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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1998-2015年中国的分省数据，利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实证检验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有显著正向影响，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强度呈现区域差异，东部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强度大于中部地区。政府干预、信息化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国发【2009】41号文件出台，明显增强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作用，旅游依托省份相比非旅游依托省份，其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边际影响力有显著提高;研究结果也表明，人口规模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度、信息化是驱动中国城市空间向外扩展的显著因素。
[关键词]旅游发展;城市空间扩展;固定效应;随机效应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10-0041-10
引言
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城市化是一个城市经济、文化、人口、空间等多维度协同成长的过程，从空间层面来看，城市化催生了城市多元化的用地需求，在带来城市空间内部填充式成长与垂直面立体成长的同时，也引致地理水平面的城市空间扩展。以城市建成区面积表征城市空间扩展，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6）》获悉，1998-2015年期间，中国城市空间持续扩展，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98年的21380平方千米上升到2015年的52 102平方千米，年均增幅为5.40%。在中国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扩展蔓延的同时，旅游业作为引领经济增长与提升人们幸福感知的综合性产业，多年来也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6）》数据也显示，1998-2015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次从6.94亿增加到40亿，年均增幅为11.06%，入境旅游人次从期初的6347.84万增加到期末的13 382.04万，年均增幅为4.71%，旅游总收入则从1998年的3434亿元递增到2015年的41273亿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经计算年均实际增幅为13.98%。综合上述数据发现，在样本时间段，旅游产业与城市空间扩展具有同样的增长趋势，那么，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有无影响？如果有，其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将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探索解析。
早期国外文献从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视角就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进行了回答。Mullin与Gladstone认为，当城市化和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旅游会成为驱动城市与地区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n-21，即旅游城市化产生;诚然，城市化不仅包含地区产业、人口、文化、设施等在城市的空间集聚，更是城市在空间层面的自我表达，因此旅游城市化也蕴含着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存在潜在影响。近期的国外学者主要以案例研究法，探讨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的影响，Celata以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罗马为例，基于历史空间数据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会在旅游吸引物、交通节点等地，形成新的城市中心，进而驱动城市空间的离心化变革。Vaz等基于葡萄牙阿尔加维1990年、2000年及2006年空间演化的数据，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是城市增长的吸引因子，阿尔加维滨海旅游发展，使得大量农用土地转变为旅游等非农用地，推动了城市向外拓展蔓延。Hof等以西班牙度假胜地马约尔卡岛为研究样本，揭示出旅游发展通过3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蔓延，其一，旅游者与投资者对城市近郊第二居所（second home）的需求;其二，近郊低密度生活吸引了当地人的居住选择;其三，度假别墅的需求，催生了城市远郊更低密度度假空间的生产。 Dominguez等则以乡村旅游目的地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发展是城市空间扩展的助推器，但也会给旅游目的地带来一定的社会环境风险。
受国外研究的启发，国内学者黄震方、陆林、朱竑等、李亚娟等、钟家雨等对旅游城市化现象与理论展开了研究，侧面研究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部分学者以城市个案研究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吴必虎以上海为城市案例研究发现，游憩需求下大城市周边存在环城游憩带;王润等分析了游憩需求下北京郊区游憩空间的生产拓展规律;张洪恩等研究揭示，青岛滨海旅游资源禀赋驱使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向滨海地区集聚发展，以旅游业为典型的现代服务业的兴起是推动青岛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力量。
综合国内外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影响的研究发现，尽管成果丰硕，但是还存在以下研究局限：其一，诸多文献都是从城市个案的微观尺度进行研究，缺乏宏观层面的统计分析;其二，从研究方法上看，除少数学者采用历史空间数据进行地理上的定量研究外，诸多研究仅停留在描述性的定性分析上;其三，已有研究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的关系研究还比较隐晦，并没有彻底厘清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机制。鉴于以上研究不足，下文尝试利用1998-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考察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形成机理与影响效应，以期望从空间维度丰富旅游城市化的研究，并就旅游发展的空间影响提供一个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1 理论机制与假说演绎
1.1 旅游发展推动城市空间扩展的理论演绎与假说
旅游发展是旅游业在产业生态系统中依靠吸取生态营养，产业生命体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演变过程，国内外城市空间成长的实践（如拉斯维加斯、悉尼、桂林、张家界、杭州、苏州等）与已有文献启发我们，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應该存在一定的解释力，旅游发展主要通过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直接效应、旅游发展的间接效应等途径推动城市空间扩展（图1）。
