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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国内的社会现状，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王元化先生从未停止过关注，尽管这一关注总是以一个文化人特有的方式进行的。元化先生对当今中国的文化、教育、人的素质、公民意识等等，都表达了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元化先生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他对一些文化机构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对迎面而来的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元化先生就自己亲身接触来说，深深感到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上上下下，全都站在第一线，为各种事务性的问题所缠绕，忙于应付，打被动仗，而无法静下来对本职工作中的大事要事进行仔细调查和认真思考，以致胸无全局，眼无远景。在决定方案和制定规划这类重要事件上，也往往只靠常识，凭汇报传闻，即兴式地拍板定局。这不能怪谁，而是被传统的工作机制和方式所决定的。他呼吁：“对于这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体制，倘不加以改革，将会对工作造成多少损失!”元化先生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认为文化艺术有商品属性，但又不能以一般商品经济规律去对待，它有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的发展规律。票房价值不能完全决定文化艺术的优劣和高下。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许多同志很少考虑文化成果中这两个层次的关系，对此，元化先生忧心忡忡。他在谈到文化发展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无论是搞艺术、搞理论、搞事业、搞行政的，都要有独立人格，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
1990年，元化先生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阐述对当今文化建设的意见，他说：
在文化建设中，教育工作是根本，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又不是短期可以奏效的。它是有连续性的，一旦中断，将来再补救，就得付出比原来要多好几倍的代价。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毕竟不能代替教育本身的职能。我们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发展教育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爱清洁、讲礼貌、守秩序、重公德等生活习惯的培养。
文化工作的效益有它本身的特点，不能与物质生产的经济效益等量齐观。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效益，某些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并不等同商品经济。精神产品的效益不能要求急功近利，它的效益主要表现在长远的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上。
文化体制改革，是搞好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的体制大抵是借鉴苏联的格局而建立的。例如把所有专业性部门隶属于非专业的行政部门，用行政命令进行领导。再如，对精神产品实行产销脱钩，由与编写出版俱无关系的销售部门来决定一本书的命运，这就形成了编书难、出书难、买书难的怪现象。电影等其他文艺单位也是如此。我认为，倘一时不能改变这种体制，也应先作治标式的补救。
文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化设施，第二层次是文化机构或组织，第三层次是文化思想与心理。上面所说的问题既有属于第一层次的，也有属于第二层次的，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第三层次文化思想与心理。文化建设既然具有系统工程性质，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应该心有全局、目有远景才对。
元化先生强调，改革当中特别要注意人的因素，他说：“自然，没有体制改革，现代化就会落空。但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中不要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因素。如果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素质很差，没有起码的民主观念，又怎样去实现现代化呢?难道政治经济改革不需要人民的自觉参与和监督，只凭执政者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完成吗?改革中有一种说法，即经济上去了，思想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形成文化的繁荣，我们曾一再复述这种观点。事实上，经济上去了，思想未必上去的例子是不少的。有的国家因发现珍贵资源而富了起来，但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有的国家经济搞得很好，人民可以拿到高工资，但思想处于禁锢状态。但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却是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元化先生曾经再三指出，改革既需要理论的探讨，更需要人民的参与。
跨入新世纪，元化先生面对精神生存环境的日益浮躁，指斥泛滥的“文化泡沫”。他引导人们关注人的文学：“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大概不是这样写的吧?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十九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天空似乎显得有些黯淡了。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想十九世纪呢?对于十九世纪的思想和学术遗产都没有很好地消化和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十九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元化先生要求“不要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现在已经是大众文化时代，……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例如京剧原先就是底层的俗文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百姓的精神享乐，但是现在成为高雅的了，有精致复杂的蕴涵，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活力，不断推动文化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做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比如以暴力、凶残、黄、赌、毒等为特质的大众文化，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此外，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在一种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大多的文化泡沫。”
