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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现为具有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和经济结构合理的发展基础，能够激发兼具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发展成果，助力平衡而充分的经济发展，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本文立足新时代，基于五大“新发展理念”，从发展的基本面、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三个维度，测算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城市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趋同特征，经济增长仍然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未来进一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需要不断优化城市在社会和生态层面的发展成果;在区域层面，东部城市、大城市的经济高质量水平优于中西部城市、中小城市。构筑地方政府之间“为发展质量而竞争”的新格局，加大教育、医疗和环保的公共投入，引导高端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城市、中小城市流动是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协同并进的可行选择。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级以上城市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数量
〔中图分类号〕F0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3-0019-09
一、引言
毋庸置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①这表明未来推进中国经济深化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执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系统研究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选择，首先需要在理论层面阐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通过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评与分析，探寻符合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检索发现，在理论研究层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联的增长质量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Thomas，2000;Barro，2002;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郝颖等，2014）②，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高质量发展之间毕竟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属于宏观经济范畴，后者具有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维度的内涵。同时新时代必然具有新的质态条件，现有文献中建构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主要基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探讨相较于经济增长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缺乏新时代背景下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特征的针对性研究。此外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背景下，传统的评价方式已难以准确反映新时代的要求和新发展理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高质量发展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科学研判。鉴于此，本文立足新时代背景，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通过测算2004-2015年我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进行分析，探讨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选择，以期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二、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问题，学者们从发展目标和内容层面進行了深入探讨。金碚（2018）从发展目标层面指出，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物为本”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性转变。发展质量的高低以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准则③，但美好生活的内涵绝不局限于单纯的以物质需求为代表的经济领域，其核心理应拓展至优质的生态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发展等方面。从发展内容而言，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应更加多元化，包括经济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生态环境高质量、人民生活高质量。④而魏敏和李书昊（2018）则聚焦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容，分别基于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协调共享等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⑤此外，学者们还从微观层面分析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特质，黄速建等（2018）指出，微观生产者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表现为企业追求高水平、高层次、卓越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以及塑造卓越的企业持续成长和持续价值创造的素质能力的目标状态或发展范式。⑥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其理论内涵涵盖新时代的发展目标以及以发展成果体现的发展内容。
借鉴现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厘清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的理论内涵应首先明确其特征：第一是时代特征。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已由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偏上阶段，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由追求“温饱”转变为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提升，主要途径应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环境建设投入进一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全面转变;第二是本土化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诸多不协调，包括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不协调、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不协调、资源获取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渠道的不协调;第三是系统化特征。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仅仅需要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目标是多维的，需要系统地培育创新发展动力、优化经济结构、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绿色发展。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任保平，2018）⑦，同时也表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兼容并包地遵循经济、社会和自然规律。 首先，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一种产品短缺状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只需通过规模效应即可实现经济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完成了经济起飞，基本解决了“落后”问题，经济质态发生显著变化，从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从生产力落后的贫穷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以GDP论英雄变为视实现平衡和充分发展最重要（金碚，2018）。⑧与此同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质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因此，从基本经济质态的变化特征出发，党的十九大报告客观、准确地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其次，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社会规律。在低收入阶段，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匮乏，为了换取贫困问题的解决，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愈益强烈，要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呼声高涨，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的民生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可能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羁绊。在新时代背景下，只有和谐的社会发展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则可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甚至可能造成一定的风险隐患。因此，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积极主动地回应群众关切，增进民生福祉，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再次，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虽然物质财富得到迅速积累，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仅引发资源约束趋紧，还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已受到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影响，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与日俱增。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能否得到缓解以至根本解决，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能否全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人类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
立足于新时代的大背景，结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应当集中体现其终极目标与核心内容。这便是，具有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和经济结构合理的发展基础，能激发兼具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发展成果，助力平衡而充分的经济发展，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内容均不同于传统数量型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其理论内涵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多维体系以及协调发展问题，且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之间需要协调和统一，因此，准确评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仅应建立在理论内涵基础上，也需要遵循相应的测算准则，进而建立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并具有发展导向性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我们在设计这一评价体系时的基本思路是：