（1）城市旅游发展拉动旅游特征产业与关联产业的用地扩张。依据《旅游卫星账户：建议的方法框架（2008）》，旅游涉及住宿服务、实物与饮料服务、铁路客运、公路客运服务、水上客运服务、航空客运服务、旅行社和其他预订服务等12项特征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旅游特征产业，城市旅游发展拉动了各旅游特征产业的用地需求，其空间载体主体呈现为旅游地产，包含旅游景点地产与开放性景区（如世博园、主题公园、博物馆、公园广场、历史文化街区等）、旅游商业地产（商店、购物中心、餐馆、会议中心、展览中心、娱乐城等）、旅游度假地产（旅游宾馆、高尔夫度假村、度假别墅、产权酒店、康养中心等）与旅游服务配套地产等（旅游集散中心、游客服务中心、旅游管理中心、旅游交通设施、旅游公厕等），各项旅游特征产业用地需求在引致城市内部空间填充式扩展同时，由于郊外的土地规模、成本优势、空气质量与城市规划等原因，也会推动城市空间向郊外蔓延发展。此外，按照《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5）》，旅游相关产业主要包含游客出行辅助、旅游金融、旅游教育、其他旅游辅助服务与政府旅游事务管理、涉外旅游事务管理等，显然，城市旅游发展可以通过旅游相关产业的用地需求扩张，拉动城市空间扩展。 （2）乡村旅游擅变转型。乡村旅游发展是乡村城市化的内生力量。城市边缘的乡村因为旅游发展，引致乡村旅游用地增加、耕地面积减少、宅基地转让与功能旅游化变革;并且，乡村经济结构从单一农业形态走向旅游业驱动下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村民就业呈现旅游化倾向，本地乡绅与外来精英成为旅游创业的主体;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带来外来人口上升（就业与常居等）与乡村聚落社区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关系、传统生产与生活空间不断解体并重新构建;与此同时，仿古建筑、现代建筑、后现代建筑、欧式建筑等新的建筑风格大量涌人乡村，乡村景观破碎化，传统乡村的现代气息与城市味道越来越浓郁。在外来旅游流的持续汇人下，传统乡村逐渐蜕变为具有城市特征的游憩休闲空间，一旦旅游流的流量与流质达到一定的阈值，乡村的诗意栖居地就自然演化为新的城市空间。
（3）旅游发展下的城市品牌营造引致产业汇聚、人口集聚与第二居所涌现。Lim指出，城市品牌可以通过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不同路径建立起来，但旅游发展是建立城市品牌最为重要的路径。旅游发展一方面可以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另一方面，它通过城市品牌营造提升地方声誉与城市价值，展示出城市独有的魅力与形象，成为地方营销的利器，进而吸引大量工业与服务业的投资与产业布局，并在城市内部或者城郊形成特定的产业集聚区，比如苏州工业园区、杭州高新区等，他们是旅游城市品牌营造下形成的典型产业集聚空间，诸多产业集聚空间本身需要占据大量的城市用地，同时逐渐发展为城市的新增长极，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空间围绕新增长极的拓展。此外，旅游带来的城市品牌效应与随之出现的多元产业汇集，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就业与创业人口，人口汇聚衍生出对生产、生活、游憩等城市功能的空间需求，进而推动城市不断向城郊蔓延。再者，依托旅游发展，城市在营造城市品牌时，将会不断优化自然景观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改善科教文卫、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增强城市的宜居、宜游性，进而派生出投资客、旅游者、退休者等对第二居所的需求，故城市空间向外围郊区拓展也在情理之中。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1：旅游发展会推动城市空间扩展
1.2 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关系的调节机制
1.2.1 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
政府是经济社会运行的主导力量，政府有效干预能够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增强旅游业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财税、金融、土地、招商投资、出入境管理等）、旅游规划、旅游基本建设（含景点景区、接待设施、交通设施等）、旅游法治、旅游环境营造（含目的地营销、监管等）等来干预旅游经济运行，实现地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旅游發展仍以政府为主导力量，随着政府刺激旅游业发展政策的先后出台，旅游业规模持续扩张，推动了城市旅游用地的空间需求;尤其是旅游用地政策的倾斜优惠，引发了在资本趋利动机下，以“旅游”之名占据城市用地的新动态，进而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形态的驱动力量;并且，政府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也有效扩大了城市居民出游半径，随着城市出游需求的迅速膨胀，环城游憩带对城市客源市场的拉力也愈发增强;同时，政府有效干预使得旅游产品体系日益健全和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在旅游者多元需求偏好的引致下，形成不同等级、不同业态的旅游增长极，各增长极以点、轴甚至网络化的空间力量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展;此外，在中国特定的政体环境下，为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推动旅游业发展，政府有效干预，不仅可以对旅游用地空间进行合理规划与设计，而且也可以对旅游的间接用地需求做出及时有效的空间响应。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2：政府干预度提升，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作用随之增大
1.2.2 信息化的调节作用
信息化改变了旅游业的惯例、策略和行业结构。信息技术的嵌人，让旅游者可以脱离时空约束收集旅游信息、定制和购买旅游产品，也激发旅游企业与旅游目的地重构旅游产品、营销推广与商业模式，并可降低旅游供求双方的交易成本，激发旅游产业的创新创业，增强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组织效率。于是，伴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旅游目的地不断演化升级，其知名度不断提升，地区旅游发展潜力不断增强，旅游流流量也随之增大，这将引致城市对持续递增的旅游流做出空间回应，无形之中城市空间得以蔓延扩展。
此外，信息化改变了旅游目的地品牌的传播渠道，加快了旅游目的地品牌的传播速度，拉长了旅游目的地品牌的传播距离，信息化在推动旅游目的地演化升级、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着城市品牌营造，进而通过城市品牌化，派生出由于投资与产业汇集、人口集聚、第二居所建造等引致的多样化用地需求，从而驱动城市空间扩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3：信息化程度越高，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作用越强。
2 数据、模型与方法
2.1 变量与数据
基于1998-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下文就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根据研究主题，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空间扩展水平，以各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CITYSQUARE）的对数值来衡量，记为lnCITYSQUARE;旅游发展水平（lnTOURISM）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此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TOURISM的计算公式为：
TOURISM=（入境旅游收入×年平均汇率+国内旅游收入）/国内生产总值（1）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城市空间扩展水平，其影响因素多元而复杂，综合考虑已有文献、数据的可获得性与避免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等因素，为有效检验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的真实关系，将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口规模、政府干预度、信息化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以上主要控制变量定义如下：
1）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外商投资可以驱动城市建成区空间的外向扩展，本文将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经年平均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计量数值，取其对数值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记为lnFDI。 2）人口规模。Brueckner与Wassmer等认为人口因素对城市空间扩展有解释力;为此，选取人口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利用各地区年末人口数的对数值加以衡量，记为lnPOP。
