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的一生都是秉承着这样一个信念，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不管我们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多大的贡献，只要有益，哪怕再小，我们都愿意去做。在我们看来，遗体捐献是一件为医学献身为后人造福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再做一点贡献。”今年5月2日下午，窗外的大雨哗啦啦地下着，在江苏镇江市桃花山庄小区的一套普通居民住宅内，73岁的侍秀兰正向笔者解释着她和老伴签约遗体捐献的初衷，她一边说，80岁的老伴陈图瑛一边点着头。尽管这对夫妻不是镇江市首对签约遗体捐献的老人，但他们代表更多的老人开始理解和接受这样一种让生命价值永恒的方式。
奉献精神
在血液中流淌
说起为什么能接受遗体捐献这样的“新潮”方式，侍秀兰说，这是因为奉献的精神一直在她和老伴陈图瑛的血液中流淌。同时，作为两名老党员，他们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我出生于一个红色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八路，我自小就接受他的思想教育，凡是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都要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同时，我也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是无神论者。”侍秀兰说。因此，无论是在她的老家连云港东海，还是后来与老伴回到了镇江；无论是在东海当老师、农工学校校长、公社妇联主任，还是到镇江后在学校负责团总支工作，管理图书馆，当工会主席，她都要求自己不计较岗位，把事情做到最好。也正因为如此，她在东海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优秀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并当选为当地的人大代表；她来到镇江后，又两次被评为市优秀共产党员，一次先进工作者。
“我说这个，不是想炫耀，我就是想说，在我们家，只要是能为国家和社会做点贡献的事，我们都会去做。清明节的祭扫就是鞠躬，然后献束花。我和我老伴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也比较能接受遗体捐献。”侍秀兰说。
陈图瑛对老伴的话表示认可。“我是1952年工作的，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年轻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我已经是镇江这边的青年教师骨干，原本镇江并没想让我过去。我先后打了三次报告，最后一次还写了血书，最终组织上同意我去支援徐淮。我和老伴一样，她爱读毛选，我爱读马列著作。我还专门到图书馆找相关的书籍来看。所以，我也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与侍秀兰一样，陈图瑛在工作上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他看来，一个工作，如果他能干到100分，那么99分他就不接受。“那时候，我在东海教育局负责学教检查，有一些学校由于很偏远，交通极不方便，在我去之前基本没有负责学教检查的人去过。我去了之后就主动把这些学校列为我的走访对象，我记得最远的一个学校要先坐一段火车，再走上几十里路，那次我一大早出发，赶到那边去的时候学校快放学了。但总算在当天赶到了，我就开始了检查，学校的人都很惊讶。”
正是这样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陈图瑛白天晚上思考该怎样把工作进一步搞好，以致于患上了失眠症。不久，他被调到当地的一所粮食所当所长。原以为在这里能放松心情，但他依然日夜操心。“那时是计划经济，粮食调配是大事，一定要妥妥当当地安排，所以就又操心了，还是常常失眠。我没有什么大话，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想的就是把工作做好，全心全意奉献。虽然在东海的20年很艰苦，但我觉得那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20年，我在那儿入了党、提了干……也让我有了坚定的奉献精神。”陈图瑛说，所以到了老年，他和老伴依然坚持着这种奉献精神，而遗体捐献就是他们最后的愿望，“能为子孙后代多留一块地，能为医学事业多贡献一点，为什么不做呢？”
做孩子的思想工作
无怨无悔
“听到父母这个决定时，我还好，但我姐姐比较反对。我能理解，她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一个是不舍得，另外就是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比如说，别人会说我们不孝顺。”笔者在陈图瑛家中采访时，陈图瑛和侍秀兰的小女儿正好在，说起父母坚决要求捐献遗体，她说：“虽然我和姐姐也想了很多，但我们最后还是同意了，因为这是父母最后的心愿，我们想让他们安心。”
小女儿说到这里，陈图瑛接上了口：“我们两个人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是从小就培养她们工作要兢兢业业，要讲求奉献，不要图什么回报。她们其实都能理解，只是感情上接受不了，而且担心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陈图瑛说，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正派正直的孩子，此前他和老伴做的任何参加社会公益或者慈善捐款的决定，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都坚定地支持着，所以，他相信孩子们最后还是会站在自己的这一边。“我对孩子说，我们和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唯物主义者，既然遗体捐献可以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点土地，又能为医学发展为人类健康作贡献，为什么不做呢？”
侍秀兰说，为此她对女儿女婿做了多次思想工作。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孝顺，但在捐献遗体的事上，尊重父母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道。我和你爸爸是自己想这么做的，不是你们逼的，我们会和亲戚朋友说清楚……后来，他们同意了我们的做法，我还很正式地向他们表示了感谢，谢谢他们能尊重理解并且支持我和老伴的想法。”
他们的爱
生相依死同愿
陈图瑛和侍秀兰是一对教师伉俪。一路走来他们相依相伴，也相互扶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做到心灵相通。
说到这个，陈图瑛颇有点得意：“我当年支援徐淮后，有一段时间在教育局负责整理先进工作者的资料，她的档案就是从我手上过的。后来我们就认识了，走近后，我们没有花前月下，有的就是志同道合、相互鼓励、共同进步。我们是1965年同一年入的党，我们都是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都奉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怕吃苦、讲求奉献的精神，所以我们总能想到一块儿。即便是退休后，我们依然在很多事情上想法一致。比如慈善一日捐，有些老太太会不愿意老伴多捐，我要多捐她从来没有说过不同意。我们还一起去社区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
