美女来腐蚀他们的意志,他们不为金钱所诱惑,排除美女之纠缠,表现了革命战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他们牢记毛主席“两个务必”教导(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发扬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几十年如一日,虽身居闹市却一尘不染,以革命的思想作风,影响社会,移风易俗,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使我们发霉、发黑、烂掉的阴谋,他们在敌人钢铁炮弹面前不愧为英雄,在“糖衣炮弹”面前仍不愧为英雄,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以教育训练为中心的各项任务,而且赢得了上海人民的高度赞誉。他希望八连要牢记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始终保持这一荣誉,他号召全区部队广泛开展学习“好八连”的活动,创造出千万个先进集体。父亲的讲话给八连以极大鼓励,更把八连官兵的思想提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境地。
毛主席1963年到南京视察时,许世友司令员和父亲向他汇报了八连的事迹,毛主席对八连的军政建设给予了高度赞扬。于当年8月1日欣然题写了脍炙人口的《八连颂》。诗篇公开发表以后,父亲再次来到八连,“我今天来,一是听听你们获得荣誉称号和《八连颂》发表后的学习和思想情况,更主要是请你们谈谈连队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思想反映。”连长、指导员做了详细汇报,父亲一边听,一边认真记录,汇报中说广播里天天播放歌曲:“好八连,八连好……”有的战士也不知不觉跟着唱起来。连队发现后教育大家,不能自己夸自己好,我们应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连队命名后,全国各地的贺信很多,墙报组把贺信张贴出来,连队干部感觉到,这样有点不谦虚,于是把墙报栏改为“巨大的鼓舞,有力的鞭策”。父亲满意地说:“你们的思想工作抓得很及时,很有力,效果不错”。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军事训练这个薄弱环节,父亲表示要带回去,向党委汇报,尽快拿出办法帮助解决。
不久,军区首长对八连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好八连”一定要好起来,“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定要红起来,为此制定了加强八连建设的三条措施:一是由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蹲点八连实行具体指导;二是军区举办全区指导员集训,由父亲亲自担任集训队指导员,口传身带怎样当好指导员。并让八连指导员介绍经验,以促进部队建设。同时给八连指导员开小灶,就指导员如何做出好样子,如何讲出道理来,如何拿出办法来与八连指导员促膝交谈。指导员王经文后来回忆说:“杜政委对八连和我个人的关心让我终身难忘,他给我传授的真经对我本人后来的工作帮助非常之大,让我终身受益。”三是给八连进行军事补课。因长期担负城市执勤任务,以及场地限制,连队干部自感军事训练是连队的薄弱环节,兄弟单位也有人认为八连政治上过得硬,军事上不过硬,不太服气。军区许司令与父亲想法一致:好八连要好起来,“霓虹灯下的哨兵”要红起来,连队建设就要全面过硬,就要补上军事训练薄弱这一课。1964年3月20日,军区决定,将八连拉到安徽省滁县磨盘山地区进行为期一年的军事训练。期间,许司令和父亲多次到八连检查指导工作,特别是两位老将军还分别担任过连长、指导员,对连队干部进行认真的传、帮、带。
军事训练补课,使“好八连”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4月,父亲和许司令员带领军区司、政、后领导和机关人员深入到八连新的驻地,逐一察看班、排战士吃、住、睡等生活情况。11月,在军区军事训练大比武前,许司令和父亲又带领司、政、后领导到八连检查训练情况,抽考了几个主要训练课目,看了一班和四班的对抗射击、一个排的实弹射击、一个排的刺杀、一个班的战术,考核后成绩不错,两位首长很满意,许司令脸上还露出少有的笑容,当场决定让“好八连”与“郭兴福连”、“杨根思连”、“渡江英雄连”、“尊干爱兵模范连”、济南英雄团的“英雄连”、六十军的“夜老虎连”,一起到湖州参加军事训练大比武,为八连创造了学习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大比武中,八连各项比赛都取得了优良成绩。这一年,八连军事技术、政治思想、作风纪律等都有很大的提高。全连百分之七十二的战士被评为“五好战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兵成为特等、优等射手。投弹从全连开始平均不足30米提高到全连平均43米,全连三分之一的官兵成为投弹能手,12名班长、8名干部成为“四会”教练员。《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路上过得硬,山沟里也过得硬”的文章褒奖好八连。
1964年,中央决定召开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军区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父亲提议共青团“九大”应有“好八连”的代表参加,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这样,指导员王经文作为八连代表参加了这一盛会,全国各条战线的青年英雄模范济济一堂,互学共勉。其中,还有当时的劳模代表李瑞环(后任国家领导人)。会上,王经文被全票通过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回来后,王经文指导员认真传达了会议盛况,并以英模代表队的留言及他们的事迹对部队进行教育,使八连全体干部的思想境界又受到了一次升华。
