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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富追溯近60年的数据发现，美国、日本的文理科生比值整体上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国家经济发展政策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并未对文理科生比值产生绝对影响，文科生多少与经济增速并无直接关系。
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人力资源短缺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而非文科生太多。提升人力资本的关键不仅在于人力资源规模增长，还在于提升基础教育以及专业化高端人才培养。
国内高校奉行“工科为王”，叠加理科生在收入上的明显优势，使得中国的学科“鄙视链”中，文科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2021年，文科生更是“锅”从天降。延续了几十年的文理之争，再次被央行论文点燃。
202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微信发布一篇工作论文《关于中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其中提到的“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起全社会热烈讨论。
这篇论文由陈浩等4位经济学博士撰写，讨论的是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转型差异与经验教训，并基于中国人口红利将消失、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出现等状况，提出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重视储蓄和投资、推进养老改革以及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等应对措施。不过，这些极具参考价值的解决办法，却被一句简单粗暴且无任何注释的结论性话语抢了风头。
那么，文科生多寡和经济增长是否有关？对比成功晋级高收入国家的美国、日本，中国的文理科大学生在规模、结构、收入等方面与之存在怎样的差异？新财富试图以数据说话，为中国拟定向高收入国家跨越进程中的人才培养计划，贡献一束微光。
文理分科，一般始于高中。不过，由于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差别较大，除了日本等少数派，美国、欧洲等大部分地区在高中阶段并无明确的文理科划分，中国也于2018年进行高考改革，高中不再分文理科，因此，我们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大学专业。
在中国，教育部对大学的专业进行了清晰的文理科归类。所有专业被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学科两大门类，人文社会科学（包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属于文史类，自然科学属于理工类。而按照国内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方法》，所有专业被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交叉学科等14大门类。其中，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人文地理等专业属于人文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法学等专业属于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军事学、农学、医学等专业则属于自然科学。我们据此统计了中国的文科生规模、文理科生比值。为考察高收入国家的同一数据，我们还选择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对比，并参照上述方法，对两国的大学专业进行了分类。
从统计结果看，文科生规模超过理科生，在三个国家是普遍现象。不过相比之下，中国理科生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
2019年，中国普通本科毕业生有394万人，美国为（2018-2019年）为201万，日本为53万，中国约为美国的2倍、日本的6倍。其中，中国文科类本科毕业生有206万人，美国为128万人，日本为34万人，中国约为美国的1.6倍、日本的6倍。中国文科生数量远高于美国和日本，无疑在于中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但是，中國文科生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中国文科生占所有大学毕业生的52.2%，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数据分别为64%和64.7%。中国文、理科生的相对比值约为1.1：1，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84：1和1.78：1。也就是说，在中国，平均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110个文科生，而在美国和日本，分别对应178个和184个文科生。
中国一直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国人对理科的重视，也在这一数据上得到佐证。
文科类专业中，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区别在于教育、艺术、哲学等方面。中国和美国文科生中，经管类毕业生最多，分别为25.3%和23.8%；日本教育专业毕业生占8.6%，高于中国的3.8%和美国的4.2%；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生仅占总数的0.1%，远低于美国的6.6%；中国艺术专业毕业生占9.6%，远高于美国的4.5%和日本的2.9%。
从大学生最多的专业门类看，中国工科生最多，占比为32.81%，其次是管理学生，占比19.27%；日本社会科学和保健专业学生占比分别高达34.79%和13.84%；美国商科和健康医疗专业占比分别19.4%和12.49%，排第三的为跨学科类（社科、历史及交叉学科），占比为10.6%（图1）。
1991年，经济学者Murphy、Shleifer和Vishny研究指出，工程学顶尖人才可以最大化地创造财富，该专业人数占比越高，经济发展越快。中国工科生比例远高于美国、日本，由此所带来的工程师红利，当有助于中国在产业链竞争中进一步获得优势。
在数量上较少的理科生，在薪酬上的优势得到鲜明凸显。
根据中国薪酬网的数据，中国平均月薪排行前10的专业中，仅有2个文科类专业，分别为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排在第五和第六位；排名前四的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以及电子信息工程，均为理科类专业，且月薪水平与其他专业之间具有明显差距（排名前四的专业平均月均薪酬为1.08万元，较第五、六的文科类专业月均薪酬高出23.36%）。
美国的一些理科专业，薪酬更具有绝对优势。从薪酬调查机构PayScale公布的职业中期薪酬中位数来看，2020年美国薪酬排行前10的专业中，共有4个文科类专业，分别为应用经济与管理、运筹学、公共会计和量化经济分析；排名最高的专业为石油工程，其次为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均为理科类专业，且薪酬水平与其他专业差距较大（排名前二的专业职业中期平均年薪薪酬为1.67万美元，较第三至第十的专业高出22.54%）。 总体来看，过去60年，日本文理科生比值与GDP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35（图5），相关性较低，回归拟合程度极低（回归系数为-8.8，R方仅为0.12，P值0.31）。
