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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提出突破了传统“道”的一元性和至高无上性，使得以往神秘、玄之又玄的“道”在百姓日常生活的映照下显现出了直观的形象。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在对于“道”的把握方式上具有直观性、体验性以及超越性的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审美活动所具备的特点。
关键词：百姓日用即道 泰州学派 良知 审美 圣人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百姓日用即道”是王艮所开创的泰州学派里的一个重要命题。王艮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其实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是源自于《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上》）。在这当中提到了寻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便已经接触到“道”，但是却因为自身的局限性而不能知“道”，因此在这世间上真正懂得“道”的人是非常罕见的。《周易·系辞上》在这一段所阐述的是“道”的至上性、普遍性和隐秘性。而王艮却将“百姓日用”本身提高到了“道”的高度来予以肯定。王艮的这一重新划定的命题不仅没有违背原意，还张扬了自由主义的精神。
一 “道”向平民化的转变
老子认为，“道”是一个混沌的、先于天地而存在的、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实体，它是世界的本原。老子对于“道”的描述使得“道”有着不可言说的神秘性，它是常人所不能直接感知的，只能通过超越现象世界去体悟它的存在。因此，老子的“道”具有着超现实性的特征，它与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们有着一定的距离。
庄子把老子的宇宙之“道”转化为人生之“道”，他认为“道”的普遍性体现在人们生活着的现实世界之中，万事万物中都有“道”的存在。可以说，庄子的“道”学，主要是对于人生的一种内在精神境界的关怀。
孔子将“道”推广应用于社会领域，使得“道”与社会日常生活的联系变得更加的紧密。他的仁学主张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之中所提出的“道”表达的是现实的人伦秩序，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已经开始将老子对“道”的神秘、不可知性的体悟转向了现实的政治和社会伦理。在孔子的认识中，安邦之“道”和处世之“道”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仁政”与“仁义”，可以说孔子“道”的思想，是由一个“仁”字体现出来。
宋代的朱熹针对“道”的高远特性认为“道”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永恒的、无限的。他虽然认为“道”是“日用当然之理”，“圣人之道，如饥食渴饮”（《朱子语类》卷八）具有平实性的一面，但他却更加倾向于“道”的高远，并将其提升至“天理”的层面，认为“天理”对“百姓日用”具有统摄的作用。
王阳明认为，“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传习录中》），他将良知理解为是天理在人心中的自觉，它是人先天便已经拥有了的道德意识。王阳明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下》）。但是在致良知的问题上，他认为圣愚是有差别的，只有圣人才能够致良知，而愚夫愚妇却很难做到。他说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所由分也”（《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王艮却认为愚夫愚妇、寻常百姓也能够致良知，他说：“人之天分有不同，论学则不必论天分”（《语录》，《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这跟其师王阳明的“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传习录下》）的说法相悖。王艮认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此学既明，致天下尧舜之世，只是家常事”（《语录》，《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王艮指出，致良知的关键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在他看来，“百姓日用”本身便交织着人情世故，与人性欲望有着密切的联系。
“百姓日用即道”彻底打破了圣人与愚夫愚妇之间的界限，王艮认为愚夫愚妇与圣贤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提出凡是与百姓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的良知良能相符合的才是“道”；而即便是曾经被称为“圣人之道”，但却与当下的百姓日常相悖的，在他眼里，也只是异端罢了。
二 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精神
