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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回顾西乐中国化现象诞生的背景，提出西乐中国化发展应坚持“借鉴西方音乐，结合传统民族音乐，兼收并蓄，创新合一”的道路，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原因探究。
关键词：近现代音乐史 西乐中国化 民族乐派
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为：原有传统音乐文化的新发展和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新音乐的发展同时并存。[1] “西乐中国化”作为近现代音乐交流中产生的特殊文化现象，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它置身在历史长河中客观看待，其中包含复杂的音乐文化现象，值得走入探寻。
追溯西乐和中国的交流最早可至唐朝时期的“景教”圣咏演唱。400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向朝廷进贡“西琴”，此后清代也有零星的交流。但这些活动仅限于狭小范围，难以对我国产生深远影响。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舰炮利器被迫打开早已闭关已久的中国国门，西方音乐文化通过教会的宗教歌咏、新式军乐队的建立、新制学堂唱歌课的开设三种途径传入中国。从最初学堂乐歌的“选曲填词”到创作乐歌、创作艺术歌曲、创作钢琴作品，中国的音乐家们借用西方的作曲技术和中国民族元素相结合，在“新音乐”的浪潮中逐步树立新的音乐观点，进行着“西乐中国化”的不懈探索。
笔者认为西乐中国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传统音乐的继承，也不能无视西方音乐的精华，需坚持这样的道路：借鉴西方音乐，结合传统民族音乐，兼收并蓄，创新合一。这符合当代中国的音乐表述，进而逐步建立起中国乐派。
一、从诞生背景来看，西乐中国化的形式和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主动选择
“新音乐”实质是指在中国音乐形态转型之后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新的音乐形式。[2]如按此解释，“西乐中国化”应归为“新音乐”范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人们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3]”地借用西方的技术理论、创作手法等手段，缓解挽救传统失落的危机。若要救亡图存，中国的音乐文化一定要和新的政治制度、新的经济措施、新的生活风尚、新的群众需求相匹配，对于建立新音乐文化的心理呼声越来越高。此时以赵元任、萧友梅等为代表留学海外的新兴音乐家们，在学习接受西方的创作方法后，逐渐开始进行自己的艺术实践——对西方音乐进行中国本土化改造。在他们心灵深处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强烈的责任情怀和文化自觉意识，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唤起大众的爱国情怀。他们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将源远流长、丰富璀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钢琴音乐的特殊话语系统进行传播，此时西方的“乐器之王”便增添了新的中国文化内涵。因此西乐中国化的音乐形式是历史和人民的主动选择，对于当时的中国起到了促进作用。它的历史意义不庸置疑，受到当时老百姓和文化工作者的普遍接受，已成为中国音乐发展不可替代的历史事实。
二、历代音乐家都曾发表过赞同走这一道路的主张
黄自先生在其《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一文中提出“民族文化的新音乐”，这里是指要学习西方民族乐派的做法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4]“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音乐杂志》的宗旨是；“研究古今中外之音乐，评其得失，考其同异，截长补短，冶中西于一炉，更发挥而光大之”；[5]王光祈先生曾说“‘中华民族性’的国乐需要一边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边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这种国乐的责任是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使一般民众听了无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6]他们一致的主张是立足传统，借鉴西乐，中西融合，从而创造民族性的新音乐，形成中国民族乐派。
三、从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方面来看，西方音乐在当今的中国需要选择这样的道路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说：“一个失去自己文化特色的民族，最终会沦为被奴役的民族”。[7]这警示我们作为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在学习西方音乐的同时，一定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对母体和根基有所追寻有所热爱。要确立西方音乐、西洋乐器在当今中国的道路方向，因此要用高度的责任感为发扬中国音乐做出努力。具有发展中国民族乐派的意识和责任，做好自身定位，不尾随西方音乐，走出一条既保护自身、弘扬传统又兼具现代包容的道路，这也必是其发展趋势。
四、从世界音乐的潮流趋势来看，西乐中国化发展需要选择这样的道路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呈多元发展的趋势，因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具有民族传统特色越能走向世界。世界音乐长河中不乏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如俄罗斯民族乐派、捷克民族乐派等。19世纪60年代由俄罗斯进步青年作曲家组成的“强力集团”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生力军，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反映了俄罗斯人民对现实的思考及对未来的期望，致力探求新的进步思想，对俄罗斯民族音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8]
五、要正确处理好“一对矛盾”
正如冯文慈先生在《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一文中说道：
“从学堂乐歌兴起至今，我们时常在有关论著中看到这种警示：不可忽略中国音乐的基础，即不可丧失中国音乐的主体意识，这是针对倾向‘全盘西化’的偏颇而言的；另一种警示则是：不可拒绝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长处，这是针对倾向‘盲目排外’的偏颇而言的。这两种警示之所以经常发生，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在急迫中吸收西方音乐客观存在着矛盾，又由于中国音乐文化和西方音乐文化分别属于不同的两大体系，矛盾和冲突有时就相当尖锐，因而人们的认识就难免有时偏向‘全盘西化’一端，有时又偏向‘盲目排外’一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在反复不断的学习，一方面又在反复不断的创新，这就是反映在中国近百年音乐发展过程中的辩证法”。[9]