元化先生一直关注全民的素质问题。但元化先生强调公民意识养成对人的素质提高的重要性：“我不能同意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却往往是为大家所忽视的，这就是有关公民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得到重视与维护，也就影响到每个社会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是长期以来造成公民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须知一个重公德、有礼貌、讲卫生的社会或文明城市，并不单是通过宣扬五讲四美、搞群众运动、 制定吐痰罚款等等措施所能建立起来的。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并认为和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的多么严厉的强制力量，也难以做到的。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空间，或这个空间十分狭窄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来说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只有服从，而不会有自爱、自尊的人格，不会有自觉的行为，也不会有自治、自律的能力。贪污腐败无法监督、买东西上当受骗无法投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从而不会建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都抱着一种极端冷漠的态度，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成为毫无群体意识的利己主义者、毫无原则的功利主义者。”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不用多说了。
1997年，《读书》七月号刊载了费孝通《青春作伴好还乡》，文章写道：“社会学命运多患。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了。一九五七年有些社会学者想效法苏联，恢复社会学在学术上的地位，都被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社会学者被划成了右派，受到人身打击，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党的领导才决定替社会学恢复地位，并要求补课，就是要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元化先生在读了《读书》上这篇文章，有感而发：教育折腾，可以休矣!他说：“一九五二年时进行院系调整，砍掉了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为了向专业方向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以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完全丧失。如过去清华国学院传统就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故友王瑶在院系调整时被并入北大，但他始终声称他是‘清华人’。经过这样的大折腾，教育水平下降，毋庸多言。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灾难?杜亚泉在《减政主义》一文中曾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杜亚泉认为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应做的，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要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他说：‘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杜亚泉这些意见是一九一二年说的，至今仍有用。”
在我与元化先生的几次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不懈追求真知的年轻人的关怀和照顾，同时我也深深感觉到他的殷殷期望：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无奈现实里，要有一批又一批后生勇敢地承担起中国文化事业的未来!
元化先生在谈到他近年出版的《思辨录》、《清园近作集》、《人物·书话·纪事》等著作时，曾经对我说过：“你是否发觉，我的这本《思辨录》的几百则内容没有一个是重复。”是的，整本《思辨录》总共377条，内容精彩绝伦，没有重复。这些文字作为作者六十年追求真理的纪录结集出版，意义非同寻常。它给想要了解王元化和研究王元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文本。
反思，是成熟了的人的思想特征，当然也是成熟了的社会的思想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坐标，我以为，元化先生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坐标。通过元化先生反思“五四”，清算激进主义，对于改革的独到见解，我们可以看到元化先生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精金美玉的思辨华章和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学术功力，从中可以体会到元化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层次、深度和他的创造性。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元化先生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他对一些文化机构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对迎面而来的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元化先生就自己亲身接触来说，深深感到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上上下下，全都站在第一线，为各种事务性的问题所缠绕，忙于应付，打被动仗，而无法静下来对本职工作中的大事要事进行仔细调查和认真思考，以致胸无全局，眼无远景。在决定方案和制定规划这类重要事件上，也往往只靠常识，凭汇报传闻，即兴式地拍板定局。这不能怪谁，而是被传统的工作机制和方式所决定的。他呼吁：“对于这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体制，倘不加以改革，将会对工作造成多少损失!”元化先生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认为文化艺术有商品属性，但又不能以一般商品经济规律去对待，它有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的发展规律。票房价值不能完全决定文化艺术的优劣和高下。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许多同志很少考虑文化成果中这两个层次的关系，对此，元化先生忧心忡忡。他在谈到文化发展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无论是搞艺术、搞理论、搞事业、搞行政的，都要有独立人格，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
1990年，元化先生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阐述对当今文化建设的意见，他说：
在文化建设中，教育工作是根本，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又不是短期可以奏效的。它是有连续性的，一旦中断，将来再补救，就得付出比原来要多好几倍的代价。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毕竟不能代替教育本身的职能。我们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发展教育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爱清洁、讲礼貌、守秩序、重公德等生活习惯的培养。
文化工作的效益有它本身的特点，不能与物质生产的经济效益等量齐观。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效益，某些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并不等同商品经济。精神产品的效益不能要求急功近利，它的效益主要表现在长远的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上。
文化体制改革，是搞好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的体制大抵是借鉴苏联的格局而建立的。例如把所有专业性部门隶属于非专业的行政部门，用行政命令进行领导。再如，对精神产品实行产销脱钩，由与编写出版俱无关系的销售部门来决定一本书的命运，这就形成了编书难、出书难、买书难的怪现象。电影等其他文艺单位也是如此。我认为，倘一时不能改变这种体制，也应先作治标式的补救。
文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化设施，第二层次是文化机构或组织，第三层次是文化思想与心理。上面所说的问题既有属于第一层次的，也有属于第二层次的，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第三层次文化思想与心理。文化建设既然具有系统工程性质，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应该心有全局、目有远景才对。