1.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坚持新的发展理念，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难题的化解需要以新的发展理念为破解口，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對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分解，进而评价各地级城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所取得的成果。具体而言，以人力资本作为创新载体反映创新发展水平，以经济结构合理性衡量协调发展水平，以生态成果测度绿色发展水平，以经济外向性展现开放发展水平，以教育和医疗投入表征共享发展水平。
2.以有效但有限的测算为基础
这一思路的形成基于以下原因：第一，由于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如果片面强调“大而全”的高质量发展可能会失去可实施性，无法对政府和企业助力高质量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功能。第二，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属性特征，对其各维度均进行“地毯式”测评会因为缺少相关数据而不具有可操作性。第三，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的人对“质量”的判断不尽相同，因此，评价标准难以达成共识。基于此，本文拟尝试使用一些具有基础性但不失重要性的要素，测度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展开综合评价，以期通过简明且易形成共识的指标体系设计，确定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助力各地级城市从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和地方优势出发，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不仅意味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意味着经济工作关注的重点已由经济增长速度转向经济发展质量。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好”与“快”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速度必然会逐步下降⑨，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需要也不必要再过度地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应在经济增长保持基本稳定和可持续的前提下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更多地放在提质增效上。⑩
综上，本文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为基础而构建的高质量指数将重在反映经济增长的强度、稳定性、合理化和外向性，同时更加重视社会、生态的发展变化态势。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方法的确定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不仅可以发现当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为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还可以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量化评估，提出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本文在Mlachila等（2017）B11的基础上，从三个维度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表征为：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本文做如下描述：（1）经济发展的强度用以表征经济活力，较高的经济活跃度代表相应城市的经济发展更为繁荣、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高，经济发展的动能和潜力更充沛，采用城市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度量经济发展强度;（2）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由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换算得到。变异系数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能够显示各地级以上城市实际经济增长对全国平均增长率的偏离程度，为了得到更为稳健和可信的数据，本文基于三年期滚动窗口测算各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其变异系数越高，表明城市经济增长速度越不稳定，进而也意味着所对应的城市需要在精准脱贫和维护社会公平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3）经济发展的合理化用以衡量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契合程度，产业结构越合理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和产出水平的耦合度越高，以劳动力为主的各类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要素生产效率能够得到积极释放，且经济结构趋于均衡。B12因为经济发展的合理化与“协调发展”理念是一致的，本文遵循干春晖等（2011）的测算技术，使用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数据计算基于城市三次产业发展的泰尔指数，并以标准值1与泰尔指数的差值反应经济发展的合理化程度。在经验研究方面，该实证结果已显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助于平抑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B13，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4）经济发展的外向性与“开放发展”理念密切相关，本文以城市对外贸易的净出口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份额度量。根据已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外向性有助于通过干中学、引进创新、技术外溢、强化市场竞争以及吸引FDI，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外向性并不总是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与国际市场联系越强的城市，各类外部冲击越是容易于无形中增大经济发展的经济金融风险。所以城市经济在发展外向性的同时，也需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实体经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攀升，增强城市产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发展的社会成果表现为城市居民通过教育和医疗实现高质量人力资本积累的增进，进而全面分享经济发展的福利和成果，并且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能够推动城市创新体系建设，因此发展的社会成果体现着“共享发展”和“创新发展”理念。本文关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的社会成果以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度量：（1）教育，人力资本在知识和创新层面的表征。采用平均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2）医疗，人力资本在健康层面的表征。以每万人医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发展能力和机会越大，经济发展给人创造的社会福利也越高。
生态成果与“绿色发展”理念具有内在联系，具体包括：（1）单位气体污染排放产出;（2）单位固体污染排放产出;（3）单位液体污染产出。这三个指标均表征在给定污染排放量时的经济产出水平，可以间接反映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果。
由于经济发展基本面、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的各类指标均具有异质化属性，直接加总不能客观反映各类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因此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将各指标的原始数据换算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以保证测算结果具有综合性和客观性。在此基础上，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通过设定相应权重，再经加总后计算得到。在已有的文献研究中，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指标的权重，然而主成分分析法的缺点是降维会导致原始变量的经济含义丢失，并且指标过多对测评结果的准确性存在一定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协调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将物质生产、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有机联系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因此，我们考虑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和经济脆弱度指数（EconomicVulnerabilityIndex）较为合适，同时采用简单透明的均等权重法赋值，对“发展的基本面”和“发展的社会成果”“发展的生态成果”三个维度各赋予1/3权重，以凸显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发展的同等重要性。相应地，“发展的基本面”下属指标的权重均为1/4，“发展的社会成果”二级指标的权重均为1/2，“发展的生态成果”下属指标的权重均为1/3。采用这种简单而透明的均等权重法赋值虽然有一定的随意性，但这里旨在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面均衡发展。因此，本文确定的测算方法在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的基础上，将重点通过测算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协调与否，为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性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提供借鉴和启示，引导各城市贯彻和执行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高质量发展。
本文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计算中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CEIC数据库。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可比性，以2004年为基年并剔除价格波动影响，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结果与分析
