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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机会公平”。这是党的十七大以来，针对我国收入分配实际情况提出的符民心、合民意并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学习、贯彻落实报告的精神，对指导当前及今后的工作，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形成的原因
中等收入者来源于低收入人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首先要解决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跻身中等收入者行列的路径问题。目前，我国低收入者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处在收入分配金字塔的底层，使其成为中等收入者必须在制度上作出调整和安排。
据民政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我国城市低保对象2282.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5237.2万人，农村五保对象553.2万人，国家优抚对象623.3万人。这四类国家低保对象近9000万人，加上900万城镇失业者，低收入对象近亿人，占全国人口的8%。另据新华社报道，我国特困人口大约1.28亿人。这些特困人口指的是靠国家和各级政府补助或救济而生存的，仅是低收入人群的一部分，实际低收入群体人数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中等收入者是个动态的概念，对其划分至今也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有多大也说法不一。本人认为，人均收入的中位数比较接近实际情况。所谓中位数，就是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从低到高排序，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即为中位数。根据国家统计年报，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中位数19118元，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2692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6977元，中位数为6194元，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783元。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我国中等收入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界线。据世界银行报告，我国基尼系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超过0.4警界线，2010年已达0.47（新华社报道）。世行同时报告，我国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低收入的10.7倍，高于美国、俄罗斯等国。
我国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从高到低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是不争的事实，且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形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我认为，最主要是制度安排的问题：一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牺牲农村农民利益为代价支持城市的发展，为今天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种下基因。二是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虽然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没有适时调整政策，告别了共同贫困但远未共同富裕，为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和享有公共服务不均留下缺陷。三是国企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国计民生，没有放开参与市场竞争，使得市场机制具有先天的缺失，以至于国企垄断大量的资源，形成了一部分游离于市场之外高收入既得利益群体，加大了贫富差距。
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危害很大。首先，消费倾向降低，总需求不足，消费结构断层，持续发展受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将由出口导向转为扩大内需，在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中，只有消费具有真正的拉动力。如果中等收入者收入比例过低，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势必会受到影响。其次，造成社会分层畸形，不稳定因素增加。中华民族是崇尚“均等”的民族，“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收入分配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的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极易形成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畸形分层，此时人们会有强烈的冲动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政治渠道之外进行有组织的寻租，致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引发政治动乱。因此，必须从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高度审视并有效解决中等收入者比例偏低的问题。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必须从改革入手，实行制度的优化设计
（一）实行城乡一体，提高保障水平，为低收入者晋升中等收入行列创造条件
在众多的低收入群体中，面广量大的还是农民，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使其中一部分成为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群体会迅速壮大。首先，要统筹城乡发展，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逐步将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的标准和城市居民并轨，提高他们保障水平。其次，完善人力资本培育制度。有数据表明，人们收入的高低与接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必须对现有的人力资本进行培养。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每10万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超过60%，说明我国在普及义务教育以及在扫除文盲方面任重而道远，同时使其加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也是前途漫漫路漫漫。因此，要抓紧对现有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培训，教给一些劳动技能和谋生手段，顺利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同时要着眼于未来，规范初等教育的平等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义务教育的统一标准，在校舍、图书、师资等方面对每个学校都有明确的要求。考虑到地区间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可以分为必成和争取指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同时要实行9年或12年义务教育一贯制，减少或避免因择校而造成公众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保证所有新生劳动力都能接受平等有效的教育。要完善高等教育的保障机制，多层次多形式办学，加大对所有有接受高等教育意愿者的物质支持，拓宽择业面。同时要建立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转型升级机制，将教育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的关键环节。近几年，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经济增幅虽然高于全国平均增幅，但毕竟是低基数的增长，低水平的增长。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可忽视中西部地区低收入者群体。首先，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中西部群众提供基本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使其基本的生活要有保障；其次，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部署一些产业关联度较高的大项目，这既可提供就业岗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又为低收入者跻身中等收入者行列提供物质支持。
