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8年全球宏观经济具有持续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不断牵动市场神经，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再度上演，资本市场高波动性令投资趋于谨慎。
2019年全球经济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90天中美贸易再谈判该如何把握？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是否将松动？近期，《陆家嘴》杂志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就热点话题进行讨论。
《陆家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你会选哪个？对2019年经济增长有哪些预判？
李扬：用一个词来形容2018年中国经济的状态，应该是“波诡云谲”，与其说中国经济有哪些新增长点，还不如说未来会遇到哪些问题。
总体来说世界经济进入了大盘整时期，在盘整时期，方向并不是非常明确，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
我们可以分成实体经济和金融两部分来说，实体经济里面首先就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说经济结构不合理，能够引领经济长期发展的技术都还不清楚。
这一点2016年国家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就已经指出，而且与会的各国政要都同意这一点，就是说全世界都需要一次大的科技创新，然后再有产业创新。
中国现在也一样，因为传统产业其实在逐渐萎缩，新兴产业在起来，但是规模还很小，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
第二件事情就是人口问题，我其实希望提醒一下，今后看经济，特别是从实体角度看经济，要密切关注人口，主要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更是这样，老龄化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要养活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你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的话，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可能会下降。
于是出现了智能产业，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大家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可能最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它现在的智能产业发展得非常好，这应当代表了一个方向。
第三个方面也是综合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不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整个的产业结构服务化。
大家都觉得服务业占比提高是一个好事，觉得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它低于制造业。
所以当制造业的人口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反而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说劳动生产率以后很难再突破？如果这成为常态的话，我们怎么规划整个经济发展？这都是新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金融方面的挑战就是风险。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开始，全世界的经济都发展得非常快，中国有中国奇迹，美国发展也非常快，包括像拉美、非洲一些国家也都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但是增速下降之后，就有了一个大的调整期，所以金融就遇到了挑战。而金融里面最具关键性作用的，最主要的风险还是杠杆率上升。
说簡单一点，因为你杠杆率上升，你要还的钱变多，于是你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财富，首先要还债，特别是要还息。假定说你能还得清债务，也就获得一个平稳的发展。当然再深入点，就涉及金融应该干什么，一直搞得全社会都给你打工，整个实体部门最后就还息，这算什么事？
因为实体经济和金融有问题，所以连带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放眼望去，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这个世界其实从来没有安定过，直接的导火索都是收入分配不公。最近法国的“黄背心”事件，之前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其实背后都是大家对现状的不满。大家虽然都增长了，但是大多数人增长得不快，少数人增长太快，这也是个问题。
我认为，今后五到十年还不太容易看出总体发展趋势，都在摸索调整。
《陆家嘴》：2018年12月初，中美双方同意暂停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重启贸易谈判，在这短暂的90天休止期内，中国该如何把握？
李扬：中国应该有的战略、策略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总体来说恐怕还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比如美方攻击我们补贴的问题等等，其实我们也都认识到了。
如果翻一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你会看到我们那时候分析的，比美国人分析的都要到位，而且我们自己勾画的措施也是挺好的，就是没有来得及认真落实，所以下一步就是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来的所有改革措施。
据我所知，其实相关部门已经采取措施，在这90天内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说国企的问题，这些我们自己其实也有解决的方案，但是就是停留在计划上面，没有落实。
比如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已经说过，要逐渐过渡到管资本、不管企业的体制，对吧？你如果过渡到管资本、不管企业，哪还有国企？美国人对国企的攻击就没有了，所以中国从来不可能被别人搞垮，中国自己的事情也不能靠别人来做，自己认识到，稳步地推进改革就可以。
《陆家嘴》：之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破7”有所担忧，但是最近又出现了几次弹簧式升值，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李扬：汇率本身不应当成为一个最终目标，它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总体来说市场因素要更多地起作用，如果是市场因素起作用的汇率，然后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这都是可接受的，因为它有利于市场运行。
关于汇率其实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不能忽略。比如人民币贬值了，美国那边在给我们加税，理论上说人民币贬值会冲抵税收，所以我们这个对手方会不会坐视我们汇率的变动，其实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陆家嘴》：房地产调控从严导致了房地产销售的趋冷和房地产投资的下行，有些媒体还刊登了一二线城市房价下跌10%～30%的文章，你认为2019年的楼市是否会延续下跌行情，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是否会放松？
李扬：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转折期。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会逐渐放松，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放了，这个很正常，调控就是松了之后紧一点，紧了就松一点，现在恐怕到了要松一点的节点。
《陆家嘴》：近期政策密集出台，皆在为民营企业减税降费、解决融资难问题，在你看来，纾困民企的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李扬：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落实相关措施，要破除所有制歧视，要依法办事。
2016年国务院有一个关于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个意见讲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就是说你过去在没有法的时候做的事情，就不要追究，这对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还追到它第一桶金，那时没有法，是吧？所以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在发布很多相关的案例。
第二个原则就是“罪由法定”，就是他到底什么罪？有什么问题？你要依法办事，也是针对这些年来地方上的一些非法行为。
第三个原则就是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就是关于一个事情，法律可能在不断地完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轻有重，旧的法律一般制定得比较粗，也比较轻，那就从旧的。
