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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事变一出，举世哗然，各种政治力量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
西安方面张、杨的态度
张学良自东北“失守”出国留洋考察归国后，于1935年年底就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陕西剿共事宜。在接连遭受失败打击(主力师团被红军歼灭，蒋介石趁机撤销番号，部属官兵不愿与红军作战，强烈要求抗日的气氛日盛)后开始另谋出路。经与中共接触，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陕北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实行“消极反共”，准备抗日。张学良在对蒋介石多次苦谏、哭谏要求抗日无效后，即准备采取断然措施实行兵谏，其意在逼蒋抗日。杨虎城在与中共的接触中逐步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与中共关系密切，其夫人谢葆贞及其部下多为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十分不满，顺应民意时刻准备抗日。张、杨经过精心策划后，于12月12日凌晨在西安和临潼两地同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人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即发电全国：“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明了发动这次事变的初衷和愿望。
同时，张、杨分别致电冯玉祥、李烈钧等，告以原委，陈述抗日主张。张学良还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告知事变情况，保证蒋的安全；致电阎锡山、傅作义及各地军政长官，指出西安事变“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非赤化”。
为了消除蒋介石的顾虑，张、杨还多次亲自去关押地新城大楼探望，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停战抗日的主张。囿于蒋介石的顽固立场，张、杨即派飞机去延安接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化解危机。特别是在遭受中央军逼近渭南、华县并派飞机轰炸西安周边的情况下，张学良还同意南京方面派端纳前来西安协调，争取和平解决的途径。
在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斡旋下，终于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特别提出的是，谈判结束后，在蒋介石不愿签字、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出现矛盾分歧的情况下，张学良将军冒着风险，杨虎城也在周恩来的劝导下同意释放蒋介石回南京，从而使这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没有导致内战混乱的局面，基本上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可以说，张、杨自始至终是坚持政治解决事变的，即使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下，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途径。他们顶着内外压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战派和“亲日派”的态度
事变发生后，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隐瞒事变真相，封锁全国电台新闻，私自把持相关情报信息，企图发动军事进攻威逼西安，以至于连作为军事委员会在京的唯一副委员长冯玉祥都因被隐瞒而大发雷霆：“如此重大事件，欲一手遮尽天下之耳目，岂可得乎?”
主战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吴稚晖等人，强烈要求武力征讨张、杨，并于当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委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
此时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也准备回国重登政治舞台，“以期挽回危局”。汪若回国，局势将会更加错综复杂。由于事变很快得以和平解决，汪重返政坛的迷梦泡汤，只好承认现实，转而支持蒋介石对事变的善后工作。
16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集团军司令，并令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及西安郊区等地，摆出了武力征讨的架势，前方还发生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后在端纳、宋子文赴西安见蒋，和蒋鼎文手持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到南京后，何才表示遵照手令停战三日，同时决定“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在做好军事压迫的前提下采取多方营救的措施。
此时全国各地和国际社会强烈要求和平解决的呼声高涨，在和平解决可能性极大的条件下，主战派才开始转变立场，何应钦、居正、孔祥熙、孙科等于19日会商，决定派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即日飞赴西安见蒋，并准许延长至22日暂停轰炸。以后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主战派则开始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东北军、西北军打击分化，·瓦解了风云疆场几十年的东北军和西北军。
主和派和“亲英美派”的态度
事变发生后，初期由于何应钦等严密封锁情报，致使南京方面气氛十分紧张。张、杨发出的“八项主张”通电被交通处长蒋炳所扣至15日，全国上下不明局势原委，致使讨伐主战气氛甚啸日上。
宋美龄、孔祥熙得知发生事变后，从上海赶往南京，极力主张和谈解决，联合在京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朱培德和李烈钧等，采取一系列行动稳定局势，即派曾是张的顾问的端纳前去西安打探消息。
宋美龄亲自召集黄埔军校生进行动员，力主和平营救；孔祥熙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向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地方实力派致电安抚拉拢以稳定局势；冯玉祥致电部下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等劝以冷静处置；冯还致电张学良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多人，暂居贵处，以为释介公之保证。”