对西乐中国化的认识也要借鉴冯文慈先生的主张：不可“全盘西化”，忽略中国音乐的主体基础；不可拒绝吸收外来音乐的长处，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需要“适度原则”。罗荣渠先生曾说：“传统性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息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10]因此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要做到“外向融合力”和“内向固守力”的结合，[11]这是推动交流和稳定传统两个方面所必需的力量。 赵元任、萧友梅、丁善德、王建中等前辈大师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沿着前辈的道路继续前行而使这条路走得愈加平坦宽阔，阳光明媚呢？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我们要用“民族的根基、世界的眼光、音乐的耳朵、文化的头脑[12]”保持文化的定力，建立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坚持西乐中国化发展的道路，兼收并蓄、创新合一，开创出中华音乐文化的新境界！
注释：
[1]汪毓和：《对中国近百年音乐发展的一些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04期，第42页。
[2]摘自百度百科搜索词条“新音乐”。
[3]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7页。
[4]黄自：《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04期。
[5]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02期，第61页。
[6]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著书人的最后目的》，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第61页。
[7]王祖皆：《中国歌剧、音乐剧的现状和展望》，《中国文化报》，2013年9月16日。
[8]摘自百度百科搜索词条“俄罗斯民族乐派”。
[9]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第69页。
[10]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9页。
[11]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第69页。
[12]引用中国音乐学院赵晓楠教授的授课讲义。
参考文献：
[1]张静蔚.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2]余峰.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3]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
[4]胡适.中国文化的反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汪毓和.对中国近百年音乐发展的一些思考[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04）.
[7]黄自.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4，（04）.
[8]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J].中国音乐学，1997，（02）.
[9]陈聆群.博采精取、融会贯通——在钱仁康先生《学堂乐歌考源》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04）.
关键词：近现代音乐史 西乐中国化 民族乐派
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为：原有传统音乐文化的新发展和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新音乐的发展同时并存。[1] “西乐中国化”作为近现代音乐交流中产生的特殊文化现象，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它置身在历史长河中客观看待，其中包含复杂的音乐文化现象，值得走入探寻。
追溯西乐和中国的交流最早可至唐朝时期的“景教”圣咏演唱。400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向朝廷进贡“西琴”，此后清代也有零星的交流。但这些活动仅限于狭小范围，难以对我国产生深远影响。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舰炮利器被迫打开早已闭关已久的中国国门，西方音乐文化通过教会的宗教歌咏、新式军乐队的建立、新制学堂唱歌课的开设三种途径传入中国。从最初学堂乐歌的“选曲填词”到创作乐歌、创作艺术歌曲、创作钢琴作品，中国的音乐家们借用西方的作曲技术和中国民族元素相结合，在“新音乐”的浪潮中逐步树立新的音乐观点，进行着“西乐中国化”的不懈探索。
笔者认为西乐中国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传统音乐的继承，也不能无视西方音乐的精华，需坚持这样的道路：借鉴西方音乐，结合传统民族音乐，兼收并蓄，创新合一。这符合当代中国的音乐表述，进而逐步建立起中国乐派。
一、从诞生背景来看，西乐中国化的形式和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主动选择
“新音乐”实质是指在中国音乐形态转型之后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新的音乐形式。[2]如按此解释，“西乐中国化”应归为“新音乐”范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人们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3]”地借用西方的技术理论、创作手法等手段，缓解挽救传统失落的危机。若要救亡图存，中国的音乐文化一定要和新的政治制度、新的经济措施、新的生活风尚、新的群众需求相匹配，对于建立新音乐文化的心理呼声越来越高。此时以赵元任、萧友梅等为代表留学海外的新兴音乐家们，在学习接受西方的创作方法后，逐渐开始进行自己的艺术实践——对西方音乐进行中国本土化改造。在他们心灵深处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强烈的责任情怀和文化自觉意识，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唤起大众的爱国情怀。他们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将源远流长、丰富璀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钢琴音乐的特殊话语系统进行传播，此时西方的“乐器之王”便增添了新的中国文化内涵。因此西乐中国化的音乐形式是历史和人民的主动选择，对于当时的中国起到了促进作用。它的历史意义不庸置疑，受到当时老百姓和文化工作者的普遍接受，已成为中国音乐发展不可替代的历史事实。
二、历代音乐家都曾发表过赞同走这一道路的主张
