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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和致用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所谓求真是求史实之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信息中寻找历史的真相，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1]致用探讨的是历史的功能，尽管传统史学一直在强调史学的“垂训”和“资鉴”的功能，但发展至今，不少人还是有着历史到底有什么用的迷惑。我们的前辈学者梁启超在《新史学》一书的开篇就明确指出， 史学是 “国民之明镜也， 爱国心之源泉也”。历史可以觉醒国民的民族意识，从而使中国能够“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2]求真和致用也并不矛盾，求真是致用的前提。[3]面对当前的疫情，面对如雪片般飞来的各种信息，面对种种的怀疑和不确定，我们为高二年级选考历史的学生上了一节历史课，鼓励学生用自己手中的笔去书写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识别信息的真伪，分析各种社会现象，记录中国人的抗疫壮举，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之心。
一、修史之求真的精神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著，在这本书中，修昔底德记载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席卷整个雅典并造成了近四分之一居民死亡的一场大瘟疫。修昔底德是患者，又是一名幸存者，他的撰述，建立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又特别注重史料的准确和翔实，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典范之作。在学生写作之前，提前布置学生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关雅典大瘟疫的相关章节，学习其研究与写作方法。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如：作者写作的目的、写作的体例、写作的方法等等，并且要求学生一边阅读，一边进行批注，了解作者叙事的特点。其后，专门上了一节题为《书写身边的历史》的活动课，专门指导学生如何记录身边的历史。
上课开始，就给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部分目录，提出问题：本书在撰述方面有哪些特点？
第一卷
第一章 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的希腊国家。
第二章 战争的起因。爱皮丹努斯事件。波提狄亚事件。
第三章 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
第四章 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从霸国发展到帝国。
第五章 拉栖代梦的第二次同盟大会。战争的准备和外交摩擦。基隆。波桑尼阿斯。泰米斯托克利斯。
第二卷
第六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一次入侵阿提卡。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第七章 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的瘟疫。伯里克利的立场和政策。波提狄亚的陷落。
第八章 战争的第三年。普拉提亚之围。佛米奥在海战中获胜。西塔尔克斯统率色雷斯人入侵马其顿。[4]
……
经过学生的讨论，认为本书撰述的主要特点是以编年的形式，撰述战争发展的进程，记述战争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结合学生的所学知识，了解到史书的体例主要有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再接着讨论，这几种体例撰写的史书的不同特点，指导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书写的内容确定自己的写作体例。
再提供材料，要求学生在阅读的同时总结：修昔底德修史的最终目的、原则是什么？他认为影响材料可信度的因素有哪些？
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5]
经过阅读和讨论，学生们认为，修昔底德修史的最终目的是想总结历史的教训以垂范后世。其撰述的原则是根据材料进行论述，坚持论从史出，客观地描述历史。而在他看来，影响史学家引用材料的可信度的因素主要有：目击者的立场、记述者记忆的错漏、编写者的虚构等等。
再接着提问，修昔底德在修史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他认为要想达到垂训后世的目的，其作品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质？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
学生们经过思考、讨论，他们认为，修昔底德在修史时考虑到这些因素是因为他想要将历史的过程和真相真实地展现出来，他认为只有尽可能地摒弃个人的主观立场，尽量客观公正地运用史料书写出来的真实的历史才能为后人提供经验，所以他在史料的运用上体现出非常谨慎的态度，在修史时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和真实，体现了一种求真的精神，
此后，再由老师进行讲授，说明不但古希腊的史学家在修史时力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中国的史学家也同样如此。中国古代甚至有冒着杀头的危险秉笔直书的史学家，如在中国历史上传为美谈的春秋时史官晋国董狐和齐太史。
二、史学求真之方法
历史学家撰述的重要的原则是论从史出，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信息中寻找出历史的真相无疑是很困难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就写到：“关于战事的叙述，我确立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件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6]
