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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始于1974年，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西斯娃·德·奥博妮提出。她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如出一辙，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揭示出女性与自然之间某种天然的联系，即同为他者，在社会或自然生态中处于劣势地位。生态女性主义从性别的角度切入生态问题，指出男性对女性、人对自然的统治都植根于以家长制为逻辑的认识论之上，进而进行深入的批判。《我母亲的自传》是加勒比作家牙买加·金凯德的代表作，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女主人公雪拉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凄惨而又传奇的一生，还借雪拉之口陈述了继母、莉莎和莫伊拉三位女性的悲惨命运，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黑人女性还是白人女性，在父权压迫下，都将失去自我而沦为男性的牺牲品。不仅如此，作者还以优雅而富有乐感的笔触叙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殖民历史，描绘出多米尼克独特的地貌特征和长期的殖民掠夺带来的环境破坏，揭示了作者对后殖民语境下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对自然生态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我母亲的自传》;生态女性主义;他者;自然;女性
DOI： 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61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我母亲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1996，以下简称《自传》）是加勒比黑人作家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 1949-）最重要的作品。故事里处处燃烧着反抗的怒火，进入古稀之年的主人公雪拉讲述了自己凄惨而又传奇的一生，讲述了在多米尼克的生活，带着淳朴、倔强的反抗和苦涩的自省，令人沉醉，却又痛彻心扉。金凯德的这部小说以一种散文文体写成，语言优美、明快、悲怆而富有乐感，堪与吉恩·里斯的《藻海无边》媲美，在当代英美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国内外对《自传》的研究热度可以说是有增无减，主要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女性主义视角、创伤叙事、寓言叙事和母女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结合起来尚属空白。因此，本文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探讨作品中女性与自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联系，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下人类对自然、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压榨和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 Ecofeminism）是“当代西方由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是交叠性女性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节点”[1]，是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属于典型的“跨”理论或理论+范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则是这一思潮在文学文化批评领域的具体体现，它关注女性和自然在内的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他者”群体或日“第二类群体”[2]，因此，从广义上讲，它的视点是多元的，但就其字面意义来看，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主要关注自然和女性这对“相依相生的孪生姐妹”[3]。
二者的结合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62年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唤醒美国民众环保意识的力作《寂静的春天》，从此拉开了西方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此时正值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二波浪潮，许多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女性”和“自然”的“同病相怜”，于是自发地将二者变成了惺惺相惜的“盟友”。然而，直到1974年法国女权主义倡导者弗朗西斯娃·德·奥博妮（Francoise d'Eaubonne，1920-2005）才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奥博妮指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具有同构性，并将生态观和女性观结合起来，揭示出自然和女性之间某种天然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以两性的关系为切人点分析生态问题，指出男性对女性和人对自然的统治都是植根于以家长制为逻辑的认识论之上的，进而进行深入的批判。”[4]换言之，自然与女性的主要敌人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及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意识形态将女性和女性气质置于边缘、受压迫的位置，而将男性和男性气质置于中心和主导地位，进而产生一种父权制价值文化体系，而生态女性主义试图抨击这种父权制世界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卡伦.J.沃伦（Karen J.Warren）在《生态女性主义的权利与承诺》和《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等论文、专著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在考察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联后得出它们与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并将研究重心集中在一些概念性问题和被压迫被剥削的他者：自然一他者一女性的关系。同时指出人类主宰自然、男性统治女性以及殖民、后殖民统治的同一性：等级制思维、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逻辑观念框架。当然，西方有许多学者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如瓦尔·普鲁姆伍德、瓦伦·格林、阿尔·萨勒、范达娜·希瓦等。他们合力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向纵深方向推进，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国内生态批评相对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司空草先生1999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开创了相关批评的先河;2003年王诺教授发表了《欧美生态学》研究专著，为国内学界進一步了解国外生态批评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自此以后，国内掀起了一股生态批评的浪潮，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界定及反思“历来是生态批评的研究主旨。