元化先生强调，改革当中特别要注意人的因素，他说：“自然，没有体制改革，现代化就会落空。但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中不要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因素。如果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素质很差，没有起码的民主观念，又怎样去实现现代化呢?难道政治经济改革不需要人民的自觉参与和监督，只凭执政者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完成吗?改革中有一种说法，即经济上去了，思想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形成文化的繁荣，我们曾一再复述这种观点。事实上，经济上去了，思想未必上去的例子是不少的。有的国家因发现珍贵资源而富了起来，但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有的国家经济搞得很好，人民可以拿到高工资，但思想处于禁锢状态。但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却是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元化先生曾经再三指出，改革既需要理论的探讨，更需要人民的参与。
跨入新世纪，元化先生面对精神生存环境的日益浮躁，指斥泛滥的“文化泡沫”。他引导人们关注人的文学：“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大概不是这样写的吧?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十九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天空似乎显得有些黯淡了。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想十九世纪呢?对于十九世纪的思想和学术遗产都没有很好地消化和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十九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元化先生要求“不要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现在已经是大众文化时代，……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例如京剧原先就是底层的俗文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百姓的精神享乐，但是现在成为高雅的了，有精致复杂的蕴涵，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活力，不断推动文化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做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比如以暴力、凶残、黄、赌、毒等为特质的大众文化，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此外，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在一种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大多的文化泡沫。”
元化先生一直关注全民的素质问题。但元化先生强调公民意识养成对人的素质提高的重要性：“我不能同意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却往往是为大家所忽视的，这就是有关公民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得到重视与维护，也就影响到每个社会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是长期以来造成公民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须知一个重公德、有礼貌、讲卫生的社会或文明城市，并不单是通过宣扬五讲四美、搞群众运动、 制定吐痰罚款等等措施所能建立起来的。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并认为和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的多么严厉的强制力量，也难以做到的。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空间，或这个空间十分狭窄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来说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只有服从，而不会有自爱、自尊的人格，不会有自觉的行为，也不会有自治、自律的能力。贪污腐败无法监督、买东西上当受骗无法投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从而不会建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都抱着一种极端冷漠的态度，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成为毫无群体意识的利己主义者、毫无原则的功利主义者。”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不用多说了。
1997年，《读书》七月号刊载了费孝通《青春作伴好还乡》，文章写道：“社会学命运多患。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了。一九五七年有些社会学者想效法苏联，恢复社会学在学术上的地位，都被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社会学者被划成了右派，受到人身打击，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党的领导才决定替社会学恢复地位，并要求补课，就是要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元化先生在读了《读书》上这篇文章，有感而发：教育折腾，可以休矣!他说：“一九五二年时进行院系调整，砍掉了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为了向专业方向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以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完全丧失。如过去清华国学院传统就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故友王瑶在院系调整时被并入北大，但他始终声称他是‘清华人’。经过这样的大折腾，教育水平下降，毋庸多言。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灾难?杜亚泉在《减政主义》一文中曾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杜亚泉认为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应做的，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要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他说：‘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杜亚泉这些意见是一九一二年说的，至今仍有用。”
在我与元化先生的几次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不懈追求真知的年轻人的关怀和照顾，同时我也深深感觉到他的殷殷期望：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无奈现实里，要有一批又一批后生勇敢地承担起中国文化事业的未来!
元化先生在谈到他近年出版的《思辨录》、《清园近作集》、《人物·书话·纪事》等著作时，曾经对我说过：“你是否发觉，我的这本《思辨录》的几百则内容没有一个是重复。”是的，整本《思辨录》总共377条，内容精彩绝伦，没有重复。这些文字作为作者六十年追求真理的纪录结集出版，意义非同寻常。它给想要了解王元化和研究王元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文本。
反思，是成熟了的人的思想特征，当然也是成熟了的社会的思想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坐标，我以为，元化先生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坐标。通过元化先生反思“五四”，清算激进主义，对于改革的独到见解，我们可以看到元化先生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精金美玉的思辨华章和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学术功力，从中可以体会到元化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层次、深度和他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