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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率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利率管制一方面加大了银行风险,另一方面越来越不能给国有企业提工资本补贴,所以利率市场化试题中应有之义。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上升,悖离资源稟赋的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可能很难适应,为加强国企自生能力,国家应助其摆脱政策包袱。过期自身也应谋求技术构成与比较优势的匹配。大型金融机构不是已给中小企业融资,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应尽快建立一批中小型的金融机构。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比较优势
一、利率市场化的意义
由于资源配置可以被视为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实现的,所以,所谓市场化,在微观层次上就是任何一个实现资源的行动,从政府与其他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转变为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从微观层次看,这意味着任何一种产品的或要素的集合从政府管制转变为市场协调。从宏观层次上看,这意味着在全社会有更多的资源配置活动从政府支配转变为在市场制度中实现。
在二战后至今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市场化都被作为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是,市场化会带来财富的增长。在中国发生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也为这一关年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证据。
利率是金融市场的“价格”。和商品市场一样,若“价格”不是由市场来决定,那么整个金融市场也就不能称之为“市场化”的,也不能说这个国家已经真正走上完全市场化道路。所以信奉市场功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发展中国家实行利率市场化,并给出了足够的肯定证明。利率市场化具有储蓄效应、投资效应、金融深化效应,最终促进经济增长。Fry采用累计时间序列回归估计得出,在亚洲,平均实际利率向均衡的自由市场利率每上涨1%,经济增长率将快0.5%;同期,Fry对61个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投资函数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实际利率每低于平均利率1%,即意味着实际经济增长率丧失0.5%左右。Lanyi和Saracoglu对21个发展中国家在利率与金融资产增长率之间正相关。世界银行采用了与Lanyi和Saracoglu同样的方法,将样本国家扩大到34个,结果发现正实际利率国家的投资效率比负实际利率国家高4倍。Polak通过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利率与年增长率回归计算出的相关系数是0.18—0.27.Gelp也发现1965—1985年间34个国家的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有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0.6.为了克服二元回归有忽略变量的缺陷,Roublini和Salai—Martin运用了多变方程来估计金融自由化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发现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53个国家中,70年代实际利率低于—5%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要比正实际利率的国家低1.4%。总之,无论在理论验证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利率市场化都已经得到了肯定。
具体到我国,在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利率管制当然是最严格的,政府包揽了一切利率的制定,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利率自主权。1978年以后,严格的利率管制政策逐渐松动,利率由以前的一定不变,变化为改革后的经常调整;而且商业性金融机构已有了一定的利率浮动权,全国同业拆借利率、国债、金融债回购等货币市场利率已经率先实现市场化。但在占据社会融资份额绝大比例的存贷方面,由中央银行确定利率并报国务院批准的利率决定机制基本未变,《商业银行法》第31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上下限,决定存款利率,并以公告。”第47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降低利率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仍处在最低层次。
在计划经济是其以及在经济生活中计划成分仍占优势的80年代,利率是否市场化并不重要。但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兴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和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之后,利率管制的弊端愈显突出。
一方面,由于利率管制,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利率差别化来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银行处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状态。利率管制还强化了金融工具之间的非市场差别,制约了公平竞争。如长期以来,债券利率一直高于存款利率,直接导致居民节余资金向债券倾斜。事情的另一方面,利率管制的期望好处,即希望通过利率管制降低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增强他们的竞争力,正在渐渐消失。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金融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由计划性的正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较强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构成的二元结构。正规金融体系支配了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供应,迄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7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经济和大型企业;非正规金融体系只要是服务于非国有经济和中小型企业,但其掌握的资金量很小,而且其存在的合法性一直存在问题。如此二元金融结构的长期存在,根据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成果,乃是“赶超”战略的一个直接后果。50年代,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赶超”战略。在此战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归根到底取决与其成本水平。而企业的成本水平通常又取决于,它所生产的产品所要求的最合适的资本有机构成同该国的要素稟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吻合的程度。要素稟赋结构指的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重工业是技术和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不符合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资本相对稀缺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方面享有较之非国有企业更为有限的待遇,所带款项模具有很强的软贷款性质,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小。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因素作用下,国有企业才能长时间的在先天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仍能在市场竞争中维持生存。
