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物报告文学是报告文学中的一个品类。考察现当代报告文学写人的历程，可以一个起点，两个高峰，三个位移或转换概括之。
一、一个起点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1898)被一些学者誉为中国报告文学诞生的标志。那是一个事件报告文学：报告了戊戌政变这个历史大事。第一篇“改革实情”，第二篇“废立始末记”，第三篇“政变前记”，第四篇“政变正记”，原原本本地记叙了变法的准备、变法的经过和变法的失败整个事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转为写人，对性格各异的六位烈士(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作了详略不同的描述和介绍。其中写得最出色的是谭嗣同，3000多字，绘声绘色，刻画出一位忧国忧民、慷慨壮烈的资产阶级民主斗士的光辉形象，论者以为“笔墨颇有司马迁遗风”。《戊戌政变记》既为报告文学诞生标志，那么，《殉难六烈士传》则可视为人物报告的起点。
梁启超擅长写入物传记，《殉难六烈士传》是其传记文中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不过，就梁本人的创作史而言，此传的意义主要在于演示其袭用传统纪传体式所能够达到的辉煌。”“《史记》之擅长以人物语言(包括对话与独自)复原历史场景，刻画人物性格，久已在入耳目。其所采取的全知叙事立场也使得司马迁对笔下人物具有绝对的知情权。在这一点上，梁作与之如出一辙。”其写入技艺之高，评价如此。
作为人物报告的起点，除写作的技巧值得称道外，另有两点至关重要的。一是六烈士传是《戊戌政变记》中的一部分，各传虽可独立而总体带有事件性质，它们是因事件而独立而集中而存在的。这不自觉地呈现了报告文学新闻性、史志性的厨性。二是在六烈士传中，梁启超以史家的眼光选择人物作为传主，为报告文学写人立下了选择写作对象的标竿。他在《历史研究法》谈到“人物专传”的对象选择，要求“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写作的对象，“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目的在借人物为历史和时代写照。这可以理解为报告文学写时代典型或社会典型的滥觞。
在《戊戌六烈士传》之后，梁启超又写了《南海康先生传》(1901)，这是采用西方新式评传方法写出的一部人物传记。与谭嗣同、康广仁诸传不同，作者放弃了诸如模拟口吻、增加现场感的对话等形象刻画人物的方式，他“宁愿站在史家的客观立场处理史料，意在昭示其自觉疏离犹带小说笔意的旧传体式”。行文之际，议论风生，作者强烈的现实感与启蒙心态，使文本充溢着对旧史正统意识的批判精神。《南海康先生传》的写作，实遂了他心目中理想的人物专传的境界：自由挥洒——“不必依年代的先后，可全以轻重为标准，改换异常自由；内容所包……丰富；无论直接间接，无论议论叙事都可以网罗无剩。”
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传记“几乎成为绝大多数革命刊物不可缺少的部分”，其报告对象，既有历史人物，也有现实人物，既有革命英雄，也有反面人物。如徐寄尘的《秋女士逸事》，陶成章的《浙案纪略·秋瑾传》，陈去病的《鉴湖女侠秋瑾传》等。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刘禺生的《洪宪第一人物》等。
早期写人的纪实文本，取材广泛，且多用文言，形制上不脱传记规范，但已体现新质。
二、两个高峰
人物报告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是在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英模人物进入报告文学文本，谱出了“一代英杰叱咤风云的交响诗”——杨朔的《毛泽东特写》，黄钢的《两个除夕》，《我看见了八路军》，赵超构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朱德将军的招待会》，何其芳的《朱总司令的话》、《记贺龙将军》、《吴玉章同志的革命故事》、《记王震将军》，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朱德、任粥时、林彪、彭德怀、彭雪枫、贺龙)、《记左权同志》，何明的《彭副总司令和哨兵》，沙汀的《记贺龙》，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徐海东将军》、《聂荣臻同志》、《李先念将军》、《王首道同志和王恩茂同志》；陈荒煤的《陈赓将军印象记》、《刘伯承将军会见记》，周而复的《聂荣臻将军》，康矛召的《我们的司令员罗荣桓同志》，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萧三的《续范事先生》，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雷加的《国际友人白求恩》，丁玲的《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陈荒煤的《一个农民的道路——记农村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杨朔《文武双状元》、《英雄爱马》、《张德胜》、《雷神》等，李后的《宋纪柳》，曾克的《女神枪手冯凤英》，刘白羽《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穆青的《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和《赵占魁同志》……
这“标志着报告文学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赵遐秋认为，“以人物为主体的报告文学主宰报告文学领域，完成了这种文体文学化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也就是报告文学新闻纪事性的减弱，以至于在作品中退居为次要地位，而代之以人物为主体的文学性的过程。这种新闻纪事性和以人物为主体的文学性的彼消此长的过程，正是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报告文学发展的突出表现。”