按传统的儒家看来，“道”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只有圣贤才可以言“道”，对于寻常百姓而言，更是遥不可及。正是这一传统认识使得普通百姓总是以一种卑微的心态来仰望在精神领域高高在上的圣人们。王阳明曾经说过：“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传习录中》）他认为，人人心中都有各自的一个圣人，这一“圣人”是先天存在于个体的内在之中的，这一种先天存在的内在精神因为后天的种种因素而被遮蔽，因而不能被发现，良知在人不能泯灭，良知在人常受遮蔽，它存在的本来性不会泯灭，而它的存在又会受到后天现实性的侵扰。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而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达到“满街都是圣人”的境界。虽然阳明认为圣愚在先天性的良知上没有差异，但在后天致良知的工夫上，圣愚却有着明显的差别，王艮与其师也正是在关于圣愚后天“致良知”的工夫上出现了不同的理解。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为圣愚在“致良知”的问题上给出了答案，他说：“良知天性，往古今来，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答朱思斋明府》，《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即是说：不论“良知”亦或是“道”都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而已。据记载：“往年有一友问心斋先生云：‘如何是无思而无不通？’先生呼其仆，即应；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复问。先生曰：‘才此仆未尝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应，这便是无思无不通。’”（《心斋先生学谱》）王艮以百姓日用之言行作为他观察“道”的具体对象，解释了圣愚在“致良知”的问题上并无半点差异，他用童仆呼应、农夫耕田、其妻送饭等寻常生活里不用安排、不加思索便能应付自如的现象来验证百姓日用之中“道”鲜活的形象，这种鲜活的形象是那些以“天理”、圣人之言行作为标准的传统思想所难以企及的。天理本身就是玄之又玄的、模糊的，包括孔子也认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圣人本就是寻常人描述出来的形象，而描述者本又带有一定神化的倾向，是人对至高无上的“道”的一种向往，因而其真实性、实践性对于当下的人们也就大打折扣。而这些圣人之道若不能真正落实在百姓日用之中，却还不一定是真正的圣人之学。王艮通过从百姓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道”，给人们道德修养的标准确定了一个真切、容易实行的基础，指引人们从日常的生活入手，防范盲目的求大求全而导致不切实际的空想。 依王艮看来，“百姓日用”投射的是人内在的自然本性。他说道：“盖良知原自无不真实，而真实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谓：‘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答林子仁》，《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王艮认为，良知即是人的自然本性，是人天生便具有的属性，只要人们不去刻意做作，它便具有不可否定的真实性。通过对人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观察，便能够全面地体认人本真的存在，王艮将地位高不可攀的天理拉近到了人们的身边，把“道”与人的生活合而为一，在消解了“道”与“人”的距离的同时，也释放了“人”的个体自由精神。在后来的李贽看来，“道”与“人”本就是融为一体不可割裂的，他说道：“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崛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德业儒臣前论》，《藏书》卷三十二）他还提到：“道本不远人，而远人以为道者，是故不可以语道。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而道外亦无人。”（《道古录》卷下，第六章）
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这个“道”已经不再作为道德实践的标准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道”具有了生命本体意义，它所表现的是人的自然天性和人的价值，具有真切性、当下性的特点。
三 美学影响
王艮关于“性理”之学的理解和论述充满了美学的气息，而他的这种带有美学气味的认知又常常建立在直观的感受和领悟之上，具有一定的经验性与体验感，因此其审美倾向和审美意识主要表现在心理体验上，从而促成了具有他一贯特色的平民主义美学思想。阳明心学向来就注重直觉和感悟，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将“道”化为“百姓日用”，使得“道”的形态由形而上的“天理”转变成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的范畴，促使当时的美学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在反映了当时市民审美文化的同时也引起了一轮新的审美潮流。
在传统儒家的思维中，始终将“道”看作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所以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都是以圣贤之人的故事作为创作的对象，通过对这些圣贤之人德行的描绘作为“道”的表现形式，除此之外的作品只能被作为不入流的东西看待。“百姓日用即道”的提出使得“道”的代言人的身份层次下降，打破了圣人对“道”的统治地位，使寻常生活中的市井小人物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人公。将明代文学与前代文学相比较，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以人物刻画为主的作品大量出现，这些作品以普通人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街边的小贩、青楼的妓女、绿林的好汉相继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完全颠覆了以往那些将帝王将相作为描述对象的文学。而这种变化标志性的作品就是《金瓶梅》，它既没有宏大高远的政治理想，也没有热血沸腾的英雄事迹，它只以平凡人的家庭生活为背景，描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它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些惊心动魄、稀奇古怪、澎湃激昂的剧情，却从平日的实际生活入手，通过放大生活中的细节，让人从反复咀嚼生活的点滴中品尝到生活不一般的味道。李贽曾说过：“各人自有各人之事，各人题目不同，各人只就题目里滚出去，无不妙者。”（《与友人论文》，《续焚书》卷一）百姓日用之“道”变抽象的“道”为具体存在于百姓生活之中的“道”，把高不可攀的“道”拉到了人们身边，使人们真正体悟了“道”的存在，为缤纷多彩的百姓生活进入到文学创作的视野提供了内在的情感基石。