自端纳从西安返回，确认蒋介石无恙并摸清西安方面的底细后，和平解决的路子越来越宽。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见蒋介石和张学良，说服蒋介石接受西安方面的条件以为和平解决创造条件，蒋介石遂派蒋鼎文持手谕去前线，要求暂停军事进攻，紧张的局势才慢慢缓和下来。宋美龄在局势仍未明朗的情况下不顾自身安危，在南京众人的反对声中亲赴西安与蒋及张、杨会面协商，对蒋说明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促使蒋介石早日接受和谈，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必须在25日圣诞节(蒋、宋皆信基督)前释放蒋介石回南京，最终达成了周恩来、张、杨及宋子文三方和谈成果。加快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程。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国民党政府是在北伐打倒军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虽然形 式上全国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但是各个派系自行其是，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独立王国”地位，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力有限，因此在关键时刻，各个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重要实力派的态度十分关键，有时他们的态度和取向甚至可以影响到局势发展的方向。
西安事变发生后，这些地方诸侯虽然对蒋介石早已欲除之而后快，但在关乎国家民族大业的紧要关头、局势还远未明朗的时刻他们还是不敢挟私报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爱国思想，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大都赞成抗日，又有联合抗日的要求，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
15日，李济深首先致电张、杨，要他们一定保护蒋之安全，“一致对外”，同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集中所有力量，一致对外”；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和英勇壮举，同时电告何应钦要求和平解决，并为张、杨辩护，李、白等人于17日通电全国坚决反对挑起内战讨伐张、杨，提出“政治解决”的五项条件；山西阎锡山则打起了他一贯的“铁算盘”，企图居中调停从中渔利，取地利之便，获知张、杨扣蒋的可靠情报后主张和平解决，还想把蒋介石接到太原以加重自己的砝码，于13日深夜决定向张、杨发出有名的“四问电”：“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身处绥远抗战前线的傅作义明确表示对张、杨的联共抗日完全拥护，并决定亲临西安协助事变的和平解决，后因蒋获释作罢。
此外，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江苏的陈果夫、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陕西胡宗南等等地方大员们出于各自的种种考量，或明或暗支持和平解决事变，坚持以国家团结抗日大局为重，有力地增加了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砝码，遏制了亲日讨伐派的嚣张气焰。
黄埔系的态度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他视黄埔学生为自己的嫡系力量，大力提拔重用黄埔毕业生，把他们安排到重要的军事岗位上，黄埔毕业生也以蒋为荣，甘愿为之效命。西安事变发生时，黄浦系在军政两界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们的态度势必影响到局势的发展和演变，成为主战派和主和派极力争取的对象。
黄浦系势力在营救蒋介石的努力上是不遗余力的，一开始在蒋被扣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大部分将领在何应钦等人的操作下极力主张攻打西安，以大兵压境之势迫使张、杨屈服，而且也有了相当力量的军事行动，比如刘峙的东路军在渭南、华县等地与西北军发生交火，派飞机到西安周边和郊区进行轰炸和威胁等措施。
当然，更多的军事将领们都愿意看到和平解决的结局，胡宗南、汤恩伯、薛岳等或通电全国，或致电张、杨坚决反对事变，极力谴责张、杨“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破坏统一，甘为罪魁，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无过于此”，“强烈要求礼送蒋介石回京”。顾祝同、刘峙两路大军进展缓慢，缓进不攻，致使何应钦的军事围攻计划受挫。刘峙等将领还要求张、杨“通加反省，即奉委员长出险回京，则任何问题无不从长计议，尽量采纳，见诸实施”，“否则，吾全体同学，誓必不顾一切悉力以赴，决不与执事有关之任何个人，共戴天日于此世。”
这表明了黄埔高级将领的态度，也反映了整个国民党方面黄埔系部队的心声，对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事态的稳定、对于主战的何应钦方面的制约都是相当有力的。
黄埔出身的戴笠、郑介民等军统复兴社成员也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反对出兵讨伐，认为“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极力依靠在孔、宋周围，卖力地出动特务组织和电台各方搜集情报、分化收买东北军和西北军各级将领，企图挽回他们在工作中的失误。
当然，也有部分黄浦将领主张强力讨伐的，如邓文仪、桂永清、梁干乔等，但是黄埔系大部分将领出于对蒋介石本人的拥戴和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主张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事变，在形势一度紧张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冷静处置的态度，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另外，蒋介石本人迫于形势不得不抗日的态度转变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是关键因素，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力量广泛开展的营救活动也为和平解决事件本身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总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在中国共产党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和依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爱国力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国民党内要求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爱国力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责编 王 兵