1965年3月20日,八连圆满完成军事任务,怀着喜悦的心情,带着六十军、“临汾旅”、团、营的关爱和兄弟部队的先进经验,回到了阔别一年的上海,担任全训和迎外任务。5月,在“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两周年活动时,父亲发表了《好八连要永远好下去》的讲话,刊登在《人民前线》报上。同年秋天,父亲又来到八连,看望慰问了军事训练归来的八连官兵,并和连长董洪禄、指导员王经文两个人谈话,询问了八连干部的情况。同年下半年,八连干部作了调整。还记得1965年夏天,我和许伯伯的女儿,放暑假来到上海,父亲和许伯伯都要求我们去好八连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父亲同其他领导同志一样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人被围攻,家被抄。尽管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他仍然在关心着“好八连”的建设。一次会议期间,他对八连代表说:“你们要教育干部战士一定要遵守部队各项规定,不要去看大字报、小字报,不要听信和传播小道消息。“文革”时,外地一些串联到上海的红卫兵,有的是要向“好八连”学习,也有的是为了取得“好八连”的支持,他们到处寻找“好八连”的驻地。为使八连不受到冲击,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领导及时决定将“好八连”拉到郊外,先后三次移动驻地,保持了连队的稳定。1967年“文革”的冲击波更大了,鉴于形势的发展,父亲利用军区开会的机会约见八连的干部,说:“现在看,连队干部战士的亲戚,有的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批斗、抄家,你们党支部要心中有数,一定要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防止发生意外。”并特别嘱咐:“你们可组织干部战士开展写家信活动,教育他们的亲属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好八连”代表王指导员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了好八连的代表,主席亲切地与王指导员握手。领袖的握手给予好八连极大的鼓舞,这张照片至今都挂在好八连连史室的显著位置上。会议结束后,父亲和军区政治部王六生主任特意叫来王指导员,对他说:“你是连队代表,毛主席及中央领导接见了你,是你的光荣,也是连队的光荣,回去以后认真向连队干部战士传达好会议精神,落实好会议精神。”父亲特别对王指导员说:“建设好连队不是靠讲上去的,也不是靠写上去的,而是靠扎实地做工作做上去的。教育、训练、管理、思想工作一定要扎扎实实。”
1973年4月,在上海延安饭店,南京军区召开了全区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经验交流会,军区各大单位汇报交流了经验。父亲在会上强调一定要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地开展学习好八连活动,把连队建设的基础打牢、战斗力提高。4月25日,南京军区隆重召开了纪念“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十周年大会,军区司、政、后和各大单位领导、上海警备区领导、上海市领导出席了大会。八连代表在大会上介绍了先进经验,父亲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军区部队进一步深入有效地开展学习好八连活动,推动军区部队全面建设。就在这次会议后,王洪文发泄了对父亲的不满:“杜平明明知道我到中央工作了,他还走在我前头,坐在主席台正中位置”。是的,父亲从内心看不起这个不学无术,却争权争利的造反派“司令”,更不愿意他插手搞乱部队。
正是因为军委、总部、军区、上海警备区党委的高度重视,各级机关的热情、得力的帮助,有像父亲一样的众多老首长的关心,使“好八连”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即使是在“文革”那样的动乱的年代,连队牢记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八连颂》”的教导,严格执行了纪律,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并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包括像抓捕、押送、看管林彪在上海、杭州的死党;抓捕、看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保卫毛主席在上海期间的安全以及接待外宾,累计接待了来自世界24个国家,近30批友好参观团等重大政治任务。
