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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的主体性”确证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与近代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在历史中实现的问题。进而，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活”生产实践的研究，从现代技术-工业活动的研究中探寻“人的主体性”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实现的问题：首先，现代技术以工业活动的方式体现着人的类本质，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科技作为人的劳动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其次，现代技术-工业运行着工具理性的逻辑，科技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同时也可能成为异己力量，从而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最后，人的主体性的确证要以现代技术-工业的高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普遍交往”的确立为基础，从而通过实现社会关系的合理性发展以及现代技术的自身改进与转型来探寻技术的人性化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现代技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7
随着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主体性” 确证的论题成为西方近代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开启了哲学上的人的主体性的确证，“我”，以人的自我意识为根据，“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1]；但到黑格尔那里，“主体性”以超然于人的“绝对精神”为化身，成为“现代世界的原则”[2]，至此，以“主体性”为根据的现代性问题成为后来学者不断诟病的论题。
马克思哲学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理论的最高价值取向，“人的主体性”确证问题无疑地构成了它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与近代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劳动，即感性、对象性活动，比抽象的实体和自我意识更为根本，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和展现。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性”确证的论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在历史中现实地得以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时代，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在特殊意义上是现代技术-工业，马克思将其表述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中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3]89的活动，它在一般意义上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因此，在“人的主体性”确证的问题上，马克思不仅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理论家们，也批判费尔巴哈的仅仅停留于“感性直观”而最终将人类感性实体化之理论限度，进而，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活”生产实践的研究，从现代技术-工业的研究中探寻“人的主体性”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实现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在资本全球化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不仅看到了现代化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方面，还关注着现代化的消极方面与负面价值，从而探索着如何在传承启蒙精神的前提下实现现代技术的人性化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确证的问题。
一
为了探讨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性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3]56通过对象性活动——劳动，人从自然界中获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自然界进入人的头脑，成为科学和艺术的对象，人产生了关于对象的意识和自我的意识，从而超越纯粹动物性的感觉而从人性角度来看待自然和理解自然，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自然界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进入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无机身体。进而，通过劳动，人创造对象世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58创造对象世界的活动在马克思时代里就是现代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所形成的工业活动。
从劳动范畴出发，马克思表达了现代技术-工业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观点，认为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它以感性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是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3]89，现代技术-工业展现了自然科学通过工业进入人的生活的过程，因而，现代技术-工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主体性得以确证的历史。“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89在现代技术-工业活动中，人改造自然界，实现自然界的人化，从而工业作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
虽然现代技术与劳动都是人的类本质的重要方面，展示着人的主体性，但是人的主体性却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才能得以实现。脱离了现代技术所处的社会环境，人的主体性确证的问题就会重回将人的主体性实体化或抽象化的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窠臼内。着眼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的批判，进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揭示了整个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只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在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4]这里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是“历史的诞生地”。 马克思将“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从其出发，人类历史发展才能得到说明。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科技是人的劳动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随着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到来，科技成为第一位生产力，是“历史的有力杠杆”[5]，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由于技术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不断地得以提升。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中所运用的技术，集中地反映在劳动资料中，劳动资料的发展史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进程。“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6]210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科学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中，科学理论被自觉地应用于工业生产，按照科学理论，生产中的技术得以改进，成为了科学的社会应用形式，从而生产摆脱了个体的传统经验和技能。机器是劳动工具专门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工具机、发动机和传动机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机器体系。其中，工具机是对传统的劳动工具和人的肢体的模仿，它取代了工人的肢体与技能，促成了生产的专门化；发动机和传动机构作为对人的体能取代方式，前者为生产提供着巨大的动力，后者则调节着机器部件间的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6]429，实现着生产的自动化。因而，马克思认为科技是提升人的劳动生产能力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活动器官的延长。相对于同种机器间的协作而言，工具机、发动机和传动机构所组成的机器体系是机器发展的高级阶段，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形式是工厂制度。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的推行带来了生产的大规模化、高效化，科学、技术与生产在人类历史上展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这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生产能力。
二
科技的进步也是启蒙的进步，作为人的理性力量，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证。同时，科技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极大扩张性和渗透性，通常与工具理性的其他形式，如理性的经济、理性的法、理性的行政等相互渗透和相互整合。所以，科技也具有工具理性的两面性：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它是历史进步的力量，但它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异己力量，构成对自然和人的控制与奴役，造成种种社会异化问题。