“百姓日用即道”在消解了“道”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突显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人的个体精神在此刻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代表着人的个体精神的“情”和“欲”成为了文学创作新的表现内容。王艮曾说道：“性情者，心之体用”，“性者，心之生理，情则其所乘以生之机”（《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六）。他认为人的情感是在人的本性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只有发自于人内在本性的情感才能被称作“至情”。李贽说道：“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李贽文集》第一卷）。在他看来，只有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之上产生的情感，才能达到真正感动人的效果。与此同时，他也提出：“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同上），他认为人人都有各自独特的个性，应当尊重人的个性，而不应凡事都以一种标准去衡量。从而可以得出，崇尚自然、尊重个性、反对矫揉造作是泰州学派以自然为美的基本态度。
随着中晚明社会审美意识的变更，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各个阶层前所未有的关注，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为百姓的生活、个性、情欲在严肃的儒学体系中找到了可以立足的思想依据，让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了解放。个性的解放促进了审美生活化与生活审美化的双向互动，使那些解决了基本衣食住行问题的百姓们有了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
参考文献：
[1] 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袁承业重编本，1912年版。
[2]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 李贽：《李贽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 王畿：《王龙溪先生集》，清光绪七年刻本。
[5]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
作者简介：向鹏，男，1986—，四川三台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20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学。
关键词：百姓日用即道 泰州学派 良知 审美 圣人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百姓日用即道”是王艮所开创的泰州学派里的一个重要命题。王艮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其实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是源自于《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上》）。在这当中提到了寻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便已经接触到“道”，但是却因为自身的局限性而不能知“道”，因此在这世间上真正懂得“道”的人是非常罕见的。《周易·系辞上》在这一段所阐述的是“道”的至上性、普遍性和隐秘性。而王艮却将“百姓日用”本身提高到了“道”的高度来予以肯定。王艮的这一重新划定的命题不仅没有违背原意，还张扬了自由主义的精神。
一 “道”向平民化的转变
老子认为，“道”是一个混沌的、先于天地而存在的、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实体，它是世界的本原。老子对于“道”的描述使得“道”有着不可言说的神秘性，它是常人所不能直接感知的，只能通过超越现象世界去体悟它的存在。因此，老子的“道”具有着超现实性的特征，它与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们有着一定的距离。
庄子把老子的宇宙之“道”转化为人生之“道”，他认为“道”的普遍性体现在人们生活着的现实世界之中，万事万物中都有“道”的存在。可以说，庄子的“道”学，主要是对于人生的一种内在精神境界的关怀。
孔子将“道”推广应用于社会领域，使得“道”与社会日常生活的联系变得更加的紧密。他的仁学主张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之中所提出的“道”表达的是现实的人伦秩序，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已经开始将老子对“道”的神秘、不可知性的体悟转向了现实的政治和社会伦理。在孔子的认识中，安邦之“道”和处世之“道”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仁政”与“仁义”，可以说孔子“道”的思想，是由一个“仁”字体现出来。
宋代的朱熹针对“道”的高远特性认为“道”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永恒的、无限的。他虽然认为“道”是“日用当然之理”，“圣人之道，如饥食渴饮”（《朱子语类》卷八）具有平实性的一面，但他却更加倾向于“道”的高远，并将其提升至“天理”的层面，认为“天理”对“百姓日用”具有统摄的作用。