但事情的发展越来越悖离预先的设想,甚至越来越悖离早先几年的情形。利率政策在降低国有企业资本的同时,也鼓励了资金浪费,降低了投资效率。银行信贷人员、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也使国企实际承担的利率成本并不低。由于利率管制使法定利率与市场均衡利率之间存在较大差额,这为信贷市场中的寻租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信贷市场的巨额租金诱使政府、银行、企业中的当权者参与寻租,而沉淀在这个过程的巨额的费用最终都会转嫁到资金的需求者—国有企业身上。
二、利率市场化后的国有企业间接融资问题
由于利率长期受到压制,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水平必然会升高,这也是推行利率市场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即通过利率机制引导资源流向效率较高企业。实行利率市场化之后,在名义利率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15个出现上涨,5个出现下降;在实际利率完整的18 个国家中,只有波兰在推行该利率政策后实际利率下降,其余17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而且在一些国家中,还出现了异乎寻常的“超高利率”。如智利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之际,从1976至1982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32%,特别是在1982年第四季度实际利率达到69%。具体到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上浮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一直处于低下状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改革以来的17年中有12年实际利率是负的,特别是1993年、1994年是深度负利率,在负10%以上”。利率显著升高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大加大它的资本成本,这对悖离资源稟赋的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讲,无疑是非常致命的一击。另一方面,在许多国有企业、银行经营机制已经转变,特别是在加入WTO后银行将要与外资银行同台竞争的情况下,国家队国有企业的成本补贴将难以维系。那时,自生能力低下导致的经营困难问题,将严重制约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处于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区段的企业顺利融资。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已经积累了比较严重的呆、坏账问题。再加上随着利率的上升,信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势必会增多,相应的银行业会加强对贷款人还款能力的审核。所以,在利率市场化后,国有企业为适应不断提高的利率,关键就要提高自己的自生能力。
前文已经论述过,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主要取决于他的成本水平,而成本水平又和企业产品的技术构成与该国资源稟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吻合的程度相关。所以国有企业要提高自生能力,首先就是要按照市场需求要素稀缺情况配置资源。同时由于某些企业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国内仍有宽广的市场,这些企业应考虑通过合资或是到国外上市的方式,引进外资来弥合其技术结构和要素稟赋结构之间的缺口。因为外资在其母国的成本比较低,能利用外资也就降低了资本稀缺对我国企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选择上的制约。
但在国有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转变经营战略过程中,国家应协助其逐步摆脱“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一些产业虽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从而不具备自生能力,却由于国家的战略性需要而存在,这些行业中企业就背负了战略性政策包袱。对于这部分企业,如果有与战略需要不适宜和外国搞资本合=合营经验,那么国家就应考虑采取财政支持的办法去帮助他们甩掉包袱,而不是通过银行来解决。因为,如果这些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它们注定要亏损,那么由谁来支持,亏损最终还是要落到财政头上。这样与其干扰银行的商业化经营,不为银行解脱负担,理顺融资渠道。
社会性政策负担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提供就业的能力是有限的,为了保障城镇居民的就业,大量国有企业只好超出其实际需要安排职工就业,进而又要为职工提供养老、医疗等福利。对于社会性政策负担,国家应将其全部从国有企业剥离。为此,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管理国有企业分离出的社会负担。
由此可见,在利率市场化后,国有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其自生能力的培养,而这又依赖于其经营方向的转变和政策性包袱的去除。
三、利率市场化后中小型企业间接融资问题
对于利率市场化以后的利率提升,中小型企业的适应能力会比国有企业强。因为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产品的技术构成比较符合我国的资源稟赋的比较优势,因而其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问题的中小型企业在利率市场化以后,仍然不可能很轻易的从国有商业银行顺利地融资。而个中原因并不是由于以前人们经常说的所有制歧视,而是国有商业银行出于成本方面的理性考虑。由于中小型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抵押条件上的差异,以及单位贷款处理成本虽贷款规模上升而下降等原因,银行也会在经营中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区别对待。一个典型的结果就是,大型银行更愿意为大型企业服务,而不愿意为资金需求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服务。而正如前文所的说,我国金融业存在着典型的二元格局,所以倘若这种局面不被打破,中小企业间接融资难的问题仍将持续。
那么在利率市场化后,如何解决中小型企业间接融资难的问题呢?笔者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是发展一批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型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这除了以为他们资金少、无力为大型企业融资外,主要是因为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拥有信息上的优势。与之相对,大型金融机构一般不具有这种信息优势。所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关键是建立一批中小型的金融机构。
其实这一结论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经验研究所证明。首先,一些研究证明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与银行规模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其次,一些对美国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银行合并的研究证明,大银行的吞并或大银行之间的合并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再次,在银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小企业即使能够顺利获得也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我国已经拥有一批中小型金融机构,但无论是数量还是提供融资服务的质量都不能满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面对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政府应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健全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建立起相应的监管体系。各中小金融机构本身也应积极地去实现经营机制的转变,以求在为中小企业服务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2001
[2] 黄金老.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J].经济研究,2001,1
