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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夕，李宏塔同志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最高荣誉，习近平总书记给他挂上了金光闪闪的“七一勋章”，在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中，获此盛誉的仅29人。
我认识宏塔30多年了。1986年8月，应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联盟的邀请，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團访问朝鲜，我和宏塔都是访问团的成员。这个代表团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如毛泽东主席的孙子毛新宇、罗盛教烈士的侄子、黄继光和邱少云烈士的侄女等，中国青年代表团受到了金日成首相的接见。宏塔当时的职务是安徽团省委副书记，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孙子。
1987年夏，我和宏塔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团中央招待所参加一个全国团的宣传工作会议。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在讲话结束后，讲了一个消息：李宏塔同志回安徽后要转行到省民政厅了。这是为人民服务最直接的岗位，也是宏塔同志的心愿。那时，我也不知道宏塔有一个曾经当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
1998年，我被交流到安徽省安庆市任市长。这里地处长江中下游，又属大别山区，市辖县有一大半是“戴帽”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民政工作的重点地区。我到这里工作后和宏塔同志交往甚多，也由此逐渐了解到了宏塔同志的红色家庭历史。
宏塔同志的父亲，是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早在1925年就参加了共青团。1927年4月6日清明节，李葆华和同学周丰一（周作人的儿子）参加燕京大学教授沈士远的家庭聚会。就在这天，北洋军阀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及其家人，李葆华因此幸免。后来，李葆华在周作人和沈士远的弟弟沈尹默的帮助下，藏身在西城区八道湾8号周作人家的厢房中一个多月，之后由沈尹默帮助去日本留学。1931年5月，李葆华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回到上海，参加上海、北平等地的抗日救亡秘密工作。1940年李葆华到了延安，担任贺龙同志的政治秘书，1944年回晋察冀工作，1948年任北平市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同志被毛主席、周总理点将，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是起义将军傅作义。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他又被派到安徽，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受命于三年特殊困难时期，李葆华把解决群众的温饱和生活困难放在第一位：平反冤假错案，转变干部作风，开展生产自救，被安徽人民称为“李青天”。宏塔就是在那时起跟父亲到安徽的，从此扎根于皖。
民政厅的工作性质和职能主要是和困难群众、弱势群体打交道，宏塔把民政厅长这个岗位视为为人民服务的平台阵地，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困难放在心上，在民政厅一干就是21年！
2003年，中央和省委任命我为安徽省副省长，分管农业、农村、水利、抗洪救灾等工作。这年夏天，安徽淮河流域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高水位的大洪水，根据国家防总的命令，我们启用了王家坝的蒙洼等9个行蓄洪区，大批在行蓄洪区内居住的农民被转移到大堤上的临时帐篷安置居住。宏塔和他的团队，从全国调运帐篷，一户一户地安置群众，吃的问题、住的问题、喝干净水的问题，他都一一过问。蒙洼进水后，我和宏塔到帐篷中去走访农民，我发现，那些帐篷中的农民都对这个头发花白的李厅长很熟悉。有人还亲切地称民政部一行人为北京的“老人家”，因为当时民政部部长是李学举同志，宏塔陪李部长走访群众，每每有老乡感谢，宏塔和李部长都说是按党中央要求做的，他俩一头白发，“老人家”的称呼由此而得。宏塔在大堤上连续工作了20余天，洪水退去之后，他又盘算起农民的冬春生活保障和危房改造重建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宏塔就是合肥市委常委，一个资深的厅级干部，工作上是配有公务车的，但上下班期间，他都骑自行车。有时自行车坏了、丢了，他就步行上下班。有人曾经统计，宏塔担任民政厅领导的20多年时间里，骑坏了4辆自行车，磨坏了7双胶鞋，穿破了5件雨衣，攒下了一大摞为困难群众捐款的收据，还记下了一长串待解决的困难群众问题。在宏塔那里，他的问题总是具体的。他和我说过，那些用百分比来计算成绩的方式是有很大危害的，因为即使百分之一的问题，对当事群众都是百分百的难关。我现在想一想，他说的和中央讲的“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丢”“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是一个道理啊！
2009年是李葆华同志诞辰100周年，水利部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举办了一个纪念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来了，原国务委员、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同志来了，水利部部长陈雷同志来了，胡耀邦同志的儿子胡德平同志也来了。耀邦一家曾经是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的主人，我和宏塔就是在那里认识的。我和宏塔一起去参加了这个纪念会。我从与会同志那些深情的追忆中，知道了许多李葆华同志对大钊烈士的红色基因传承。我对宏塔说，现在社会上流传的红二代、富二代传说，我看你就是一个红到底的红后代。他说，我不赞成红二代这个说法，我们从父辈那里接过来的首先是使命和责任，其次是不变质不变色的自觉和敬畏，我血脉中有父亲的传承，但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要靠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中去锻造，不忘初心、担当使命才是对父辈最好的纪念和尊重。
2011年，因工作变动，我离开了安徽，但还是一直关注着宏塔的消息。两会期间，也经常听到他的发声，无一不是为困难群众说话的。2013年，他向中央建议对城乡基础养老金大幅调整，每月可超过100元。人们都传颂他的“三视”守则：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民政对象为家人，视孤残儿童为子女。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我看到了宏塔同志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获得“七一勋章”的镜头，看到了宏塔同志登上天安门的身影，更从宏塔同志的实践中看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红色基因、初心使命的传承和发扬。