其核心是反思人类因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对自然的破坏力，提出尊重、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统一性”[5]。近年来生态批评遍地开花，如生态文学文化批评[6-11]、动物伦理[12-13]、生态翻译[14-17]、生态语言学[18-19]等。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生态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时间上来看，二者几乎同步。据中国知网不完全统计，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相关的论文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从2001年至2010年，文学批评类论文总数已达200余篇，而后的十年里，相关论文增长了近八倍，飙升至1 600余篇，可见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方兴未艾。 一、殖民者与“他者”自然
古往今来，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处于原始农耕社会，对大自然的认识不清，从而恐惧、崇拜和依赖自然;工业文明之后，大机器时代人类对能源的依赖性增强，从而向大自然不断索取，妄图征服自然，以致当今世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继而引发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20]。这一切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创世记》认为人类在神造万物的顶层，统治和控制着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包括动植物;上帝造人后，要让人征服陆地和海洋”[21]。归根结底，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发达的西方国家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为保护本土环境而转嫁危机，于是乎英法等西欧列强疯狂地向外进行殖民扩张，掠夺弱小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同时倾销国内积压的工业产品。这些都体现在许多后殖民作家的作品里，其中定居美国纽约的加勒比作家牙买加·金凯德的作品中就有相关的场景呈现。在其代表作《自传》里，殖民统治者菲利普虽为医生，但治病救人之余，其最大的爱好是“在他的花园里种植世界各个热带地区的水果，只是他强迫它们长成一种非正常的状态。有时他让它们长得挺大，有时则让它们长得出奇的小。他把芒果种得犹如一个成人的脑袋那般大，但尝起来却味同嚼蜡，只有外表看上去挺漂亮”[22]170-171。此处描述的自然无疑是菲利普在殖民地多米尼克的私家花园，显然他对自然的征服性行为——移植世界各地的热带果树是失败的，表明了人（殖民统治者）与自然（殖民地）关系的不和谐，反映出极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在“具体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自然’常常被理解为与室内空间、城市空间相对立的户外/野外环境”[23]。彼得·巴瑞（ Peter Barry）在《理论初阶：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Beginning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中把“户外环境”依次分为四种类型：“区域一：荒山野景（如沙漠、海洋、无人居住的大陆）;区域二：极致风景（如森林、湖泊、高山、悬崖）;区域三：田园乡村（如山丘、田野、树林）;区域四：家居园景（如公园、花园、小径）。”[24]显然，按照巴瑞对自然的划分，菲利普企图征服的仅仅是疆域狭小的家居园景。从女主人公雪拉的描述来看，菲利普性格温文尔雅，说话低声细语，毫无信心，双手很小，跟身材极不成比例，皮肤苍白而无生机，这样的外表可以说跟男子气概毫不沾边。对花园的“拾掇”“摆布”抑或是菲利普恢复自信，找回男性/统治者优势、特权以及支配地位的途径。
菲利普属于那种不安分的人，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菲利普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同样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是独立后的多米尼克的统治精英，是生长于斯的含有二分之一统治者血统的本土男性，继续从事着殖民者未竟的事业。作为一名警察，他的权力在当地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极尽讨好白人统治者之能事，媚上欺下，抢劫平民老百姓的物质财富，掠夺土地以种植经济作物，如咖啡、香草、丑橘、酸橙、柠檬、香蕉等，出口宗主国。“他用自己那双锐利的眼睛盘算着他们的劳动果实，这些果实被整齐地捆扎成包，躺在码头上等待着出航”[22]111，同时进口本地人的生活必需品，如糖、盐、布匹等。为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他们过度开垦土地以致“那草虽然活着，却了无生机，那树虽然还活着，却了无生机;那树篱，被严格地修建成了痛苦纪念碑的形状，将农田分割为两块;那太阳照耀着，然而光线却苍白微弱，仿佛已耗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没有看墓地，他在看他所有财产中的这一小部分，还有那不规则的沃土，状如墓地，是经过了泥土的第一次硬化，然后软化、再硬化才形成的。它已经接纳了他的祖先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有广阔的空间留给他和他将来的所作所为，以及所有他的后代与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22]112荒地变沃土是以牺牲成千上万的非洲黑奴或加勒比土著的生命为代价的，纪念碑/墓地是历史的见证。当时的加勒比土著犹如美国印第安人一般早已被白人至上的殖民者消灭殆尽。事实上，这种白人中心主义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深人人心，买办阿尔弗雷德的眼里只有土地，唯利是图，视为之劳作的人们的生命如草芥，生如蜉蝣，死后就地掩埋，草草了事，没有一丝怜悯与同情。植物一片死寂，土地对殖民统治者的过度压榨和盘剥似乎早已习以为常，几近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地步，“这片田野可以任他为所欲为”[22]113。孰料“物也有生命”[25-26]，它们以了无生机的长势对殖民者的盘剥和压榨进行了无声的反抗和还击。显然，这里的田园乡村自然是殖民统治者海外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和资本增值的主要途径。西欧早期的工业发展和资本的增值离不开殖民扩张，而资本的增值带来的是穷困和掠夺，是另一方自然经济的毁灭。商品化的经济发展还会在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缔造出国内的殖民地。发展于是成为殖民化的延续，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女性的剥削压榨之上的，是建立于对它种文化的盘剥排挤之上的。资本主义的繁荣兴盛会造成女性、自然和处于不利地位的文化的边缘化甚至毁灭。面对殖民者的统治，连被巴瑞称之为“荒山野景”的海洋都不得不俯首称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發展和奴隶贸易的帮凶，“那蓝色大海和灰色大洋也是他所有财产的一小部分，它们那平坦而宁静的表面，是一种契约的符号，一种不可违背的承诺……那蓝色的大海、灰色大洋将承载着他和所有代表他现世幸福的那些东西（塞满人的船只），以及所有代表他不幸的那些东西（塞满人的船只）”[22]112-113。