“就拿这个遗体捐献来说吧，我们原本是想效仿伟人死后让子女将骨灰撒入大江大海，后来有一次我们看了电视新闻，知道了有遗体捐献这么一回事，他就说，要不，我们也来捐献吧，我就说，好啊。”说到这里，侍秀兰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们这么多年，在这些大事上还没有什么不一致过。”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爱——生相依死同愿。
责任编辑/邹佳璇
奉献精神
在血液中流淌
说起为什么能接受遗体捐献这样的“新潮”方式，侍秀兰说，这是因为奉献的精神一直在她和老伴陈图瑛的血液中流淌。同时，作为两名老党员，他们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我出生于一个红色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八路，我自小就接受他的思想教育，凡是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都要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同时，我也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是无神论者。”侍秀兰说。因此，无论是在她的老家连云港东海，还是后来与老伴回到了镇江；无论是在东海当老师、农工学校校长、公社妇联主任，还是到镇江后在学校负责团总支工作，管理图书馆，当工会主席，她都要求自己不计较岗位，把事情做到最好。也正因为如此，她在东海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优秀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并当选为当地的人大代表；她来到镇江后，又两次被评为市优秀共产党员，一次先进工作者。
“我说这个，不是想炫耀，我就是想说，在我们家，只要是能为国家和社会做点贡献的事，我们都会去做。清明节的祭扫就是鞠躬，然后献束花。我和我老伴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也比较能接受遗体捐献。”侍秀兰说。
陈图瑛对老伴的话表示认可。“我是1952年工作的，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年轻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我已经是镇江这边的青年教师骨干，原本镇江并没想让我过去。我先后打了三次报告，最后一次还写了血书，最终组织上同意我去支援徐淮。我和老伴一样，她爱读毛选，我爱读马列著作。我还专门到图书馆找相关的书籍来看。所以，我也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与侍秀兰一样，陈图瑛在工作上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他看来，一个工作，如果他能干到100分，那么99分他就不接受。“那时候，我在东海教育局负责学教检查，有一些学校由于很偏远，交通极不方便，在我去之前基本没有负责学教检查的人去过。我去了之后就主动把这些学校列为我的走访对象，我记得最远的一个学校要先坐一段火车，再走上几十里路，那次我一大早出发，赶到那边去的时候学校快放学了。但总算在当天赶到了，我就开始了检查，学校的人都很惊讶。”
正是这样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陈图瑛白天晚上思考该怎样把工作进一步搞好，以致于患上了失眠症。不久，他被调到当地的一所粮食所当所长。原以为在这里能放松心情，但他依然日夜操心。“那时是计划经济，粮食调配是大事，一定要妥妥当当地安排，所以就又操心了，还是常常失眠。我没有什么大话，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想的就是把工作做好，全心全意奉献。虽然在东海的20年很艰苦，但我觉得那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20年，我在那儿入了党、提了干……也让我有了坚定的奉献精神。”陈图瑛说，所以到了老年，他和老伴依然坚持着这种奉献精神，而遗体捐献就是他们最后的愿望，“能为子孙后代多留一块地，能为医学事业多贡献一点，为什么不做呢？”
做孩子的思想工作
无怨无悔
“听到父母这个决定时，我还好，但我姐姐比较反对。我能理解，她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一个是不舍得，另外就是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比如说，别人会说我们不孝顺。”笔者在陈图瑛家中采访时，陈图瑛和侍秀兰的小女儿正好在，说起父母坚决要求捐献遗体，她说：“虽然我和姐姐也想了很多，但我们最后还是同意了，因为这是父母最后的心愿，我们想让他们安心。”
小女儿说到这里，陈图瑛接上了口：“我们两个人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是从小就培养她们工作要兢兢业业，要讲求奉献，不要图什么回报。她们其实都能理解，只是感情上接受不了，而且担心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陈图瑛说，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正派正直的孩子，此前他和老伴做的任何参加社会公益或者慈善捐款的决定，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都坚定地支持着，所以，他相信孩子们最后还是会站在自己的这一边。“我对孩子说，我们和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唯物主义者，既然遗体捐献可以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点土地，又能为医学发展为人类健康作贡献，为什么不做呢？”
侍秀兰说，为此她对女儿女婿做了多次思想工作。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孝顺，但在捐献遗体的事上，尊重父母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道。我和你爸爸是自己想这么做的，不是你们逼的，我们会和亲戚朋友说清楚……后来，他们同意了我们的做法，我还很正式地向他们表示了感谢，谢谢他们能尊重理解并且支持我和老伴的想法。”
他们的爱
生相依死同愿
陈图瑛和侍秀兰是一对教师伉俪。一路走来他们相依相伴，也相互扶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做到心灵相通。
说到这个，陈图瑛颇有点得意：“我当年支援徐淮后，有一段时间在教育局负责整理先进工作者的资料，她的档案就是从我手上过的。后来我们就认识了，走近后，我们没有花前月下，有的就是志同道合、相互鼓励、共同进步。我们是1965年同一年入的党，我们都是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都奉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怕吃苦、讲求奉献的精神，所以我们总能想到一块儿。即便是退休后，我们依然在很多事情上想法一致。比如慈善一日捐，有些老太太会不愿意老伴多捐，我要多捐她从来没有说过不同意。我们还一起去社区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
“就拿这个遗体捐献来说吧，我们原本是想效仿伟人死后让子女将骨灰撒入大江大海，后来有一次我们看了电视新闻，知道了有遗体捐献这么一回事，他就说，要不，我们也来捐献吧，我就说，好啊。”说到这里，侍秀兰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们这么多年，在这些大事上还没有什么不一致过。”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爱——生相依死同愿。
责任编辑/邹佳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