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围绕着女性产生的“她经济”市场规模已达到每年4万亿元人民币，独立的新女性不仅是家庭购物决策的主导者，也越来越多地舍得为自己投入，“悦己型消费”于是大幅度攀升—无论是健身、瘦腰，还是口红、自购鲜花，在疫情之后都呈现出集中爆发态势。也正因此，如今有一种抨击的声浪越来越猛烈：“女性被消费主义洗脑了。”这当然主要来自男性，谴责女性陷入了攀比和过度消费，太过“物质”，转而又索要高额彩礼，使男性陷入更为困窘的境地。但这有问题吗？
　　新世代所推崇的却是“能挣会花”，这在未婚单身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内一线城市约有40%的单身青年都是“月光族”，而四五线城市这一比例甚至高达76%。随着80后、90后新女性进入职场，她们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不仅能挣会花，而且对自己的欲望也不再遮遮掩掩，新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一个反问句里：“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经济繁荣所不可避免带来的后果，因而消费主义的蔓延是全球性的现象。社会学家早就发现，在印度，“消费主义是现在新的宗教，它最虔诚的追随者是儿童”，这一点在中国也一样，郭于华1997年就在社会调查中发现，“这一代儿童比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带有更明显的现代消费主义特征”，现在只不过是他们都长大了。
　　伴随着这种消费主义兴起的，是一种现代个体。本来这不分男女，因为把个体欲望的及时满足看作一种个体权利，是在新一代人中普遍存在的心态，社会学家阎云翔称之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因为“现代社会的个体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扩展家庭的绵延不绝而牺牲自己”，转而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女性的消费主义之所以更引人侧目，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以前中国女人从来没有机會这样勇于袒露自己的欲望，她们例来被认定：为家人花钱才具备正当性。就此而言，责备女性“被消费主义洗脑”所折射出的，其实是对社会变化的不适感，它指望女性克制自己的欲望，更多地为家人考虑。舆论有时以裸贷消费来暗示女性花钱的不理性，但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女性往往更善于精打细算地理财，更注重性价比，在借贷上也更理性，因而金融从业人员都知道，男性小额贷款风险要比女性高得多。当然，现实中也难免会有女孩子伸手要钱，但问题是，很多女性即便花自己的钱，家人和男友也有意见，这恐怕是因为，她的家人/男友在潜意识里把她的钱看作是自己的了，这本身就和中国社会私有财产意识不发达、权利边界不清晰有关。
　　时下对消费主义的声讨，常常是出于一种原有价值观遭冲击时的保守反应，这种视角往往把女性看作是消费主义的受害者，但实际上真正担忧的是原有共同体的瓦解。当然，消费主义既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什么都对，但它应该是每个人基于自身权利的自主选择。在此，市场至少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可能，至少容许你通过消费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毕竟，如果一个人怎么花钱都不能自己做主，那还有什么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说“怎么花钱”还常常被沾染上道德色彩，那么至少，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收入都是他/她的自由。这说到底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项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