1.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未报告全部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只在表1展示了部分代表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关于代表性城市的选取依据是：第一，经济发展质量稳定保持在前列的城市;第二，兼顾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第三，兼顾沿海和内地，并且发展质量排名靠前的城市;第四，近年来经济发展质量追赶强劲的城市;第五，具有较高生态环境质量的旅游城市。本文认为，按照上述原则和依据选取城市，分析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能够为全国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城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依照上述选取原则，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将代表性城市分为五组，具体而言：一是在测算阶段内常年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前十位的城市，包括深圳、济南、福州、武汉、合肥、南昌、长沙、广州;二是上海、北京、天津三大直辖市，以及以哈尔滨、宁波、长春、西安、杭州、南京、大连为代表的副省级城市，还有以兰州、郑州、南宁、石家庄为代表的省会城市;三是在测算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處于全国前四分之一水平的城市，包括东莞、温州、烟台、秦皇岛为代表的沿海城市，以湘潭、黄冈、保定为代表的内陆城市。四是以三亚、珠海、咸阳、贵阳为代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秀城市”，这些城市虽然在测算起始阶段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并不高，但是近些年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到201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均已进入前35位;五是以青岛、厦门、成都、桂林、昆明、海口为代表的旅游城市。 根据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结果，2004-2015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3038，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达0.3276，2006年均值最低为0.2575;其中2004-2010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波动较大，2011年后则相对比较平稳，均保持在0.3以上。从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性看，2004-201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方差为0.0693，2011-2015年为0.0690，2011年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趋同。分维度指数显示，发展的基本面均值最高，为0.3975;社会成果均值最低，为0.2326;生态成果均值居中，为0.2813。显然，这一阶段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的均值都处于相对不高的水平。在整个样本期，发展的基本面均高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说明经济发展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而社会和生态层面发展成果的提升空间依然较大。接下来，本文将依据各维度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动态势（见图2），进一步分析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动特征与周期性规律。
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发展的基本面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中表现最好，表明这些城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比较关注经济增长。在研究样本期内，地级以上城市的发展基本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为2004-2006年，此阶段有一个短暂的波动状态;第二个周期为2007-2011年，此阶段表现出显著的攀升态势;第三个周期为2012-2015年，此阶段出现逐渐下滑态势。由于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进入“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新常态，相应地，各地级以上城市也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国进入了以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时代，在此之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发展的基本面变动趋势一致;而2012年后，由于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发展的基本面呈下降态势，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却保持了相对稳定态势，表明我国进入新时代后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在逐渐增强。
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的生态成果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表现出相似的变化特征。生态成果在2004-2009年表现为波动上升，特别是经过2009-2010年的大幅波动后，呈现明显上升态势。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我国推出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使围绕基础设施投资的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的产能快速扩张，并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和发展的生态成果下降。同时数据显示，2010年伴随生态成果的显著下降也引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下滑。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明确了绿色发展理念，树立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新财富观，同时积极引导地级以上城市在生态建设方面逐渐加大投资力度，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开始逐渐显现。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发展的社会成果指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中表现不佳，尤其2004-2006年社会成果呈下降态势，经过2007年的小幅上升后开始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是发展的社会成果维度的指数值较低，这一方面表明地级以上城市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视力度仍然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和医疗水平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一个地区的软实力，社会成果数值较低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GDP等硬实力提升，而对软实力的提高则有所忽视。因此，在社会发展层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平衡好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关系，加大教育、医疗投入，带动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
2.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排名及其分析
2004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在前十位的城市依次是深圳、长沙、济南、合肥、长春、郑州、南昌、福州、青岛、芜湖，除芜湖外其他九个城市大都是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整体上，前十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4977;而2004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在后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宿州、巴中、巴彦淖尔、来宾、池州、渭南、广安、商洛、贺州、钦州，这些城市均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市，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1576;2004年前十位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平均超过排名后十位城市的3倍，大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明显优于小城市。而201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在前十位的城市依次是深圳、济南、福州、武汉、兰州、合肥、三亚、南昌、长沙、珠海，除了三亚和珠海外，其他八个都是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4936;201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在后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六安、广安、本溪、商洛、贺州、金昌、昭通、绥化、上饶、咸宁，其中六安、上饶和咸宁位于中部地区，本溪和绥化位于东北地区，剩下的城市均位于西部地区，这些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平均值为0.1841;2015年前十位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平均是后十位的2.7倍，经过12年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各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距略有缩小。
直辖市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2004年四大直辖市中，北京的高质量发展指数为0.3769，排名位居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第四十六位，天津、上海和重庆的排名分别为第四十九位、五十九位和一百八十一位。2015年四大直辖市中，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的排名则为第十八位、三十六位、六十三位和一百五十九位，尤其上海的經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步显著，北京和重庆略有提升，天津略有下滑，表明东部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相对表现更佳。此外，传统一线城市广州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均稳定在第十一位，在一线城市排名中仅次于深圳。值得注意的是，西部的成都作为新晋一线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较高，2004年在全国排名第二十六位，2015年攀升至第十九位。 3.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
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及其各维度状态和排名的分析，大致反映了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但是由于各城市所处地理环境不尽相同，拥有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亦有差异，造成了发展质量水平的参差不齐，需要进一步从空间层面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展开具体分析。本文拟利用GIS10.2，将其研究时段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及各维度指数的平均值做进一步的空间演示，以尝试性地揭示城市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B14
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因素看，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大多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其中环渤海经济圈、泛长江经济圈和泛珠江三角圈的经济发展质量整体表现较好，说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比较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此外，东部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拉动作用。然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虽然也有个别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较好，却并未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总体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