“十七年”写人报告文学继承延安传统，英雄(先进)人物、社会主义新人报告层出不穷，数量虽丰，但“互相雷同、缺乏新意的作品很多，写法上也有些公式化，并不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但有几篇作品确实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它们是：房树民的《向秀丽》，甄为民、佟希文、雷润明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魏钢焰的《红桃是怎样开的》，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和《新泮伯》，徐迟的《祁连山下》，徐开垒《雕塑家传奇》，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
接下来的10年，被人们称为“文学凋零期”，写人的作品只有一篇《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硕果仅存。
写人报告文学的第二个高峰，是1978-1984年。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兴起，是以人物报告文学为标志的。其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质量高，造成社会轰动效应的作品有应接不暇之感。以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为例，前三届82篇作品，人物报告有78篇，占了95％。柯岩选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报告文学集(1976-1982)》，共55篇作品，有人物报告41篇，占了74.5％。三是题材广。先后经历了“科学家热”而至“艺术家、运动员热”，“老一辈革命家热”而至与“四人帮”斗争的“斗士热”，“改革家热”而至“平凡人物热”……其代表作品，写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的，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黄宗英《小木屋》，《美丽的眼睛》，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痴情》、鲁光《中国姑娘》，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和当代英烈的，如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翟禹钟等的《彭大将军回故乡》， 穆青等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张书绅的《正气歌》，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祖慰、节流的《线》等；改革人物，如柯岩的《船长》，袁厚春《省委第一书记》，程树榛《励精图治》，陈祖芬《共产党人》等，平凡人物，如理由的《中年颂》，肖复兴《海河边的一间小屋》，韩少华的《继母》，祖慰的《审丑者》，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人在报告文学中群起而昂然屹立!
1984年之后，随着改革深入、社会转型，深层问题逐渐浮现，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异军突起，人物报告文学相对来说，渐成消歇之态，但仍不乏佳作，时有震撼出现。例如邢军纪、曹岩的《锦州之恋》，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李春雷的《木棉花开》等。
三、三个转换
从现象出发，探寻写人的报告文学发展，我们发现，中国人物报告的精神一直存在一个二重变奏：一是“五四”传统的启蒙主义，呼唤对“个人主体性”的建构，以期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例如，沈从文写过《记胡也频》、《记丁玲》，作者说：“那文章并不在叙述一个革命作家的英雄性与神性。却记录了他表面生活发展的秩序。”“只是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世界上的过去生活……我所记下的，只多就我所知道的这个人的生活而言，虽不一定是最光辉的一面，却实在是最人性的一面。”这种对对象“最人性的一面”的发掘，正是启蒙主义的精神要求。二是儒家的“天下”精神，呼唤从“民族国家”建构的群体需要出发，寻找足以凝聚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对象载体，把人物看作是“民族国家”这一群体的精神象征。由梁启超的自觉选择，到“左联”的鲜明主张，而至延安的革命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便是合乎逻辑的演绎，众多报告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也就成了这样的符码。
延安时期的人物报告，在“革命话语”体制下建立起了新的范式，概括言之，就是以英模为主要对象，以歌颂为主要旋律，以激励为唯一目的的“宣传一教育”范式。这种范式一经构建成形，从此深远地影响着人物报告文学的写作。无论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地报告”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地报告”中，甚或是进入“新时期”以后1980年代前期的报告文学，只要是人物报告文学，几乎都被这种范式所笼罩。有人概括为“通过人物的生活经历与客观描述，折射出来的是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指向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政治—社会’这一层面。人物不是真正地作为对象主体体现在作品中，更多的是作为政治图解、历史控诉和社会颂歌的注脚”。但是，变奏是强烈的，清晰地呈现出三个位移或转换。