中国古代也有着史学求真的传统，这种对史料的考核在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考据学传统，对于史料的处理，中国古代的学者也有着严格的规范。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的做法就是非常好的示例。上课时采用2020北京高考历史试题第16题：
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官修的正史、实录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各种史料。他另外撰成《资治通鉴考异》，说明取舍史料的理由。以下是《考异》的几个事例：
材料一：关于隋末名将薛仁果的名字，《考异》提到《旧唐书》《新唐书》《柳宗元集》写作“仁杲”，《太宗实录》写作“仁果”。而唐太宗陵墓前有石马六匹，其中一匹的铭文为“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考异》认为石马铭文“最可据”。 材料二：关于唐玄宗的生日，《考异》提到《玄宗实录》记载的是八月一日，但通过查询历法发现这一时间有误。玄宗时文人顾况有诗曰：“八月五夜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即皇帝）。”故而《考异》认为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
材料三：关于吐蕃赞普世系，唐代林恩撰写的杂史《补国史》记载，唐文宗时吐蕃彝泰赞普去世，其弟继位。此事《文宗实录》《旧唐书》都没有记载，《考异》参照《补国史》编入。
（1）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考了哪些类型的文献史料，根据上述材料举例说明。
（2）根据上述材料，说明《资治通鉴》在哪些情况下会采用官修史书以外的其他史料。
学生经过阅读、分小组讨论，认识到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采用了官修正史、实录、诗歌、文集、杂史和各类金石资料。编写史书应该尽可能多地占有不同类型的史料，多种资料相互补充印证。应该以官方发布的资料为主，在官方资料出现明显错误或缺漏时，适当采用其他资料，而当官修史书出现互相的冲突时，则采择与历史事件时间更近、错误可能性更小的其他史料。
有學生提问，当考古文献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发生矛盾时，应该以什么为准呢？
对此，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同学认为应该以考古文献为准，有的认为考古文献记载的也不一定就是完全准确的。这时，我给同学们提供了2018年海淀高三期中历史考试的一道大题。
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始皇禁湘山诏”，记载秦始皇巡游湘山（即洞庭湖君山）时，“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勿伐”。随行大臣提出：“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封山禁伐）”。《史记》则记载秦始皇在湘山遭遇大风，几乎不能渡过湘江，以为当地神灵作怪，“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使其裸露）其山”。
——摘编自晏昌贵《禁山与赭山：秦始皇的多重面相》
（1）根据材料一，说明两则史料中有关秦始皇的记述有何不同及出现这种不同叙述的原因。
经过讨论分析，同学们对于秦简与《史记》中对秦始皇的记述产生不同的原因的分析达成了一致意见。秦简是考古文献，是秦朝官方诏书，《史记》是历史文献，是汉朝人记述秦朝历史，对于同一件事情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记载，出现两种不同记载的原因，有可能是秦朝的官方记载对秦始皇有一定的美化成分，而汉朝人的记载则有着批评的因素。同学们认识到，不管是考古文献还是历史文献，都存在着历史记载的主观性的问题，如果要认识到历史的真实，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辨析，或者有第三种资料的证明。
通过本节课，学生了解了史书的体例、修史的主要目的以及编写史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学习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关注社会现实，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对海量的信息进行辨析，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求证，学会了质疑，不再盲从，有了自己理性的思考与分析。
三、求真与致用之结合
2017版的课程标准在给历史学的“史料实证”素养下定义的时候说：“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要形成对历史正确、客观的认识，必须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7]如果分析本段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史料实证素养定义中包含目标：形成对历史正确、客观的认识;方法：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态度：努力重现历史真实。求真的态度和目的与方法密不可分，为了求得历史的真相，学生学习搜集、整理和辨析史料的方法，提高了能力，又培养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致用的目的。寻找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的过程对于历史研究者和学习者本身就是提升能力、涵养精神的过程，这也是史学的功能，这是不容置疑的。
课后，不少同学调查身边的抗疫史实，书写自己看到的抗疫历史，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记录了中国人的抗疫故事，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历史书写者的责任与担当，他们也从一段段历史中感受到中国的强大、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自己笔下流淌的真实的历史成为他们爱国心的源泉，史学的求真和致用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注释】
