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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莎剧中母亲形象的研究是中国莎学研究的薄弱点，阻碍了学界对莎剧的客观阐释和全面认识。本文从中西传统文化背景中母亲的相似境遇、莎剧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环境、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流派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中女性作为母亲的生存境况和男权意识对中国莎学界的不良影响这五方面细致分析了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
关键词：莎剧 母亲形象 忽视 原因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近代早期英格兰，社会对“母亲”的界定“同时存在不同的表述形式”（Kaplan,1992:19），剧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利用“母亲”的语义模糊性，不仅加强了戏剧效果，也展示了“母亲”的丰富内涵。莎士比亚剧作中仅出场的母亲就有33位，包括喜剧《温莎的诙谐妇人》中的培琪太太（Mistris Page），《错误的喜剧》中的爱米莉亚（Aemilia），《终成眷属》中的罗西昂伯爵夫人（Countesse Rosillion）与佛罗伦萨的老寡妇，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蒙太古夫人（Lady Montague）、凯普莱特夫人（Lady Capulet），《麦克白的悲剧》中的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麦克德夫夫人（Lady Macduff），历史剧《亨利五世生平》中的法国王后伊莎贝尔（Isabel），《约翰王的生与死》中的爱丽诺太后（Elinor）、康斯坦丝（Constance）、福康布里琪夫人（Lady Faulconbridge），《亨利六世第三部》中的玛格莱特王后（Queen Margaret）与格雷夫人（Lady Gray），传奇剧《不列颠之王辛白林》中的不列颠王后与普修默斯·里奥纳特斯（Posthumus Leonatus）之母，《冬天的故事》中的赫美温妮（Hermione）与宝琳娜（Paulina），等等。按照性格偏好、言行特征及剧中人物对其的评价，可将她们分为“恶母（aberrant mothers）”、“强母（powerful mothers）”和“良母（virtuous mothers）”（邵雪萍，2010：131）。但从目前国内学者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这批人物中除《哈姆莱特的悲剧》里的葛特露（Gertrude）因再嫁常被评论者当作导致王子“发疯”及复仇“延宕”的罪魁批判之外，其他的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忽视的原因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推究。
一 中西传统文化背景中母亲的相似境遇
中西文化虽具众多差异，却依然是生理和心理需要相似的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物质精神成果，两种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中不断互相交流砥砺，必然具有共通的一面。中西方传统社会里的女性在扮演母亲角色时，都受到自身附属地位的限制，即使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母权”，也无法彻底改变性别造成的困境。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成为母亲后，社会便承认她们在管教子女、替子女主婚和管理家产上有仅次于父亲的权利，皇太后在夫亡子幼的情况下，还能暂时摄政。但她们享有的“母权”很难体现她们的人格意志，因为它是父权的“寄生物”，与西方传统父权社会中母亲的“母权”相类。当中西母亲的相似生存状态折射到文学作品中，就产生了许多相似的母亲形象。中国古代剧作里并不缺少母亲形象，正面母亲形象都能完成父权社会规定的母亲职能。在父亲缺席的家庭里，她们代行父职保持家庭稳定，并按照父权社会认可的方式抚育子女，如元杂剧《状元堂陈母教子》中以鞭策孩子向学的陈母；作为负面人物刻画的母亲，多半在性格或行为上未满足父权社会对“母亲”的期待，如《江州司马青衫泪》中逼女卖身的裴氏。好母亲大多慈爱温柔或坚毅刚强（或集慈爱与刚毅于一身）；坏母亲往往苛酷歹毒，有的为了满足情欲不惜伤害子女，如《包龙图智勘后庭花》里的哑子之母。将元杂剧中的母亲形象与莎剧中的三类母亲进行对照，便能看出文化传统与母亲的实际生存境遇在这些人物身上留下的烙印，以及中西传统社会母亲的相似地位所造成的剧作中母亲形象的类同。正是这种类同，使莎剧中的母亲先验地成为国人心中“过于熟悉”的形象，而“熟悉即便不引起幻灭，也导致了忽视”（Lu,2008：94），因此难以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二 莎剧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环境