这三个原则要是落实的话，民营企业的那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如果说政策和法律，我觉得应当把重点放在法律上。政策是多变的，法律是治国的架构。
2019年全球经济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90天中美贸易再谈判该如何把握？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是否将松动？近期，《陆家嘴》杂志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就热点话题进行讨论。
《陆家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你会选哪个？对2019年经济增长有哪些预判？
李扬：用一个词来形容2018年中国经济的状态，应该是“波诡云谲”，与其说中国经济有哪些新增长点，还不如说未来会遇到哪些问题。
总体来说世界经济进入了大盘整时期，在盘整时期，方向并不是非常明确，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
我们可以分成实体经济和金融两部分来说，实体经济里面首先就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说经济结构不合理，能够引领经济长期发展的技术都还不清楚。
这一点2016年国家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就已经指出，而且与会的各国政要都同意这一点，就是说全世界都需要一次大的科技创新，然后再有产业创新。
中国现在也一样，因为传统产业其实在逐渐萎缩，新兴产业在起来，但是规模还很小，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
第二件事情就是人口问题，我其实希望提醒一下，今后看经济，特别是从实体角度看经济，要密切关注人口，主要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更是这样，老龄化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要养活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你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的话，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可能会下降。
于是出现了智能产业，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大家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可能最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它现在的智能产业发展得非常好，这应当代表了一个方向。
第三个方面也是综合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不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整个的产业结构服务化。
大家都觉得服务业占比提高是一个好事，觉得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它低于制造业。
所以当制造业的人口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反而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说劳动生产率以后很难再突破？如果这成为常态的话，我们怎么规划整个经济发展？这都是新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金融方面的挑战就是风险。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开始，全世界的经济都发展得非常快，中国有中国奇迹，美国发展也非常快，包括像拉美、非洲一些国家也都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但是增速下降之后，就有了一个大的调整期，所以金融就遇到了挑战。而金融里面最具关键性作用的，最主要的风险还是杠杆率上升。
说簡单一点，因为你杠杆率上升，你要还的钱变多，于是你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财富，首先要还债，特别是要还息。假定说你能还得清债务，也就获得一个平稳的发展。当然再深入点，就涉及金融应该干什么，一直搞得全社会都给你打工，整个实体部门最后就还息，这算什么事？
因为实体经济和金融有问题，所以连带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放眼望去，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这个世界其实从来没有安定过，直接的导火索都是收入分配不公。最近法国的“黄背心”事件，之前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其实背后都是大家对现状的不满。大家虽然都增长了，但是大多数人增长得不快，少数人增长太快，这也是个问题。
我认为，今后五到十年还不太容易看出总体发展趋势，都在摸索调整。
《陆家嘴》：2018年12月初，中美双方同意暂停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重启贸易谈判，在这短暂的90天休止期内，中国该如何把握？
李扬：中国应该有的战略、策略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总体来说恐怕还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比如美方攻击我们补贴的问题等等，其实我们也都认识到了。
如果翻一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你会看到我们那时候分析的，比美国人分析的都要到位，而且我们自己勾画的措施也是挺好的，就是没有来得及认真落实，所以下一步就是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来的所有改革措施。
据我所知，其实相关部门已经采取措施，在这90天内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说国企的问题，这些我们自己其实也有解决的方案，但是就是停留在计划上面，没有落实。
比如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已经说过，要逐渐过渡到管资本、不管企业的体制，对吧？你如果过渡到管资本、不管企业，哪还有国企？美国人对国企的攻击就没有了，所以中国从来不可能被别人搞垮，中国自己的事情也不能靠别人来做，自己认识到，稳步地推进改革就可以。
《陆家嘴》：之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破7”有所担忧，但是最近又出现了几次弹簧式升值，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李扬：汇率本身不应当成为一个最终目标，它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总体来说市场因素要更多地起作用，如果是市场因素起作用的汇率，然后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这都是可接受的，因为它有利于市场运行。
关于汇率其实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不能忽略。比如人民币贬值了，美国那边在给我们加税，理论上说人民币贬值会冲抵税收，所以我们这个对手方会不会坐视我们汇率的变动，其实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陆家嘴》：房地产调控从严导致了房地产销售的趋冷和房地产投资的下行，有些媒体还刊登了一二线城市房价下跌10%～30%的文章，你认为2019年的楼市是否会延续下跌行情，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是否会放松？
李扬：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转折期。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会逐渐放松，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放了，这个很正常，调控就是松了之后紧一点，紧了就松一点，现在恐怕到了要松一点的节点。
《陆家嘴》：近期政策密集出台，皆在为民营企业减税降费、解决融资难问题，在你看来，纾困民企的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李扬：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落实相关措施，要破除所有制歧视，要依法办事。
2016年国务院有一个关于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个意见讲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就是说你过去在没有法的时候做的事情，就不要追究，这对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还追到它第一桶金，那时没有法，是吧？所以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在发布很多相关的案例。
第二个原则就是“罪由法定”，就是他到底什么罪？有什么问题？你要依法办事，也是针对这些年来地方上的一些非法行为。
第三个原则就是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就是关于一个事情，法律可能在不断地完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轻有重，旧的法律一般制定得比较粗，也比较轻，那就从旧的。
这三个原则要是落实的话，民营企业的那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如果说政策和法律，我觉得应当把重点放在法律上。政策是多变的，法律是治国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