3）政府干预度。Stone提出的“城市政体理论”指出，政府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政府力量对城市空间构筑与变化有影响。为此，本文选用政府干预度来考察政府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借鉴张建辉等的研究，利用地方公共财政支出除以GDP的对数值来表征政府干预度，记为lnGGOVERNln。政府干预可以为城市空间成长提供资金支持、发展规划与战略路径等制度安排，故预期政府干预度与城市空间扩展正相关。
4）信息化程度。信息化程度一般采用人均邮电业务量来衡量，本文取其对数值，记为lnlnFORM。地区信息化程度提升缩小了城市、城郊、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城市生产空间选择、居民工作居家提供了离心的城郊化可能性，进而引致城市空间向外拓展，故预期信息化与城市空间拓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1显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性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31个省份1998-2015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其中，国内旅游收入来自各地区各年度公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8-2015），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由WlnD资讯查询所得，其他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分省宏观年度库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6），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补齐。对所有涉及的价值型变量，我们以1998年为基础价格，利用各省各年度CPI将其平减转化为实际变量。
2.2 模型设计与佑计方法
为解析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我们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为1998-2015年，地区包含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兼具横截面与时序两个维度，能够增大样本容量，减少多重共线性，并可增加自由度与数据变异，从而获得更为有效的估计结论。依据研究目的，以城市空间拓展水平（lnCITYSQUARE）为被解释变量，以旅游发展（lnTOURISM）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对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变量组加以控制，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所有变量都进行取自然对数的处理。式（2）为基本计量经济模型：
在式（2）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各变量表征的含义见表1;其中，ni表示影响城市空间扩展的地区（省）固定效应，εit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本文采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对计量经济模型式（2）进行估计，究竟选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依据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而定，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小于0.05，则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若大于0.05，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如果ηi与模型某个解释变量相关，则称之为“固定效应模型”，此种情况下，OLS是不一致的。如果ηi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则称之为“随机效应模型”。从经济理论看，随机效应模型比較少见，但仍需通过数据来检验究竟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下文将报告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3 计量结果与分析
3.1 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回归结果
表2显示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回归结果，采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FE）还是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RE）估计取决于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解决地区层面遗漏变量的一个常见方法，是利用面板数据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以消除掉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对估计造成的影响，那些属于地理、自然资源、文化习惯类的遗漏变量就属于此列。表2模型1显示了选用固定效应对式（2）的估计结果，模型2到模型5在式（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叉项，以考察各控制变量是否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拓展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表2各模型显示，在1%的置信水平下，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发展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空间扩展，本文假说H1得到实证支持，这说明，在样本期内，旅游发展有助于解释中国城市向外围离心化拓展的空间变革。表2各模型也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人口规模、政府干预度、信息化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展具有明显推动力，这也充分反映，空间扩展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政治与技术等各因素综合作用下，城市成长发展表现出的内生规律现象。模型1数据显示，旅游发展每上升1%，城市空间扩展随之提升0.115%;模型1数据也显示，城市空间扩展对人口规模变化的弹性系数为1.126，表明富有弹性。从模型2与模型3的估计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人口规模两个变量，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拓展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但模型4显示，区域政府干预度提升，在自身引致城市空间向外扩展的同时，也明显加大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拓展的推动力度，显然假说12是成立的;模型5在式（2）基础上，引入了旅游发展与信息化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旅游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发展显著提升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拓展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旅游信息化在改变旅游产业生产、分配、消费的同时，也隐性影响城市空间拓展，故前文假说H3得到实证支持。