首先，技术理性所要求的分工支配着人，强迫着人，使人在技术所代表的社会力量面前变得软弱无力。
人是现实的人，他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7]16现实的人受物质生产条件所制约，这个物质条件是技术条件，它是社会分工得以进行的内在要求。“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8]
近代以来，技术条件对社会分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生产劳动的管理中。“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6]358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技术条件是按照生产高效运行的技术理性原则来展开的，严密的职能分工是与资本所要求生产的社会化相适应的管理技术。
具体来说，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分工是对手工活动的分解，出现了手工劳动工具的专门化，这造成了只能专门操作特定劳动工具、只具有特定劳动经验和技能的“局部工人”，这就意味着离开了分工所确定的特定劳动工具与劳动经验、技能，工人将无法适应社会化的生产而被生产无情地淘汰。因此，分工作为异于工人的社会力量约束着、操纵着“局部工人”。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分工是按照机器的高效运转的理性要求来展开的，从而，全新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工厂制度作为适应于机器体系生产的管理技术，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在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中，工人的特定劳动技能和经验“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 [6]487，在机器体系运用科学所进行自动化的生产面前，“局部工人”所拥有的劳动技能和经验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因而不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能力。“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6]488在工厂里，为了适应机器体系的运行从而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高效性，工人被按比例地分配到生产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中，进行着高强度、简单重复的操作。技术理性以“客观化”工艺规范、纪律，构成“工厂法典”的内在逻辑，并以“科层制”的经理、监工等形式，渗透到工厂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着工厂制度对工人劳动的压迫和支配，“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现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讽刺画。”[6]488工厂如同一架高效运转的巨型机器，每个生产单位作为巨型机器的部件，而每个工人只作为其中的一个零件，他们按照机器高效运转所赋予的职责和要求有序地进行着单调、枯燥的劳动。于是，“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6]688。“人”，作为按照技术理性原则被划分、归类并重构的人，从工厂制度中被创造出来。在工厂制度中，大机器生产方式并没有让工人摆脱劳动，反而使他们的劳动变得毫无内容，技术进步带来的看似减轻体力消耗的劳动却成了折磨人的手段，机器体系对工人的支配不仅极度地损害他们的神经系统，也剥夺了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 其次，技术理性与资本理性原则相互渗透，技术运行着资本增殖的意志，形成“科学与资本的结合”，构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盘剥。
“资本”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是“作为强迫进行剩余劳动的力量”的范畴。同时，资本“作为吸收和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力量（作为这些生产力的人格化），它是生产的。”[9]422以“自行增殖”为原则的资本展现出工具理性的逻辑，与技术理性相互渗透。其中，“自行增殖”的资本理性逻辑，以技术理性所要求的高效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得以展开。资本 “客观”地要求生产的高效化，这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化得以实现的，从而“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9]419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建构。
“物的人格化”是指资本自行增殖的理性原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中的技术运用，技术运行着资本增殖的意志，并执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体现出来的统治和剥削意志，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人格”意图。
由于“物的人格化”，这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中，技术的社会属性是资本所赋予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技术产品、技术条件、分工以及对自然力加以运用的科技等，代表着资本家的人格，都是资本的力量，因而，“人的物化”即人被技术所支配，成为了工人必然的命运。
在工场手工业的生产中，“劳动资料也不再是实现他劳动的手段，相反，他的劳动表现为增殖的手段，即对劳动资料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吸收。”[10]生产劳动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现代技术对劳动的吸收程度则更深。“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9]420机器体系作为劳动资料，是资本巨大规模的社会财富形式，“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11]，是一种与资本增殖逻辑相适应的存在。这表现在机器体系 “客观”地要求工人在时空上的聚集，从而实现着工人群体大规模的社会化协同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机器的数目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运转速度的快慢，有着相应的比例，比例越合理则机器间的结合程度越高；原材料从生产的最初阶段到形成产品的最后阶段越是无需人工的参与，则生产过程越具有连续性，从而生产就越高效，这是一个生产的科学化过程。同时，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的使用频率越高，则资本折旧和周转也就越快，从而资本增殖越快。因此，生产的科学化过程受资本自行增殖的理性原则所决定，而工人被科学化生产的机器节奏所操纵和压迫，“人，已经不再是人了，变成了一个东西，成为了生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12]。
自行增殖的资本理性与生产高效运行的技术理性原则相互渗透，从而技术运行着资本增殖的意志，造成了技术对人的强迫性和压迫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6]846技术，以理性原则方式作为一种无法反抗的“生产规律”，构成了对工人的强迫，实现着资本对工人的支配和剥削意图。
三
虽然，现代技术-工业对自然的改造展现的是科技对自然和人的双重强迫和支配。但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仍然要以现代技术-工业的高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普遍交往”的确立为前提。
人类历史活动首先不是思想活动，而是生产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现实运动，在生产实践的技术活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和发展。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科技进步客观地要求打破旧有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而为人摆脱旧有的社会关系的统治来获得解放，创造了制度前提。“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的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7]18-19相对于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等活动在改变现存世界方面的作用而言，马克思更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成为了第一生产力，人摆脱了统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进入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经济交往普遍发展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现代技术的运用引发了一系列异化问题，但异化的克服，仍然是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从而最终为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创造物质条件。通过技术生产活动，生产力得以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但是摆脱贫困的物质条件，也是建立普遍交往的前提，“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取代。”[7]30只有普遍交往才能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从而，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普遍交往为前提，在人类社会未来，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不再仅仅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而是生产实践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工业的高度发展来消灭现存状态而不断生成的现实运动。