[3] 林毅夫,刘培林.以加入WTO为契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J].管理世界,2001
[4] 萨奇.利率市场化与利率关系的国际经验[J].国际金融研究
[5] 李扬,黄金老 金融全球化研究[M].上海远东出版社
[6] 盛洪.中国的过度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4
(作者单位: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比较优势
一、利率市场化的意义
由于资源配置可以被视为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实现的,所以,所谓市场化,在微观层次上就是任何一个实现资源的行动,从政府与其他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转变为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从微观层次看,这意味着任何一种产品的或要素的集合从政府管制转变为市场协调。从宏观层次上看,这意味着在全社会有更多的资源配置活动从政府支配转变为在市场制度中实现。
在二战后至今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市场化都被作为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是,市场化会带来财富的增长。在中国发生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也为这一关年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证据。
利率是金融市场的“价格”。和商品市场一样,若“价格”不是由市场来决定,那么整个金融市场也就不能称之为“市场化”的,也不能说这个国家已经真正走上完全市场化道路。所以信奉市场功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发展中国家实行利率市场化,并给出了足够的肯定证明。利率市场化具有储蓄效应、投资效应、金融深化效应,最终促进经济增长。Fry采用累计时间序列回归估计得出,在亚洲,平均实际利率向均衡的自由市场利率每上涨1%,经济增长率将快0.5%;同期,Fry对61个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投资函数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实际利率每低于平均利率1%,即意味着实际经济增长率丧失0.5%左右。Lanyi和Saracoglu对21个发展中国家在利率与金融资产增长率之间正相关。世界银行采用了与Lanyi和Saracoglu同样的方法,将样本国家扩大到34个,结果发现正实际利率国家的投资效率比负实际利率国家高4倍。Polak通过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利率与年增长率回归计算出的相关系数是0.18—0.27.Gelp也发现1965—1985年间34个国家的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有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0.6.为了克服二元回归有忽略变量的缺陷,Roublini和Salai—Martin运用了多变方程来估计金融自由化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发现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53个国家中,70年代实际利率低于—5%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要比正实际利率的国家低1.4%。总之,无论在理论验证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利率市场化都已经得到了肯定。
具体到我国,在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利率管制当然是最严格的,政府包揽了一切利率的制定,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利率自主权。1978年以后,严格的利率管制政策逐渐松动,利率由以前的一定不变,变化为改革后的经常调整;而且商业性金融机构已有了一定的利率浮动权,全国同业拆借利率、国债、金融债回购等货币市场利率已经率先实现市场化。但在占据社会融资份额绝大比例的存贷方面,由中央银行确定利率并报国务院批准的利率决定机制基本未变,《商业银行法》第31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上下限,决定存款利率,并以公告。”第47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降低利率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仍处在最低层次。
在计划经济是其以及在经济生活中计划成分仍占优势的80年代,利率是否市场化并不重要。但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兴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和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之后,利率管制的弊端愈显突出。
一方面,由于利率管制,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利率差别化来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银行处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状态。利率管制还强化了金融工具之间的非市场差别,制约了公平竞争。如长期以来,债券利率一直高于存款利率,直接导致居民节余资金向债券倾斜。事情的另一方面,利率管制的期望好处,即希望通过利率管制降低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增强他们的竞争力,正在渐渐消失。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金融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由计划性的正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较强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构成的二元结构。正规金融体系支配了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供应,迄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7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经济和大型企业;非正规金融体系只要是服务于非国有经济和中小型企业,但其掌握的资金量很小,而且其存在的合法性一直存在问题。如此二元金融结构的长期存在,根据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成果,乃是“赶超”战略的一个直接后果。50年代,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赶超”战略。在此战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归根到底取决与其成本水平。而企业的成本水平通常又取决于,它所生产的产品所要求的最合适的资本有机构成同该国的要素稟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吻合的程度。要素稟赋结构指的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重工业是技术和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不符合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资本相对稀缺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方面享有较之非国有企业更为有限的待遇,所带款项模具有很强的软贷款性质,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小。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因素作用下,国有企业才能长时间的在先天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仍能在市场竞争中维持生存。
但事情的发展越来越悖离预先的设想,甚至越来越悖离早先几年的情形。利率政策在降低国有企业资本的同时,也鼓励了资金浪费,降低了投资效率。银行信贷人员、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也使国企实际承担的利率成本并不低。由于利率管制使法定利率与市场均衡利率之间存在较大差额,这为信贷市场中的寻租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信贷市场的巨额租金诱使政府、银行、企业中的当权者参与寻租,而沉淀在这个过程的巨额的费用最终都会转嫁到资金的需求者—国有企业身上。
二、利率市场化后的国有企业间接融资问题