1990年4月18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军要深入、扎实地开展学习好八连活动。1993年4月25日,南京军区举行纪念“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三十周年大会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专程前往上海参加。刘副主席在会上讲:开始有人说“好八连”政治上没问题,军事上不过硬,缺一条腿。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就把“好八连”拉到安徽滁州三界磨盘山进行军事训练补课,许司令当连长、杜政委当指导员,当时传出了“上将连长、中将指导员”的美名。你们不能忘记“好八连”连长、指导员中有许司令、杜政委这段历史呀!刘副主席还肯定了当年部队抓向雷锋学习、向“好八连”学习是完全正确的,确实加强了部队政治思想建设,达到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目的。新时期中央军委继续抓学习雷锋、学习“好八连”的活动,不仅使我军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迈上了新台阶,而且对新时期改善党风、民风和社会风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好八连,迄今仍是时代的先进典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党的领导人,为全军、全国树立和培养的光辉旗帜将永远飘扬。
(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杜平》)
1954年4月15日,父亲离开开城回国,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3月东北军区改为沈阳军区,父亲被任命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此时,沈阳军区受领了国防部下达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的任务,父亲担任演习部队政治委员,演练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集团军、军两级海岸防御作战的政治工作。演习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1955年军队实行军衔制,9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命令授予父亲中将军衔并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1月20日叶剑英元帅在沈阳为沈阳军区将军授衔军队正规化建设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工作的开展,也使抗登陆战役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好评。父亲撰写的《关于政治工作演习问题探讨》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2月20日总政治部出版的《八一》杂志第113期上。
父亲十分重视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他要求政治机关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不要埋在材料堆里。1960年秋,为贯彻落实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加强连队工作的指示,沈阳军区召开了军区机关和军区兵种部机关干部深入基层的动员大会。会后700多名各级机关干部纷纷下到连队进行具体指导。父亲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正是在这次深入的调查中,他独具慧眼,为树立雷锋这一光辉典型做了最基本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刚刚经受自然灾害的中国,与前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的大辩论,最终前苏联撕毁援建中国的合同,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这年偏偏又遭遇罕见的洪水……在经济上处于重重困难之际,西藏达赖喇嘛发动了武装叛乱,台湾叫嚣要反攻大陆,美国对中国加紧包围和封锁……中国的领导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个时期,“节约”成为中国渡过经济困难的一项重要政策。沈阳军区工程兵十团运输连四班战士雷锋,入伍不久,就以“节约箱”的形式,响应党的号召,从小事做起,处处节约,被评为“节约标兵”。不仅如此,他还用节约出来的生活费向灾区人民公社捐款,同时做了许多不留姓名的好事。父亲在听取汇报时,雷锋的事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他极大的关注。“一个入伍前当工人时,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入伍后工作学习一直表现优异,当年被评为单位节约标兵、模范共青团员,并荣立二等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不留下姓名,这在和平时期建军史上是罕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父亲在工作组上报的事迹材料上批示:“雷锋精神十分重要,值得学习。”并亲自参加了雷锋为军区文艺团体所作的事迹报告会。会后他专门召集军区宣传部、文化部的领导和创作人员座谈,指示他们深入雷锋所在连队收集整理雷锋事迹。要求用各种形式宣传雷锋。这时雷锋的影响还只是在部队范围内。