再看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1970-1971年，美国文理科生比值高达3.7：1，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370个文科生。在随后的40年间，这一比值大幅波动，2005年之后持续下降至2018年的1.78：1。
1970-2018年间，商科毕业生占比由13.74%上升至1980年的21.44%，代替教育学，成为美国学科细分类中人数最多的专业，并在之后的40年维持在该水平（图6）。
教育原是美国细分专业中占比最高的（21%），而1970-1980年间，由于教师薪资水平较低，越来越多的教育专业学生转行从事健康医疗、社会救助等，美国该数据断崖式下降10个百分点，并继续逐步下降至2018年的4.17%。
随着医学技术快速发展，美国健康和医疗专业毕业生占比由1970年的3%逐步增加至12.49%。由于这一专业薪酬相对较高，叠加疫情冲击，美国劳工部预测，未来几年其就业市场将保持快速增长。
美国产业政策优化升级下，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对其文理科生比值并未产生绝对影响。美国于上世纪80年代就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且基本完成了资本集约型产业向技术集约型产业（如航天航空、计算机、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速有所回升，在此期间，美国理科生规模迅速扩张，文理科生比值迅速下降。进入90年代后，美国信息产业爆发拉动经济发展，但文理科生比值并未延续此前的下降趋势，而是进入长达20年的调整期。
整体来看，过去50年间，美国文理科生比值与GDP增速的相关性系数为-0.09（图7），相关度极低，回归拟合程度极低（回归系数为2.65，R方仅为0.01，P值0.03）。
相对日本和美国而言，中国文理科生比值较低，但近年来呈缓慢上升趋势。从专业结构上看，1997至2019年，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我国工学毕业生人数翻了6倍，占比虽然在1997-2007年的十年时间里下滑了14.22个百分点，但工科仍占大学毕业生人数的1/3；管理学毕业生占比由2001年的12.47%逐步上升至2016年的19.48%，并维持在该水平（图8）。
中国虽为工科大国，但尖端技术方面的人力资源与美国、日本相较仍远远不足。
1997-2007年间，科学技术发展的拉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呈现“J”型增长曲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进入调档期，增速呈现“L”型曲线，文理科生比值在此期间缓慢上升，至2011年，文科生占比超过理科生。
中国文理科生比值与GDP增速的相关性系数为-0.18，同样相关度极低（图9）；回归拟合程度极低（回归系数为10，R方仅为0.03，P值为0）。
综合最近6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文理科生比值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国家经济发展政策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并未对文理科生比值产生绝对影响，日本在社科及人文等方面的文科生占比仍处于较高水平，美国文科生数量也始终远高于理科生。日本在经济腾飞时期的文理科生比值高达2：1，美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期间的文理科生比值约为3：1，可见，文科生多少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关系。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指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工资方面竞争不过低收入国家，尖端技术研制方面无法与富裕国家竞争的状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该国人均GNI数十年停留在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除了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达40年。
随着2010年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大量学者对我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晉级高收入国家展开研究。部分学者在解读东南亚国家的成长路径时，认为马来西亚、泰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是，“这些国家大学生喜欢文科，导致理工科不受重视，吸收先进产业科技密切相关的理工科学生和技术工人供需结构严重失衡”。更有人提出，“60%的理工科生是合理水平”。
而从经济学者的普遍研究观点看，人力资源短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是这些国家晋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人口的低质、高端专业化人才匮乏以及专业化技术人员短缺等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制约经济发展。福建社科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毅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马来西亚、泰国等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人才外流严重，叠加国内教育体制僵化过时等，导致产学脱钩，劳动人口中研究员、技术人员、工程师严重短缺。根据全毅和张飞的研究，成功晋级高收入阶层的国家（如美国、新加坡、韩国），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普遍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此外，这些国家研发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值仅为0.6%左右，远低于日韩等国家，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也导致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匮乏，研发能力薄弱。