西安方面张、杨的态度
张学良自东北“失守”出国留洋考察归国后，于1935年年底就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陕西剿共事宜。在接连遭受失败打击(主力师团被红军歼灭，蒋介石趁机撤销番号，部属官兵不愿与红军作战，强烈要求抗日的气氛日盛)后开始另谋出路。经与中共接触，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陕北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实行“消极反共”，准备抗日。张学良在对蒋介石多次苦谏、哭谏要求抗日无效后，即准备采取断然措施实行兵谏，其意在逼蒋抗日。杨虎城在与中共的接触中逐步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与中共关系密切，其夫人谢葆贞及其部下多为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十分不满，顺应民意时刻准备抗日。张、杨经过精心策划后，于12月12日凌晨在西安和临潼两地同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人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即发电全国：“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明了发动这次事变的初衷和愿望。
同时，张、杨分别致电冯玉祥、李烈钧等，告以原委，陈述抗日主张。张学良还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告知事变情况，保证蒋的安全；致电阎锡山、傅作义及各地军政长官，指出西安事变“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非赤化”。
为了消除蒋介石的顾虑，张、杨还多次亲自去关押地新城大楼探望，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停战抗日的主张。囿于蒋介石的顽固立场，张、杨即派飞机去延安接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化解危机。特别是在遭受中央军逼近渭南、华县并派飞机轰炸西安周边的情况下，张学良还同意南京方面派端纳前来西安协调，争取和平解决的途径。
在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斡旋下，终于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特别提出的是，谈判结束后，在蒋介石不愿签字、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出现矛盾分歧的情况下，张学良将军冒着风险，杨虎城也在周恩来的劝导下同意释放蒋介石回南京，从而使这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没有导致内战混乱的局面，基本上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可以说，张、杨自始至终是坚持政治解决事变的，即使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下，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途径。他们顶着内外压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战派和“亲日派”的态度
事变发生后，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隐瞒事变真相，封锁全国电台新闻，私自把持相关情报信息，企图发动军事进攻威逼西安，以至于连作为军事委员会在京的唯一副委员长冯玉祥都因被隐瞒而大发雷霆：“如此重大事件，欲一手遮尽天下之耳目，岂可得乎?”
主战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吴稚晖等人，强烈要求武力征讨张、杨，并于当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委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
此时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也准备回国重登政治舞台，“以期挽回危局”。汪若回国，局势将会更加错综复杂。由于事变很快得以和平解决，汪重返政坛的迷梦泡汤，只好承认现实，转而支持蒋介石对事变的善后工作。
16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集团军司令，并令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及西安郊区等地，摆出了武力征讨的架势，前方还发生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后在端纳、宋子文赴西安见蒋，和蒋鼎文手持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到南京后，何才表示遵照手令停战三日，同时决定“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在做好军事压迫的前提下采取多方营救的措施。
此时全国各地和国际社会强烈要求和平解决的呼声高涨，在和平解决可能性极大的条件下，主战派才开始转变立场，何应钦、居正、孔祥熙、孙科等于19日会商，决定派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即日飞赴西安见蒋，并准许延长至22日暂停轰炸。以后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主战派则开始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东北军、西北军打击分化，·瓦解了风云疆场几十年的东北军和西北军。
主和派和“亲英美派”的态度
事变发生后，初期由于何应钦等严密封锁情报，致使南京方面气氛十分紧张。张、杨发出的“八项主张”通电被交通处长蒋炳所扣至15日，全国上下不明局势原委，致使讨伐主战气氛甚啸日上。
宋美龄、孔祥熙得知发生事变后，从上海赶往南京，极力主张和谈解决，联合在京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朱培德和李烈钧等，采取一系列行动稳定局势，即派曾是张的顾问的端纳前去西安打探消息。
宋美龄亲自召集黄埔军校生进行动员，力主和平营救；孔祥熙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向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地方实力派致电安抚拉拢以稳定局势；冯玉祥致电部下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等劝以冷静处置；冯还致电张学良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多人，暂居贵处，以为释介公之保证。”