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宣传助理员张峻被派到了团里做调查,他带着3000字的文章《节约标兵——雷锋》及4张配文的图片,来到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前进报》社。报社的总编辑嵇炳前看了他的稿子,觉得雷锋的事迹很生动,但稿子还没有写到点子上,需要换个更高的角度重新写,要按当时部队正在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和总政治部指示开展的“两忆三查”运动的典型来写。于是嵇炳前就找到新华社驻辽宁分社的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要求他们到部队见见雷锋,深入了解,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报道来。两位记者前往部队驻地,正赶上雷锋在辽宁师范大学进行的“忆苦思甜”报告。雷锋在报告会上不仅讲自己的苦难身世,还讲党对他的培养,讲他现在的工作,上面讲着,下面哭着,学生们喊口号:“雷锋的苦就是我们的苦,雷锋的仇就是我们的仇”,“向雷锋同志学习”。两位记者亲身感受到雷锋在青年学生中的感染教育作用,他们认为这个战士太可爱了,他决不仅仅是个节约的典型。随后他们又深入连队,先进行侧面了解,发现连队也有少数干部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雷锋爱表现自己,做好事是专给别人看的。于是两位记者就把持两种意见的同志请到一起进行座谈,接受采访。一开始,称赞雷锋的人就占多数,经过深入探讨,原来持异议的也逐渐转变看法,于是两位记者回到报社,写出了雷锋事迹的长篇报道。
1960年11月24日,嵇炳前将文章送给父亲审阅,父亲认真看过以后,挥笔为文章写下了标题:“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全区部队学习雷锋精神。11月26日,《前进报》用了两个正版的篇幅宣传雷锋事迹。在一版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长篇通讯,刊登了杜平副政委的重要批示手迹,报道了工程兵党委决定授予雷锋同志“模范共青团员”称号的稍息,发表了《不忘过去,发奋图强》的社论,一二版还刊登了雷锋的4幅照片。稿件还同时发给了新华总社。很快,《解放军报》、《辽宁日报》、《辽宁工人报》、《沈阳日报》、辽宁《共青团员》杂志相继以不同标题转载了雷锋的事迹。当时报道最多,最为重视的是沈阳军区的《前进报》,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从此,雷锋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雷锋的报告在空军机场、海军舰艇、工厂车间、农村打谷场,到处都在讲。大家形容雷锋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令人激动的场面。很快,雷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班长。父亲又指示《前进报》发表雷锋入党的消息和照片。
我见过雷锋,听他作过报告。那是1961年我们高中毕业前夕,学校(辽宁省实验中学)让我去找沈阳军区领导,请雷锋到学校给学生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我向父亲讲了学校的要求,他同意雷锋为我们作报告。但他说雷锋最近刚出院,因沈阳军区开展“两忆三查”运动,雷锋作忆苦思甜报告次数太多,而且每次讲到他妈妈含恨悬梁自尽时,都泣不成声,也吃不下饭,体重不断下降,身体比较虚弱,军区领导为了他的健康,送他去医院疗养,没住几天他就要求出院,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因此,你们请雷锋作报告时,一定要注意让他中间多休息休息。那天雷锋到学校作报告时,讲到动情处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我也感动得直流眼泪。休息时,我周围的同学都没动,仍沉浸在他的报告中。已经过了吃午饭时间,学校留他吃饭,他推辞再三,仍被教导主任拉进了食堂。当时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学生的午饭,我记得是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和一点咸菜。我带着疑问和好奇,用眼睛不停地瞄着雷锋,我看到他桌上有四盘菜:一盘和我们一样是咸菜,另外还有一盘炒鸡蛋,一盘没有几块猪肉的粉条,一盘大白菜。教导主任不断劝他吃菜,但是给他夹的菜都被他挡回去了。按理说学校请他吃个便饭是合情合理的,但他除了吃咸菜和窝窝头外,其他菜一口没吃。直到今天,有人知道我见过雷锋,问我雷锋真那么好吗?我都肯定地说:“是的,他是一个很阳光的人。”雷锋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精神,始终感动着每一个认识他的人。
1962年2月20日,沈阳军区召开第一届共青团员代表会议。父亲看到选举上报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没有雷锋的名字(雷锋已是共产党员),父亲认为这次会议是宣传雷锋事迹的好时机,不能没有雷锋参加。于是提议让雷锋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并让雷锋向大会作了事迹报告。会议期间,父亲专门接见了雷锋,进行了亲切地交谈,父亲认为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有时代精神,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充分的肯定。会后沈阳军区在全区部队中开展了向雷锋学习的活动,与此同时,父亲指示政治部相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并派专人到运输连,拍摄雷锋工作、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的照片,收集整理先进事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雷锋生前的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