从发展基本面指标的空间分布情况看，经济增长较好的城市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和一些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这些城市的居民生活较富裕，经济增长较稳定，经济结构较均衡，经济的外向性程度较高，说明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出口或资源拉动的，其经济发展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东部地区的发展基本面优于中西部地区，表明我国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分化的问题，尽管中央政府通过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给予了这些区域各种政策优惠和支持，但是东中西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继续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从生态成果指标的空间变化情況看，表现较好的城市大多集中在河南、安徽、山东、上海、江苏、浙江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其中河南和安徽是农业大省，而中国的污染加剧主要是由于重工业膨胀导致的。山东、上海、江苏、浙江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在发展的生态成果方面表现突出，一方面可能由于其经济较发达，有充足的资本用于发展节能减排技术，提高绿色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地理位置优越，通过与发达地区的合作积累了大量的能源管理经验，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虽然也有部分城市在生态发展方面取得较好成果，但是整体表现不佳，这可能是由于各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其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并开始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绿色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较高。
从社会成果指标的空间变化情况看，表现良好的城市的分布较为分散，其中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整体水平较高，说明该地区比较关注改善人民的整体福利，重视人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但整体而言，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一方面可能由于这些城市的教育投入力度不足，国民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质量有待提高，其暗含的经济意义则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依赖数量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可能这些城市医疗卫生发展的现代化水平较低，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未得到较好解决，在高质量发展中应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关怀程度，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五、进一步的探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数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综合以上测算结果，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化特征分析，未来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系统地培育创新发展的动力、优化经济结构、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绿色发展，更需要系统地协调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目标要求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合意性，不能再一味追求经济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稳定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之提供稳定的发展条件，并且，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也显示，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所以，必须有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这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框架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意味着经济低速增长。
同时本文以实际人均GDP表征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测算发现，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52，证明二者间的确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揭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的变动关系，本文绘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人均GDP散点图（如图3），从中不难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倒U型”变动特征，即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随着人均GDP的变化而先上升后下降;当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一方面表明全社会的环境承载容量和自然环境质量相对较好，各城市经济体通过消耗自然环境可以增加产出水平;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发展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后富原则，以经济增长数量的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而根据图3所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数量之间的关系，可将现阶段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大致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商洛、六安和巴中为代表的位于区域Ⅰ的城市，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均表现不佳。这些城市大多位于中西部山区，一方面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不佳，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使大众无法共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过程极易损失生态效益，导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第二种类型：以三亚、桂林和成都为代表的位于区域Ⅱ的城市，实际人均GDP相对不高，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良好。这些城市大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将“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形成了绿色发展模式。第三种类型：以深圳、广州和武汉为代表的位于区域Ⅲ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都表现较好。这些城市集中了较多高新技术企业或科研院所，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逐渐形成了以创新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同时较高的居民收入也带动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种类型：以克拉玛依、鄂尔多斯和大庆为代表的位于区域Ⅳ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长速度表现不一致。这些城市普遍为资源型城市，丰富的自然资源令其形成了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不容乐观，经济发展模式有待升级。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具有增速稳定和结构合理的经济增长基础，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成果，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
根据本文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我们有如下基本判断：（1）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空间较大，城市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为接近;（2）在整个样本期，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分维度指数均高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经济增长数量仍然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发展的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的贡献相对有限，进一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需要不断优化城市间在社会和生态层面的发展成果;（3）大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明显优于小城市;（4）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大多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尤其环渤海经济圈、泛长江经济圈和泛珠江三角圈的经济发展质量整体表现较好;（5）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数量呈现“倒U型”变动特征，但绝大多数城市位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协同并进区域，未来继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支撑。
本研究可能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构建地方政府“为发展质量而竞争”的新格局，通过地方政府间有效的竞争、学习和外溢機制，整体提升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第二，加强发展的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建设，增加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的公共投入力度，提升相应公共产品的匹配水平和利用效率，进一步地，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建设青山绿水中，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助力高质量发展;第三，区域开发政策应更加注重平衡性，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通过财税补贴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吸引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等先进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第四，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兼顾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防止挂一漏万，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二者保持协同并进。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②Thomas，V.etc，TheQualityofGrowth，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Barro，R.J，QuantityandQualityofEconomicGrowth，WorkingPaper，CentralBankofChile，Growth，UnitedStates，2002;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郝颖、辛清泉、刘星：《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③⑧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④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⑤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⑥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⑦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
⑨蔡昉：《转向高质量发展“三谈”》，《经济日报》2018年2月8日。
⑩胡敏：《高质量发展要有高质量考评》，《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月18日。
B11MlachilaMontfort，RenéTapsoba，SampawendeJ.A.Tapsoba.“AQualityofGrowthIndexforDevelopingCountries：AProposal”，SocialIndicatorsResearch，vol.134，no.2（Nov.2017），pp.1-36.