1．“凡人世界”稀释“英模世界”。革命话语的写入范式，人物大多是“革命志士”、“建设功臣”、“社会精英”、“风云人物”、“劳模”、“先进”等等所谓“大写的人”，即使是写“平凡的人”，追求的也是“不平凡的精神”。如《胡杨泪》、《痴情》、《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等作品，就是通过对“平凡的人”的描绘，表达出主人公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热爱祖国等“不平凡的精神”。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以还，人物报告文学已舍弃旧有的轨道，首先，报告的对象不全是英雄人物了，既不是十七年报告文学中着力塑造的具有崇高美的英雄形象，也不是新时期最初几年普遍讴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知识分子典型，而是复归到报告文学的本体，着眼于新闻人物、传奇人物、小老百姓。他们作为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大量进入报告文学文本，稀释着过去单一独大的“英模世界”。贾鲁生认为“小人物的命运、心态、现状都和社会大背景紧密联系”，就把“小人物置于社会大背景中来写”；麦天枢着力描写下层人们的不幸与苦难，“并试图凭借自我的呼唤与扶助使人们摆脱不幸与苦难”。作者对“凡人”的关注与挖掘，不再是简单的热情讴歌和粗暴的无情“鞭挞”，而是以更深层的思考，关注改革开放时代日益凸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中个体的生存境遇。这种关注，其价值并不仅仅限于作家审美视野的拓展，更在于真正的“人”的意识在报告文学作家审美活动中的觉醒。以前文本中大量被“政治化”了的孤独的“人”，从这一时期起已经逊位，取而代之的是活生生的人之为人的“生命个体”或“群体”。显然，这种新变是和现代语境中的公共意识、社群意识、非英雄意识等时代情绪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化启蒙意识、现实批判意识、历史反思意识理性精神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对“英模”则从“凡人”角度去描写，着力发掘人物身上“最人性的一面”。让他(她)不再肩负过去政治图解、历史控诉等功能，作者所关注的只是他们作为“人”自身的情状。例如，在2008四川大地震中，警花蒋敏是尽人皆知的英雄，但在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中，她并不是以英模报告团中的事迹出现，催人泪下的是她与小女儿在家中追跑嬉戏的片断。对温家宝这位大国总理的形象描写，也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场面描写，作者只抓住总理与一老一少的两次对话。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极具震撼力。
2．“批判意识”置换“歌颂意识”。革命话语的写人范式，歌颂是主旋律，甚至是唯一的旋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革命话语的霸权所致。我们知道，1941年春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和1942年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有效地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价值体系、情感结构进行了“格式化”，改写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学传统赋予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从此，他是一个需要“改造”的对象，是个“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人，他不再是社会启蒙、大众启蒙的精英了。这种角色的倒置，使作者丧失了独立批判的“资质”。他的任务是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写工农兵，歌颂工农兵，用自己的作品鼓舞民众起来拥护革命，支持革命，为革命献身。这也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于是，歌颂意识就成为一种自觉，于是人物报告便失去了本来是报告文学文体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性。十七年虽也有几篇具有批判锋芒的写人报告文学，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荔青的《马端的堕落》，但旋即看到的现象是：文本一有批判，作者便遭批判。于是，歌颂便更加死心踏地了。但从1978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开始，作者的批判意识复苏。其模式是，一边歌颂人物，一边对造成人物坎坷命运的制度进行批判、控诉。1980年代前期那些取材于“文革”事件的人物报告文学文本，基本就是这个模式。它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通过人物的悲惨经历直接控诉“文革”的黑暗专制与惨无人道，如张书绅的《正气歌》、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和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等作品，就是通过主人公张志新、陶铸、遇罗克等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来控诉“四人帮”和“文革”历史。二是通过为人物立传，来歌颂党粉碎“四人帮”的英明之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伟大功绩等，并在此对比下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和“文革”历史的荒谬之极。如杨匡满的《发生在那个夏季》、 张胜友的《世界冠军的母亲》、史中兴的《他献上一颗虔诚的心》、胡思升的《萧三的最后岁月》、穆青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等。稍后，政治批判转入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再进入历史反思和历史批判。这是包括人物报告文学在内的报告文学运动的轮廓。报告文学文本现实批判性的恢复，是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历史责任的重新确认。