8月15日,雷锋在从驻地营区到抚顺执行运输任务时,因车祸不幸殉职,甚为可惜,年仅22岁。
雷锋的牺牲让父亲非常悲痛。他要求部队要继续宣传雷锋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先进典型。同时,专门题写了“学习雷锋同志”的条幅。当时有的同志认为,雷锋是因车祸而死,是事故,不宜再宣传。然而父亲认为,雷锋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应该给予充分地肯定,不能因为出了这次事故就抹杀了这个先进人物,所以他说:“事故是一回事,事迹又是一回事,绝不能把两者看成是一个问题,必须分开。”为此,他又把雷锋的事迹和雷锋日记调来,认真细致地进行研读,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决心坚持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他要求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全体官兵认真阅读雷锋日记,学习雷锋精神。不久,父亲又指示雷锋生前所在团党委举办“雷锋事迹展览”,还亲自组织展览会并为展览题写了“雷锋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同时还组织了话剧《雷锋》的创作。一个多月后,父亲在认真阅读雷锋日记之后,挑选了八本日记并和雷锋事迹材料一起,派专人报送解放军总政治部,并转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1962年秋,军区政治部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了“如何继续把雷锋这面旗帜举下去”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将雷锋生前所在的四班命名为“雷锋班”的设想,并报请军区党委,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呈请国防部予以批准。1963年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批准了沈阳军区党委的报告。21日,沈阳军区隆重举行了“雷锋班”命名大会,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宣读了国防部授予“雷锋班”称号的批复,父亲作了《把雷锋同志的优秀品质接过来传下去》的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他说: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雷锋都抢着去做,认真地去做,充满着革命的热情,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正如雷锋自己所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也有个别同志说他是傻子,可雷锋说:“如果这就是傻子,建设祖国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一个心眼,一心向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雷锋同志的傻劲,值得我们学习。父亲在讲话最后号召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学习雷锋的运动。会后父亲专门写了题为《雷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前进报》上。
雷锋日记和雷锋事迹材料呈送到毛主席那里,主席阅后非常高兴,并对有关领导同志说:“雷锋同志很有哲学思想,懂得唯物主义。”当时吴冷西等新闻界人士都认为雷锋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时代典型,建议在全国宣传,并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毛主席欣然接受,于1963年3月5日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题了词。主席题词发表后,父亲要求军区部队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响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号令,大力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并要求军区文艺团体行动起来,大力开展创作活动。不久,一批宣传雷锋的作品相继问世,话剧团团长丁洪创作的话剧《雷锋》演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观看后走到台上同演职员照了相。从此雷锋这个名字响彻了中华大地。雷锋崇高的思想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闪烁着时代的光辉。雷锋是和平时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杰出代表。雷锋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由此向雷锋学习的活动蓬勃展开,年复一年,经久不衰。