B12本文由于聚焦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准确刻画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因此侧重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如何将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将是下一步我们研究的方向。
B13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B14由于篇幅原因，我们未在正文中利用地图报告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责任编辑：张琦）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级以上城市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数量
〔中图分类号〕F0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3-0019-09
一、引言
毋庸置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①这表明未来推进中国经济深化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执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系统研究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选择，首先需要在理论层面阐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通过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评与分析，探寻符合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检索发现，在理论研究层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联的增长质量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Thomas，2000;Barro，2002;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郝颖等，2014）②，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高质量发展之间毕竟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属于宏观经济范畴，后者具有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维度的内涵。同时新时代必然具有新的质态条件，现有文献中建构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主要基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探讨相较于经济增长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缺乏新时代背景下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特征的针对性研究。此外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背景下，传统的评价方式已难以准确反映新时代的要求和新发展理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高质量发展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科学研判。鉴于此，本文立足新时代背景，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通过测算2004-2015年我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进行分析，探讨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选择，以期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二、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问题，学者们从发展目标和内容层面進行了深入探讨。金碚（2018）从发展目标层面指出，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物为本”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性转变。发展质量的高低以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准则③，但美好生活的内涵绝不局限于单纯的以物质需求为代表的经济领域，其核心理应拓展至优质的生态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发展等方面。从发展内容而言，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应更加多元化，包括经济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生态环境高质量、人民生活高质量。④而魏敏和李书昊（2018）则聚焦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容，分别基于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协调共享等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⑤此外，学者们还从微观层面分析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特质，黄速建等（2018）指出，微观生产者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表现为企业追求高水平、高层次、卓越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以及塑造卓越的企业持续成长和持续价值创造的素质能力的目标状态或发展范式。⑥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其理论内涵涵盖新时代的发展目标以及以发展成果体现的发展内容。
借鉴现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厘清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的理论内涵应首先明确其特征：第一是时代特征。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已由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偏上阶段，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由追求“温饱”转变为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提升，主要途径应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环境建设投入进一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全面转变;第二是本土化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诸多不协调，包括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不协调、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不协调、资源获取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渠道的不协调;第三是系统化特征。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仅仅需要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目标是多维的，需要系统地培育创新发展动力、优化经济结构、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绿色发展。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任保平，2018）⑦，同时也表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兼容并包地遵循经济、社会和自然规律。 首先，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一种产品短缺状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只需通过规模效应即可实现经济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完成了经济起飞，基本解决了“落后”问题，经济质态发生显著变化，从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从生产力落后的贫穷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以GDP论英雄变为视实现平衡和充分发展最重要（金碚，2018）。⑧与此同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质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因此，从基本经济质态的变化特征出发，党的十九大报告客观、准确地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其次，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社会规律。在低收入阶段，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匮乏，为了换取贫困问题的解决，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愈益强烈，要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呼声高涨，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的民生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可能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羁绊。在新时代背景下，只有和谐的社会发展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则可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甚至可能造成一定的风险隐患。因此，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积极主动地回应群众关切，增进民生福祉，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再次，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虽然物质财富得到迅速积累，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仅引发资源约束趋紧，还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已受到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影响，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与日俱增。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能否得到缓解以至根本解决，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能否全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人类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
立足于新时代的大背景，结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应当集中体现其终极目标与核心内容。这便是，具有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和经济结构合理的发展基础，能激发兼具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发展成果，助力平衡而充分的经济发展，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内容均不同于传统数量型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其理论内涵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多维体系以及协调发展问题，且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之间需要协调和统一，因此，准确评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仅应建立在理论内涵基础上，也需要遵循相应的测算准则，进而建立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并具有发展导向性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我们在设计这一评价体系时的基本思路是：
1.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坚持新的发展理念，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难题的化解需要以新的发展理念为破解口，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對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分解，进而评价各地级城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所取得的成果。具体而言，以人力资本作为创新载体反映创新发展水平，以经济结构合理性衡量协调发展水平，以生态成果测度绿色发展水平，以经济外向性展现开放发展水平，以教育和医疗投入表征共享发展水平。
