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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宏观经济具有持续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不断牵动市场神经,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再度上演,资本市场高波动性令投资趋于谨慎。
2019年全球经济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90天中美贸易再谈判该如何把握?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是否将松动?近期,《陆家嘴》杂志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就热点话题进行讨论。
《陆家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你会选哪个?对2019年经济增长有哪些预判?
李扬:用一个词来形容2018年中国经济的状态,应该是“波诡云谲”,与其说中国经济有哪些新增长点,还不如说未来会遇到哪些问题。
总体来说世界经济进入了大盘整时期,在盘整时期,方向并不是非常明确,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
我们可以分成实体经济和金融两部分来说,实体经济里面首先就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说经济结构不合理,能够引领经济长期发展的技术都还不清楚。
这一点2016年国家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就已经指出,而且与会的各国政要都同意这一点,就是说全世界都需要一次大的科技创新,然后再有产业创新。
中国现在也一样,因为传统产业其实在逐渐萎缩,新兴产业在起来,但是规模还很小,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jzi/ljzi201902/ljzi20190214-1-l.jpg)
第二件事情就是人口问题,我其实希望提醒一下,今后看经济,特别是从实体角度看经济,要密切关注人口,主要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更是这样,老龄化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要养活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你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的话,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可能会下降。
于是出现了智能产业,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大家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可能最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它现在的智能产业发展得非常好,这应当代表了一个方向。
第三个方面也是综合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不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整个的产业结构服务化。
大家都觉得服务业占比提高是一个好事,觉得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它低于制造业。
所以当制造业的人口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反而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说劳动生产率以后很难再突破?如果这成为常态的话,我们怎么规划整个经济发展?这都是新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金融方面的挑战就是风险。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开始,全世界的经济都发展得非常快,中国有中国奇迹,美国发展也非常快,包括像拉美、非洲一些国家也都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但是增速下降之后,就有了一个大的调整期,所以金融就遇到了挑战。而金融里面最具关键性作用的,最主要的风险还是杠杆率上升。
说簡单一点,因为你杠杆率上升,你要还的钱变多,于是你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财富,首先要还债,特别是要还息。假定说你能还得清债务,也就获得一个平稳的发展。当然再深入点,就涉及金融应该干什么,一直搞得全社会都给你打工,整个实体部门最后就还息,这算什么事?
因为实体经济和金融有问题,所以连带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放眼望去,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这个世界其实从来没有安定过,直接的导火索都是收入分配不公。最近法国的“黄背心”事件,之前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其实背后都是大家对现状的不满。大家虽然都增长了,但是大多数人增长得不快,少数人增长太快,这也是个问题。
我认为,今后五到十年还不太容易看出总体发展趋势,都在摸索调整。
《陆家嘴》:2018年12月初,中美双方同意暂停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重启贸易谈判,在这短暂的90天休止期内,中国该如何把握?
李扬:中国应该有的战略、策略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总体来说恐怕还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比如美方攻击我们补贴的问题等等,其实我们也都认识到了。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jzi/ljzi201902/ljzi20190214-2-l.jpg)
如果翻一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你会看到我们那时候分析的,比美国人分析的都要到位,而且我们自己勾画的措施也是挺好的,就是没有来得及认真落实,所以下一步就是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来的所有改革措施。
据我所知,其实相关部门已经采取措施,在这90天内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说国企的问题,这些我们自己其实也有解决的方案,但是就是停留在计划上面,没有落实。
比如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已经说过,要逐渐过渡到管资本、不管企业的体制,对吧?你如果过渡到管资本、不管企业,哪还有国企?美国人对国企的攻击就没有了,所以中国从来不可能被别人搞垮,中国自己的事情也不能靠别人来做,自己认识到,稳步地推进改革就可以。
《陆家嘴》:之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破7”有所担忧,但是最近又出现了几次弹簧式升值,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李扬:汇率本身不应当成为一个最终目标,它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总体来说市场因素要更多地起作用,如果是市场因素起作用的汇率,然后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这都是可接受的,因为它有利于市场运行。
关于汇率其实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不能忽略。比如人民币贬值了,美国那边在给我们加税,理论上说人民币贬值会冲抵税收,所以我们这个对手方会不会坐视我们汇率的变动,其实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陆家嘴》:房地产调控从严导致了房地产销售的趋冷和房地产投资的下行,有些媒体还刊登了一二线城市房价下跌10%~30%的文章,你认为2019年的楼市是否会延续下跌行情,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是否会放松?
李扬: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转折期。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会逐渐放松,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放了,这个很正常,调控就是松了之后紧一点,紧了就松一点,现在恐怕到了要松一点的节点。
《陆家嘴》:近期政策密集出台,皆在为民营企业减税降费、解决融资难问题,在你看来,纾困民企的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李扬: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落实相关措施,要破除所有制歧视,要依法办事。
2016年国务院有一个关于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个意见讲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就是说你过去在没有法的时候做的事情,就不要追究,这对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还追到它第一桶金,那时没有法,是吧?所以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在发布很多相关的案例。
第二个原则就是“罪由法定”,就是他到底什么罪?有什么问题?你要依法办事,也是针对这些年来地方上的一些非法行为。
第三个原则就是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就是关于一个事情,法律可能在不断地完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轻有重,旧的法律一般制定得比较粗,也比较轻,那就从旧的。
这三个原则要是落实的话,民营企业的那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如果说政策和法律,我觉得应当把重点放在法律上。政策是多变的,法律是治国的架构。
2019年全球经济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90天中美贸易再谈判该如何把握?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是否将松动?近期,《陆家嘴》杂志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就热点话题进行讨论。
《陆家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你会选哪个?对2019年经济增长有哪些预判?