由于利率长期受到压制,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水平必然会升高,这也是推行利率市场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即通过利率机制引导资源流向效率较高企业。实行利率市场化之后,在名义利率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15个出现上涨,5个出现下降;在实际利率完整的18 个国家中,只有波兰在推行该利率政策后实际利率下降,其余17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而且在一些国家中,还出现了异乎寻常的“超高利率”。如智利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之际,从1976至1982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32%,特别是在1982年第四季度实际利率达到69%。具体到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上浮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一直处于低下状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改革以来的17年中有12年实际利率是负的,特别是1993年、1994年是深度负利率,在负10%以上”。利率显著升高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大加大它的资本成本,这对悖离资源稟赋的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讲,无疑是非常致命的一击。另一方面,在许多国有企业、银行经营机制已经转变,特别是在加入WTO后银行将要与外资银行同台竞争的情况下,国家队国有企业的成本补贴将难以维系。那时,自生能力低下导致的经营困难问题,将严重制约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处于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区段的企业顺利融资。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已经积累了比较严重的呆、坏账问题。再加上随着利率的上升,信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势必会增多,相应的银行业会加强对贷款人还款能力的审核。所以,在利率市场化后,国有企业为适应不断提高的利率,关键就要提高自己的自生能力。
前文已经论述过,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主要取决于他的成本水平,而成本水平又和企业产品的技术构成与该国资源稟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吻合的程度相关。所以国有企业要提高自生能力,首先就是要按照市场需求要素稀缺情况配置资源。同时由于某些企业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国内仍有宽广的市场,这些企业应考虑通过合资或是到国外上市的方式,引进外资来弥合其技术结构和要素稟赋结构之间的缺口。因为外资在其母国的成本比较低,能利用外资也就降低了资本稀缺对我国企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选择上的制约。
但在国有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转变经营战略过程中,国家应协助其逐步摆脱“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一些产业虽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从而不具备自生能力,却由于国家的战略性需要而存在,这些行业中企业就背负了战略性政策包袱。对于这部分企业,如果有与战略需要不适宜和外国搞资本合=合营经验,那么国家就应考虑采取财政支持的办法去帮助他们甩掉包袱,而不是通过银行来解决。因为,如果这些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它们注定要亏损,那么由谁来支持,亏损最终还是要落到财政头上。这样与其干扰银行的商业化经营,不为银行解脱负担,理顺融资渠道。
社会性政策负担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提供就业的能力是有限的,为了保障城镇居民的就业,大量国有企业只好超出其实际需要安排职工就业,进而又要为职工提供养老、医疗等福利。对于社会性政策负担,国家应将其全部从国有企业剥离。为此,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管理国有企业分离出的社会负担。
由此可见,在利率市场化后,国有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其自生能力的培养,而这又依赖于其经营方向的转变和政策性包袱的去除。
三、利率市场化后中小型企业间接融资问题
对于利率市场化以后的利率提升,中小型企业的适应能力会比国有企业强。因为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产品的技术构成比较符合我国的资源稟赋的比较优势,因而其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问题的中小型企业在利率市场化以后,仍然不可能很轻易的从国有商业银行顺利地融资。而个中原因并不是由于以前人们经常说的所有制歧视,而是国有商业银行出于成本方面的理性考虑。由于中小型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抵押条件上的差异,以及单位贷款处理成本虽贷款规模上升而下降等原因,银行也会在经营中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区别对待。一个典型的结果就是,大型银行更愿意为大型企业服务,而不愿意为资金需求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服务。而正如前文所的说,我国金融业存在着典型的二元格局,所以倘若这种局面不被打破,中小企业间接融资难的问题仍将持续。
那么在利率市场化后,如何解决中小型企业间接融资难的问题呢?笔者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是发展一批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型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这除了以为他们资金少、无力为大型企业融资外,主要是因为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拥有信息上的优势。与之相对,大型金融机构一般不具有这种信息优势。所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关键是建立一批中小型的金融机构。
其实这一结论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经验研究所证明。首先,一些研究证明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与银行规模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其次,一些对美国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银行合并的研究证明,大银行的吞并或大银行之间的合并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再次,在银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小企业即使能够顺利获得也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我国已经拥有一批中小型金融机构,但无论是数量还是提供融资服务的质量都不能满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面对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政府应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健全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建立起相应的监管体系。各中小金融机构本身也应积极地去实现经营机制的转变,以求在为中小企业服务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2001
[2] 黄金老.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J].经济研究,2001,1
[3] 林毅夫,刘培林.以加入WTO为契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J].管理世界,2001
[4] 萨奇.利率市场化与利率关系的国际经验[J].国际金融研究
[5] 李扬,黄金老 金融全球化研究[M].上海远东出版社
[6] 盛洪.中国的过度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4
(作者单位: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