2.以有效但有限的测算为基础
这一思路的形成基于以下原因：第一，由于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如果片面强调“大而全”的高质量发展可能会失去可实施性，无法对政府和企业助力高质量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功能。第二，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属性特征，对其各维度均进行“地毯式”测评会因为缺少相关数据而不具有可操作性。第三，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的人对“质量”的判断不尽相同，因此，评价标准难以达成共识。基于此，本文拟尝试使用一些具有基础性但不失重要性的要素，测度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展开综合评价，以期通过简明且易形成共识的指标体系设计，确定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助力各地级城市从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和地方优势出发，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不仅意味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意味着经济工作关注的重点已由经济增长速度转向经济发展质量。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好”与“快”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速度必然会逐步下降⑨，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需要也不必要再过度地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应在经济增长保持基本稳定和可持续的前提下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更多地放在提质增效上。⑩
综上，本文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为基础而构建的高质量指数将重在反映经济增长的强度、稳定性、合理化和外向性，同时更加重视社会、生态的发展变化态势。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方法的确定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不仅可以发现当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为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还可以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量化评估，提出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本文在Mlachila等（2017）B11的基础上，从三个维度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表征为：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本文做如下描述：（1）经济发展的强度用以表征经济活力，较高的经济活跃度代表相应城市的经济发展更为繁荣、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高，经济发展的动能和潜力更充沛，采用城市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度量经济发展强度;（2）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由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换算得到。变异系数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能够显示各地级以上城市实际经济增长对全国平均增长率的偏离程度，为了得到更为稳健和可信的数据，本文基于三年期滚动窗口测算各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其变异系数越高，表明城市经济增长速度越不稳定，进而也意味着所对应的城市需要在精准脱贫和维护社会公平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3）经济发展的合理化用以衡量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契合程度，产业结构越合理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和产出水平的耦合度越高，以劳动力为主的各类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要素生产效率能够得到积极释放，且经济结构趋于均衡。B12因为经济发展的合理化与“协调发展”理念是一致的，本文遵循干春晖等（2011）的测算技术，使用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数据计算基于城市三次产业发展的泰尔指数，并以标准值1与泰尔指数的差值反应经济发展的合理化程度。在经验研究方面，该实证结果已显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助于平抑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B13，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4）经济发展的外向性与“开放发展”理念密切相关，本文以城市对外贸易的净出口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份额度量。根据已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外向性有助于通过干中学、引进创新、技术外溢、强化市场竞争以及吸引FDI，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外向性并不总是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与国际市场联系越强的城市，各类外部冲击越是容易于无形中增大经济发展的经济金融风险。所以城市经济在发展外向性的同时，也需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实体经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攀升，增强城市产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发展的社会成果表现为城市居民通过教育和医疗实现高质量人力资本积累的增进，进而全面分享经济发展的福利和成果，并且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能够推动城市创新体系建设，因此发展的社会成果体现着“共享发展”和“创新发展”理念。本文关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的社会成果以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度量：（1）教育，人力资本在知识和创新层面的表征。采用平均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2）医疗，人力资本在健康层面的表征。以每万人医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发展能力和机会越大，经济发展给人创造的社会福利也越高。
生态成果与“绿色发展”理念具有内在联系，具体包括：（1）单位气体污染排放产出;（2）单位固体污染排放产出;（3）单位液体污染产出。这三个指标均表征在给定污染排放量时的经济产出水平，可以间接反映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果。
由于经济发展基本面、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的各类指标均具有异质化属性，直接加总不能客观反映各类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因此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将各指标的原始数据换算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以保证测算结果具有综合性和客观性。在此基础上，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通过设定相应权重，再经加总后计算得到。在已有的文献研究中，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指标的权重，然而主成分分析法的缺点是降维会导致原始变量的经济含义丢失，并且指标过多对测评结果的准确性存在一定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协调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将物质生产、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有机联系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因此，我们考虑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和经济脆弱度指数（EconomicVulnerabilityIndex）较为合适，同时采用简单透明的均等权重法赋值，对“发展的基本面”和“发展的社会成果”“发展的生态成果”三个维度各赋予1/3权重，以凸显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发展的同等重要性。相应地，“发展的基本面”下属指标的权重均为1/4，“发展的社会成果”二级指标的权重均为1/2，“发展的生态成果”下属指标的权重均为1/3。采用这种简单而透明的均等权重法赋值虽然有一定的随意性，但这里旨在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面均衡发展。因此，本文确定的测算方法在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的基础上，将重点通过测算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协调与否，为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性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提供借鉴和启示，引导各城市贯彻和执行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高质量发展。
本文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计算中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CEIC数据库。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可比性，以2004年为基年并剔除价格波动影响，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结果与分析
1.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未报告全部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只在表1展示了部分代表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关于代表性城市的选取依据是：第一，经济发展质量稳定保持在前列的城市;第二，兼顾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第三，兼顾沿海和内地，并且发展质量排名靠前的城市;第四，近年来经济发展质量追赶强劲的城市;第五，具有较高生态环境质量的旅游城市。本文认为，按照上述原则和依据选取城市，分析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能够为全国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城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依照上述选取原则，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将代表性城市分为五组，具体而言：一是在测算阶段内常年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前十位的城市，包括深圳、济南、福州、武汉、合肥、南昌、长沙、广州;二是上海、北京、天津三大直辖市，以及以哈尔滨、宁波、长春、西安、杭州、南京、大连为代表的副省级城市，还有以兰州、郑州、南宁、石家庄为代表的省会城市;三是在测算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處于全国前四分之一水平的城市，包括东莞、温州、烟台、秦皇岛为代表的沿海城市，以湘潭、黄冈、保定为代表的内陆城市。四是以三亚、珠海、咸阳、贵阳为代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秀城市”，这些城市虽然在测算起始阶段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并不高，但是近些年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到201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均已进入前35位;五是以青岛、厦门、成都、桂林、昆明、海口为代表的旅游城市。 根据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结果，2004-2015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3038，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达0.3276，2006年均值最低为0.2575;其中2004-2010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波动较大，2011年后则相对比较平稳，均保持在0.3以上。从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性看，2004-201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方差为0.0693，2011-2015年为0.0690，2011年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趋同。分维度指数显示，发展的基本面均值最高，为0.3975;社会成果均值最低，为0.2326;生态成果均值居中，为0.2813。显然，这一阶段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的均值都处于相对不高的水平。在整个样本期，发展的基本面均高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说明经济发展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而社会和生态层面发展成果的提升空间依然较大。接下来，本文将依据各维度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动态势（见图2），进一步分析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动特征与周期性规律。
