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吴贻弓导演的电影，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巴山夜雨》和《城南旧事》。他导演的影片，总能够和谐地运用艺术语言，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思想情感。他的影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精巧、细腻的艺术构思有着独特的呈现。
　　2000年，时值吴贻弓担任上海市文联主席。8月，吴贻弓率上海市文艺家代表团赴西北采风，摄影者老崔作为随行一员，有了15天与吴贻弓“共同生活工作”的时间。
　　途中，老崔几次与吴贻弓交谈，总觉得他谈吐不凡，为人谦虚，丝毫感觉不到主席的架子。好几次，一路上遇到采购点，大家忙着采购，偶尔有人与他“英雄所见略同”，他总是谦让，执意成人之美。
　　令老崔印象颇深的是来到内蒙草原后，吴贻弓便总喜欢独处于空旷之地，静静坐下思考着什么。老崔在远处看到，本想前去再与他攀谈，走近后却发现吴贻弓早已陷入沉思，便不忍打扰。好在摄影师有其职业的敏感，老崔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幅《草原沉思》的照片。
　　回程途中，吴贻弓告诉老崔，趁着这几天独处的功夫，已经构思出了一部新片，回去便可动手准备操作。
　　吴贻弓和他的作品大热的时候，上海有两家艺术电影院，一家是海宁路上的胜利，一家是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的平安。在这两家电影院里，我看过不少按照如今的院线经理的标准，无论如何排不进档期的电影。这些电影是否能获得广泛意义的观众共鸣，见仁见智。但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不怎么随大流的电影观众，尚有令他们自得其乐的所在。
　　吴贻弓最著名的两部影片《巴山夜雨》和《城南旧事》分别诞生于1981年和1983年。我知道，今天看到这篇文章的“八〇后”读者，大多没有看过这两部片子。虽然这算你们的损失，但也怪不到你们头上。有时我也很奇怪，是不是年纪上去了之后，会觉得逝去的时光比当下的更有诗意？抑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品的那些电影，真的比现在上映的这些“大片”，更符合“不随大流”的小众口味？
　　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贻弓作品中洋溢出的人性与诗意的完美融合，早有定论。《巴山夜雨》和《城南旧事》上映时，我正是小学到初中阶段的懵懂少年，自然对“人性”的概念毫无哲学上的认知。至于“诗意”，当时就觉得雨夜很美，适宜做一些思维发散的事情；送别也很美，夕阳照过来，“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响起，圣洁而自然，虽有淡淡哀伤，但不至于让你四肢乏力。《巴山夜雨》上映时，电视上刚直播过对四人帮的公审。作为一个十岁的孩子，我完全看懂了电影里在那艘雨夜航行的轮船上，那些步步惊心的东西到底说明了什么。
　　我之所以对上述两部片子念兹在兹，还有一个原因，它们几乎都是以与我同龄的两个孩子的视角看出去的，和那个时代有关的种种影像：茅为蕙、沈洁，上世纪八十年代最著名的两位小影星。我至今还记得她们在影片中的经典表情：同样纤弱无比的两个小丫头，但茅为蕙的眼神执拗而微微带点狠劲儿；沈洁则是怯怯而安静的，眸子里透出一股小文青般的破碎与无奈。
　　多年以后，我在现实生活中结识了沈洁，又在微博上见到了茅为蕙，不禁再次感慨吴贻弓当年选择这两位本色小演员的眼力。现在的沈洁，旅居日本多年后回到上海从事儿童音乐剧的培训演出，“小英子”温婉依旧，只是脑袋看上去不如电影里那么大了。她的可爱女儿留着和“小英子”当年一模一样的童花头，聪慧而狡黠。茅为蕙成了一位钢琴教育家，在微博上的发言麻辣犀利，常令人拍案惊奇。而她们当年的“吴贻弓伯伯”，某天现身上海国际电影节获颁“终身成就奖”时，已是满头银发，比本版摄于十多年前的这幅照片更显沧桑。
　　写这篇文章时，上海的天空细雨濛濛，暮霭沉沉。而我正做着我这个年纪的人能想到的最诗意的事情——在一间咖啡馆里敲击键盘。我进入《巴山夜雨》的意境，除了没有轮船的微微颠簸，一切都可以想象。我起身走到咖啡馆转角，期待邂逅仲星火扮演的乘警老王、刚刚走出“庐山恋”的张瑜，而梳着羊角辫的茅为蕙，嘴边的一支蒲公英，刚在暮色中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