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19世纪,中国西南山区普遍经历了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地关系紧张,山地开发加剧,大量森林植被遭到损耗,生态环境出现危机。但是黔东南地区在同期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森林植被破坏,反而实现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本文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方法,对明代至民国初年黔东南的森林资源变迁及其社会区域响应机制进行研究得出,这种区域差异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条件和人类活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合理的社会响应机制是黔东南能够在清代至民国初期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有力的驱动因素。其中少数民族的宗教崇拜、禁忌习俗,以及传统的习惯法,是黔东南山地民族原始而独特的生态观的外化表现,对森林资源的保育、树种遗传资源的保存有直接推动作用;林粮套种的农林生产结构,大大规避了单纯农垦生产模式潜在的自然灾害风险,保证了地力的充分使用,解决了佃农的口粮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林区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乡规民约和林事纠纷调解机制,构成一个强有力的林业法制管理体系,对森林资源日常管理和利用秩序进行严格规范,确保了民间法规法律效力和有序执行。鉴于历史时期山地民族生态智慧对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如何充分认识、理解,并将民族社区精华的传统生态智慧有效地运用于现代资源管理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