莎剧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环境是剧中母亲形象成为中国莎学研究的薄弱环节的另一原因。莎剧传入近代中国时，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在发生阶段性的大转向，思想启蒙让位给了救亡保种，民主自由思想也让位于民族解放及阶级斗争意识。接踵而至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事件使文学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大受欢迎的是那些被理解为反映时局动荡与人民苦难的莎剧，如《麦克白的悲剧》、《奥赛罗的悲剧：威尼斯的摩尔人》、《里尔王的悲剧》等。麦克白篡位后多行不义，最终被麦克德夫（Macduff）杀死，被解读为制造混乱的罪魁最终为群众利益的代表与维护者消灭；奥赛罗被当作受压迫民族的一员，他无视元老勃拉班修（Brabantio）的意志，与其女苔丝狄蒙娜（Desdemona）私定终生，被当作追求爱情幸福、反对封建家族势力的一大壮举；里尔离开王宫、在巨大苦难中实现了精神升华，则被理解为革命者紧密依靠群众的启示。莎剧的社会功能被发挥到极致，其中存在或不存在的“革命性”与“现实主义因素”都被用于阐释现实，变为反侵略、反专制的利器。莎剧人物同样被用作象征功能强大，具有超时空意义的文化符号，文化界关注他们并非为了较纯粹的文学审美，对剧中母亲形象的研究自然也无从谈起。
三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流派的影响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流派的影响也是中国莎学界长期忽视莎剧中母亲形象的一大原因。这个流派的莎评缺乏辩证观点，强调革新，忽视继承，不承认莎士比亚无论在“道”或“文”上与中世纪有继承关系，还在人民性的模糊观念下，为莎士比亚文过饰非……还有过分拔高莎士比亚的思想意识的倾向……这种一味肯定的做法，同传统的浪漫派莎评如出一辙。此外，苏联学者片面强调莎作的现实主义因素也导致了对莎剧人物分析的公式化（杨周翰，1980：10）。由于片面强调阶级分析法，过分夸大了莎剧的人文主义色彩、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和创新精神，既不可能关注也不可能承认西方传统社会对母亲角色的界定对莎剧中母亲形象的影响，也无法正视她们反映的传统女性观的糟粕，更无法洞悉她们体现的复杂而丰富的人性，因为这种复杂与丰富已经远远超出了武断的阶级分析法所能解释的范围。由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至今犹存，它的消极因素也仍在阻挠中国莎学向纵深发展，妨碍了中国学者对莎剧的全面理解与对莎剧人物的客观审视。
四 当代中国社会中女性作为母亲的生存境况
确立文学批评的四个要素（作者、作品、读者和世界）之间具有“交互关系”（黄宝生，1994：123），读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个文化尊崇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等，都会影响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阐释，当代中国社会女性作为母亲的生存状况也与中国莎学界迄今忽视莎剧中的母亲形象大有关联。
自新中国成立后，阶级剥削的消除断绝了压迫女性的根源，使女性地位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说中国人真正、根本、彻底地改变了对女性的态度依然为时过早”（Mitchell,1974:412），因为当代中国女性在投身家庭、社会生活时，尽管外在的、制度上的枷锁已经粉碎，意识层面的性别偏见却依然根深蒂固，还在制约着她们追求自我实现的脚步。女性遇到的旧势力、旧观念的局限在她们扮演母亲角色时尤为严重。不少女性还因缺乏承受双重负担的时间或精力，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将孩子和丈夫视为生活的全部，因为她们无法“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弗里丹，1995：342）。她们被迫选择的人生道路是由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一系列付出构成的循环。在女性生存环境还需继续改善的今天，一再用传统的“母性”和“母职”要求女性，自然会给她们的社会发展之路设置障碍，因为传统的“母性”、“母职”仍然在用父权社会设置的规范禁锢母亲，剥夺了女性自我实现的机会。中国读者（包括研究者）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可能早已在无意识中内化了社会对“母亲”的界定，对女性作为“母亲”的困境司空见惯，而带着这种“前理解”去欣赏莎剧，就不容易关注莎剧中的母亲形象，也很难发现这些形象反映的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消极的女性观。