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发展的基本面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中表现最好，表明这些城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比较关注经济增长。在研究样本期内，地级以上城市的发展基本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为2004-2006年，此阶段有一个短暂的波动状态;第二个周期为2007-2011年，此阶段表现出显著的攀升态势;第三个周期为2012-2015年，此阶段出现逐渐下滑态势。由于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进入“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新常态，相应地，各地级以上城市也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国进入了以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时代，在此之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发展的基本面变动趋势一致;而2012年后，由于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发展的基本面呈下降态势，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却保持了相对稳定态势，表明我国进入新时代后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在逐渐增强。
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的生态成果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表现出相似的变化特征。生态成果在2004-2009年表现为波动上升，特别是经过2009-2010年的大幅波动后，呈现明显上升态势。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我国推出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使围绕基础设施投资的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的产能快速扩张，并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和发展的生态成果下降。同时数据显示，2010年伴随生态成果的显著下降也引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下滑。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明确了绿色发展理念，树立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新财富观，同时积极引导地级以上城市在生态建设方面逐渐加大投资力度，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开始逐渐显现。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发展的社会成果指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中表现不佳，尤其2004-2006年社会成果呈下降态势，经过2007年的小幅上升后开始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是发展的社会成果维度的指数值较低，这一方面表明地级以上城市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视力度仍然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和医疗水平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一个地区的软实力，社会成果数值较低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GDP等硬实力提升，而对软实力的提高则有所忽视。因此，在社会发展层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平衡好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关系，加大教育、医疗投入，带动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
2.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排名及其分析
2004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在前十位的城市依次是深圳、长沙、济南、合肥、长春、郑州、南昌、福州、青岛、芜湖，除芜湖外其他九个城市大都是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整体上，前十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4977;而2004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在后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宿州、巴中、巴彦淖尔、来宾、池州、渭南、广安、商洛、贺州、钦州，这些城市均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市，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1576;2004年前十位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平均超过排名后十位城市的3倍，大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明显优于小城市。而201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在前十位的城市依次是深圳、济南、福州、武汉、兰州、合肥、三亚、南昌、长沙、珠海，除了三亚和珠海外，其他八个都是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4936;201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在后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六安、广安、本溪、商洛、贺州、金昌、昭通、绥化、上饶、咸宁，其中六安、上饶和咸宁位于中部地区，本溪和绥化位于东北地区，剩下的城市均位于西部地区，这些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平均值为0.1841;2015年前十位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平均是后十位的2.7倍，经过12年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各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距略有缩小。
直辖市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2004年四大直辖市中，北京的高质量发展指数为0.3769，排名位居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第四十六位，天津、上海和重庆的排名分别为第四十九位、五十九位和一百八十一位。2015年四大直辖市中，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的排名则为第十八位、三十六位、六十三位和一百五十九位，尤其上海的經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步显著，北京和重庆略有提升，天津略有下滑，表明东部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相对表现更佳。此外，传统一线城市广州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均稳定在第十一位，在一线城市排名中仅次于深圳。值得注意的是，西部的成都作为新晋一线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较高，2004年在全国排名第二十六位，2015年攀升至第十九位。 3.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
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及其各维度状态和排名的分析，大致反映了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但是由于各城市所处地理环境不尽相同，拥有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亦有差异，造成了发展质量水平的参差不齐，需要进一步从空间层面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展开具体分析。本文拟利用GIS10.2，将其研究时段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及各维度指数的平均值做进一步的空间演示，以尝试性地揭示城市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B14
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因素看，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大多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其中环渤海经济圈、泛长江经济圈和泛珠江三角圈的经济发展质量整体表现较好，说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比较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此外，东部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拉动作用。然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虽然也有个别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较好，却并未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总体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
从发展基本面指标的空间分布情况看，经济增长较好的城市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和一些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这些城市的居民生活较富裕，经济增长较稳定，经济结构较均衡，经济的外向性程度较高，说明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出口或资源拉动的，其经济发展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东部地区的发展基本面优于中西部地区，表明我国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分化的问题，尽管中央政府通过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给予了这些区域各种政策优惠和支持，但是东中西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继续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从生态成果指标的空间变化情況看，表现较好的城市大多集中在河南、安徽、山东、上海、江苏、浙江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其中河南和安徽是农业大省，而中国的污染加剧主要是由于重工业膨胀导致的。山东、上海、江苏、浙江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在发展的生态成果方面表现突出，一方面可能由于其经济较发达，有充足的资本用于发展节能减排技术，提高绿色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地理位置优越，通过与发达地区的合作积累了大量的能源管理经验，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虽然也有部分城市在生态发展方面取得较好成果，但是整体表现不佳，这可能是由于各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其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并开始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绿色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较高。