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确证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理性精神演绎的过程，而是在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基础上，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变革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过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必需和必然的一环，理性的市场、理性的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理性的管理和民主政治，都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要素。在现代化的诸要素中，理性的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市场经济与管理才能形成和扩大，人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弘扬和确证，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地得以实现。 虽然，在人类历史中，工业化进程曾以资本理性和技术理性相结合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展开和运行，资本主义的经典现代化模式展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不仅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生产、经济的自我破坏，而且带来了严重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从而，破坏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化进程，也导致了启蒙以来的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现代技术-工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将孕育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制度，现代技术-工业发展所展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必然造成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扬弃，这个扬弃就是在现代技术-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来实现制度上的突破。
我国现代化模式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典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前苏联模式——仅仅强调发展科技和生产力而无视现代技术异化问题的现代化困境。我国现代化模式是具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工业化模式，马克思的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是符合不同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强调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国战略中，我们还必须注重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的改革，从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和发挥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的前提下揭示技术异化问题，揭示现代技术所展现的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如果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关系批判的这个前提，那么，必然会导向工具理性批判的纯粹文化批判，甚至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如果仅仅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和非人道性，而无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可能导致的种种异化问题，那么现代技术的合理发展问题将被忽视，从而导致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逻辑而造成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以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技术理性与社会关系合理性的统一为前提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不仅仅依赖于技术的发展程度，至关重要的是，人类还要能合理地组织技术和利用技术。“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6]451页注（116a）。未来的社会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否定，也是对其生产方式所展现出来的技术异己力量的克服。“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13]。因此，实现现代技术对人主体性的确证，还需要社会关系的合理性发展，这需要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尽量地扬弃技术异化，从而通过现代技术和生产的自身改进与转型来探寻现代技术的人性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88.
[2]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8.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0-35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9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0.
[12]Erich Fromm.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 and Row Publishers， 1968：38.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5.
（责任编辑 文 格）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现代技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7
随着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主体性” 确证的论题成为西方近代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开启了哲学上的人的主体性的确证，“我”，以人的自我意识为根据，“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1]；但到黑格尔那里，“主体性”以超然于人的“绝对精神”为化身，成为“现代世界的原则”[2]，至此，以“主体性”为根据的现代性问题成为后来学者不断诟病的论题。
马克思哲学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理论的最高价值取向，“人的主体性”确证问题无疑地构成了它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与近代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劳动，即感性、对象性活动，比抽象的实体和自我意识更为根本，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和展现。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性”确证的论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在历史中现实地得以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时代，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在特殊意义上是现代技术-工业，马克思将其表述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中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3]89的活动，它在一般意义上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因此，在“人的主体性”确证的问题上，马克思不仅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理论家们，也批判费尔巴哈的仅仅停留于“感性直观”而最终将人类感性实体化之理论限度，进而，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活”生产实践的研究，从现代技术-工业的研究中探寻“人的主体性”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实现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在资本全球化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不仅看到了现代化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方面，还关注着现代化的消极方面与负面价值，从而探索着如何在传承启蒙精神的前提下实现现代技术的人性化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确证的问题。
一
为了探讨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性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3]56通过对象性活动——劳动，人从自然界中获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自然界进入人的头脑，成为科学和艺术的对象，人产生了关于对象的意识和自我的意识，从而超越纯粹动物性的感觉而从人性角度来看待自然和理解自然，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自然界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进入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无机身体。进而，通过劳动，人创造对象世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58创造对象世界的活动在马克思时代里就是现代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所形成的工业活动。