关键词：莎剧 母亲形象 忽视 原因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近代早期英格兰，社会对“母亲”的界定“同时存在不同的表述形式”（Kaplan,1992:19），剧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利用“母亲”的语义模糊性，不仅加强了戏剧效果，也展示了“母亲”的丰富内涵。莎士比亚剧作中仅出场的母亲就有33位，包括喜剧《温莎的诙谐妇人》中的培琪太太（Mistris Page），《错误的喜剧》中的爱米莉亚（Aemilia），《终成眷属》中的罗西昂伯爵夫人（Countesse Rosillion）与佛罗伦萨的老寡妇，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蒙太古夫人（Lady Montague）、凯普莱特夫人（Lady Capulet），《麦克白的悲剧》中的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麦克德夫夫人（Lady Macduff），历史剧《亨利五世生平》中的法国王后伊莎贝尔（Isabel），《约翰王的生与死》中的爱丽诺太后（Elinor）、康斯坦丝（Constance）、福康布里琪夫人（Lady Faulconbridge），《亨利六世第三部》中的玛格莱特王后（Queen Margaret）与格雷夫人（Lady Gray），传奇剧《不列颠之王辛白林》中的不列颠王后与普修默斯·里奥纳特斯（Posthumus Leonatus）之母，《冬天的故事》中的赫美温妮（Hermione）与宝琳娜（Paulina），等等。按照性格偏好、言行特征及剧中人物对其的评价，可将她们分为“恶母（aberrant mothers）”、“强母（powerful mothers）”和“良母（virtuous mothers）”（邵雪萍，2010：131）。但从目前国内学者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这批人物中除《哈姆莱特的悲剧》里的葛特露（Gertrude）因再嫁常被评论者当作导致王子“发疯”及复仇“延宕”的罪魁批判之外，其他的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忽视的原因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推究。
一 中西传统文化背景中母亲的相似境遇
中西文化虽具众多差异，却依然是生理和心理需要相似的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物质精神成果，两种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中不断互相交流砥砺，必然具有共通的一面。中西方传统社会里的女性在扮演母亲角色时，都受到自身附属地位的限制，即使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母权”，也无法彻底改变性别造成的困境。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成为母亲后，社会便承认她们在管教子女、替子女主婚和管理家产上有仅次于父亲的权利，皇太后在夫亡子幼的情况下，还能暂时摄政。但她们享有的“母权”很难体现她们的人格意志，因为它是父权的“寄生物”，与西方传统父权社会中母亲的“母权”相类。当中西母亲的相似生存状态折射到文学作品中，就产生了许多相似的母亲形象。中国古代剧作里并不缺少母亲形象，正面母亲形象都能完成父权社会规定的母亲职能。在父亲缺席的家庭里，她们代行父职保持家庭稳定，并按照父权社会认可的方式抚育子女，如元杂剧《状元堂陈母教子》中以鞭策孩子向学的陈母；作为负面人物刻画的母亲，多半在性格或行为上未满足父权社会对“母亲”的期待，如《江州司马青衫泪》中逼女卖身的裴氏。好母亲大多慈爱温柔或坚毅刚强（或集慈爱与刚毅于一身）；坏母亲往往苛酷歹毒，有的为了满足情欲不惜伤害子女，如《包龙图智勘后庭花》里的哑子之母。将元杂剧中的母亲形象与莎剧中的三类母亲进行对照，便能看出文化传统与母亲的实际生存境遇在这些人物身上留下的烙印，以及中西传统社会母亲的相似地位所造成的剧作中母亲形象的类同。正是这种类同，使莎剧中的母亲先验地成为国人心中“过于熟悉”的形象，而“熟悉即便不引起幻灭，也导致了忽视”（Lu,2008：94），因此难以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二 莎剧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环境