王阳明认为，“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传习录中》），他将良知理解为是天理在人心中的自觉，它是人先天便已经拥有了的道德意识。王阳明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下》）。但是在致良知的问题上，他认为圣愚是有差别的，只有圣人才能够致良知，而愚夫愚妇却很难做到。他说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所由分也”（《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王艮却认为愚夫愚妇、寻常百姓也能够致良知，他说：“人之天分有不同，论学则不必论天分”（《语录》，《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这跟其师王阳明的“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传习录下》）的说法相悖。王艮认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此学既明，致天下尧舜之世，只是家常事”（《语录》，《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王艮指出，致良知的关键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在他看来，“百姓日用”本身便交织着人情世故，与人性欲望有着密切的联系。
“百姓日用即道”彻底打破了圣人与愚夫愚妇之间的界限，王艮认为愚夫愚妇与圣贤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提出凡是与百姓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的良知良能相符合的才是“道”；而即便是曾经被称为“圣人之道”，但却与当下的百姓日常相悖的，在他眼里，也只是异端罢了。
二 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精神
按传统的儒家看来，“道”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只有圣贤才可以言“道”，对于寻常百姓而言，更是遥不可及。正是这一传统认识使得普通百姓总是以一种卑微的心态来仰望在精神领域高高在上的圣人们。王阳明曾经说过：“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传习录中》）他认为，人人心中都有各自的一个圣人，这一“圣人”是先天存在于个体的内在之中的，这一种先天存在的内在精神因为后天的种种因素而被遮蔽，因而不能被发现，良知在人不能泯灭，良知在人常受遮蔽，它存在的本来性不会泯灭，而它的存在又会受到后天现实性的侵扰。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而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达到“满街都是圣人”的境界。虽然阳明认为圣愚在先天性的良知上没有差异，但在后天致良知的工夫上，圣愚却有着明显的差别，王艮与其师也正是在关于圣愚后天“致良知”的工夫上出现了不同的理解。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为圣愚在“致良知”的问题上给出了答案，他说：“良知天性，往古今来，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答朱思斋明府》，《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即是说：不论“良知”亦或是“道”都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而已。据记载：“往年有一友问心斋先生云：‘如何是无思而无不通？’先生呼其仆，即应；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复问。先生曰：‘才此仆未尝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应，这便是无思无不通。’”（《心斋先生学谱》）王艮以百姓日用之言行作为他观察“道”的具体对象，解释了圣愚在“致良知”的问题上并无半点差异，他用童仆呼应、农夫耕田、其妻送饭等寻常生活里不用安排、不加思索便能应付自如的现象来验证百姓日用之中“道”鲜活的形象，这种鲜活的形象是那些以“天理”、圣人之言行作为标准的传统思想所难以企及的。天理本身就是玄之又玄的、模糊的，包括孔子也认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圣人本就是寻常人描述出来的形象，而描述者本又带有一定神化的倾向，是人对至高无上的“道”的一种向往，因而其真实性、实践性对于当下的人们也就大打折扣。而这些圣人之道若不能真正落实在百姓日用之中，却还不一定是真正的圣人之学。王艮通过从百姓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道”，给人们道德修养的标准确定了一个真切、容易实行的基础，指引人们从日常的生活入手，防范盲目的求大求全而导致不切实际的空想。 依王艮看来，“百姓日用”投射的是人内在的自然本性。他说道：“盖良知原自无不真实，而真实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谓：‘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答林子仁》，《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王艮认为，良知即是人的自然本性，是人天生便具有的属性，只要人们不去刻意做作，它便具有不可否定的真实性。通过对人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观察，便能够全面地体认人本真的存在，王艮将地位高不可攀的天理拉近到了人们的身边，把“道”与人的生活合而为一，在消解了“道”与“人”的距离的同时，也释放了“人”的个体自由精神。在后来的李贽看来，“道”与“人”本就是融为一体不可割裂的，他说道：“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崛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德业儒臣前论》，《藏书》卷三十二）他还提到：“道本不远人，而远人以为道者，是故不可以语道。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而道外亦无人。”（《道古录》卷下，第六章）