自端纳从西安返回，确认蒋介石无恙并摸清西安方面的底细后，和平解决的路子越来越宽。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见蒋介石和张学良，说服蒋介石接受西安方面的条件以为和平解决创造条件，蒋介石遂派蒋鼎文持手谕去前线，要求暂停军事进攻，紧张的局势才慢慢缓和下来。宋美龄在局势仍未明朗的情况下不顾自身安危，在南京众人的反对声中亲赴西安与蒋及张、杨会面协商，对蒋说明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促使蒋介石早日接受和谈，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必须在25日圣诞节(蒋、宋皆信基督)前释放蒋介石回南京，最终达成了周恩来、张、杨及宋子文三方和谈成果。加快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程。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国民党政府是在北伐打倒军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虽然形 式上全国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但是各个派系自行其是，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独立王国”地位，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力有限，因此在关键时刻，各个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重要实力派的态度十分关键，有时他们的态度和取向甚至可以影响到局势发展的方向。
西安事变发生后，这些地方诸侯虽然对蒋介石早已欲除之而后快，但在关乎国家民族大业的紧要关头、局势还远未明朗的时刻他们还是不敢挟私报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爱国思想，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大都赞成抗日，又有联合抗日的要求，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
15日，李济深首先致电张、杨，要他们一定保护蒋之安全，“一致对外”，同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集中所有力量，一致对外”；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和英勇壮举，同时电告何应钦要求和平解决，并为张、杨辩护，李、白等人于17日通电全国坚决反对挑起内战讨伐张、杨，提出“政治解决”的五项条件；山西阎锡山则打起了他一贯的“铁算盘”，企图居中调停从中渔利，取地利之便，获知张、杨扣蒋的可靠情报后主张和平解决，还想把蒋介石接到太原以加重自己的砝码，于13日深夜决定向张、杨发出有名的“四问电”：“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身处绥远抗战前线的傅作义明确表示对张、杨的联共抗日完全拥护，并决定亲临西安协助事变的和平解决，后因蒋获释作罢。
此外，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江苏的陈果夫、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陕西胡宗南等等地方大员们出于各自的种种考量，或明或暗支持和平解决事变，坚持以国家团结抗日大局为重，有力地增加了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砝码，遏制了亲日讨伐派的嚣张气焰。
黄埔系的态度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他视黄埔学生为自己的嫡系力量，大力提拔重用黄埔毕业生，把他们安排到重要的军事岗位上，黄埔毕业生也以蒋为荣，甘愿为之效命。西安事变发生时，黄浦系在军政两界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们的态度势必影响到局势的发展和演变，成为主战派和主和派极力争取的对象。
黄浦系势力在营救蒋介石的努力上是不遗余力的，一开始在蒋被扣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大部分将领在何应钦等人的操作下极力主张攻打西安，以大兵压境之势迫使张、杨屈服，而且也有了相当力量的军事行动，比如刘峙的东路军在渭南、华县等地与西北军发生交火，派飞机到西安周边和郊区进行轰炸和威胁等措施。
当然，更多的军事将领们都愿意看到和平解决的结局，胡宗南、汤恩伯、薛岳等或通电全国，或致电张、杨坚决反对事变，极力谴责张、杨“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破坏统一，甘为罪魁，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无过于此”，“强烈要求礼送蒋介石回京”。顾祝同、刘峙两路大军进展缓慢，缓进不攻，致使何应钦的军事围攻计划受挫。刘峙等将领还要求张、杨“通加反省，即奉委员长出险回京，则任何问题无不从长计议，尽量采纳，见诸实施”，“否则，吾全体同学，誓必不顾一切悉力以赴，决不与执事有关之任何个人，共戴天日于此世。”
这表明了黄埔高级将领的态度，也反映了整个国民党方面黄埔系部队的心声，对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事态的稳定、对于主战的何应钦方面的制约都是相当有力的。
黄埔出身的戴笠、郑介民等军统复兴社成员也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反对出兵讨伐，认为“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极力依靠在孔、宋周围，卖力地出动特务组织和电台各方搜集情报、分化收买东北军和西北军各级将领，企图挽回他们在工作中的失误。
当然，也有部分黄浦将领主张强力讨伐的，如邓文仪、桂永清、梁干乔等，但是黄埔系大部分将领出于对蒋介石本人的拥戴和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主张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事变，在形势一度紧张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冷静处置的态度，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另外，蒋介石本人迫于形势不得不抗日的态度转变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是关键因素，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力量广泛开展的营救活动也为和平解决事件本身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总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在中国共产党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和依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爱国力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国民党内要求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爱国力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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