那么，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通过人力资源的改善，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日本于1966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历经20年，于1986年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新加坡1971年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仅用19年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阵营；韩国于1977年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同样仅用19年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阵营。这些国家成功晋级的原因，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入、注重基础教育以及相关人才的培养。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称，一国人口中，适龄人口受教育越多，掌握新技术知识普遍就越容易。二战后，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完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同时，还注重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部门，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也明显提升。
日本在制订人力资源开发计划时，就提出科学预测所需科技人员层次、数量和专业，并非一味强调规模增长。2000年日本实施“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年间已完成了19个。北京大学教授周程在评论日本诺贝尔奖频现时表示，无论经济形势好坏，日本始终能够加大或保持科研投入，坚持创新。
2007年的世界银行工作报告《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给出三个经济增长的转变方式：多元化经济转向专业化经济、加速创新、从培训工人的技能转向培训员工不断适应新科技的能力。其中提出，电气设备、计算机和通信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起着核心作用，加大这些行业人力资本投入、培养相关人才，是解决人力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韩国正是因此晋级。
值得注意的是，重视这些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理科专业，不等同于理科生群体的庞大，理科生多也不意味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偏颇或不足的人力资本投入，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短缺。邹华生对东亚与拉美劳动力的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如委内瑞拉），由于过度重视高等教育投入而忽略基础教育对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虽然加大了教育投入，但却未实现与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同等的经济效应。
中国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前些年产业化、规模化的教育改革，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忽视基础教育，过早划分文理科，导致出现高考文理失衡、学科鄙视链和文理之争等现象。注重理工科，人力资源改善却未达到理想效果。我国大学生中，工科生虽然占比高达1/3，远超日本和美国，但高技能人才（“八级工”等高技术人员）占比不到5%，距离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差甚远，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仍然盛行。此外，医学生上，中国2019年大学医学毕业生为26万余人，约为日本的4倍，与美国的25万余人持平，但医学生占比仅为美国、日本的一半。相较于医学生和医学职业在美国和日本的地位，中国医学类职业压力大，医闹、医暴频发，医学生培养时间长但薪酬水平普遍偏低等现象，有巨大的反差。
中国高校文科类精英班较少，知名的只有2015年清华创办的世文班。
虽然中国文科生的规模超过理科生，但高校的文科建设仍有欠缺。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展开的背景下，中国高校更多关注理工科的精英教育，北大、清华等学校开设了一系列理工科精英班，例如清华姚班、智班、钱班和北大图灵班等，涉及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物理、化学、数学等领域。此外，还有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等着重培养综合型人才。
相比之下，文科类精英班较少，目前知名的只有2015年清华创办的世文班（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综合了外文、中文、人文和社科等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双语能力的跨文化人才，但在知名度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仍不及理工科精英班。
斯坦福大学2021年发布的全球TOP 2%科学家排行榜中，美国和日本科学家数量分别排第一和第五，中国排在第七位，其中，中国上榜的文科类科学家仅有20位左右，约占中国上榜人数的0.4%；美国文科类科学家约有3000位上榜，约占美国上榜人数的4.4%。
中国被收录在SCI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共有259种，涉及地理、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而被收录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文科类学科期刊仅有13种（有3本期刊被SCI和SSCI同時收录），反映了中国文科类基础学科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长远看，中国要提升软实力，仍需加强文科建设。近年来，国家政策也在着眼于此。2020年，教育部公布强基计划，在36所A类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旨在培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其中有16所高校招生覆盖历史、哲学、古文学等人文社科领域。2021年3月，教育部再次推出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旨在促进新时代的文科转型和文理交叉。
事实上，文理交叉已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方向，大部分发达国家也是文理边界模糊。日本虽然在高中阶段也区分文理科，但国立大学统一考试中所有考生都要考国语、英语、数学、物理、地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大学阶段也需接受各类基础教育，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并通过不同的课程难度区分更为优秀的人才。
如今，伴随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文科领域，人工智能可以代劳初级法律文书、新闻稿以及论文，甚至可以写诗，但科技发展也同样需要人文精神、人文视野的注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的研究即显示，相较于理科背景的地方官员，文科背景的地方官员更注重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民生支出，而并非一味加大基建投入，而前者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远和潜移默化的。