长期的殖民掠夺致使多米尼克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极度落后，人们的温饱难以解决，生活难以为继。首都罗索只是商业文化以及人们思想交流的聚集地，一个前哨、一个小站，抑或一个交易市场，根本不配称之为一个城市，还时常遭受大自然力量的摧残而破败不堪，放眼望去，挤满了破败、丑陋、狭小的房屋，住在里面的人们看起来筋疲力尽，充满了绝望，一幅后殖民时期破落贫穷的多米尼克社会景象跃然纸上。 三、男性与“他者”女性
正如奥博妮与沃伦所说，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同源于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父权制是“男性借以统治女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结构”[27]。古往今来，男性在绝大多数社会场域中都占主导地位，女性则处于受压迫和被支配的地位。换言之，“男性的社会等级位列第一甚至被冠以‘第一性’之称，女性是绝对依附于第一性而存在的‘第二性”，[28]。在《自传》中，雪拉早年的九死一生尚且不提，与其有过交集的几位女性无疑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
第一个女性人物，雪拉的继母——一个没有姓氏被雪拉称作父亲的妻子的非裔女人。父亲与她结婚并非出于爱情，而是贪图她家的商务关系和富有，“他的妻子，那个在我母亲生我而死之后，和他结婚的女人，是一个窃贼的独生女。那个窃贼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香蕉、咖啡和可可（这些庄稼被卖给一个出口它们的欧洲人）。她身无分文地来到我父亲身边，但是她的父亲为他拉来了许多潜在的客户。他们一起购买别人的土地，按照双方满意的方式分取利润”[22]32-33。显而易见，雪拉父亲阿尔弗雷德是个精明的商贾，虽未能从婚姻中取得直接利益（继母的嫁妆），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他仗着岳父的人脉赚取得更多，他们还是很好的生意伙伴。与此同时，作为独生女的妻子是岳父唯一的财产继承人，将来岳父的财产即是他的财产。阿尔弗雷德不爱他的妻子，他看中的是这桩婚事给他带来的巨大利益。在他眼里，妻子只是一个无名的存在，低他一等的第二性。更可悲的是，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雪拉繼母仰慕自己的丈夫，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能成为丈夫那样的人——一个不断掠取、善于瞒天过海、恃强凌弱的生意人，而且公然嫌弃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不是个男儿身。结果事与愿违，竹篮打水一场空，儿子病死，女儿摔残导致永远丧失生育能力，自己如行尸走肉般残存着。
第二个女性人物，拉巴特夫人莉莎——一个身体被严重透支而失去生命力的白种女人。白人拉巴特曾是个不婚主义者，有多少女人对他投怀送抱，为他生孩子都未能成功晋级为拉巴特夫人。年轻貌美的莉莎也被拉巴特强健的体魄所吸引，巧设圈套用魔力（奥比巫术）让拉巴特与她结了婚。她虽然拴住了他的人，却拴不住他的心，“他不会被拥有，不会被占据”[22]62。她转而全身心地“把自己嫁接到拉巴特先生身上，但他只知道索取，无力给她生命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滋养。当她耗尽生命去攫取一点爱与关照而不可得时，便从内到外地枯萎了”[29]81。她的头发灰白，双手悬在身体的两侧，松松垮垮，毫无生气。更遗憾的是，多年来拉巴特夫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没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小生命。久而久之，拉巴特夫妇貌合神离，关系渐行渐远，拉巴特夫人成了失败者。为使自己的生活恢复生机，拉巴特夫人甚至希冀雪拉能生下拉巴特的孩子，以哀求的口吻向后者发出“救救我，救救我”[22]75的呐喊，终因后者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成为泡影。有经血的女人犹如肥沃的土地可以孕育生命，这就是“大地母亲”的由来，这个形象的类比足以说明女性和自然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具有同一性。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好似贫瘠的土地，在男权社会中岂有立身之地？莉莎以满足男人的需求为核心，以俘虏男人的肉体为荣光，以与理想男性结婚为终极目标，并以千方百计为其生个孩子来维系夫妻关系为最后的一线希望，以致完全失去了自我。
第三个女性人物，菲利普的原配夫人莫伊拉——一个生活在多米尼克的欧洲白人后裔，她远离英国家园，在异乡没有归属感;她“孤独、失落、无法忘记辉煌的殖民主义历史，对后殖民时期自己权力的丧失无法释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意识和具有东方主义特点的思维方式给她带来了深刻的痛苦”[30]。她蔑视黑人土著，对自己尊贵的欧洲血统和相貌感到无比的优越，并认为英国殖民主义是命运使然而且应该永远存在。莫伊拉瘦骨嶙峋，蓄着一头贴着头皮的短发，皮肤蜡黄，跟鬼似的毫无生气，像一尊行走的活化石，古老而沧桑，毫无女性气质可言。她的丈夫菲利普对她兴趣全无，不再和她同床共枕，她的子宫已经干瘪，失去孕育生命的可能性。她的生活如一潭死水，惊不起一丝涟漪，只能活在殖民历史的幻想中。或许她完全可以只身跨越大西洋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家园，婚姻家庭却成了她唯一的羁绊;或许生活在多米尼克的欧洲白人后裔好比《藻海无边》中被欧洲遗弃的克里奥尔人，既遭受欧洲白人的鄙弃，又受到土著黑人的骚扰甚至迫害。她跟土著黑人女性一样，是殖民历史和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靠喝罂粟花茶来获得舒爽的性快感，最后吸食过量中毒而死，皮肤变成她憎恶的黑色;她被扫进了殖民历史的垃圾堆，变成了尘埃，渐渐地被人遗忘。
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一样，“男权社会把女人看作他者、将其控制和塑造成理想的样式，被分配以男性期待其担任的角色，用褒奖符合其要求和意愿的特性、贬抑抵抗其意志的气质和个体，使其观念和意识内化于女人心中”[31]。雪拉父亲的妻子、莉莎和莫伊拉虽属于不同的种族和阶级，但同为女人，她们接受男权社会期待她们担任的角色：做个贤妻良母，照顾家庭，养育孩子。父亲的妻子崇拜“费勒斯”中心主义，遵从男权至上的原则，从生物本质主义立场来判定性别优劣，最后害了子女，伤了自己。莉莎和莫伊拉的子宫干瘪，像个筛子，根本怀不上孩子，因此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做过母亲。在她们看来，自己是个不完整、有缺失的女人，为没有尽到贤妻良母的义务而自责、内疚不已。但是斯皮瓦克认为，子宫是人类生产的场地，作为女人，既孕育于子宫，又拥有使用自己的子宫孕育子女的权力。值得女性主义理论者安慰的是，作者笔下的雪拉“已经突破了男性中心主义的限制，认识到女性的创造性力量。不仅如此，她还突破了一般女性狭隘的‘子宫中心’的角色限定，认识到母亲身份并不是女性身份的全部，亦不能先于女性主体身份的确立。借此她宣称的是对女性生育权利的控制，解构了殖民地女性普遍接受的，把母亲身份置于女性主体身份之上的错置”[29]82。
四、结语