从劳动范畴出发，马克思表达了现代技术-工业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观点，认为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它以感性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是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3]89，现代技术-工业展现了自然科学通过工业进入人的生活的过程，因而，现代技术-工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主体性得以确证的历史。“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89在现代技术-工业活动中，人改造自然界，实现自然界的人化，从而工业作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
虽然现代技术与劳动都是人的类本质的重要方面，展示着人的主体性，但是人的主体性却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才能得以实现。脱离了现代技术所处的社会环境，人的主体性确证的问题就会重回将人的主体性实体化或抽象化的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窠臼内。着眼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的批判，进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揭示了整个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只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在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4]这里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是“历史的诞生地”。 马克思将“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从其出发，人类历史发展才能得到说明。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科技是人的劳动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随着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到来，科技成为第一位生产力，是“历史的有力杠杆”[5]，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由于技术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不断地得以提升。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中所运用的技术，集中地反映在劳动资料中，劳动资料的发展史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进程。“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6]210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科学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中，科学理论被自觉地应用于工业生产，按照科学理论，生产中的技术得以改进，成为了科学的社会应用形式，从而生产摆脱了个体的传统经验和技能。机器是劳动工具专门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工具机、发动机和传动机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机器体系。其中，工具机是对传统的劳动工具和人的肢体的模仿，它取代了工人的肢体与技能，促成了生产的专门化；发动机和传动机构作为对人的体能取代方式，前者为生产提供着巨大的动力，后者则调节着机器部件间的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6]429，实现着生产的自动化。因而，马克思认为科技是提升人的劳动生产能力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活动器官的延长。相对于同种机器间的协作而言，工具机、发动机和传动机构所组成的机器体系是机器发展的高级阶段，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形式是工厂制度。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的推行带来了生产的大规模化、高效化，科学、技术与生产在人类历史上展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这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生产能力。
二
科技的进步也是启蒙的进步，作为人的理性力量，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证。同时，科技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极大扩张性和渗透性，通常与工具理性的其他形式，如理性的经济、理性的法、理性的行政等相互渗透和相互整合。所以，科技也具有工具理性的两面性：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它是历史进步的力量，但它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异己力量，构成对自然和人的控制与奴役，造成种种社会异化问题。
首先，技术理性所要求的分工支配着人，强迫着人，使人在技术所代表的社会力量面前变得软弱无力。
人是现实的人，他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7]16现实的人受物质生产条件所制约，这个物质条件是技术条件，它是社会分工得以进行的内在要求。“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8]
近代以来，技术条件对社会分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生产劳动的管理中。“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6]358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技术条件是按照生产高效运行的技术理性原则来展开的，严密的职能分工是与资本所要求生产的社会化相适应的管理技术。
具体来说，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分工是对手工活动的分解，出现了手工劳动工具的专门化，这造成了只能专门操作特定劳动工具、只具有特定劳动经验和技能的“局部工人”，这就意味着离开了分工所确定的特定劳动工具与劳动经验、技能，工人将无法适应社会化的生产而被生产无情地淘汰。因此，分工作为异于工人的社会力量约束着、操纵着“局部工人”。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分工是按照机器的高效运转的理性要求来展开的，从而，全新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工厂制度作为适应于机器体系生产的管理技术，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在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中，工人的特定劳动技能和经验“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 [6]487，在机器体系运用科学所进行自动化的生产面前，“局部工人”所拥有的劳动技能和经验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因而不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能力。“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6]488在工厂里，为了适应机器体系的运行从而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高效性，工人被按比例地分配到生产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中，进行着高强度、简单重复的操作。技术理性以“客观化”工艺规范、纪律，构成“工厂法典”的内在逻辑，并以“科层制”的经理、监工等形式，渗透到工厂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着工厂制度对工人劳动的压迫和支配，“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现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讽刺画。”[6]488工厂如同一架高效运转的巨型机器，每个生产单位作为巨型机器的部件，而每个工人只作为其中的一个零件，他们按照机器高效运转所赋予的职责和要求有序地进行着单调、枯燥的劳动。于是，“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6]688。“人”，作为按照技术理性原则被划分、归类并重构的人，从工厂制度中被创造出来。在工厂制度中，大机器生产方式并没有让工人摆脱劳动，反而使他们的劳动变得毫无内容，技术进步带来的看似减轻体力消耗的劳动却成了折磨人的手段，机器体系对工人的支配不仅极度地损害他们的神经系统，也剥夺了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 其次，技术理性与资本理性原则相互渗透，技术运行着资本增殖的意志，形成“科学与资本的结合”，构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盘剥。
“资本”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是“作为强迫进行剩余劳动的力量”的范畴。同时，资本“作为吸收和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力量（作为这些生产力的人格化），它是生产的。”[9]422以“自行增殖”为原则的资本展现出工具理性的逻辑，与技术理性相互渗透。其中，“自行增殖”的资本理性逻辑，以技术理性所要求的高效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得以展开。资本 “客观”地要求生产的高效化，这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化得以实现的，从而“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9]419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建构。
“物的人格化”是指资本自行增殖的理性原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中的技术运用，技术运行着资本增殖的意志，并执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体现出来的统治和剥削意志，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人格”意图。
由于“物的人格化”，这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中，技术的社会属性是资本所赋予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技术产品、技术条件、分工以及对自然力加以运用的科技等，代表着资本家的人格，都是资本的力量，因而，“人的物化”即人被技术所支配，成为了工人必然的命运。