3．“人文话语”消解“革命话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革命话语”替代“五·四”启蒙主义的“人文话语”而成为时代的主调，这是历史的选择。当历史走进21世纪，走进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重拾启蒙主义“人文话语”同样也是必然的选择。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革命充满暴力，充满仇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革命话语”的一种潜质就是总设置斗争的对立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敌”“我”意识。检点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绵延出现过的这些“革命话语”的词汇——“右派”、“黑五类”、“身边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走资派”、“路线斗争”、“敌对势力”、“划线”、“站队”……无一不是政客与权谋家臆想的结果。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构建下的文学话语，自然只能是“革命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点就是，话语旨归全部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同时也大都具有“社会一政治”层面上的“干预”性质。19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渐进发展，使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日渐突出。作者纷纷从对“政治一社会”层面的关注中剥离出来，参与到民族文化审视、民族文化建构的文化大潮中。报告文学因其与生俱来的此岸性——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介入，更加强了它对文化关怀的迫切感和认同感。人物报告文学的人文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叙述对象：关注凡人世界的日常生活，“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关注焦点：对人与环境(自然)的关系作出现代关照与阐释，在生存境遇里着意于人物“最人性化一面”的挖掘；价值取向：尊重命运，尊重生命的本真意义，尊重普泛的人类精神。如蒋巍在《人生环形道》中，通过报道下乡知识青年雷超、肖丽返城之后的婚姻变故，反映了“小人物”在情爱、婚姻与生活之间无可奈何的尴尬境遇。刘元举在《黄河悲歌》中，通过记叙雷建生飘流黄河的壮举和不幸遇难的结局，歌颂了平凡人挑战极限的无畏精神和执着韧性。告别“革命话语”，才可发现人生更多的风景、更多的境界。
总之，以上三个位移或转换，意味着文化语境的宽松，写作者主体意识的自觉，或许，还意味着五四启蒙主义的人文话语的复活?不管如何，就写人报告文学而言，这些转折或嬗变，将使作者着意于挖掘人物“最人性的一面”，使笔下的人物更真实，更鲜活，更有生命力。
一、一个起点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1898)被一些学者誉为中国报告文学诞生的标志。那是一个事件报告文学：报告了戊戌政变这个历史大事。第一篇“改革实情”，第二篇“废立始末记”，第三篇“政变前记”，第四篇“政变正记”，原原本本地记叙了变法的准备、变法的经过和变法的失败整个事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转为写人，对性格各异的六位烈士(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作了详略不同的描述和介绍。其中写得最出色的是谭嗣同，3000多字，绘声绘色，刻画出一位忧国忧民、慷慨壮烈的资产阶级民主斗士的光辉形象，论者以为“笔墨颇有司马迁遗风”。《戊戌政变记》既为报告文学诞生标志，那么，《殉难六烈士传》则可视为人物报告的起点。
梁启超擅长写入物传记，《殉难六烈士传》是其传记文中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不过，就梁本人的创作史而言，此传的意义主要在于演示其袭用传统纪传体式所能够达到的辉煌。”“《史记》之擅长以人物语言(包括对话与独自)复原历史场景，刻画人物性格，久已在入耳目。其所采取的全知叙事立场也使得司马迁对笔下人物具有绝对的知情权。在这一点上，梁作与之如出一辙。”其写入技艺之高，评价如此。
作为人物报告的起点，除写作的技巧值得称道外，另有两点至关重要的。一是六烈士传是《戊戌政变记》中的一部分，各传虽可独立而总体带有事件性质，它们是因事件而独立而集中而存在的。这不自觉地呈现了报告文学新闻性、史志性的厨性。二是在六烈士传中，梁启超以史家的眼光选择人物作为传主，为报告文学写人立下了选择写作对象的标竿。他在《历史研究法》谈到“人物专传”的对象选择，要求“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写作的对象，“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目的在借人物为历史和时代写照。这可以理解为报告文学写时代典型或社会典型的滥觞。
在《戊戌六烈士传》之后，梁启超又写了《南海康先生传》(1901)，这是采用西方新式评传方法写出的一部人物传记。与谭嗣同、康广仁诸传不同，作者放弃了诸如模拟口吻、增加现场感的对话等形象刻画人物的方式，他“宁愿站在史家的客观立场处理史料，意在昭示其自觉疏离犹带小说笔意的旧传体式”。行文之际，议论风生，作者强烈的现实感与启蒙心态，使文本充溢着对旧史正统意识的批判精神。《南海康先生传》的写作，实遂了他心目中理想的人物专传的境界：自由挥洒——“不必依年代的先后，可全以轻重为标准，改换异常自由；内容所包……丰富；无论直接间接，无论议论叙事都可以网罗无剩。”
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传记“几乎成为绝大多数革命刊物不可缺少的部分”，其报告对象，既有历史人物，也有现实人物，既有革命英雄，也有反面人物。如徐寄尘的《秋女士逸事》，陶成章的《浙案纪略·秋瑾传》，陈去病的《鉴湖女侠秋瑾传》等。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刘禺生的《洪宪第一人物》等。