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从文化上来看，女性和自然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他者。人类过度开垦土地、过度索取自然和男人压迫、支配女人毫无二致，都会使其变得贫瘠而失去再生能力。金凯德用优雅而富于乐感的语言不但叙述了一段美丽苦涩的历史，而且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多米尼克独特的地貌特征和长期的殖民掠夺带来的环境破坏，揭示了作者对后殖民语境下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对自然生态的关怀。“西方社会的文明史，归根结底就是一部男性统治女性、人类主宰自然、白人驾驭有色人种的历史。社会走向文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女性和自然等弱者变为‘他者’的过程。”[32]边缘女性与自然资源在英国殖民主义压迫与掠夺下具有相似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关注。[33]因此，正确理解生态女性主义观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女性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终极目标。 主人公雪拉是失败者中的成功者。她敢于向原有的男权制进行挑战，致力于构建新的和谐的家庭社会体系，这或许与她集双性同体于一身密切相关。在身处逆境时她表现出顽强的男性气概，独立自强，生生不息;在遇到真爱或婚后生活趋于稳定时，她“内心女性气质的种苗得以浇灌发芽，达到了和谐的理想状态”[34]。雪拉就是这样一个双性同体的角色，她“身上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氣质和谐共处、相互融合”[35]。她在风韵犹存时嫁给了菲利普，跻身于上层社会，过上了衣食无忧的贵妇人生活，但她并未迷失自我，贪恋繁华喧嚣的城市生活，相反，在一种平静、几乎神圣的心态下，夫妇俩搬离罗索隐居山林——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母亲及其族裔生息过的地方，试图以此来修复他们（被殖民者）心灵的创伤，抹去曾经痛苦不堪、饱受凌辱的历史记忆。“向大自然敞开自己的心胸”[36]，回归山野，亲近自然，与自然结盟，过上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抑或是女主人公追求的完美无缺、天人合一的人生终极目标。换句话说，雪拉以另一种方式最终回到了自己魂牵梦萦的“母亲”的怀抱。
参考文献：
[1]韩启群，陈洁.新世纪生态文学研究趋势与理论反思——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工作坊”第二期综述[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1）：112-116.
[2]韦清琦.生态女性主义在国内批评实践中的问题探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 （2）：127-139.
[3]刘文良.“双重视角”与生态女性批评的独特魅力[J].北方论丛，2009（2）：45-48.
[4]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16.
[5]周雪娉.历史书写中的生态话语权斗争——以“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为例[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23-32.
[6]黄璐，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浅析儿童文学作品中所折射的生态哲学观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影响——以《哈利·波特》为例[J].海外英语，2019（ 20）：189-191.
[7]柯耿珺，陈爱琴.日美文学作品中在动物描写中展现的生态关系——日本作家加藤幸子和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生态文学的对比[J].大众文艺，2019（20）：29-30.
[8]赵清荣，陈爱琴.大时代背景下的美国和日本生态文学[J].大众文艺，2019（21）：43-45.
[9]叶旷铭，陈爱琴.从生态意识看水上勉的《大海獠牙》[J].大众文艺，2019（ 22）：23-24.
[10]仲玉，陈爱琴.基于生态文学视野下的宫泽贤治作品研究[J].大众文艺，2019 （23）：33-34.
[11]赵清荣，陈爱琴，从影片《美丽之星》看日本生态危机意识[J].大众文艺，2019 （24）：177-178.
[12]黄雯怡，王国聘.西方动物伦理思想的演进、困境和展望[J].南京社会科学，2016 （6）：56-62.
[13]黄雯怡，加拿大写实动物小说中的伦理思想探析[J].外语研究，2018（1）：94-97.
[14]何花莲子，韩启群.21世纪以来美国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译介[J].安徽文学，2018 （11）：43-46.
[15]陈丽屏，基于教学生态理论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J].英语广场，2019 （12）：41-44.
[16]刘畅，韩启群.我国生态文学翻译现况初探[J].安徽文学，2018 （12）：111-113.
[17]李荣荣，邵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J].海外英语，2019（2）：35-36.
[18]杨喜刚，生态语言学视域下中式英语探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8（12）：169-171，175.
[19]杨喜刚，郭政，关于影响现代汉语中英源外来词发展因素的分析——生态语言学的视角[J].校园英语，2018（8）：198-199.
[20]陈丽屏.约翰·斯坦贝克经典小说的生态解读[J].疯狂英语（理论版），2018（4）：191-192.
[21]陈丽屏.约翰·斯坦贝克动物观的生态意义[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22-30.
[22]杰梅卡·金凯德，我母亲的自传[M].路文彬，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
[23]刘岩.生态女性主义的学理基础与批评范式反思[J].国外文学，2016（1）：10-18，156.
[24] Barry， Peter.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 3rd ed.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6- 247.
[25]韩启群，“物的文学生命”：重读福克纳笔下的生意人弗莱姆·斯诺普斯[J].外国语文，2019 （1）：41-47.
[26]罗朝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物质书写[J].海外英语，2019（24）：238-240.
[27]凯特·米丽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28]周素素，张弛.《美丽新世界》：女性主义视阈下反乌托邦文学中的女性形象[J].海外英语，2019 （12）：228-229.
[29]都文娟.后殖民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我母亲的自传》解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6）：78-84.
[30]谷红丽.一个逆写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本——牙买加·金凯德的小说《我母亲的自传》解读[J].外国语言文学，2012（3）：190-195.
[31]陈红梅，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欧美小说理论与实践[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89.
[32]袁家丽，荷花莲子，新世纪生态文学：研究与教学——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工作坊”第三期综述[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84-88.
[33]胡敏琦，《藻海无边》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C]. 2008年“文学与环境”武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428-433.