如何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培养文理工兼通的新型人才，构建起跨学科、多层面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以推动社会创新发展，当是中国一大重要课题。
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人力资源短缺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而非文科生太多。提升人力资本的关键不仅在于人力资源规模增长，还在于提升基础教育以及专业化高端人才培养。
国内高校奉行“工科为王”，叠加理科生在收入上的明显优势，使得中国的学科“鄙视链”中，文科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2021年，文科生更是“锅”从天降。延续了几十年的文理之争，再次被央行论文点燃。
202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微信发布一篇工作论文《关于中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其中提到的“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起全社会热烈讨论。
这篇论文由陈浩等4位经济学博士撰写，讨论的是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转型差异与经验教训，并基于中国人口红利将消失、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出现等状况，提出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重视储蓄和投资、推进养老改革以及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等应对措施。不过，这些极具参考价值的解决办法，却被一句简单粗暴且无任何注释的结论性话语抢了风头。
那么，文科生多寡和经济增长是否有关？对比成功晋级高收入国家的美国、日本，中国的文理科大学生在规模、结构、收入等方面与之存在怎样的差异？新财富试图以数据说话，为中国拟定向高收入国家跨越进程中的人才培养计划，贡献一束微光。
中国大学文科生占52.2%，美国、日本均高于60%
文理分科，一般始于高中。不过，由于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差别较大，除了日本等少数派，美国、欧洲等大部分地区在高中阶段并无明确的文理科划分，中国也于2018年进行高考改革，高中不再分文理科，因此，我们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大学专业。
在中国，教育部对大学的专业进行了清晰的文理科归类。所有专业被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学科两大门类，人文社会科学（包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属于文史类，自然科学属于理工类。而按照国内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方法》，所有专业被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交叉学科等14大门类。其中，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人文地理等专业属于人文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法学等专业属于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军事学、农学、医学等专业则属于自然科学。我们据此统计了中国的文科生规模、文理科生比值。为考察高收入国家的同一数据，我们还选择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对比，并参照上述方法，对两国的大学专业进行了分类。
从统计结果看，文科生规模超过理科生，在三个国家是普遍现象。不过相比之下，中国理科生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
2019年，中国普通本科毕业生有394万人，美国为（2018-2019年）为201万，日本为53万，中国约为美国的2倍、日本的6倍。其中，中国文科类本科毕业生有206万人，美国为128万人，日本为34万人，中国约为美国的1.6倍、日本的6倍。中国文科生数量远高于美国和日本，无疑在于中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但是，中國文科生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中国文科生占所有大学毕业生的52.2%，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数据分别为64%和64.7%。中国文、理科生的相对比值约为1.1：1，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84：1和1.78：1。也就是说，在中国，平均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110个文科生，而在美国和日本，分别对应178个和184个文科生。
中国一直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国人对理科的重视，也在这一数据上得到佐证。
文科类专业中，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区别在于教育、艺术、哲学等方面。中国和美国文科生中，经管类毕业生最多，分别为25.3%和23.8%；日本教育专业毕业生占8.6%，高于中国的3.8%和美国的4.2%；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生仅占总数的0.1%，远低于美国的6.6%；中国艺术专业毕业生占9.6%，远高于美国的4.5%和日本的2.9%。
图1：中、日、美大学毕业生构成
从大学生最多的专业门类看，中国工科生最多，占比为32.81%，其次是管理学生，占比19.27%；日本社会科学和保健专业学生占比分别高达34.79%和13.84%；美国商科和健康医疗专业占比分别19.4%和12.49%，排第三的为跨学科类（社科、历史及交叉学科），占比为10.6%（图1）。
1991年，经济学者Murphy、Shleifer和Vishny研究指出，工程学顶尖人才可以最大化地创造财富，该专业人数占比越高，经济发展越快。中国工科生比例远高于美国、日本，由此所带来的工程师红利，当有助于中国在产业链竞争中进一步获得优势。
中美薪酬TOP10专业：理科生优势明显
在数量上较少的理科生，在薪酬上的优势得到鲜明凸显。
根据中国薪酬网的数据，中国平均月薪排行前10的专业中，仅有2个文科类专业，分别为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排在第五和第六位；排名前四的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以及电子信息工程，均为理科类专业，且月薪水平与其他专业之间具有明显差距（排名前四的专业平均月均薪酬为1.08万元，较第五、六的文科类专业月均薪酬高出23.36%）。
美国的一些理科专业，薪酬更具有绝对优势。从薪酬调查机构PayScale公布的职业中期薪酬中位数来看，2020年美国薪酬排行前10的专业中，共有4个文科类专业，分别为应用经济与管理、运筹学、公共会计和量化经济分析；排名最高的专业为石油工程，其次为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均为理科类专业，且薪酬水平与其他专业差距较大（排名前二的专业职业中期平均年薪薪酬为1.67万美元，较第三至第十的专业高出22.54%）。 总体来看，过去60年，日本文理科生比值与GDP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35（图5），相关性较低，回归拟合程度极低（回归系数为-8.8，R方仅为0.12，P值0.31）。