父亲在世时,每每提到雷锋,都兴奋不已。他说:“一个贫苦出生的孩子,能有这种行为(做了许多平凡而又品德高尚的事迹),不是一时表现,而是思想境界的升华”。是啊,他同全国人民一样,对雷锋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为雷锋的宣传付出了辛劳,正如在他去世时为他写的悼词中讲的:“他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为雷锋的事迹向全国宣传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体现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
心系“好八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运用典型指导工作是重要的领导方法。父亲常说:“做工作就要注意抓典型,尤其做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典型,各项工作就不活跃,树立了典型,就能推动比学赶帮活动,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所以,无论是国内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还是在沈阳军区工作时期,他都特别注意发现典型、宣传典型、培育典型,并用典型推动工作。
1963年3月,父亲调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65年5月免去兼职),父亲不仅重视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领导,还重视抓好高、中级干部理论学习。同时仍然不放松抓好部队建设中的先进典型。对“军民联防模范连”、“勤俭创业修理连”、“郭兴福教学法”、“角斜红旗民兵团”等先进单位和个人,父亲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宣传培育,推广其先进经验和模范事迹。“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父亲在来南京军区工作前,就已经知道,早就想亲眼来看一看这个光荣连队。他调到南京军区后,第一次深入部队看望的第一个连队就是“好八连”。到了八连他首先去看炊事班,当看到战士从井里把水提上来,先淘米,再用淘米水洗菜,然后再用自来水清洗,最后用洗过菜的水刷拖把。父亲高兴地说道:“八连好,处处讲节约,很有节约观念”。当听到战士对伙食比较满意(那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经常表扬炊事班,他对连长张继宝、指导员王经文说:无论带兵打仗,还是带兵训练,把连队的生活管理好,改善好,这一点很重要,战士吃饱吃好不想家,身体强壮是战斗力之一,这实际上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在连部办公室,父亲对连长指导员说:我调到南京军区不久,但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我早已知道,机关也给我汇报了很多。今天主要来看看同志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领导和机关帮助解决的?张继宝和王经文作了汇报。父亲一边听一边做记录,不时插话细问。汇报之后,父亲讲了很多鼓励八连的话。他说:八连好,好在艰苦奋斗传统保持得好;好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好;好在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细。当然还有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培养、支持和帮助,希望好八连要继续好下去不断前进。
5月5日,南京军区在上海隆重举行“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军区许世友司令员代表国防部宣读了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的命令。父亲代表军区党委讲了话,他讲道:八连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奉命进驻灯红酒绿的上海南京路上,敌人企图以金钱美女来腐蚀他们的意志,他们不为金钱所诱惑,排除美女之纠缠,表现了革命战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他们牢记毛主席“两个务必”教导(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发扬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几十年如一日,虽身居闹市却一尘不染,以革命的思想作风,影响社会,移风易俗,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使我们发霉、发黑、烂掉的阴谋,他们在敌人钢铁炮弹面前不愧为英雄,在“糖衣炮弹”面前仍不愧为英雄,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以教育训练为中心的各项任务,而且赢得了上海人民的高度赞誉。他希望八连要牢记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始终保持这一荣誉,他号召全区部队广泛开展学习“好八连”的活动,创造出千万个先进集体。父亲的讲话给八连以极大鼓励,更把八连官兵的思想提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境地。