[34]殷媛，张弛.亚力山德拉——伍尔夫“双性同体”视角下的理想人格[J].海外英语，2019（11）：201-202.
[35]周芸，张弛，浅析《纯真年代》中纽兰·阿切尔的双性融合[J].海外英语，2019 （12）：230-231.
[36]奚昕.《斧柄集》的深层生态学思想与中国的儒、释、道文化[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31-39，66.
（责任编辑 古东）
作者简介：王涛，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加勒比文学。
关键词：《我母亲的自传》;生态女性主义;他者;自然;女性
DOI： 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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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1996，以下简称《自传》）是加勒比黑人作家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 1949-）最重要的作品。故事里处处燃烧着反抗的怒火，进入古稀之年的主人公雪拉讲述了自己凄惨而又传奇的一生，讲述了在多米尼克的生活，带着淳朴、倔强的反抗和苦涩的自省，令人沉醉，却又痛彻心扉。金凯德的这部小说以一种散文文体写成，语言优美、明快、悲怆而富有乐感，堪与吉恩·里斯的《藻海无边》媲美，在当代英美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国内外对《自传》的研究热度可以说是有增无减，主要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女性主义视角、创伤叙事、寓言叙事和母女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结合起来尚属空白。因此，本文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探讨作品中女性与自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联系，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下人类对自然、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压榨和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 Ecofeminism）是“当代西方由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是交叠性女性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节点”[1]，是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属于典型的“跨”理论或理论+范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则是这一思潮在文学文化批评领域的具体体现，它关注女性和自然在内的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他者”群体或日“第二类群体”[2]，因此，从广义上讲，它的视点是多元的，但就其字面意义来看，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主要关注自然和女性这对“相依相生的孪生姐妹”[3]。
二者的结合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62年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唤醒美国民众环保意识的力作《寂静的春天》，从此拉开了西方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此时正值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二波浪潮，许多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女性”和“自然”的“同病相怜”，于是自发地将二者变成了惺惺相惜的“盟友”。然而，直到1974年法国女权主义倡导者弗朗西斯娃·德·奥博妮（Francoise d'Eaubonne，1920-2005）才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奥博妮指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具有同构性，并将生态观和女性观结合起来，揭示出自然和女性之间某种天然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以两性的关系为切人点分析生态问题，指出男性对女性和人对自然的统治都是植根于以家长制为逻辑的认识论之上的，进而进行深入的批判。”[4]换言之，自然与女性的主要敌人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及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意识形态将女性和女性气质置于边缘、受压迫的位置，而将男性和男性气质置于中心和主导地位，进而产生一种父权制价值文化体系，而生态女性主义试图抨击这种父权制世界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卡伦.J.沃伦（Karen J.Warren）在《生态女性主义的权利与承诺》和《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等论文、专著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在考察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联后得出它们与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并将研究重心集中在一些概念性问题和被压迫被剥削的他者：自然一他者一女性的关系。同时指出人类主宰自然、男性统治女性以及殖民、后殖民统治的同一性：等级制思维、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逻辑观念框架。当然，西方有许多学者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如瓦尔·普鲁姆伍德、瓦伦·格林、阿尔·萨勒、范达娜·希瓦等。他们合力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向纵深方向推进，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国内生态批评相对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司空草先生1999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开创了相关批评的先河;2003年王诺教授发表了《欧美生态学》研究专著，为国内学界進一步了解国外生态批评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自此以后，国内掀起了一股生态批评的浪潮，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界定及反思“历来是生态批评的研究主旨。其核心是反思人类因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对自然的破坏力，提出尊重、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统一性”[5]。近年来生态批评遍地开花，如生态文学文化批评[6-11]、动物伦理[12-13]、生态翻译[14-17]、生态语言学[18-19]等。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生态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时间上来看，二者几乎同步。据中国知网不完全统计，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相关的论文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从2001年至2010年，文学批评类论文总数已达200余篇，而后的十年里，相关论文增长了近八倍，飙升至1 600余篇，可见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方兴未艾。 一、殖民者与“他者”自然