表3显示了东部、中部与西部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回归结果。东、中、西部按照中国惯用原则划分，其中，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省份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内蒙、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和江西;西部省份包括四川、重庆、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宁夏。在表3中，依据Hausman检验结果，东部、中部、西部应该分别选择随机效应（模型1）、固定效应（模型4）、固定效应（模型6）进行估计，3个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无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表现出一致的显著正向影响，比较各模型旅游发展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强度呈现区域差异。比较各模型回归系数可知，东部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力度最大，旅游发展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市空间随之扩展0.244个百分点。同时，旅游发展对西部城市空间推动效应要大于中部，究其原因，首先，可能在于西部地区土地资源相对充裕，旅游用地更容易形成大景区、大配套的发展格局;其次，西部地区由于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瓶颈，在培育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缺乏天然的比较优势，故利用自然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优先发展旅游产业成为共识，故在旅游产业与相关基础设施用地上会有选择性偏好，并且西部旅游产业被置于更高的产业地位，承载驱动西部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重要使命，故旅游发展对西部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大于中部，也在情理之中。表3中模型1、模型4与模型6显示，在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度、信息化都能有效解释城市空间扩展，但是人口规模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中东部，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在西部地区，人口规模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正向作用并不明显，这也影射出西部地区“人的城市化”任道而重远。 3.2 稳健性分析
下文我们将采用分时段样本、掐头去尾、替换变量、引入交互项4种方法，进一步考察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是否稳健性，表4显示了不同情形下稳健性分析的结果。1）分时段样本。《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确立了旅游产业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提出了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新任務、新要求、新内涵，被一致认为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为此，将样本以41号文件出台时间2009年为分割点，划分为1998-2008年与2009-2015年两个时段样本，以考察41号文件出台前后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变化。表4模型1与模型2显示，无论是41号文件出台前还是出台后，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都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回归系数显示，41号文件出台后，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作用明显增强，这也表明，中国城市能够对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制度安排做出及时有效的空间响应。2）掐头去尾。采用基于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发展年度平均值的掐头去尾法，继续进行稳健性分析。对数据分析得到，北京为旅游发展年度平均值最大省份，宁夏为旅游发展年度平均值最小身份，采用掐头去尾法，在表4中，模型3为掐头法剔除了北京，模型4为去尾法剔除了宁夏，从两模型旅游发展回归系数来看，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正向作用依然稳健。3）替换变量。非农产业发达程度是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表4模型5中，利用非农产业比重的对数值（lnTN）来替换lnFDI，以衡量地区非农产业发达程度，结果显示，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的显性正相关关系并未改变，再次验证了旅游发展推动城市空间扩展的稳健型。4）引入交互项。不同省区旅游发展强度有差异，用旅游总收入除以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旅游发展强度，并计算各省区年度平均旅游发展强度与全国年度平均旅游发展强度;依据平均旅游发展强度省区与全国的比较，引入旅游依托省份TLEAD的虚拟变量，如果某省年度平均旅游发展强度大于全国年度平均旅游发展强度，则为旅游依托省份TLEAD赋值为1，否则为非旅游依托省份TLEAD赋值为0。表4模型6引入了TLEAD与旅游发展（lnTOURISM）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驱动作用依然稳健。交互项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旅游依托省份相比非旅游依托省份，其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作用更大，这也反映出，旅游发展强度与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边际影响存在正相关关系。
4 结论与展望
城市化是一个城市经济、文化、人口、空间等多维度协同成长的过程，鲜有文献从宏观层面定量研究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演化的影响。基于1998-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文章检验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分时段样本、掐头去尾、替换变量、引入交互项4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成立。2）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强度呈现区域差异，东部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强度大于中部地区。3）政府干预度、信息化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41号文件出台后，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作用有明显提升，旅游依托省份相比非旅游依托省份，其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边际影响力有显著提高。4）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度、信息化是驱动中国城市空间不断扩展的显性因素，但人口规模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在中部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与城市空间扩展有显性正相关关系，而人口规模对西部城市空间扩展缺乏明显的解释能力。
从上述结论可知，旅游产业发展已经成为驱动中国城市空间成长的重要因素，这也再次佐证了中国存在旅游导向型城镇化（tourism-led urbanization，TIU）。显然，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旅游产业理应被赋予更大的产业担当;因此，各地区应该从空间层面合理编制城市规划与旅游专项规划，积极推进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形成空间有序、资源优化、产品丰富的旅游产业系统，让旅游业成为塑造城市形象、吸引产业投资、承载居民就业、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幸福感知的综合性产业;并且，在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下，应将旅游功能置于城镇功能设计的突出位置，并力争把旅游业培育为引领城市空间设计与城市空间拓展的基础性行业;此外，旅游发展带来的城市空间拓展，可能会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如热岛效应、生物多样性等）、文化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并可能滋生城市病，因此，旅游目的地需要谨慎评估旅游发展引致城市空间拓展的负面效应与风险，科学设计城市各项功能空间，以维系旅游业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诚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首先，文中仅以分省数据研究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的关系，分省数据得出的结论与基于城市数据获得的结论是否一致，还有待于实证检验;其次，本文并未从微观个案层面，就典型城市的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关系开展深入研究;再者，不同城市在地理特征、旅游资源禀赋、城市规模、城市化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那么，诸如此类的城市差异，是否会影响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作用机理，文章也尚未涉猎。诸多以上局限，必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旅游发展;城市空间扩展;固定效应;随机效应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10-0041-10