毛主席1963年到南京视察时,许世友司令员和父亲向他汇报了八连的事迹,毛主席对八连的军政建设给予了高度赞扬。于当年8月1日欣然题写了脍炙人口的《八连颂》。诗篇公开发表以后,父亲再次来到八连,“我今天来,一是听听你们获得荣誉称号和《八连颂》发表后的学习和思想情况,更主要是请你们谈谈连队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思想反映。”连长、指导员做了详细汇报,父亲一边听,一边认真记录,汇报中说广播里天天播放歌曲:“好八连,八连好……”有的战士也不知不觉跟着唱起来。连队发现后教育大家,不能自己夸自己好,我们应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连队命名后,全国各地的贺信很多,墙报组把贺信张贴出来,连队干部感觉到,这样有点不谦虚,于是把墙报栏改为“巨大的鼓舞,有力的鞭策”。父亲满意地说:“你们的思想工作抓得很及时,很有力,效果不错”。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军事训练这个薄弱环节,父亲表示要带回去,向党委汇报,尽快拿出办法帮助解决。
不久,军区首长对八连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好八连”一定要好起来,“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定要红起来,为此制定了加强八连建设的三条措施:一是由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蹲点八连实行具体指导;二是军区举办全区指导员集训,由父亲亲自担任集训队指导员,口传身带怎样当好指导员。并让八连指导员介绍经验,以促进部队建设。同时给八连指导员开小灶,就指导员如何做出好样子,如何讲出道理来,如何拿出办法来与八连指导员促膝交谈。指导员王经文后来回忆说:“杜政委对八连和我个人的关心让我终身难忘,他给我传授的真经对我本人后来的工作帮助非常之大,让我终身受益。”三是给八连进行军事补课。因长期担负城市执勤任务,以及场地限制,连队干部自感军事训练是连队的薄弱环节,兄弟单位也有人认为八连政治上过得硬,军事上不过硬,不太服气。军区许司令与父亲想法一致:好八连要好起来,“霓虹灯下的哨兵”要红起来,连队建设就要全面过硬,就要补上军事训练薄弱这一课。1964年3月20日,军区决定,将八连拉到安徽省滁县磨盘山地区进行为期一年的军事训练。期间,许司令和父亲多次到八连检查指导工作,特别是两位老将军还分别担任过连长、指导员,对连队干部进行认真的传、帮、带。
军事训练补课,使“好八连”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4月,父亲和许司令员带领军区司、政、后领导和机关人员深入到八连新的驻地,逐一察看班、排战士吃、住、睡等生活情况。11月,在军区军事训练大比武前,许司令和父亲又带领司、政、后领导到八连检查训练情况,抽考了几个主要训练课目,看了一班和四班的对抗射击、一个排的实弹射击、一个排的刺杀、一个班的战术,考核后成绩不错,两位首长很满意,许司令脸上还露出少有的笑容,当场决定让“好八连”与“郭兴福连”、“杨根思连”、“渡江英雄连”、“尊干爱兵模范连”、济南英雄团的“英雄连”、六十军的“夜老虎连”,一起到湖州参加军事训练大比武,为八连创造了学习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大比武中,八连各项比赛都取得了优良成绩。这一年,八连军事技术、政治思想、作风纪律等都有很大的提高。全连百分之七十二的战士被评为“五好战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兵成为特等、优等射手。投弹从全连开始平均不足30米提高到全连平均43米,全连三分之一的官兵成为投弹能手,12名班长、8名干部成为“四会”教练员。《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路上过得硬,山沟里也过得硬”的文章褒奖好八连。
1964年,中央决定召开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军区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父亲提议共青团“九大”应有“好八连”的代表参加,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这样,指导员王经文作为八连代表参加了这一盛会,全国各条战线的青年英雄模范济济一堂,互学共勉。其中,还有当时的劳模代表李瑞环(后任国家领导人)。会上,王经文被全票通过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回来后,王经文指导员认真传达了会议盛况,并以英模代表队的留言及他们的事迹对部队进行教育,使八连全体干部的思想境界又受到了一次升华。
1965年3月20日,八连圆满完成军事任务,怀着喜悦的心情,带着六十军、“临汾旅”、团、营的关爱和兄弟部队的先进经验,回到了阔别一年的上海,担任全训和迎外任务。5月,在“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两周年活动时,父亲发表了《好八连要永远好下去》的讲话,刊登在《人民前线》报上。同年秋天,父亲又来到八连,看望慰问了军事训练归来的八连官兵,并和连长董洪禄、指导员王经文两个人谈话,询问了八连干部的情况。同年下半年,八连干部作了调整。还记得1965年夏天,我和许伯伯的女儿,放暑假来到上海,父亲和许伯伯都要求我们去好八连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父亲同其他领导同志一样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人被围攻,家被抄。