在工场手工业的生产中，“劳动资料也不再是实现他劳动的手段，相反，他的劳动表现为增殖的手段，即对劳动资料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吸收。”[10]生产劳动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现代技术对劳动的吸收程度则更深。“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9]420机器体系作为劳动资料，是资本巨大规模的社会财富形式，“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11]，是一种与资本增殖逻辑相适应的存在。这表现在机器体系 “客观”地要求工人在时空上的聚集，从而实现着工人群体大规模的社会化协同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机器的数目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运转速度的快慢，有着相应的比例，比例越合理则机器间的结合程度越高；原材料从生产的最初阶段到形成产品的最后阶段越是无需人工的参与，则生产过程越具有连续性，从而生产就越高效，这是一个生产的科学化过程。同时，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的使用频率越高，则资本折旧和周转也就越快，从而资本增殖越快。因此，生产的科学化过程受资本自行增殖的理性原则所决定，而工人被科学化生产的机器节奏所操纵和压迫，“人，已经不再是人了，变成了一个东西，成为了生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12]。
自行增殖的资本理性与生产高效运行的技术理性原则相互渗透，从而技术运行着资本增殖的意志，造成了技术对人的强迫性和压迫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6]846技术，以理性原则方式作为一种无法反抗的“生产规律”，构成了对工人的强迫，实现着资本对工人的支配和剥削意图。
三
虽然，现代技术-工业对自然的改造展现的是科技对自然和人的双重强迫和支配。但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仍然要以现代技术-工业的高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普遍交往”的确立为前提。
人类历史活动首先不是思想活动，而是生产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现实运动，在生产实践的技术活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和发展。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科技进步客观地要求打破旧有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而为人摆脱旧有的社会关系的统治来获得解放，创造了制度前提。“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的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7]18-19相对于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等活动在改变现存世界方面的作用而言，马克思更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成为了第一生产力，人摆脱了统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进入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经济交往普遍发展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现代技术的运用引发了一系列异化问题，但异化的克服，仍然是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从而最终为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创造物质条件。通过技术生产活动，生产力得以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但是摆脱贫困的物质条件，也是建立普遍交往的前提，“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取代。”[7]30只有普遍交往才能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从而，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普遍交往为前提，在人类社会未来，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不再仅仅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而是生产实践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工业的高度发展来消灭现存状态而不断生成的现实运动。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确证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理性精神演绎的过程，而是在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基础上，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变革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过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必需和必然的一环，理性的市场、理性的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理性的管理和民主政治，都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要素。在现代化的诸要素中，理性的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市场经济与管理才能形成和扩大，人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弘扬和确证，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地得以实现。 虽然，在人类历史中，工业化进程曾以资本理性和技术理性相结合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展开和运行，资本主义的经典现代化模式展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不仅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生产、经济的自我破坏，而且带来了严重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从而，破坏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化进程，也导致了启蒙以来的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现代技术-工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将孕育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制度，现代技术-工业发展所展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必然造成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扬弃，这个扬弃就是在现代技术-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来实现制度上的突破。
我国现代化模式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典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前苏联模式——仅仅强调发展科技和生产力而无视现代技术异化问题的现代化困境。我国现代化模式是具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工业化模式，马克思的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是符合不同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强调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国战略中，我们还必须注重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的改革，从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和发挥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的前提下揭示技术异化问题，揭示现代技术所展现的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如果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关系批判的这个前提，那么，必然会导向工具理性批判的纯粹文化批判，甚至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如果仅仅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和非人道性，而无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可能导致的种种异化问题，那么现代技术的合理发展问题将被忽视，从而导致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逻辑而造成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以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技术理性与社会关系合理性的统一为前提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不仅仅依赖于技术的发展程度，至关重要的是，人类还要能合理地组织技术和利用技术。“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6]451页注（116a）。未来的社会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否定，也是对其生产方式所展现出来的技术异己力量的克服。“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13]。因此，实现现代技术对人主体性的确证，还需要社会关系的合理性发展，这需要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尽量地扬弃技术异化，从而通过现代技术和生产的自身改进与转型来探寻现代技术的人性化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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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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