早期写人的纪实文本，取材广泛，且多用文言，形制上不脱传记规范，但已体现新质。
二、两个高峰
人物报告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是在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英模人物进入报告文学文本，谱出了“一代英杰叱咤风云的交响诗”——杨朔的《毛泽东特写》，黄钢的《两个除夕》，《我看见了八路军》，赵超构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朱德将军的招待会》，何其芳的《朱总司令的话》、《记贺龙将军》、《吴玉章同志的革命故事》、《记王震将军》，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朱德、任粥时、林彪、彭德怀、彭雪枫、贺龙)、《记左权同志》，何明的《彭副总司令和哨兵》，沙汀的《记贺龙》，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徐海东将军》、《聂荣臻同志》、《李先念将军》、《王首道同志和王恩茂同志》；陈荒煤的《陈赓将军印象记》、《刘伯承将军会见记》，周而复的《聂荣臻将军》，康矛召的《我们的司令员罗荣桓同志》，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萧三的《续范事先生》，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雷加的《国际友人白求恩》，丁玲的《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陈荒煤的《一个农民的道路——记农村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杨朔《文武双状元》、《英雄爱马》、《张德胜》、《雷神》等，李后的《宋纪柳》，曾克的《女神枪手冯凤英》，刘白羽《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穆青的《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和《赵占魁同志》……
这“标志着报告文学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赵遐秋认为，“以人物为主体的报告文学主宰报告文学领域，完成了这种文体文学化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也就是报告文学新闻纪事性的减弱，以至于在作品中退居为次要地位，而代之以人物为主体的文学性的过程。这种新闻纪事性和以人物为主体的文学性的彼消此长的过程，正是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报告文学发展的突出表现。”
“十七年”写人报告文学继承延安传统，英雄(先进)人物、社会主义新人报告层出不穷，数量虽丰，但“互相雷同、缺乏新意的作品很多，写法上也有些公式化，并不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但有几篇作品确实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它们是：房树民的《向秀丽》，甄为民、佟希文、雷润明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魏钢焰的《红桃是怎样开的》，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和《新泮伯》，徐迟的《祁连山下》，徐开垒《雕塑家传奇》，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
接下来的10年，被人们称为“文学凋零期”，写人的作品只有一篇《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硕果仅存。
写人报告文学的第二个高峰，是1978-1984年。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兴起，是以人物报告文学为标志的。其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质量高，造成社会轰动效应的作品有应接不暇之感。以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为例，前三届82篇作品，人物报告有78篇，占了95％。柯岩选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报告文学集(1976-1982)》，共55篇作品，有人物报告41篇，占了74.5％。三是题材广。先后经历了“科学家热”而至“艺术家、运动员热”，“老一辈革命家热”而至与“四人帮”斗争的“斗士热”，“改革家热”而至“平凡人物热”……其代表作品，写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的，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黄宗英《小木屋》，《美丽的眼睛》，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痴情》、鲁光《中国姑娘》，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和当代英烈的，如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翟禹钟等的《彭大将军回故乡》， 穆青等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张书绅的《正气歌》，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祖慰、节流的《线》等；改革人物，如柯岩的《船长》，袁厚春《省委第一书记》，程树榛《励精图治》，陈祖芬《共产党人》等，平凡人物，如理由的《中年颂》，肖复兴《海河边的一间小屋》，韩少华的《继母》，祖慰的《审丑者》，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人在报告文学中群起而昂然屹立!