从社会成果指标的空间变化情况看，表现良好的城市的分布较为分散，其中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整体水平较高，说明该地区比较关注改善人民的整体福利，重视人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但整体而言，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一方面可能由于这些城市的教育投入力度不足，国民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质量有待提高，其暗含的经济意义则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依赖数量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可能这些城市医疗卫生发展的现代化水平较低，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未得到较好解决，在高质量发展中应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关怀程度，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五、进一步的探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数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综合以上测算结果，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化特征分析，未来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系统地培育创新发展的动力、优化经济结构、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绿色发展，更需要系统地协调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目标要求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合意性，不能再一味追求经济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稳定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之提供稳定的发展条件，并且，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也显示，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所以，必须有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这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框架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意味着经济低速增长。
同时本文以实际人均GDP表征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测算发现，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52，证明二者间的确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揭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的变动关系，本文绘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人均GDP散点图（如图3），从中不难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倒U型”变动特征，即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随着人均GDP的变化而先上升后下降;当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一方面表明全社会的环境承载容量和自然环境质量相对较好，各城市经济体通过消耗自然环境可以增加产出水平;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发展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后富原则，以经济增长数量的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而根据图3所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数量之间的关系，可将现阶段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大致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商洛、六安和巴中为代表的位于区域Ⅰ的城市，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均表现不佳。这些城市大多位于中西部山区，一方面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不佳，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使大众无法共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过程极易损失生态效益，导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第二种类型：以三亚、桂林和成都为代表的位于区域Ⅱ的城市，实际人均GDP相对不高，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良好。这些城市大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将“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形成了绿色发展模式。第三种类型：以深圳、广州和武汉为代表的位于区域Ⅲ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都表现较好。这些城市集中了较多高新技术企业或科研院所，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逐渐形成了以创新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同时较高的居民收入也带动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种类型：以克拉玛依、鄂尔多斯和大庆为代表的位于区域Ⅳ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长速度表现不一致。这些城市普遍为资源型城市，丰富的自然资源令其形成了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不容乐观，经济发展模式有待升级。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具有增速稳定和结构合理的经济增长基础，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成果，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
根据本文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我们有如下基本判断：（1）2004-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空间较大，城市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为接近;（2）在整个样本期，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分维度指数均高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经济增长数量仍然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发展的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的贡献相对有限，进一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需要不断优化城市间在社会和生态层面的发展成果;（3）大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明显优于小城市;（4）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大多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尤其环渤海经济圈、泛长江经济圈和泛珠江三角圈的经济发展质量整体表现较好;（5）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数量呈现“倒U型”变动特征，但绝大多数城市位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协同并进区域，未来继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支撑。
本研究可能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构建地方政府“为发展质量而竞争”的新格局，通过地方政府间有效的竞争、学习和外溢機制，整体提升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第二，加强发展的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建设，增加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的公共投入力度，提升相应公共产品的匹配水平和利用效率，进一步地，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建设青山绿水中，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助力高质量发展;第三，区域开发政策应更加注重平衡性，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通过财税补贴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吸引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等先进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第四，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兼顾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防止挂一漏万，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二者保持协同并进。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②Thomas，V.etc，TheQualityofGrowth，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Barro，R.J，QuantityandQualityofEconomicGrowth，WorkingPaper，CentralBankofChile，Growth，UnitedStates，2002;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郝颖、辛清泉、刘星：《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③⑧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④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⑤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⑥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⑦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
⑨蔡昉：《转向高质量发展“三谈”》，《经济日报》2018年2月8日。
⑩胡敏：《高质量发展要有高质量考评》，《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月18日。
B11MlachilaMontfort，RenéTapsoba，SampawendeJ.A.Tapsoba.“AQualityofGrowthIndexforDevelopingCountries：AProposal”，SocialIndicatorsResearch，vol.134，no.2（Nov.2017），pp.1-36.
B12本文由于聚焦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准确刻画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因此侧重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如何将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将是下一步我们研究的方向。
B13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B14由于篇幅原因，我们未在正文中利用地图报告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责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