引言
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城市化是一个城市经济、文化、人口、空间等多维度协同成长的过程，从空间层面来看，城市化催生了城市多元化的用地需求，在带来城市空间内部填充式成长与垂直面立体成长的同时，也引致地理水平面的城市空间扩展。以城市建成区面积表征城市空间扩展，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6）》获悉，1998-2015年期间，中国城市空间持续扩展，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98年的21380平方千米上升到2015年的52 102平方千米，年均增幅为5.40%。在中国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扩展蔓延的同时，旅游业作为引领经济增长与提升人们幸福感知的综合性产业，多年来也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6）》数据也显示，1998-2015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次从6.94亿增加到40亿，年均增幅为11.06%，入境旅游人次从期初的6347.84万增加到期末的13 382.04万，年均增幅为4.71%，旅游总收入则从1998年的3434亿元递增到2015年的41273亿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经计算年均实际增幅为13.98%。综合上述数据发现，在样本时间段，旅游产业与城市空间扩展具有同样的增长趋势，那么，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有无影响？如果有，其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将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探索解析。
早期国外文献从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视角就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进行了回答。Mullin与Gladstone认为，当城市化和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旅游会成为驱动城市与地区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n-21，即旅游城市化产生;诚然，城市化不仅包含地区产业、人口、文化、设施等在城市的空间集聚，更是城市在空间层面的自我表达，因此旅游城市化也蕴含着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存在潜在影响。近期的国外学者主要以案例研究法，探讨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的影响，Celata以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罗马为例，基于历史空间数据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会在旅游吸引物、交通节点等地，形成新的城市中心，进而驱动城市空间的离心化变革。Vaz等基于葡萄牙阿尔加维1990年、2000年及2006年空间演化的数据，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是城市增长的吸引因子，阿尔加维滨海旅游发展，使得大量农用土地转变为旅游等非农用地，推动了城市向外拓展蔓延。Hof等以西班牙度假胜地马约尔卡岛为研究样本，揭示出旅游发展通过3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蔓延，其一，旅游者与投资者对城市近郊第二居所（second home）的需求;其二，近郊低密度生活吸引了当地人的居住选择;其三，度假别墅的需求，催生了城市远郊更低密度度假空间的生产。 Dominguez等则以乡村旅游目的地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发展是城市空间扩展的助推器，但也会给旅游目的地带来一定的社会环境风险。
受国外研究的启发，国内学者黄震方、陆林、朱竑等、李亚娟等、钟家雨等对旅游城市化现象与理论展开了研究，侧面研究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部分学者以城市个案研究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吴必虎以上海为城市案例研究发现，游憩需求下大城市周边存在环城游憩带;王润等分析了游憩需求下北京郊区游憩空间的生产拓展规律;张洪恩等研究揭示，青岛滨海旅游资源禀赋驱使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向滨海地区集聚发展，以旅游业为典型的现代服务业的兴起是推动青岛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力量。
综合国内外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影响的研究发现，尽管成果丰硕，但是还存在以下研究局限：其一，诸多文献都是从城市个案的微观尺度进行研究，缺乏宏观层面的统计分析;其二，从研究方法上看，除少数学者采用历史空间数据进行地理上的定量研究外，诸多研究仅停留在描述性的定性分析上;其三，已有研究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的关系研究还比较隐晦，并没有彻底厘清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机制。鉴于以上研究不足，下文尝试利用1998-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考察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形成机理与影响效应，以期望从空间维度丰富旅游城市化的研究，并就旅游发展的空间影响提供一个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1 理论机制与假说演绎
1.1 旅游发展推动城市空间扩展的理论演绎与假说
旅游发展是旅游业在产业生态系统中依靠吸取生态营养，产业生命体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演变过程，国内外城市空间成长的实践（如拉斯维加斯、悉尼、桂林、张家界、杭州、苏州等）与已有文献启发我们，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應该存在一定的解释力，旅游发展主要通过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直接效应、旅游发展的间接效应等途径推动城市空间扩展（图1）。
（1）城市旅游发展拉动旅游特征产业与关联产业的用地扩张。依据《旅游卫星账户：建议的方法框架（2008）》，旅游涉及住宿服务、实物与饮料服务、铁路客运、公路客运服务、水上客运服务、航空客运服务、旅行社和其他预订服务等12项特征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旅游特征产业，城市旅游发展拉动了各旅游特征产业的用地需求，其空间载体主体呈现为旅游地产，包含旅游景点地产与开放性景区（如世博园、主题公园、博物馆、公园广场、历史文化街区等）、旅游商业地产（商店、购物中心、餐馆、会议中心、展览中心、娱乐城等）、旅游度假地产（旅游宾馆、高尔夫度假村、度假别墅、产权酒店、康养中心等）与旅游服务配套地产等（旅游集散中心、游客服务中心、旅游管理中心、旅游交通设施、旅游公厕等），各项旅游特征产业用地需求在引致城市内部空间填充式扩展同时，由于郊外的土地规模、成本优势、空气质量与城市规划等原因，也会推动城市空间向郊外蔓延发展。此外，按照《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5）》，旅游相关产业主要包含游客出行辅助、旅游金融、旅游教育、其他旅游辅助服务与政府旅游事务管理、涉外旅游事务管理等，显然，城市旅游发展可以通过旅游相关产业的用地需求扩张，拉动城市空间扩展。 （2）乡村旅游擅变转型。乡村旅游发展是乡村城市化的内生力量。城市边缘的乡村因为旅游发展，引致乡村旅游用地增加、耕地面积减少、宅基地转让与功能旅游化变革;并且，乡村经济结构从单一农业形态走向旅游业驱动下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村民就业呈现旅游化倾向，本地乡绅与外来精英成为旅游创业的主体;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带来外来人口上升（就业与常居等）与乡村聚落社区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关系、传统生产与生活空间不断解体并重新构建;与此同时，仿古建筑、现代建筑、后现代建筑、欧式建筑等新的建筑风格大量涌人乡村，乡村景观破碎化，传统乡村的现代气息与城市味道越来越浓郁。在外来旅游流的持续汇人下，传统乡村逐渐蜕变为具有城市特征的游憩休闲空间，一旦旅游流的流量与流质达到一定的阈值，乡村的诗意栖居地就自然演化为新的城市空间。