[1]孟祥才：《求真和致用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47—48页。
[2]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3]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第112—118页。
[4][古希腊]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目录页。
[5][6][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7—18页。
[7]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5页。
一、修史之求真的精神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著，在这本书中，修昔底德记载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席卷整个雅典并造成了近四分之一居民死亡的一场大瘟疫。修昔底德是患者，又是一名幸存者，他的撰述，建立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又特别注重史料的准确和翔实，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典范之作。在学生写作之前，提前布置学生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关雅典大瘟疫的相关章节，学习其研究与写作方法。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如：作者写作的目的、写作的体例、写作的方法等等，并且要求学生一边阅读，一边进行批注，了解作者叙事的特点。其后，专门上了一节题为《书写身边的历史》的活动课，专门指导学生如何记录身边的历史。
上课开始，就给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部分目录，提出问题：本书在撰述方面有哪些特点？
第一卷
第一章 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的希腊国家。
第二章 战争的起因。爱皮丹努斯事件。波提狄亚事件。
第三章 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
第四章 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从霸国发展到帝国。
第五章 拉栖代梦的第二次同盟大会。战争的准备和外交摩擦。基隆。波桑尼阿斯。泰米斯托克利斯。
第二卷
第六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一次入侵阿提卡。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第七章 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的瘟疫。伯里克利的立场和政策。波提狄亚的陷落。
第八章 战争的第三年。普拉提亚之围。佛米奥在海战中获胜。西塔尔克斯统率色雷斯人入侵马其顿。[4]
……
经过学生的讨论，认为本书撰述的主要特点是以编年的形式，撰述战争发展的进程，记述战争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结合学生的所学知识，了解到史书的体例主要有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再接着讨论，这几种体例撰写的史书的不同特点，指导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书写的内容确定自己的写作体例。
再提供材料，要求学生在阅读的同时总结：修昔底德修史的最终目的、原则是什么？他认为影响材料可信度的因素有哪些？
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5]
经过阅读和讨论，学生们认为，修昔底德修史的最终目的是想总结历史的教训以垂范后世。其撰述的原则是根据材料进行论述，坚持论从史出，客观地描述历史。而在他看来，影响史学家引用材料的可信度的因素主要有：目击者的立场、记述者记忆的错漏、编写者的虚构等等。
再接着提问，修昔底德在修史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他认为要想达到垂训后世的目的，其作品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质？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
学生们经过思考、讨论，他们认为，修昔底德在修史时考虑到这些因素是因为他想要将历史的过程和真相真实地展现出来，他认为只有尽可能地摒弃个人的主观立场，尽量客观公正地运用史料书写出来的真实的历史才能为后人提供经验，所以他在史料的运用上体现出非常谨慎的态度，在修史时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和真实，体现了一种求真的精神，
此后，再由老师进行讲授，说明不但古希腊的史学家在修史时力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中国的史学家也同样如此。中国古代甚至有冒着杀头的危险秉笔直书的史学家，如在中国历史上传为美谈的春秋时史官晋国董狐和齐太史。
二、史学求真之方法
历史学家撰述的重要的原则是论从史出，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信息中寻找出历史的真相无疑是很困难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就写到：“关于战事的叙述，我确立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件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6]
中国古代也有着史学求真的传统，这种对史料的考核在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考据学传统，对于史料的处理，中国古代的学者也有着严格的规范。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的做法就是非常好的示例。上课时采用2020北京高考历史试题第16题：
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官修的正史、实录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各种史料。他另外撰成《资治通鉴考异》，说明取舍史料的理由。以下是《考异》的几个事例：