1984年之后，随着改革深入、社会转型，深层问题逐渐浮现，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异军突起，人物报告文学相对来说，渐成消歇之态，但仍不乏佳作，时有震撼出现。例如邢军纪、曹岩的《锦州之恋》，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李春雷的《木棉花开》等。
三、三个转换
从现象出发，探寻写人的报告文学发展，我们发现，中国人物报告的精神一直存在一个二重变奏：一是“五四”传统的启蒙主义，呼唤对“个人主体性”的建构，以期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例如，沈从文写过《记胡也频》、《记丁玲》，作者说：“那文章并不在叙述一个革命作家的英雄性与神性。却记录了他表面生活发展的秩序。”“只是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世界上的过去生活……我所记下的，只多就我所知道的这个人的生活而言，虽不一定是最光辉的一面，却实在是最人性的一面。”这种对对象“最人性的一面”的发掘，正是启蒙主义的精神要求。二是儒家的“天下”精神，呼唤从“民族国家”建构的群体需要出发，寻找足以凝聚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对象载体，把人物看作是“民族国家”这一群体的精神象征。由梁启超的自觉选择，到“左联”的鲜明主张，而至延安的革命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便是合乎逻辑的演绎，众多报告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也就成了这样的符码。
延安时期的人物报告，在“革命话语”体制下建立起了新的范式，概括言之，就是以英模为主要对象，以歌颂为主要旋律，以激励为唯一目的的“宣传一教育”范式。这种范式一经构建成形，从此深远地影响着人物报告文学的写作。无论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地报告”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地报告”中，甚或是进入“新时期”以后1980年代前期的报告文学，只要是人物报告文学，几乎都被这种范式所笼罩。有人概括为“通过人物的生活经历与客观描述，折射出来的是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指向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政治—社会’这一层面。人物不是真正地作为对象主体体现在作品中，更多的是作为政治图解、历史控诉和社会颂歌的注脚”。但是，变奏是强烈的，清晰地呈现出三个位移或转换。
1．“凡人世界”稀释“英模世界”。革命话语的写入范式，人物大多是“革命志士”、“建设功臣”、“社会精英”、“风云人物”、“劳模”、“先进”等等所谓“大写的人”，即使是写“平凡的人”，追求的也是“不平凡的精神”。如《胡杨泪》、《痴情》、《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等作品，就是通过对“平凡的人”的描绘，表达出主人公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热爱祖国等“不平凡的精神”。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以还，人物报告文学已舍弃旧有的轨道，首先，报告的对象不全是英雄人物了，既不是十七年报告文学中着力塑造的具有崇高美的英雄形象，也不是新时期最初几年普遍讴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知识分子典型，而是复归到报告文学的本体，着眼于新闻人物、传奇人物、小老百姓。他们作为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大量进入报告文学文本，稀释着过去单一独大的“英模世界”。贾鲁生认为“小人物的命运、心态、现状都和社会大背景紧密联系”，就把“小人物置于社会大背景中来写”；麦天枢着力描写下层人们的不幸与苦难，“并试图凭借自我的呼唤与扶助使人们摆脱不幸与苦难”。作者对“凡人”的关注与挖掘，不再是简单的热情讴歌和粗暴的无情“鞭挞”，而是以更深层的思考，关注改革开放时代日益凸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中个体的生存境遇。这种关注，其价值并不仅仅限于作家审美视野的拓展，更在于真正的“人”的意识在报告文学作家审美活动中的觉醒。以前文本中大量被“政治化”了的孤独的“人”，从这一时期起已经逊位，取而代之的是活生生的人之为人的“生命个体”或“群体”。显然，这种新变是和现代语境中的公共意识、社群意识、非英雄意识等时代情绪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化启蒙意识、现实批判意识、历史反思意识理性精神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对“英模”则从“凡人”角度去描写，着力发掘人物身上“最人性的一面”。让他(她)不再肩负过去政治图解、历史控诉等功能，作者所关注的只是他们作为“人”自身的情状。例如，在2008四川大地震中，警花蒋敏是尽人皆知的英雄，但在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中，她并不是以英模报告团中的事迹出现，催人泪下的是她与小女儿在家中追跑嬉戏的片断。对温家宝这位大国总理的形象描写，也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场面描写，作者只抓住总理与一老一少的两次对话。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极具震撼力。