黄自先生在其《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一文中提出“民族文化的新音乐”，这里是指要学习西方民族乐派的做法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4]“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音乐杂志》的宗旨是；“研究古今中外之音乐，评其得失，考其同异，截长补短，冶中西于一炉，更发挥而光大之”；[5]王光祈先生曾说“‘中华民族性’的国乐需要一边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边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这种国乐的责任是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使一般民众听了无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6]他们一致的主张是立足传统，借鉴西乐，中西融合，从而创造民族性的新音乐，形成中国民族乐派。
三、从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方面来看，西方音乐在当今的中国需要选择这样的道路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说：“一个失去自己文化特色的民族，最终会沦为被奴役的民族”。[7]这警示我们作为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在学习西方音乐的同时，一定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对母体和根基有所追寻有所热爱。要确立西方音乐、西洋乐器在当今中国的道路方向，因此要用高度的责任感为发扬中国音乐做出努力。具有发展中国民族乐派的意识和责任，做好自身定位，不尾随西方音乐，走出一条既保护自身、弘扬传统又兼具现代包容的道路，这也必是其发展趋势。
四、从世界音乐的潮流趋势来看，西乐中国化发展需要选择这样的道路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呈多元发展的趋势，因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具有民族传统特色越能走向世界。世界音乐长河中不乏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如俄罗斯民族乐派、捷克民族乐派等。19世纪60年代由俄罗斯进步青年作曲家组成的“强力集团”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生力军，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反映了俄罗斯人民对现实的思考及对未来的期望，致力探求新的进步思想，对俄罗斯民族音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8]
五、要正确处理好“一对矛盾”
正如冯文慈先生在《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一文中说道：
“从学堂乐歌兴起至今，我们时常在有关论著中看到这种警示：不可忽略中国音乐的基础，即不可丧失中国音乐的主体意识，这是针对倾向‘全盘西化’的偏颇而言的；另一种警示则是：不可拒绝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长处，这是针对倾向‘盲目排外’的偏颇而言的。这两种警示之所以经常发生，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在急迫中吸收西方音乐客观存在着矛盾，又由于中国音乐文化和西方音乐文化分别属于不同的两大体系，矛盾和冲突有时就相当尖锐，因而人们的认识就难免有时偏向‘全盘西化’一端，有时又偏向‘盲目排外’一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在反复不断的学习，一方面又在反复不断的创新，这就是反映在中国近百年音乐发展过程中的辩证法”。[9]
对西乐中国化的认识也要借鉴冯文慈先生的主张：不可“全盘西化”，忽略中国音乐的主体基础；不可拒绝吸收外来音乐的长处，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需要“适度原则”。罗荣渠先生曾说：“传统性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息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10]因此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要做到“外向融合力”和“内向固守力”的结合，[11]这是推动交流和稳定传统两个方面所必需的力量。 赵元任、萧友梅、丁善德、王建中等前辈大师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沿着前辈的道路继续前行而使这条路走得愈加平坦宽阔，阳光明媚呢？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我们要用“民族的根基、世界的眼光、音乐的耳朵、文化的头脑[12]”保持文化的定力，建立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坚持西乐中国化发展的道路，兼收并蓄、创新合一，开创出中华音乐文化的新境界！
注释：
[1]汪毓和：《对中国近百年音乐发展的一些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04期，第42页。
[2]摘自百度百科搜索词条“新音乐”。
[3]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7页。
[4]黄自：《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04期。
[5]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02期，第61页。
[6]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著书人的最后目的》，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第61页。
[7]王祖皆：《中国歌剧、音乐剧的现状和展望》，《中国文化报》，2013年9月16日。
[8]摘自百度百科搜索词条“俄罗斯民族乐派”。
[9]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第69页。
[10]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9页。
[11]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第69页。
[12]引用中国音乐学院赵晓楠教授的授课讲义。
参考文献：
[1]张静蔚.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2]余峰.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3]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
[4]胡适.中国文化的反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汪毓和.对中国近百年音乐发展的一些思考[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04）.
[7]黄自.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4，（04）.
[8]冯文慈.近代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J].中国音乐学，1997，（02）.
[9]陈聆群.博采精取、融会贯通——在钱仁康先生《学堂乐歌考源》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