古往今来，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处于原始农耕社会，对大自然的认识不清，从而恐惧、崇拜和依赖自然;工业文明之后，大机器时代人类对能源的依赖性增强，从而向大自然不断索取，妄图征服自然，以致当今世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继而引发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20]。这一切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创世记》认为人类在神造万物的顶层，统治和控制着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包括动植物;上帝造人后，要让人征服陆地和海洋”[21]。归根结底，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发达的西方国家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为保护本土环境而转嫁危机，于是乎英法等西欧列强疯狂地向外进行殖民扩张，掠夺弱小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同时倾销国内积压的工业产品。这些都体现在许多后殖民作家的作品里，其中定居美国纽约的加勒比作家牙买加·金凯德的作品中就有相关的场景呈现。在其代表作《自传》里，殖民统治者菲利普虽为医生，但治病救人之余，其最大的爱好是“在他的花园里种植世界各个热带地区的水果，只是他强迫它们长成一种非正常的状态。有时他让它们长得挺大，有时则让它们长得出奇的小。他把芒果种得犹如一个成人的脑袋那般大，但尝起来却味同嚼蜡，只有外表看上去挺漂亮”[22]170-171。此处描述的自然无疑是菲利普在殖民地多米尼克的私家花园，显然他对自然的征服性行为——移植世界各地的热带果树是失败的，表明了人（殖民统治者）与自然（殖民地）关系的不和谐，反映出极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在“具体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自然’常常被理解为与室内空间、城市空间相对立的户外/野外环境”[23]。彼得·巴瑞（ Peter Barry）在《理论初阶：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Beginning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中把“户外环境”依次分为四种类型：“区域一：荒山野景（如沙漠、海洋、无人居住的大陆）;区域二：极致风景（如森林、湖泊、高山、悬崖）;区域三：田园乡村（如山丘、田野、树林）;区域四：家居园景（如公园、花园、小径）。”[24]显然，按照巴瑞对自然的划分，菲利普企图征服的仅仅是疆域狭小的家居园景。从女主人公雪拉的描述来看，菲利普性格温文尔雅，说话低声细语，毫无信心，双手很小，跟身材极不成比例，皮肤苍白而无生机，这样的外表可以说跟男子气概毫不沾边。对花园的“拾掇”“摆布”抑或是菲利普恢复自信，找回男性/统治者优势、特权以及支配地位的途径。
菲利普属于那种不安分的人，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菲利普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同样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是独立后的多米尼克的统治精英，是生长于斯的含有二分之一统治者血统的本土男性，继续从事着殖民者未竟的事业。作为一名警察，他的权力在当地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极尽讨好白人统治者之能事，媚上欺下，抢劫平民老百姓的物质财富，掠夺土地以种植经济作物，如咖啡、香草、丑橘、酸橙、柠檬、香蕉等，出口宗主国。“他用自己那双锐利的眼睛盘算着他们的劳动果实，这些果实被整齐地捆扎成包，躺在码头上等待着出航”[22]111，同时进口本地人的生活必需品，如糖、盐、布匹等。为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他们过度开垦土地以致“那草虽然活着，却了无生机，那树虽然还活着，却了无生机;那树篱，被严格地修建成了痛苦纪念碑的形状，将农田分割为两块;那太阳照耀着，然而光线却苍白微弱，仿佛已耗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没有看墓地，他在看他所有财产中的这一小部分，还有那不规则的沃土，状如墓地，是经过了泥土的第一次硬化，然后软化、再硬化才形成的。它已经接纳了他的祖先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有广阔的空间留给他和他将来的所作所为，以及所有他的后代与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22]112荒地变沃土是以牺牲成千上万的非洲黑奴或加勒比土著的生命为代价的，纪念碑/墓地是历史的见证。当时的加勒比土著犹如美国印第安人一般早已被白人至上的殖民者消灭殆尽。事实上，这种白人中心主义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深人人心，买办阿尔弗雷德的眼里只有土地，唯利是图，视为之劳作的人们的生命如草芥，生如蜉蝣，死后就地掩埋，草草了事，没有一丝怜悯与同情。植物一片死寂，土地对殖民统治者的过度压榨和盘剥似乎早已习以为常，几近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地步，“这片田野可以任他为所欲为”[22]113。孰料“物也有生命”[25-26]，它们以了无生机的长势对殖民者的盘剥和压榨进行了无声的反抗和还击。显然，这里的田园乡村自然是殖民统治者海外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和资本增值的主要途径。西欧早期的工业发展和资本的增值离不开殖民扩张，而资本的增值带来的是穷困和掠夺，是另一方自然经济的毁灭。商品化的经济发展还会在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缔造出国内的殖民地。发展于是成为殖民化的延续，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女性的剥削压榨之上的，是建立于对它种文化的盘剥排挤之上的。资本主义的繁荣兴盛会造成女性、自然和处于不利地位的文化的边缘化甚至毁灭。面对殖民者的统治，连被巴瑞称之为“荒山野景”的海洋都不得不俯首称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發展和奴隶贸易的帮凶，“那蓝色大海和灰色大洋也是他所有财产的一小部分，它们那平坦而宁静的表面，是一种契约的符号，一种不可违背的承诺……那蓝色的大海、灰色大洋将承载着他和所有代表他现世幸福的那些东西（塞满人的船只），以及所有代表他不幸的那些东西（塞满人的船只）”[22]112-113。
长期的殖民掠夺致使多米尼克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极度落后，人们的温饱难以解决，生活难以为继。首都罗索只是商业文化以及人们思想交流的聚集地，一个前哨、一个小站，抑或一个交易市场，根本不配称之为一个城市，还时常遭受大自然力量的摧残而破败不堪，放眼望去，挤满了破败、丑陋、狭小的房屋，住在里面的人们看起来筋疲力尽，充满了绝望，一幅后殖民时期破落贫穷的多米尼克社会景象跃然纸上。 三、男性与“他者”女性
正如奥博妮与沃伦所说，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同源于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父权制是“男性借以统治女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结构”[27]。古往今来，男性在绝大多数社会场域中都占主导地位，女性则处于受压迫和被支配的地位。换言之，“男性的社会等级位列第一甚至被冠以‘第一性’之称，女性是绝对依附于第一性而存在的‘第二性”，[28]。在《自传》中，雪拉早年的九死一生尚且不提，与其有过交集的几位女性无疑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