莎剧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环境是剧中母亲形象成为中国莎学研究的薄弱环节的另一原因。莎剧传入近代中国时，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在发生阶段性的大转向，思想启蒙让位给了救亡保种，民主自由思想也让位于民族解放及阶级斗争意识。接踵而至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事件使文学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大受欢迎的是那些被理解为反映时局动荡与人民苦难的莎剧，如《麦克白的悲剧》、《奥赛罗的悲剧：威尼斯的摩尔人》、《里尔王的悲剧》等。麦克白篡位后多行不义，最终被麦克德夫（Macduff）杀死，被解读为制造混乱的罪魁最终为群众利益的代表与维护者消灭；奥赛罗被当作受压迫民族的一员，他无视元老勃拉班修（Brabantio）的意志，与其女苔丝狄蒙娜（Desdemona）私定终生，被当作追求爱情幸福、反对封建家族势力的一大壮举；里尔离开王宫、在巨大苦难中实现了精神升华，则被理解为革命者紧密依靠群众的启示。莎剧的社会功能被发挥到极致，其中存在或不存在的“革命性”与“现实主义因素”都被用于阐释现实，变为反侵略、反专制的利器。莎剧人物同样被用作象征功能强大，具有超时空意义的文化符号，文化界关注他们并非为了较纯粹的文学审美，对剧中母亲形象的研究自然也无从谈起。
三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流派的影响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流派的影响也是中国莎学界长期忽视莎剧中母亲形象的一大原因。这个流派的莎评缺乏辩证观点，强调革新，忽视继承，不承认莎士比亚无论在“道”或“文”上与中世纪有继承关系，还在人民性的模糊观念下，为莎士比亚文过饰非……还有过分拔高莎士比亚的思想意识的倾向……这种一味肯定的做法，同传统的浪漫派莎评如出一辙。此外，苏联学者片面强调莎作的现实主义因素也导致了对莎剧人物分析的公式化（杨周翰，1980：10）。由于片面强调阶级分析法，过分夸大了莎剧的人文主义色彩、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和创新精神，既不可能关注也不可能承认西方传统社会对母亲角色的界定对莎剧中母亲形象的影响，也无法正视她们反映的传统女性观的糟粕，更无法洞悉她们体现的复杂而丰富的人性，因为这种复杂与丰富已经远远超出了武断的阶级分析法所能解释的范围。由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至今犹存，它的消极因素也仍在阻挠中国莎学向纵深发展，妨碍了中国学者对莎剧的全面理解与对莎剧人物的客观审视。
四 当代中国社会中女性作为母亲的生存境况
确立文学批评的四个要素（作者、作品、读者和世界）之间具有“交互关系”（黄宝生，1994：123），读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个文化尊崇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等，都会影响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阐释，当代中国社会女性作为母亲的生存状况也与中国莎学界迄今忽视莎剧中的母亲形象大有关联。
自新中国成立后，阶级剥削的消除断绝了压迫女性的根源，使女性地位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说中国人真正、根本、彻底地改变了对女性的态度依然为时过早”（Mitchell,1974:412），因为当代中国女性在投身家庭、社会生活时，尽管外在的、制度上的枷锁已经粉碎，意识层面的性别偏见却依然根深蒂固，还在制约着她们追求自我实现的脚步。女性遇到的旧势力、旧观念的局限在她们扮演母亲角色时尤为严重。不少女性还因缺乏承受双重负担的时间或精力，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将孩子和丈夫视为生活的全部，因为她们无法“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弗里丹，1995：342）。她们被迫选择的人生道路是由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一系列付出构成的循环。在女性生存环境还需继续改善的今天，一再用传统的“母性”和“母职”要求女性，自然会给她们的社会发展之路设置障碍，因为传统的“母性”、“母职”仍然在用父权社会设置的规范禁锢母亲，剥夺了女性自我实现的机会。中国读者（包括研究者）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可能早已在无意识中内化了社会对“母亲”的界定，对女性作为“母亲”的困境司空见惯，而带着这种“前理解”去欣赏莎剧，就不容易关注莎剧中的母亲形象，也很难发现这些形象反映的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消极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