（二）优化税收结构，鼓励全民创业，为壮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增添活力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关键要贯彻“两个提高”的方针，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将“两个提高”化成若干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大力度地推进。首先，要鼓励全民创业。在发达国家，每1000人创办企业大约是40—50户，而我国每1000人创办企业仅有12—13户。因此，要鼓励创业，特别要鼓励兴办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仅具有高就业率、高财富积累的特点，而且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者”。目前，我国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已制定多项扶持措施，现在关键是要落实减免税措施。对小微企业要免征相关税费，使其壮大；对欠发达地区兴办小微企业，更要全力扶持，使更多的人成为创业者进而成为中等收入者。其次，要实行结构性减税。在现行税收体制中，70%都是流转税（间接税），30%所得税（直接税），进入商品或服务价格的一般都是间接税。所以，我国税收总量的70%都进入了价格。这样的税制结构，伤害最大的是中等收入者。由于保障水平不高，中等收入群体基础非常脆弱，外部环境变化或自己稍有天灾就会跌回低收入者行列，“房奴”、“车奴”、“孩奴”是这个群体的真实写照。因此，降税减负不仅可以促进低收入者晋升为中等收入者，还是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良策。
（三）完善市场机制，破除行业垄断，为低收入者晋升中等收入者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我国的垄断行业多，收入和其它竞争性行业相比差距大。有数据表明，差距高达4.2∶1，发达国家收入差距仅有1.5∶1，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必须破除行业垄断，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首先，要引进民间资本，对垄断行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这不仅能够引导民间资本发挥作用，更能激活垄断企业的内在活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要本着紧张有序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论证。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业，既要积极，又要审慎。不能以某种借口保护既得利益，更不能追求某种效应而影响国家安全。
其次，发挥税收杠杆调节功能，对某些垄断行业高薪实行累进税率征收调节税。在确定全社会基本收入的情况下，按照略高出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原则确定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超出部分加收相关税，以此控制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同时，加大力度征缴垄断行业经营性资本利润的力度，用于全民的社会保障，从源头上防止和控制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宿迁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董事长）
一、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形成的原因
中等收入者来源于低收入人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首先要解决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跻身中等收入者行列的路径问题。目前，我国低收入者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处在收入分配金字塔的底层，使其成为中等收入者必须在制度上作出调整和安排。
据民政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我国城市低保对象2282.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5237.2万人，农村五保对象553.2万人，国家优抚对象623.3万人。这四类国家低保对象近9000万人，加上900万城镇失业者，低收入对象近亿人，占全国人口的8%。另据新华社报道，我国特困人口大约1.28亿人。这些特困人口指的是靠国家和各级政府补助或救济而生存的，仅是低收入人群的一部分，实际低收入群体人数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中等收入者是个动态的概念，对其划分至今也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有多大也说法不一。本人认为，人均收入的中位数比较接近实际情况。所谓中位数，就是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从低到高排序，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即为中位数。根据国家统计年报，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中位数19118元，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2692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6977元，中位数为6194元，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783元。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我国中等收入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界线。据世界银行报告，我国基尼系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超过0.4警界线，2010年已达0.47（新华社报道）。世行同时报告，我国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低收入的10.7倍，高于美国、俄罗斯等国。
我国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从高到低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是不争的事实，且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形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我认为，最主要是制度安排的问题：一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牺牲农村农民利益为代价支持城市的发展，为今天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种下基因。二是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虽然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没有适时调整政策，告别了共同贫困但远未共同富裕，为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和享有公共服务不均留下缺陷。三是国企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国计民生，没有放开参与市场竞争，使得市场机制具有先天的缺失，以至于国企垄断大量的资源，形成了一部分游离于市场之外高收入既得利益群体，加大了贫富差距。