（3）旅游发展下的城市品牌营造引致产业汇聚、人口集聚与第二居所涌现。Lim指出，城市品牌可以通过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不同路径建立起来，但旅游发展是建立城市品牌最为重要的路径。旅游发展一方面可以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另一方面，它通过城市品牌营造提升地方声誉与城市价值，展示出城市独有的魅力与形象，成为地方营销的利器，进而吸引大量工业与服务业的投资与产业布局，并在城市内部或者城郊形成特定的产业集聚区，比如苏州工业园区、杭州高新区等，他们是旅游城市品牌营造下形成的典型产业集聚空间，诸多产业集聚空间本身需要占据大量的城市用地，同时逐渐发展为城市的新增长极，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空间围绕新增长极的拓展。此外，旅游带来的城市品牌效应与随之出现的多元产业汇集，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就业与创业人口，人口汇聚衍生出对生产、生活、游憩等城市功能的空间需求，进而推动城市不断向城郊蔓延。再者，依托旅游发展，城市在营造城市品牌时，将会不断优化自然景观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改善科教文卫、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增强城市的宜居、宜游性，进而派生出投资客、旅游者、退休者等对第二居所的需求，故城市空间向外围郊区拓展也在情理之中。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1：旅游发展会推动城市空间扩展
1.2 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关系的调节机制
1.2.1 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
政府是经济社会运行的主导力量，政府有效干预能够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增强旅游业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财税、金融、土地、招商投资、出入境管理等）、旅游规划、旅游基本建设（含景点景区、接待设施、交通设施等）、旅游法治、旅游环境营造（含目的地营销、监管等）等来干预旅游经济运行，实现地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旅游發展仍以政府为主导力量，随着政府刺激旅游业发展政策的先后出台，旅游业规模持续扩张，推动了城市旅游用地的空间需求;尤其是旅游用地政策的倾斜优惠，引发了在资本趋利动机下，以“旅游”之名占据城市用地的新动态，进而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形态的驱动力量;并且，政府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也有效扩大了城市居民出游半径，随着城市出游需求的迅速膨胀，环城游憩带对城市客源市场的拉力也愈发增强;同时，政府有效干预使得旅游产品体系日益健全和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在旅游者多元需求偏好的引致下，形成不同等级、不同业态的旅游增长极，各增长极以点、轴甚至网络化的空间力量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展;此外，在中国特定的政体环境下，为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推动旅游业发展，政府有效干预，不仅可以对旅游用地空间进行合理规划与设计，而且也可以对旅游的间接用地需求做出及时有效的空间响应。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2：政府干预度提升，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作用随之增大
1.2.2 信息化的调节作用
信息化改变了旅游业的惯例、策略和行业结构。信息技术的嵌人，让旅游者可以脱离时空约束收集旅游信息、定制和购买旅游产品，也激发旅游企业与旅游目的地重构旅游产品、营销推广与商业模式，并可降低旅游供求双方的交易成本，激发旅游产业的创新创业，增强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组织效率。于是，伴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旅游目的地不断演化升级，其知名度不断提升，地区旅游发展潜力不断增强，旅游流流量也随之增大，这将引致城市对持续递增的旅游流做出空间回应，无形之中城市空间得以蔓延扩展。
此外，信息化改变了旅游目的地品牌的传播渠道，加快了旅游目的地品牌的传播速度，拉长了旅游目的地品牌的传播距离，信息化在推动旅游目的地演化升级、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着城市品牌营造，进而通过城市品牌化，派生出由于投资与产业汇集、人口集聚、第二居所建造等引致的多样化用地需求，从而驱动城市空间扩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3：信息化程度越高，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作用越强。
2 数据、模型与方法
2.1 变量与数据
基于1998-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下文就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根据研究主题，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空间扩展水平，以各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CITYSQUARE）的对数值来衡量，记为lnCITYSQUARE;旅游发展水平（lnTOURISM）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此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TOURISM的计算公式为：
TOURISM=（入境旅游收入×年平均汇率+国内旅游收入）/国内生产总值（1）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城市空间扩展水平，其影响因素多元而复杂，综合考虑已有文献、数据的可获得性与避免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等因素，为有效检验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的真实关系，将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口规模、政府干预度、信息化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以上主要控制变量定义如下：
1）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外商投资可以驱动城市建成区空间的外向扩展，本文将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经年平均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计量数值，取其对数值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记为lnFDI。 2）人口规模。Brueckner与Wassmer等认为人口因素对城市空间扩展有解释力;为此，选取人口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利用各地区年末人口数的对数值加以衡量，记为lnPOP。
3）政府干预度。Stone提出的“城市政体理论”指出，政府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政府力量对城市空间构筑与变化有影响。为此，本文选用政府干预度来考察政府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借鉴张建辉等的研究，利用地方公共财政支出除以GDP的对数值来表征政府干预度，记为lnGGOVERNln。政府干预可以为城市空间成长提供资金支持、发展规划与战略路径等制度安排，故预期政府干预度与城市空间扩展正相关。