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这个“道”已经不再作为道德实践的标准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道”具有了生命本体意义，它所表现的是人的自然天性和人的价值，具有真切性、当下性的特点。
三 美学影响
王艮关于“性理”之学的理解和论述充满了美学的气息，而他的这种带有美学气味的认知又常常建立在直观的感受和领悟之上，具有一定的经验性与体验感，因此其审美倾向和审美意识主要表现在心理体验上，从而促成了具有他一贯特色的平民主义美学思想。阳明心学向来就注重直觉和感悟，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将“道”化为“百姓日用”，使得“道”的形态由形而上的“天理”转变成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的范畴，促使当时的美学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在反映了当时市民审美文化的同时也引起了一轮新的审美潮流。
在传统儒家的思维中，始终将“道”看作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所以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都是以圣贤之人的故事作为创作的对象，通过对这些圣贤之人德行的描绘作为“道”的表现形式，除此之外的作品只能被作为不入流的东西看待。“百姓日用即道”的提出使得“道”的代言人的身份层次下降，打破了圣人对“道”的统治地位，使寻常生活中的市井小人物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人公。将明代文学与前代文学相比较，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以人物刻画为主的作品大量出现，这些作品以普通人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街边的小贩、青楼的妓女、绿林的好汉相继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完全颠覆了以往那些将帝王将相作为描述对象的文学。而这种变化标志性的作品就是《金瓶梅》，它既没有宏大高远的政治理想，也没有热血沸腾的英雄事迹，它只以平凡人的家庭生活为背景，描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它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些惊心动魄、稀奇古怪、澎湃激昂的剧情，却从平日的实际生活入手，通过放大生活中的细节，让人从反复咀嚼生活的点滴中品尝到生活不一般的味道。李贽曾说过：“各人自有各人之事，各人题目不同，各人只就题目里滚出去，无不妙者。”（《与友人论文》，《续焚书》卷一）百姓日用之“道”变抽象的“道”为具体存在于百姓生活之中的“道”，把高不可攀的“道”拉到了人们身边，使人们真正体悟了“道”的存在，为缤纷多彩的百姓生活进入到文学创作的视野提供了内在的情感基石。
“百姓日用即道”在消解了“道”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突显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人的个体精神在此刻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代表着人的个体精神的“情”和“欲”成为了文学创作新的表现内容。王艮曾说道：“性情者，心之体用”，“性者，心之生理，情则其所乘以生之机”（《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六）。他认为人的情感是在人的本性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只有发自于人内在本性的情感才能被称作“至情”。李贽说道：“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李贽文集》第一卷）。在他看来，只有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之上产生的情感，才能达到真正感动人的效果。与此同时，他也提出：“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同上），他认为人人都有各自独特的个性，应当尊重人的个性，而不应凡事都以一种标准去衡量。从而可以得出，崇尚自然、尊重个性、反对矫揉造作是泰州学派以自然为美的基本态度。
随着中晚明社会审美意识的变更，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各个阶层前所未有的关注，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为百姓的生活、个性、情欲在严肃的儒学体系中找到了可以立足的思想依据，让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了解放。个性的解放促进了审美生活化与生活审美化的双向互动，使那些解决了基本衣食住行问题的百姓们有了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
参考文献：
[1] 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袁承业重编本，1912年版。
[2]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 李贽：《李贽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 王畿：《王龙溪先生集》，清光绪七年刻本。
[5]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
作者简介：向鹏，男，1986—，四川三台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20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