第一个女性人物，雪拉的继母——一个没有姓氏被雪拉称作父亲的妻子的非裔女人。父亲与她结婚并非出于爱情，而是贪图她家的商务关系和富有，“他的妻子，那个在我母亲生我而死之后，和他结婚的女人，是一个窃贼的独生女。那个窃贼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香蕉、咖啡和可可（这些庄稼被卖给一个出口它们的欧洲人）。她身无分文地来到我父亲身边，但是她的父亲为他拉来了许多潜在的客户。他们一起购买别人的土地，按照双方满意的方式分取利润”[22]32-33。显而易见，雪拉父亲阿尔弗雷德是个精明的商贾，虽未能从婚姻中取得直接利益（继母的嫁妆），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他仗着岳父的人脉赚取得更多，他们还是很好的生意伙伴。与此同时，作为独生女的妻子是岳父唯一的财产继承人，将来岳父的财产即是他的财产。阿尔弗雷德不爱他的妻子，他看中的是这桩婚事给他带来的巨大利益。在他眼里，妻子只是一个无名的存在，低他一等的第二性。更可悲的是，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雪拉繼母仰慕自己的丈夫，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能成为丈夫那样的人——一个不断掠取、善于瞒天过海、恃强凌弱的生意人，而且公然嫌弃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不是个男儿身。结果事与愿违，竹篮打水一场空，儿子病死，女儿摔残导致永远丧失生育能力，自己如行尸走肉般残存着。
第二个女性人物，拉巴特夫人莉莎——一个身体被严重透支而失去生命力的白种女人。白人拉巴特曾是个不婚主义者，有多少女人对他投怀送抱，为他生孩子都未能成功晋级为拉巴特夫人。年轻貌美的莉莎也被拉巴特强健的体魄所吸引，巧设圈套用魔力（奥比巫术）让拉巴特与她结了婚。她虽然拴住了他的人，却拴不住他的心，“他不会被拥有，不会被占据”[22]62。她转而全身心地“把自己嫁接到拉巴特先生身上，但他只知道索取，无力给她生命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滋养。当她耗尽生命去攫取一点爱与关照而不可得时，便从内到外地枯萎了”[29]81。她的头发灰白，双手悬在身体的两侧，松松垮垮，毫无生气。更遗憾的是，多年来拉巴特夫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没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小生命。久而久之，拉巴特夫妇貌合神离，关系渐行渐远，拉巴特夫人成了失败者。为使自己的生活恢复生机，拉巴特夫人甚至希冀雪拉能生下拉巴特的孩子，以哀求的口吻向后者发出“救救我，救救我”[22]75的呐喊，终因后者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成为泡影。有经血的女人犹如肥沃的土地可以孕育生命，这就是“大地母亲”的由来，这个形象的类比足以说明女性和自然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具有同一性。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好似贫瘠的土地，在男权社会中岂有立身之地？莉莎以满足男人的需求为核心，以俘虏男人的肉体为荣光，以与理想男性结婚为终极目标，并以千方百计为其生个孩子来维系夫妻关系为最后的一线希望，以致完全失去了自我。
第三个女性人物，菲利普的原配夫人莫伊拉——一个生活在多米尼克的欧洲白人后裔，她远离英国家园，在异乡没有归属感;她“孤独、失落、无法忘记辉煌的殖民主义历史，对后殖民时期自己权力的丧失无法释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意识和具有东方主义特点的思维方式给她带来了深刻的痛苦”[30]。她蔑视黑人土著，对自己尊贵的欧洲血统和相貌感到无比的优越，并认为英国殖民主义是命运使然而且应该永远存在。莫伊拉瘦骨嶙峋，蓄着一头贴着头皮的短发，皮肤蜡黄，跟鬼似的毫无生气，像一尊行走的活化石，古老而沧桑，毫无女性气质可言。她的丈夫菲利普对她兴趣全无，不再和她同床共枕，她的子宫已经干瘪，失去孕育生命的可能性。她的生活如一潭死水，惊不起一丝涟漪，只能活在殖民历史的幻想中。或许她完全可以只身跨越大西洋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家园，婚姻家庭却成了她唯一的羁绊;或许生活在多米尼克的欧洲白人后裔好比《藻海无边》中被欧洲遗弃的克里奥尔人，既遭受欧洲白人的鄙弃，又受到土著黑人的骚扰甚至迫害。她跟土著黑人女性一样，是殖民历史和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靠喝罂粟花茶来获得舒爽的性快感，最后吸食过量中毒而死，皮肤变成她憎恶的黑色;她被扫进了殖民历史的垃圾堆，变成了尘埃，渐渐地被人遗忘。
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一样，“男权社会把女人看作他者、将其控制和塑造成理想的样式，被分配以男性期待其担任的角色，用褒奖符合其要求和意愿的特性、贬抑抵抗其意志的气质和个体，使其观念和意识内化于女人心中”[31]。雪拉父亲的妻子、莉莎和莫伊拉虽属于不同的种族和阶级，但同为女人，她们接受男权社会期待她们担任的角色：做个贤妻良母，照顾家庭，养育孩子。父亲的妻子崇拜“费勒斯”中心主义，遵从男权至上的原则，从生物本质主义立场来判定性别优劣，最后害了子女，伤了自己。莉莎和莫伊拉的子宫干瘪，像个筛子，根本怀不上孩子，因此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做过母亲。在她们看来，自己是个不完整、有缺失的女人，为没有尽到贤妻良母的义务而自责、内疚不已。但是斯皮瓦克认为，子宫是人类生产的场地，作为女人，既孕育于子宫，又拥有使用自己的子宫孕育子女的权力。值得女性主义理论者安慰的是，作者笔下的雪拉“已经突破了男性中心主义的限制，认识到女性的创造性力量。不仅如此，她还突破了一般女性狭隘的‘子宫中心’的角色限定，认识到母亲身份并不是女性身份的全部，亦不能先于女性主体身份的确立。借此她宣称的是对女性生育权利的控制，解构了殖民地女性普遍接受的，把母亲身份置于女性主体身份之上的错置”[29]82。
四、结语
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从文化上来看，女性和自然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他者。人类过度开垦土地、过度索取自然和男人压迫、支配女人毫无二致，都会使其变得贫瘠而失去再生能力。金凯德用优雅而富于乐感的语言不但叙述了一段美丽苦涩的历史，而且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多米尼克独特的地貌特征和长期的殖民掠夺带来的环境破坏，揭示了作者对后殖民语境下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对自然生态的关怀。“西方社会的文明史，归根结底就是一部男性统治女性、人类主宰自然、白人驾驭有色人种的历史。社会走向文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女性和自然等弱者变为‘他者’的过程。”[32]边缘女性与自然资源在英国殖民主义压迫与掠夺下具有相似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关注。[33]因此，正确理解生态女性主义观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女性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终极目标。 主人公雪拉是失败者中的成功者。她敢于向原有的男权制进行挑战，致力于构建新的和谐的家庭社会体系，这或许与她集双性同体于一身密切相关。在身处逆境时她表现出顽强的男性气概，独立自强，生生不息;在遇到真爱或婚后生活趋于稳定时，她“内心女性气质的种苗得以浇灌发芽，达到了和谐的理想状态”[34]。雪拉就是这样一个双性同体的角色，她“身上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氣质和谐共处、相互融合”[35]。她在风韵犹存时嫁给了菲利普，跻身于上层社会，过上了衣食无忧的贵妇人生活，但她并未迷失自我，贪恋繁华喧嚣的城市生活，相反，在一种平静、几乎神圣的心态下，夫妇俩搬离罗索隐居山林——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母亲及其族裔生息过的地方，试图以此来修复他们（被殖民者）心灵的创伤，抹去曾经痛苦不堪、饱受凌辱的历史记忆。“向大自然敞开自己的心胸”[36]，回归山野，亲近自然，与自然结盟，过上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抑或是女主人公追求的完美无缺、天人合一的人生终极目标。换句话说，雪拉以另一种方式最终回到了自己魂牵梦萦的“母亲”的怀抱。
参考文献：
[1]韩启群，陈洁.新世纪生态文学研究趋势与理论反思——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工作坊”第二期综述[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1）：112-116.