材料一：关于隋末名将薛仁果的名字，《考异》提到《旧唐书》《新唐书》《柳宗元集》写作“仁杲”，《太宗实录》写作“仁果”。而唐太宗陵墓前有石马六匹，其中一匹的铭文为“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考异》认为石马铭文“最可据”。 材料二：关于唐玄宗的生日，《考异》提到《玄宗实录》记载的是八月一日，但通过查询历法发现这一时间有误。玄宗时文人顾况有诗曰：“八月五夜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即皇帝）。”故而《考异》认为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
材料三：关于吐蕃赞普世系，唐代林恩撰写的杂史《补国史》记载，唐文宗时吐蕃彝泰赞普去世，其弟继位。此事《文宗实录》《旧唐书》都没有记载，《考异》参照《补国史》编入。
（1）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考了哪些类型的文献史料，根据上述材料举例说明。
（2）根据上述材料，说明《资治通鉴》在哪些情况下会采用官修史书以外的其他史料。
学生经过阅读、分小组讨论，认识到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采用了官修正史、实录、诗歌、文集、杂史和各类金石资料。编写史书应该尽可能多地占有不同类型的史料，多种资料相互补充印证。应该以官方发布的资料为主，在官方资料出现明显错误或缺漏时，适当采用其他资料，而当官修史书出现互相的冲突时，则采择与历史事件时间更近、错误可能性更小的其他史料。
有學生提问，当考古文献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发生矛盾时，应该以什么为准呢？
对此，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同学认为应该以考古文献为准，有的认为考古文献记载的也不一定就是完全准确的。这时，我给同学们提供了2018年海淀高三期中历史考试的一道大题。
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始皇禁湘山诏”，记载秦始皇巡游湘山（即洞庭湖君山）时，“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勿伐”。随行大臣提出：“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封山禁伐）”。《史记》则记载秦始皇在湘山遭遇大风，几乎不能渡过湘江，以为当地神灵作怪，“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使其裸露）其山”。
——摘编自晏昌贵《禁山与赭山：秦始皇的多重面相》
（1）根据材料一，说明两则史料中有关秦始皇的记述有何不同及出现这种不同叙述的原因。
经过讨论分析，同学们对于秦简与《史记》中对秦始皇的记述产生不同的原因的分析达成了一致意见。秦简是考古文献，是秦朝官方诏书，《史记》是历史文献，是汉朝人记述秦朝历史，对于同一件事情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记载，出现两种不同记载的原因，有可能是秦朝的官方记载对秦始皇有一定的美化成分，而汉朝人的记载则有着批评的因素。同学们认识到，不管是考古文献还是历史文献，都存在着历史记载的主观性的问题，如果要认识到历史的真实，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辨析，或者有第三种资料的证明。
通过本节课，学生了解了史书的体例、修史的主要目的以及编写史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学习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关注社会现实，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对海量的信息进行辨析，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求证，学会了质疑，不再盲从，有了自己理性的思考与分析。
三、求真与致用之结合
2017版的课程标准在给历史学的“史料实证”素养下定义的时候说：“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要形成对历史正确、客观的认识，必须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7]如果分析本段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史料实证素养定义中包含目标：形成对历史正确、客观的认识;方法：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态度：努力重现历史真实。求真的态度和目的与方法密不可分，为了求得历史的真相，学生学习搜集、整理和辨析史料的方法，提高了能力，又培养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致用的目的。寻找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的过程对于历史研究者和学习者本身就是提升能力、涵养精神的过程，这也是史学的功能，这是不容置疑的。
课后，不少同学调查身边的抗疫史实，书写自己看到的抗疫历史，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记录了中国人的抗疫故事，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历史书写者的责任与担当，他们也从一段段历史中感受到中国的强大、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自己笔下流淌的真实的历史成为他们爱国心的源泉，史学的求真和致用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注释】
[1]孟祥才：《求真和致用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47—48页。
[2]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3]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第112—118页。
[4][古希腊]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目录页。
[5][6][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7—18页。
[7]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