尽管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他仍然在关心着“好八连”的建设。一次会议期间,他对八连代表说:“你们要教育干部战士一定要遵守部队各项规定,不要去看大字报、小字报,不要听信和传播小道消息。“文革”时,外地一些串联到上海的红卫兵,有的是要向“好八连”学习,也有的是为了取得“好八连”的支持,他们到处寻找“好八连”的驻地。为使八连不受到冲击,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领导及时决定将“好八连”拉到郊外,先后三次移动驻地,保持了连队的稳定。1967年“文革”的冲击波更大了,鉴于形势的发展,父亲利用军区开会的机会约见八连的干部,说:“现在看,连队干部战士的亲戚,有的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批斗、抄家,你们党支部要心中有数,一定要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防止发生意外。”并特别嘱咐:“你们可组织干部战士开展写家信活动,教育他们的亲属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好八连”代表王指导员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了好八连的代表,主席亲切地与王指导员握手。领袖的握手给予好八连极大的鼓舞,这张照片至今都挂在好八连连史室的显著位置上。会议结束后,父亲和军区政治部王六生主任特意叫来王指导员,对他说:“你是连队代表,毛主席及中央领导接见了你,是你的光荣,也是连队的光荣,回去以后认真向连队干部战士传达好会议精神,落实好会议精神。”父亲特别对王指导员说:“建设好连队不是靠讲上去的,也不是靠写上去的,而是靠扎实地做工作做上去的。教育、训练、管理、思想工作一定要扎扎实实。”
1973年4月,在上海延安饭店,南京军区召开了全区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经验交流会,军区各大单位汇报交流了经验。父亲在会上强调一定要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地开展学习好八连活动,把连队建设的基础打牢、战斗力提高。4月25日,南京军区隆重召开了纪念“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十周年大会,军区司、政、后和各大单位领导、上海警备区领导、上海市领导出席了大会。八连代表在大会上介绍了先进经验,父亲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军区部队进一步深入有效地开展学习好八连活动,推动军区部队全面建设。就在这次会议后,王洪文发泄了对父亲的不满:“杜平明明知道我到中央工作了,他还走在我前头,坐在主席台正中位置”。是的,父亲从内心看不起这个不学无术,却争权争利的造反派“司令”,更不愿意他插手搞乱部队。
正是因为军委、总部、军区、上海警备区党委的高度重视,各级机关的热情、得力的帮助,有像父亲一样的众多老首长的关心,使“好八连”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即使是在“文革”那样的动乱的年代,连队牢记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八连颂》”的教导,严格执行了纪律,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并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包括像抓捕、押送、看管林彪在上海、杭州的死党;抓捕、看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保卫毛主席在上海期间的安全以及接待外宾,累计接待了来自世界24个国家,近30批友好参观团等重大政治任务。
1990年4月18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军要深入、扎实地开展学习好八连活动。1993年4月25日,南京军区举行纪念“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三十周年大会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专程前往上海参加。刘副主席在会上讲:开始有人说“好八连”政治上没问题,军事上不过硬,缺一条腿。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就把“好八连”拉到安徽滁州三界磨盘山进行军事训练补课,许司令当连长、杜政委当指导员,当时传出了“上将连长、中将指导员”的美名。你们不能忘记“好八连”连长、指导员中有许司令、杜政委这段历史呀!刘副主席还肯定了当年部队抓向雷锋学习、向“好八连”学习是完全正确的,确实加强了部队政治思想建设,达到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目的。新时期中央军委继续抓学习雷锋、学习“好八连”的活动,不仅使我军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迈上了新台阶,而且对新时期改善党风、民风和社会风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好八连,迄今仍是时代的先进典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党的领导人,为全军、全国树立和培养的光辉旗帜将永远飘扬。
(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