[2]韦清琦.生态女性主义在国内批评实践中的问题探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 （2）：127-139.
[3]刘文良.“双重视角”与生态女性批评的独特魅力[J].北方论丛，2009（2）：45-48.
[4]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16.
[5]周雪娉.历史书写中的生态话语权斗争——以“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为例[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23-32.
[6]黄璐，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浅析儿童文学作品中所折射的生态哲学观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影响——以《哈利·波特》为例[J].海外英语，2019（ 20）：189-191.
[7]柯耿珺，陈爱琴.日美文学作品中在动物描写中展现的生态关系——日本作家加藤幸子和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生态文学的对比[J].大众文艺，2019（20）：29-30.
[8]赵清荣，陈爱琴.大时代背景下的美国和日本生态文学[J].大众文艺，2019（21）：43-45.
[9]叶旷铭，陈爱琴.从生态意识看水上勉的《大海獠牙》[J].大众文艺，2019（ 22）：23-24.
[10]仲玉，陈爱琴.基于生态文学视野下的宫泽贤治作品研究[J].大众文艺，2019 （23）：33-34.
[11]赵清荣，陈爱琴，从影片《美丽之星》看日本生态危机意识[J].大众文艺，2019 （24）：177-178.
[12]黄雯怡，王国聘.西方动物伦理思想的演进、困境和展望[J].南京社会科学，2016 （6）：56-62.
[13]黄雯怡，加拿大写实动物小说中的伦理思想探析[J].外语研究，2018（1）：94-97.
[14]何花莲子，韩启群.21世纪以来美国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译介[J].安徽文学，2018 （11）：43-46.
[15]陈丽屏，基于教学生态理论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J].英语广场，2019 （12）：41-44.
[16]刘畅，韩启群.我国生态文学翻译现况初探[J].安徽文学，2018 （12）：111-113.
[17]李荣荣，邵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J].海外英语，2019（2）：35-36.
[18]杨喜刚，生态语言学视域下中式英语探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8（12）：169-171，175.
[19]杨喜刚，郭政，关于影响现代汉语中英源外来词发展因素的分析——生态语言学的视角[J].校园英语，2018（8）：198-199.
[20]陈丽屏.约翰·斯坦贝克经典小说的生态解读[J].疯狂英语（理论版），2018（4）：191-192.
[21]陈丽屏.约翰·斯坦贝克动物观的生态意义[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22-30.
[22]杰梅卡·金凯德，我母亲的自传[M].路文彬，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
[23]刘岩.生态女性主义的学理基础与批评范式反思[J].国外文学，2016（1）：10-18，156.
[24] Barry， Peter.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 3rd ed.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6- 247.
[25]韩启群，“物的文学生命”：重读福克纳笔下的生意人弗莱姆·斯诺普斯[J].外国语文，2019 （1）：41-47.
[26]罗朝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物质书写[J].海外英语，2019（24）：238-240.
[27]凯特·米丽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28]周素素，张弛.《美丽新世界》：女性主义视阈下反乌托邦文学中的女性形象[J].海外英语，2019 （12）：228-229.
[29]都文娟.后殖民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我母亲的自传》解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6）：78-84.
[30]谷红丽.一个逆写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本——牙买加·金凯德的小说《我母亲的自传》解读[J].外国语言文学，2012（3）：190-195.
[31]陈红梅，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欧美小说理论与实践[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89.
[32]袁家丽，荷花莲子，新世纪生态文学：研究与教学——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工作坊”第三期综述[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84-88.
[33]胡敏琦，《藻海无边》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C]. 2008年“文学与环境”武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428-433.
[34]殷媛，张弛.亚力山德拉——伍尔夫“双性同体”视角下的理想人格[J].海外英语，2019（11）：201-202.
[35]周芸，张弛，浅析《纯真年代》中纽兰·阿切尔的双性融合[J].海外英语，2019 （12）：230-231.
[36]奚昕.《斧柄集》的深层生态学思想与中国的儒、释、道文化[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31-39，66.
（责任编辑 古东）
作者简介：王涛，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加勒比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