李扬:用一个词来形容2018年中国经济的状态,应该是“波诡云谲”,与其说中国经济有哪些新增长点,还不如说未来会遇到哪些问题。
总体来说世界经济进入了大盘整时期,在盘整时期,方向并不是非常明确,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
我们可以分成实体经济和金融两部分来说,实体经济里面首先就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说经济结构不合理,能够引领经济长期发展的技术都还不清楚。
这一点2016年国家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就已经指出,而且与会的各国政要都同意这一点,就是说全世界都需要一次大的科技创新,然后再有产业创新。
中国现在也一样,因为传统产业其实在逐渐萎缩,新兴产业在起来,但是规模还很小,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jzi/ljzi201902/ljzi20190214-1-l.jpg)
第二件事情就是人口问题,我其实希望提醒一下,今后看经济,特别是从实体角度看经济,要密切关注人口,主要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更是这样,老龄化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要养活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你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的话,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可能会下降。
于是出现了智能产业,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大家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可能最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它现在的智能产业发展得非常好,这应当代表了一个方向。
第三个方面也是综合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不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整个的产业结构服务化。
大家都觉得服务业占比提高是一个好事,觉得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它低于制造业。
所以当制造业的人口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反而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说劳动生产率以后很难再突破?如果这成为常态的话,我们怎么规划整个经济发展?这都是新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金融方面的挑战就是风险。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开始,全世界的经济都发展得非常快,中国有中国奇迹,美国发展也非常快,包括像拉美、非洲一些国家也都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但是增速下降之后,就有了一个大的调整期,所以金融就遇到了挑战。而金融里面最具关键性作用的,最主要的风险还是杠杆率上升。
说簡单一点,因为你杠杆率上升,你要还的钱变多,于是你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财富,首先要还债,特别是要还息。假定说你能还得清债务,也就获得一个平稳的发展。当然再深入点,就涉及金融应该干什么,一直搞得全社会都给你打工,整个实体部门最后就还息,这算什么事?
因为实体经济和金融有问题,所以连带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放眼望去,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这个世界其实从来没有安定过,直接的导火索都是收入分配不公。最近法国的“黄背心”事件,之前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其实背后都是大家对现状的不满。大家虽然都增长了,但是大多数人增长得不快,少数人增长太快,这也是个问题。
我认为,今后五到十年还不太容易看出总体发展趋势,都在摸索调整。
《陆家嘴》:2018年12月初,中美双方同意暂停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重启贸易谈判,在这短暂的90天休止期内,中国该如何把握?
李扬:中国应该有的战略、策略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总体来说恐怕还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比如美方攻击我们补贴的问题等等,其实我们也都认识到了。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jzi/ljzi201902/ljzi20190214-2-l.jpg)
如果翻一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你会看到我们那时候分析的,比美国人分析的都要到位,而且我们自己勾画的措施也是挺好的,就是没有来得及认真落实,所以下一步就是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来的所有改革措施。
据我所知,其实相关部门已经采取措施,在这90天内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说国企的问题,这些我们自己其实也有解决的方案,但是就是停留在计划上面,没有落实。
比如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已经说过,要逐渐过渡到管资本、不管企业的体制,对吧?你如果过渡到管资本、不管企业,哪还有国企?美国人对国企的攻击就没有了,所以中国从来不可能被别人搞垮,中国自己的事情也不能靠别人来做,自己认识到,稳步地推进改革就可以。
《陆家嘴》:之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破7”有所担忧,但是最近又出现了几次弹簧式升值,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李扬:汇率本身不应当成为一个最终目标,它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总体来说市场因素要更多地起作用,如果是市场因素起作用的汇率,然后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这都是可接受的,因为它有利于市场运行。
关于汇率其实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不能忽略。比如人民币贬值了,美国那边在给我们加税,理论上说人民币贬值会冲抵税收,所以我们这个对手方会不会坐视我们汇率的变动,其实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陆家嘴》:房地产调控从严导致了房地产销售的趋冷和房地产投资的下行,有些媒体还刊登了一二线城市房价下跌10%~30%的文章,你认为2019年的楼市是否会延续下跌行情,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是否会放松?
李扬: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转折期。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会逐渐放松,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放了,这个很正常,调控就是松了之后紧一点,紧了就松一点,现在恐怕到了要松一点的节点。
《陆家嘴》:近期政策密集出台,皆在为民营企业减税降费、解决融资难问题,在你看来,纾困民企的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李扬: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落实相关措施,要破除所有制歧视,要依法办事。
2016年国务院有一个关于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个意见讲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就是说你过去在没有法的时候做的事情,就不要追究,这对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还追到它第一桶金,那时没有法,是吧?所以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在发布很多相关的案例。
第二个原则就是“罪由法定”,就是他到底什么罪?有什么问题?你要依法办事,也是针对这些年来地方上的一些非法行为。
第三个原则就是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就是关于一个事情,法律可能在不断地完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轻有重,旧的法律一般制定得比较粗,也比较轻,那就从旧的。
这三个原则要是落实的话,民营企业的那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如果说政策和法律,我觉得应当把重点放在法律上。政策是多变的,法律是治国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