（责任编辑：徐嘉）
我认识宏塔30多年了。1986年8月，应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联盟的邀请，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團访问朝鲜，我和宏塔都是访问团的成员。这个代表团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如毛泽东主席的孙子毛新宇、罗盛教烈士的侄子、黄继光和邱少云烈士的侄女等，中国青年代表团受到了金日成首相的接见。宏塔当时的职务是安徽团省委副书记，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孙子。
1987年夏，我和宏塔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团中央招待所参加一个全国团的宣传工作会议。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在讲话结束后，讲了一个消息：李宏塔同志回安徽后要转行到省民政厅了。这是为人民服务最直接的岗位，也是宏塔同志的心愿。那时，我也不知道宏塔有一个曾经当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
1998年，我被交流到安徽省安庆市任市长。这里地处长江中下游，又属大别山区，市辖县有一大半是“戴帽”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民政工作的重点地区。我到这里工作后和宏塔同志交往甚多，也由此逐渐了解到了宏塔同志的红色家庭历史。
宏塔同志的父亲，是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早在1925年就参加了共青团。1927年4月6日清明节，李葆华和同学周丰一（周作人的儿子）参加燕京大学教授沈士远的家庭聚会。就在这天，北洋军阀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及其家人，李葆华因此幸免。后来，李葆华在周作人和沈士远的弟弟沈尹默的帮助下，藏身在西城区八道湾8号周作人家的厢房中一个多月，之后由沈尹默帮助去日本留学。1931年5月，李葆华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回到上海，参加上海、北平等地的抗日救亡秘密工作。1940年李葆华到了延安，担任贺龙同志的政治秘书，1944年回晋察冀工作，1948年任北平市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同志被毛主席、周总理点将，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是起义将军傅作义。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他又被派到安徽，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受命于三年特殊困难时期，李葆华把解决群众的温饱和生活困难放在第一位：平反冤假错案，转变干部作风，开展生产自救，被安徽人民称为“李青天”。宏塔就是在那时起跟父亲到安徽的，从此扎根于皖。
民政厅的工作性质和职能主要是和困难群众、弱势群体打交道，宏塔把民政厅长这个岗位视为为人民服务的平台阵地，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困难放在心上，在民政厅一干就是21年！
2003年，中央和省委任命我为安徽省副省长，分管农业、农村、水利、抗洪救灾等工作。这年夏天，安徽淮河流域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高水位的大洪水，根据国家防总的命令，我们启用了王家坝的蒙洼等9个行蓄洪区，大批在行蓄洪区内居住的农民被转移到大堤上的临时帐篷安置居住。宏塔和他的团队，从全国调运帐篷，一户一户地安置群众，吃的问题、住的问题、喝干净水的问题，他都一一过问。蒙洼进水后，我和宏塔到帐篷中去走访农民，我发现，那些帐篷中的农民都对这个头发花白的李厅长很熟悉。有人还亲切地称民政部一行人为北京的“老人家”，因为当时民政部部长是李学举同志，宏塔陪李部长走访群众，每每有老乡感谢，宏塔和李部长都说是按党中央要求做的，他俩一头白发，“老人家”的称呼由此而得。宏塔在大堤上连续工作了20余天，洪水退去之后，他又盘算起农民的冬春生活保障和危房改造重建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宏塔就是合肥市委常委，一个资深的厅级干部，工作上是配有公务车的，但上下班期间，他都骑自行车。有时自行车坏了、丢了，他就步行上下班。有人曾经统计，宏塔担任民政厅领导的20多年时间里，骑坏了4辆自行车，磨坏了7双胶鞋，穿破了5件雨衣，攒下了一大摞为困难群众捐款的收据，还记下了一长串待解决的困难群众问题。在宏塔那里，他的问题总是具体的。他和我说过，那些用百分比来计算成绩的方式是有很大危害的，因为即使百分之一的问题，对当事群众都是百分百的难关。我现在想一想，他说的和中央讲的“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丢”“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是一个道理啊！
2009年是李葆华同志诞辰100周年，水利部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举办了一个纪念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来了，原国务委员、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同志来了，水利部部长陈雷同志来了，胡耀邦同志的儿子胡德平同志也来了。耀邦一家曾经是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的主人，我和宏塔就是在那里认识的。我和宏塔一起去参加了这个纪念会。我从与会同志那些深情的追忆中，知道了许多李葆华同志对大钊烈士的红色基因传承。我对宏塔说，现在社会上流传的红二代、富二代传说，我看你就是一个红到底的红后代。他说，我不赞成红二代这个说法，我们从父辈那里接过来的首先是使命和责任，其次是不变质不变色的自觉和敬畏，我血脉中有父亲的传承，但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要靠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中去锻造，不忘初心、担当使命才是对父辈最好的纪念和尊重。
2011年，因工作变动，我离开了安徽，但还是一直关注着宏塔的消息。两会期间，也经常听到他的发声，无一不是为困难群众说话的。2013年，他向中央建议对城乡基础养老金大幅调整，每月可超过100元。人们都传颂他的“三视”守则：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民政对象为家人，视孤残儿童为子女。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我看到了宏塔同志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获得“七一勋章”的镜头，看到了宏塔同志登上天安门的身影，更从宏塔同志的实践中看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红色基因、初心使命的传承和发扬。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