再看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1970-1971年，美国文理科生比值高达3.7：1，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370个文科生。在随后的40年间，这一比值大幅波动，2005年之后持续下降至2018年的1.78：1。
1970-2018年间，商科毕业生占比由13.74%上升至1980年的21.44%，代替教育学，成为美国学科细分类中人数最多的专业，并在之后的40年维持在该水平（图6）。
教育原是美国细分专业中占比最高的（21%），而1970-1980年间，由于教师薪资水平较低，越来越多的教育专业学生转行从事健康医疗、社会救助等，美国该数据断崖式下降10个百分点，并继续逐步下降至2018年的4.17%。
随着医学技术快速发展，美国健康和医疗专业毕业生占比由1970年的3%逐步增加至12.49%。由于这一专业薪酬相对较高，叠加疫情冲击，美国劳工部预测，未来几年其就业市场将保持快速增长。
美国产业政策优化升级下，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对其文理科生比值并未产生绝对影响。美国于上世纪80年代就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且基本完成了资本集约型产业向技术集约型产业（如航天航空、计算机、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速有所回升，在此期间，美国理科生规模迅速扩张，文理科生比值迅速下降。进入90年代后，美国信息产业爆发拉动经济发展，但文理科生比值并未延续此前的下降趋势，而是进入长达20年的调整期。
整体来看，过去50年间，美国文理科生比值与GDP增速的相关性系数为-0.09（图7），相关度极低，回归拟合程度极低（回归系数为2.65，R方仅为0.01，P值0.03）。
相对日本和美国而言，中国文理科生比值较低，但近年来呈缓慢上升趋势。从专业结构上看，1997至2019年，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我国工学毕业生人数翻了6倍，占比虽然在1997-2007年的十年时间里下滑了14.22个百分点，但工科仍占大学毕业生人数的1/3；管理学毕业生占比由2001年的12.47%逐步上升至2016年的19.48%，并维持在该水平（图8）。
1997-2007年间，科学技术发展的拉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呈现“J”型增长曲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进入调档期，增速呈现“L”型曲线，文理科生比值在此期间缓慢上升，至2011年，文科生占比超过理科生。
中国文理科生比值与GDP增速的相关性系数为-0.18，同样相关度极低（图9）；回归拟合程度极低（回归系数为10，R方仅为0.03，P值为0）。
综合最近6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文理科生比值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国家经济发展政策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并未对文理科生比值产生绝对影响，日本在社科及人文等方面的文科生占比仍处于较高水平，美国文科生数量也始终远高于理科生。日本在经济腾飞时期的文理科生比值高达2：1，美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期间的文理科生比值约为3：1，可见，文科生多少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关系。
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在于人力资本短缺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指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工资方面竞争不过低收入国家，尖端技术研制方面无法与富裕国家竞争的状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该国人均GNI数十年停留在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除了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达40年。
随着2010年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大量学者对我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晉级高收入国家展开研究。部分学者在解读东南亚国家的成长路径时，认为马来西亚、泰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是，“这些国家大学生喜欢文科，导致理工科不受重视，吸收先进产业科技密切相关的理工科学生和技术工人供需结构严重失衡”。更有人提出，“60%的理工科生是合理水平”。
而从经济学者的普遍研究观点看，人力资源短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是这些国家晋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人口的低质、高端专业化人才匮乏以及专业化技术人员短缺等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制约经济发展。福建社科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毅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马来西亚、泰国等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人才外流严重，叠加国内教育体制僵化过时等，导致产学脱钩，劳动人口中研究员、技术人员、工程师严重短缺。根据全毅和张飞的研究，成功晋级高收入阶层的国家（如美国、新加坡、韩国），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普遍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此外，这些国家研发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值仅为0.6%左右，远低于日韩等国家，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也导致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匮乏，研发能力薄弱。
那么，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通过人力资源的改善，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日本于1966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历经20年，于1986年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新加坡1971年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仅用19年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阵营；韩国于1977年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同样仅用19年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阵营。这些国家成功晋级的原因，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入、注重基础教育以及相关人才的培养。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称，一国人口中，适龄人口受教育越多，掌握新技术知识普遍就越容易。二战后，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完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同时，还注重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部门，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也明显提升。