2．“批判意识”置换“歌颂意识”。革命话语的写人范式，歌颂是主旋律，甚至是唯一的旋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革命话语的霸权所致。我们知道，1941年春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和1942年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有效地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价值体系、情感结构进行了“格式化”，改写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学传统赋予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从此，他是一个需要“改造”的对象，是个“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人，他不再是社会启蒙、大众启蒙的精英了。这种角色的倒置，使作者丧失了独立批判的“资质”。他的任务是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写工农兵，歌颂工农兵，用自己的作品鼓舞民众起来拥护革命，支持革命，为革命献身。这也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于是，歌颂意识就成为一种自觉，于是人物报告便失去了本来是报告文学文体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性。十七年虽也有几篇具有批判锋芒的写人报告文学，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荔青的《马端的堕落》，但旋即看到的现象是：文本一有批判，作者便遭批判。于是，歌颂便更加死心踏地了。但从1978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开始，作者的批判意识复苏。其模式是，一边歌颂人物，一边对造成人物坎坷命运的制度进行批判、控诉。1980年代前期那些取材于“文革”事件的人物报告文学文本，基本就是这个模式。它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通过人物的悲惨经历直接控诉“文革”的黑暗专制与惨无人道，如张书绅的《正气歌》、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和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等作品，就是通过主人公张志新、陶铸、遇罗克等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来控诉“四人帮”和“文革”历史。二是通过为人物立传，来歌颂党粉碎“四人帮”的英明之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伟大功绩等，并在此对比下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和“文革”历史的荒谬之极。如杨匡满的《发生在那个夏季》、 张胜友的《世界冠军的母亲》、史中兴的《他献上一颗虔诚的心》、胡思升的《萧三的最后岁月》、穆青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等。稍后，政治批判转入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再进入历史反思和历史批判。这是包括人物报告文学在内的报告文学运动的轮廓。报告文学文本现实批判性的恢复，是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历史责任的重新确认。
3．“人文话语”消解“革命话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革命话语”替代“五·四”启蒙主义的“人文话语”而成为时代的主调，这是历史的选择。当历史走进21世纪，走进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重拾启蒙主义“人文话语”同样也是必然的选择。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革命充满暴力，充满仇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革命话语”的一种潜质就是总设置斗争的对立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敌”“我”意识。检点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绵延出现过的这些“革命话语”的词汇——“右派”、“黑五类”、“身边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走资派”、“路线斗争”、“敌对势力”、“划线”、“站队”……无一不是政客与权谋家臆想的结果。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构建下的文学话语，自然只能是“革命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点就是，话语旨归全部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同时也大都具有“社会一政治”层面上的“干预”性质。19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渐进发展，使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日渐突出。作者纷纷从对“政治一社会”层面的关注中剥离出来，参与到民族文化审视、民族文化建构的文化大潮中。报告文学因其与生俱来的此岸性——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介入，更加强了它对文化关怀的迫切感和认同感。人物报告文学的人文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叙述对象：关注凡人世界的日常生活，“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关注焦点：对人与环境(自然)的关系作出现代关照与阐释，在生存境遇里着意于人物“最人性化一面”的挖掘；价值取向：尊重命运，尊重生命的本真意义，尊重普泛的人类精神。如蒋巍在《人生环形道》中，通过报道下乡知识青年雷超、肖丽返城之后的婚姻变故，反映了“小人物”在情爱、婚姻与生活之间无可奈何的尴尬境遇。刘元举在《黄河悲歌》中，通过记叙雷建生飘流黄河的壮举和不幸遇难的结局，歌颂了平凡人挑战极限的无畏精神和执着韧性。告别“革命话语”，才可发现人生更多的风景、更多的境界。
总之，以上三个位移或转换，意味着文化语境的宽松，写作者主体意识的自觉，或许，还意味着五四启蒙主义的人文话语的复活?不管如何，就写人报告文学而言，这些转折或嬗变，将使作者着意于挖掘人物“最人性的一面”，使笔下的人物更真实，更鲜活，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