4）信息化程度。信息化程度一般采用人均邮电业务量来衡量，本文取其对数值，记为lnlnFORM。地区信息化程度提升缩小了城市、城郊、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城市生产空间选择、居民工作居家提供了离心的城郊化可能性，进而引致城市空间向外拓展，故预期信息化与城市空间拓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1显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性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31个省份1998-2015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其中，国内旅游收入来自各地区各年度公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8-2015），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由WlnD资讯查询所得，其他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分省宏观年度库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6），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补齐。对所有涉及的价值型变量，我们以1998年为基础价格，利用各省各年度CPI将其平减转化为实际变量。
2.2 模型设计与佑计方法
为解析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我们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为1998-2015年，地区包含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兼具横截面与时序两个维度，能够增大样本容量，减少多重共线性，并可增加自由度与数据变异，从而获得更为有效的估计结论。依据研究目的，以城市空间拓展水平（lnCITYSQUARE）为被解释变量，以旅游发展（lnTOURISM）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对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变量组加以控制，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所有变量都进行取自然对数的处理。式（2）为基本计量经济模型：
在式（2）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各变量表征的含义见表1;其中，ni表示影响城市空间扩展的地区（省）固定效应，εit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本文采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对计量经济模型式（2）进行估计，究竟选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依据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而定，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小于0.05，则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若大于0.05，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如果ηi与模型某个解释变量相关，则称之为“固定效应模型”，此种情况下，OLS是不一致的。如果ηi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则称之为“随机效应模型”。从经济理论看，随机效应模型比較少见，但仍需通过数据来检验究竟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下文将报告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3 计量结果与分析
3.1 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回归结果
表2显示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回归结果，采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FE）还是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RE）估计取决于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解决地区层面遗漏变量的一个常见方法，是利用面板数据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以消除掉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对估计造成的影响，那些属于地理、自然资源、文化习惯类的遗漏变量就属于此列。表2模型1显示了选用固定效应对式（2）的估计结果，模型2到模型5在式（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叉项，以考察各控制变量是否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拓展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表2各模型显示，在1%的置信水平下，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发展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空间扩展，本文假说H1得到实证支持，这说明，在样本期内，旅游发展有助于解释中国城市向外围离心化拓展的空间变革。表2各模型也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人口规模、政府干预度、信息化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展具有明显推动力，这也充分反映，空间扩展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政治与技术等各因素综合作用下，城市成长发展表现出的内生规律现象。模型1数据显示，旅游发展每上升1%，城市空间扩展随之提升0.115%;模型1数据也显示，城市空间扩展对人口规模变化的弹性系数为1.126，表明富有弹性。从模型2与模型3的估计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人口规模两个变量，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拓展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但模型4显示，区域政府干预度提升，在自身引致城市空间向外扩展的同时，也明显加大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拓展的推动力度，显然假说12是成立的;模型5在式（2）基础上，引入了旅游发展与信息化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旅游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发展显著提升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拓展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旅游信息化在改变旅游产业生产、分配、消费的同时，也隐性影响城市空间拓展，故前文假说H3得到实证支持。
表3显示了东部、中部与西部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回归结果。东、中、西部按照中国惯用原则划分，其中，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省份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内蒙、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和江西;西部省份包括四川、重庆、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宁夏。在表3中，依据Hausman检验结果，东部、中部、西部应该分别选择随机效应（模型1）、固定效应（模型4）、固定效应（模型6）进行估计，3个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无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表现出一致的显著正向影响，比较各模型旅游发展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强度呈现区域差异。比较各模型回归系数可知，东部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力度最大，旅游发展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市空间随之扩展0.244个百分点。同时，旅游发展对西部城市空间推动效应要大于中部，究其原因，首先，可能在于西部地区土地资源相对充裕，旅游用地更容易形成大景区、大配套的发展格局;其次，西部地区由于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瓶颈，在培育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缺乏天然的比较优势，故利用自然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优先发展旅游产业成为共识，故在旅游产业与相关基础设施用地上会有选择性偏好，并且西部旅游产业被置于更高的产业地位，承载驱动西部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重要使命，故旅游发展对西部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大于中部，也在情理之中。表3中模型1、模型4与模型6显示，在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度、信息化都能有效解释城市空间扩展，但是人口规模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中东部，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在西部地区，人口规模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正向作用并不明显，这也影射出西部地区“人的城市化”任道而重远。 3.2 稳健性分析