日本在制订人力资源开发计划时，就提出科学预测所需科技人员层次、数量和专业，并非一味强调规模增长。2000年日本实施“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年间已完成了19个。北京大学教授周程在评论日本诺贝尔奖频现时表示，无论经济形势好坏，日本始终能够加大或保持科研投入，坚持创新。
2007年的世界银行工作报告《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给出三个经济增长的转变方式：多元化经济转向专业化经济、加速创新、从培训工人的技能转向培训员工不断适应新科技的能力。其中提出，电气设备、计算机和通信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起着核心作用，加大这些行业人力资本投入、培养相关人才，是解决人力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韩国正是因此晋级。
值得注意的是，重视这些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理科专业，不等同于理科生群体的庞大，理科生多也不意味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偏颇或不足的人力资本投入，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短缺。邹华生对东亚与拉美劳动力的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如委内瑞拉），由于过度重视高等教育投入而忽略基础教育对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虽然加大了教育投入，但却未实现与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同等的经济效应。
中国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前些年产业化、规模化的教育改革，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忽视基础教育，过早划分文理科，导致出现高考文理失衡、学科鄙视链和文理之争等现象。注重理工科，人力资源改善却未达到理想效果。我国大学生中，工科生虽然占比高达1/3，远超日本和美国，但高技能人才（“八级工”等高技术人员）占比不到5%，距离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差甚远，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仍然盛行。此外，医学生上，中国2019年大学医学毕业生为26万余人，约为日本的4倍，与美国的25万余人持平，但医学生占比仅为美国、日本的一半。相较于医学生和医学职业在美国和日本的地位，中国医学类职业压力大，医闹、医暴频发，医学生培养时间长但薪酬水平普遍偏低等现象，有巨大的反差。
文科生多≠文科强：中国仍需推进新文科建设
虽然中国文科生的规模超过理科生，但高校的文科建设仍有欠缺。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展开的背景下，中国高校更多关注理工科的精英教育，北大、清华等学校开设了一系列理工科精英班，例如清华姚班、智班、钱班和北大图灵班等，涉及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物理、化学、数学等领域。此外，还有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等着重培养综合型人才。
相比之下，文科类精英班较少，目前知名的只有2015年清华创办的世文班（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综合了外文、中文、人文和社科等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双语能力的跨文化人才，但在知名度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仍不及理工科精英班。
斯坦福大学2021年发布的全球TOP 2%科学家排行榜中，美国和日本科学家数量分别排第一和第五，中国排在第七位，其中，中国上榜的文科类科学家仅有20位左右，约占中国上榜人数的0.4%；美国文科类科学家约有3000位上榜，约占美国上榜人数的4.4%。
中国被收录在SCI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共有259种，涉及地理、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而被收录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文科类学科期刊仅有13种（有3本期刊被SCI和SSCI同時收录），反映了中国文科类基础学科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长远看，中国要提升软实力，仍需加强文科建设。近年来，国家政策也在着眼于此。2020年，教育部公布强基计划，在36所A类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旨在培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其中有16所高校招生覆盖历史、哲学、古文学等人文社科领域。2021年3月，教育部再次推出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旨在促进新时代的文科转型和文理交叉。
事实上，文理交叉已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方向，大部分发达国家也是文理边界模糊。日本虽然在高中阶段也区分文理科，但国立大学统一考试中所有考生都要考国语、英语、数学、物理、地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大学阶段也需接受各类基础教育，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并通过不同的课程难度区分更为优秀的人才。
如今，伴随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文科领域，人工智能可以代劳初级法律文书、新闻稿以及论文，甚至可以写诗，但科技发展也同样需要人文精神、人文视野的注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的研究即显示，相较于理科背景的地方官员，文科背景的地方官员更注重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民生支出，而并非一味加大基建投入，而前者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远和潜移默化的。
如何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培养文理工兼通的新型人才，构建起跨学科、多层面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以推动社会创新发展，当是中国一大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