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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辑思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全书28篇文章，大部分以否定、驳斥为基调。
这难免令人困惑：既然亨氏文明冲突论如此谬误百出，何以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与反响？或许这是因为亨氏论及了中国学人最感兴趣与自豪的话题：文化？在一些学者看来，泱泱中华大国，文明五千年，若议文明，我们才最有发言权。亨氏班门弄斧，实在是自不量力。但实际上，书中作者并非每一位都对亨氏理论作了认真和细致的研读。
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一度被忽视与淡漠，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又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可参见Y.Lapid，TheReturnofCultureand I-denity in IRTheory，Boulder，1996)尽管他们的研究尚未构成国际关系学中的主流，但显然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亨氏的文明冲突论，正是这一潮流的反映。而这一现象本身又与当代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国内问题和国际环境的新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经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发展而改善的美国国内种族关系又有重新趋于紧张之势。社会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上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Action)非但没有解决种族摩擦，反而造成美国政治文化的分裂；其次，冷战时美国在西欧遏制苏联的相对成功与其在亚洲和中东的挫折与失败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里正是美国决策者最不了解、与美国文化差别最大的地区；第三，即使那些在美国指导下实现或正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它们与美国在政治观念以及文化传统上的分歧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缩小，恰恰相反，这些国家因自身的现代化而对其文化传统更具信心；最后，国际社会中种族战争、文化冲突似乎代替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成为国际关系中动荡与不安定的根源。
上述这四个方面的新发展，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文化方法回归的大环境，而亨氏的文明冲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新趋势的理论思考。应当客观地承认亨廷顿的研究是对新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学术探讨，尽管这种反思与探索有相当的偏见，“……反映出西人居高臨下、无视他人的心态，又是老大地位摇摇欲坠、危机感加剧的某种折射”(王辑思，第65页)。如果我们抛开不同的价值取向，仅就其研究主题的提出与确定，亨氏无疑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实际上，当今世界经济整合、政治分裂、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等现象的确与文化因素有关。
笔者无力对亨氏文明冲突论进行较为完整全面的评析，这里只想指出其观点当中存在一个致命的逻辑缺陷：既然文明冲突是必然的，又何来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合作？由此可进一步问道：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差异何在？儒一联合对抗西方文明的目的又是什么？很显然，问题的答案又会回到本书大部分作者所谈到并指责亨氏所忽视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上来。但稍对亨氏背景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承认，亨氏决不会天真地忘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重要，因为这一向是他研究的强项。应当指出，他的独到与可贵之处恰恰是避开老生常谈的话题，直接切入文明冲突。这或许可以用“片面的深刻”来概括。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顿的理论中处处渗透着以西方为中心的傲慢心态，表现出某些西方学者对非我族类的敌视与狭隘。
但在批评亨氏过程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东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子。(许纪霖对这一思潮有出色的评论，见其《文化认同的困境：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反西化思潮》，(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六年第五期，第100—103页)作为一个现代学人，我们不应用东方封闭的精神去批判西方狭隘的心态，更不能用中国文化的“傲慢”来代替美国权势的“傲慢”。否则，我们会犯亨氏所犯的错误。
(《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王辑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19.00元)
这难免令人困惑：既然亨氏文明冲突论如此谬误百出，何以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与反响？或许这是因为亨氏论及了中国学人最感兴趣与自豪的话题：文化？在一些学者看来，泱泱中华大国，文明五千年，若议文明，我们才最有发言权。亨氏班门弄斧，实在是自不量力。但实际上，书中作者并非每一位都对亨氏理论作了认真和细致的研读。
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一度被忽视与淡漠，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又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可参见Y.Lapid，TheReturnofCultureand I-denity in IRTheory，Boulder，1996)尽管他们的研究尚未构成国际关系学中的主流，但显然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亨氏的文明冲突论，正是这一潮流的反映。而这一现象本身又与当代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国内问题和国际环境的新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经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发展而改善的美国国内种族关系又有重新趋于紧张之势。社会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上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Action)非但没有解决种族摩擦，反而造成美国政治文化的分裂；其次，冷战时美国在西欧遏制苏联的相对成功与其在亚洲和中东的挫折与失败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里正是美国决策者最不了解、与美国文化差别最大的地区；第三，即使那些在美国指导下实现或正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它们与美国在政治观念以及文化传统上的分歧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缩小，恰恰相反，这些国家因自身的现代化而对其文化传统更具信心；最后，国际社会中种族战争、文化冲突似乎代替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成为国际关系中动荡与不安定的根源。
上述这四个方面的新发展，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文化方法回归的大环境，而亨氏的文明冲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新趋势的理论思考。应当客观地承认亨廷顿的研究是对新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学术探讨，尽管这种反思与探索有相当的偏见，“……反映出西人居高臨下、无视他人的心态，又是老大地位摇摇欲坠、危机感加剧的某种折射”(王辑思，第65页)。如果我们抛开不同的价值取向，仅就其研究主题的提出与确定，亨氏无疑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实际上，当今世界经济整合、政治分裂、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等现象的确与文化因素有关。
笔者无力对亨氏文明冲突论进行较为完整全面的评析，这里只想指出其观点当中存在一个致命的逻辑缺陷：既然文明冲突是必然的，又何来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合作？由此可进一步问道：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差异何在？儒一联合对抗西方文明的目的又是什么？很显然，问题的答案又会回到本书大部分作者所谈到并指责亨氏所忽视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上来。但稍对亨氏背景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承认，亨氏决不会天真地忘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重要，因为这一向是他研究的强项。应当指出，他的独到与可贵之处恰恰是避开老生常谈的话题，直接切入文明冲突。这或许可以用“片面的深刻”来概括。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顿的理论中处处渗透着以西方为中心的傲慢心态，表现出某些西方学者对非我族类的敌视与狭隘。
但在批评亨氏过程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东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子。(许纪霖对这一思潮有出色的评论，见其《文化认同的困境：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反西化思潮》，(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六年第五期，第100—103页)作为一个现代学人，我们不应用东方封闭的精神去批判西方狭隘的心态，更不能用中国文化的“傲慢”来代替美国权势的“傲慢”。否则，我们会犯亨氏所犯的错误。
(《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王辑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