下文我们将采用分时段样本、掐头去尾、替换变量、引入交互项4种方法，进一步考察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是否稳健性，表4显示了不同情形下稳健性分析的结果。1）分时段样本。《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确立了旅游产业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提出了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新任務、新要求、新内涵，被一致认为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为此，将样本以41号文件出台时间2009年为分割点，划分为1998-2008年与2009-2015年两个时段样本，以考察41号文件出台前后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变化。表4模型1与模型2显示，无论是41号文件出台前还是出台后，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都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回归系数显示，41号文件出台后，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作用明显增强，这也表明，中国城市能够对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制度安排做出及时有效的空间响应。2）掐头去尾。采用基于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发展年度平均值的掐头去尾法，继续进行稳健性分析。对数据分析得到，北京为旅游发展年度平均值最大省份，宁夏为旅游发展年度平均值最小身份，采用掐头去尾法，在表4中，模型3为掐头法剔除了北京，模型4为去尾法剔除了宁夏，从两模型旅游发展回归系数来看，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正向作用依然稳健。3）替换变量。非农产业发达程度是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表4模型5中，利用非农产业比重的对数值（lnTN）来替换lnFDI，以衡量地区非农产业发达程度，结果显示，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的显性正相关关系并未改变，再次验证了旅游发展推动城市空间扩展的稳健型。4）引入交互项。不同省区旅游发展强度有差异，用旅游总收入除以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旅游发展强度，并计算各省区年度平均旅游发展强度与全国年度平均旅游发展强度;依据平均旅游发展强度省区与全国的比较，引入旅游依托省份TLEAD的虚拟变量，如果某省年度平均旅游发展强度大于全国年度平均旅游发展强度，则为旅游依托省份TLEAD赋值为1，否则为非旅游依托省份TLEAD赋值为0。表4模型6引入了TLEAD与旅游发展（lnTOURISM）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驱动作用依然稳健。交互项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旅游依托省份相比非旅游依托省份，其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作用更大，这也反映出，旅游发展强度与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边际影响存在正相关关系。
4 结论与展望
城市化是一个城市经济、文化、人口、空间等多维度协同成长的过程，鲜有文献从宏观层面定量研究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演化的影响。基于1998-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文章检验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分时段样本、掐头去尾、替换变量、引入交互项4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成立。2）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强度呈现区域差异，东部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强度大于中部地区。3）政府干预度、信息化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41号文件出台后，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作用有明显提升，旅游依托省份相比非旅游依托省份，其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边际影响力有显著提高。4）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度、信息化是驱动中国城市空间不断扩展的显性因素，但人口规模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在中部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与城市空间扩展有显性正相关关系，而人口规模对西部城市空间扩展缺乏明显的解释能力。
从上述结论可知，旅游产业发展已经成为驱动中国城市空间成长的重要因素，这也再次佐证了中国存在旅游导向型城镇化（tourism-led urbanization，TIU）。显然，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旅游产业理应被赋予更大的产业担当;因此，各地区应该从空间层面合理编制城市规划与旅游专项规划，积极推进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形成空间有序、资源优化、产品丰富的旅游产业系统，让旅游业成为塑造城市形象、吸引产业投资、承载居民就业、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幸福感知的综合性产业;并且，在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下，应将旅游功能置于城镇功能设计的突出位置，并力争把旅游业培育为引领城市空间设计与城市空间拓展的基础性行业;此外，旅游发展带来的城市空间拓展，可能会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如热岛效应、生物多样性等）、文化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并可能滋生城市病，因此，旅游目的地需要谨慎评估旅游发展引致城市空间拓展的负面效应与风险，科学设计城市各项功能空间，以维系旅游业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诚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首先，文中仅以分省数据研究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的关系，分省数据得出的结论与基于城市数据获得的结论是否一致，还有待于实证检验;其次，本文并未从微观个案层面，就典型城市的旅游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关系开展深入研究;再者，不同城市在地理特征、旅游资源禀赋、城市规模、城市化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那么，诸如此类的城市差异，是否会影响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作用机理，文章也尚未涉猎。诸多以上局限，必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