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危害很大。首先，消费倾向降低，总需求不足，消费结构断层，持续发展受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将由出口导向转为扩大内需，在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中，只有消费具有真正的拉动力。如果中等收入者收入比例过低，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势必会受到影响。其次，造成社会分层畸形，不稳定因素增加。中华民族是崇尚“均等”的民族，“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收入分配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的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极易形成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畸形分层，此时人们会有强烈的冲动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政治渠道之外进行有组织的寻租，致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引发政治动乱。因此，必须从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高度审视并有效解决中等收入者比例偏低的问题。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必须从改革入手，实行制度的优化设计
（一）实行城乡一体，提高保障水平，为低收入者晋升中等收入行列创造条件
在众多的低收入群体中，面广量大的还是农民，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使其中一部分成为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群体会迅速壮大。首先，要统筹城乡发展，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逐步将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的标准和城市居民并轨，提高他们保障水平。其次，完善人力资本培育制度。有数据表明，人们收入的高低与接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必须对现有的人力资本进行培养。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每10万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超过60%，说明我国在普及义务教育以及在扫除文盲方面任重而道远，同时使其加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也是前途漫漫路漫漫。因此，要抓紧对现有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培训，教给一些劳动技能和谋生手段，顺利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同时要着眼于未来，规范初等教育的平等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义务教育的统一标准，在校舍、图书、师资等方面对每个学校都有明确的要求。考虑到地区间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可以分为必成和争取指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同时要实行9年或12年义务教育一贯制，减少或避免因择校而造成公众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保证所有新生劳动力都能接受平等有效的教育。要完善高等教育的保障机制，多层次多形式办学，加大对所有有接受高等教育意愿者的物质支持，拓宽择业面。同时要建立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转型升级机制，将教育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的关键环节。近几年，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经济增幅虽然高于全国平均增幅，但毕竟是低基数的增长，低水平的增长。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可忽视中西部地区低收入者群体。首先，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中西部群众提供基本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使其基本的生活要有保障；其次，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部署一些产业关联度较高的大项目，这既可提供就业岗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又为低收入者跻身中等收入者行列提供物质支持。
（二）优化税收结构，鼓励全民创业，为壮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增添活力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关键要贯彻“两个提高”的方针，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将“两个提高”化成若干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大力度地推进。首先，要鼓励全民创业。在发达国家，每1000人创办企业大约是40—50户，而我国每1000人创办企业仅有12—13户。因此，要鼓励创业，特别要鼓励兴办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仅具有高就业率、高财富积累的特点，而且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者”。目前，我国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已制定多项扶持措施，现在关键是要落实减免税措施。对小微企业要免征相关税费，使其壮大；对欠发达地区兴办小微企业，更要全力扶持，使更多的人成为创业者进而成为中等收入者。其次，要实行结构性减税。在现行税收体制中，70%都是流转税（间接税），30%所得税（直接税），进入商品或服务价格的一般都是间接税。所以，我国税收总量的70%都进入了价格。这样的税制结构，伤害最大的是中等收入者。由于保障水平不高，中等收入群体基础非常脆弱，外部环境变化或自己稍有天灾就会跌回低收入者行列，“房奴”、“车奴”、“孩奴”是这个群体的真实写照。因此，降税减负不仅可以促进低收入者晋升为中等收入者，还是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良策。
（三）完善市场机制，破除行业垄断，为低收入者晋升中等收入者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我国的垄断行业多，收入和其它竞争性行业相比差距大。有数据表明，差距高达4.2∶1，发达国家收入差距仅有1.5∶1，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必须破除行业垄断，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首先，要引进民间资本，对垄断行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这不仅能够引导民间资本发挥作用，更能激活垄断企业的内在活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要本着紧张有序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论证。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业，既要积极，又要审慎。不能以某种借口保护既得利益，更不能追求某种效应而影响国家安全。
其次，发挥税收杠杆调节功能，对某些垄断行业高薪实行累进税率征收调节税。在确定全社会基本收入的情况下，按照略高出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原则确定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超出部分加收相关税，以此控制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同时，加大力度征缴垄断行业经营性资本利润的力度，用于全民的社会保障，从源头上防止和控制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宿迁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