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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孰优孰劣，以及由此导致的技术创新模式之争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均衡分布假设基础上的。本文结合我国要素禀赋分布现状，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探讨了对外贸易战略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并非取决于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而是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布。
关键词：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技术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1-0052-05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模式孰优孰劣，以及由此导致的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之争，始终没有停止。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郭克莎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之间关于“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的学术争论，代表了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持“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经济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与技术水平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在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应以“技术引进”为主。而以郭克莎为代表的持“逆比较优势战略”的科技政策专家则强调，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赶超最发达的国家，并主张有重点地推进“逆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模式的比较基础是要素禀赋处于均衡分布状态，而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要素禀赋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处于一种非均衡分布状态时，关于两种增长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就失去了意义。
一、“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是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通过技术引进推动产业结构和产业技术升级，以渐近方式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是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建立和培育自主创新体系，在重大核心技术以及关键零部件方面通过自主创新突破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瓶颈，加速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始终是一个倍受争议的问题。
经济发展战略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它主要是探讨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所选定的发展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制度安排。按照是否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可以将经济发展战略区分为“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而“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则是两种经济发展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上的延伸。 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还是“逆比较优势战略”都是一个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所采取的一种手段。两种发展战略之争实质上是对经济增长路径的不同选择。“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源于赫克歇尔(Eil Filip Heckseher)和俄林(BeltilGotthard Ohlin)的比较优势理论，而“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源于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 1 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 波特关于国家的竞争优势理论是由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发展而来的。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提出了两种竞争优势，一种是低层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另一种是高层次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指通过使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低成本的生产技术工艺、以及通过规模经济所取得的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而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是指通过对技术、设备、管理和营销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所获得的竞争优势。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重点阐述了创造“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与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同，创造差异型竞争优势需要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为此，波特提出了“钻石体系”模型，用以描述投资和创新环境。“钻石体系”包括四种主要因素：(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如只需简单的私人和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结构、需求质量、需求国际化程度、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等。(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包括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工作动机和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2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在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模式中，劳动力是惟一的生产要素，技术是外生变量，比较优势源于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而成本差异则来源于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因此，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表明当劳动力是惟一生产要素时，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各国在不同商品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
由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多种要素下的比较优势来源，20世纪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H-O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方面寻求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经过萨缪尔森等人的不断完善，最终取代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成为现代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时也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基础，而商品的价格差异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要素的相对价格又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决定的。所以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使得各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对于资本充裕的国家，由于资本要素价格相对较低，因此，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而对于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由于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具有相对成本优势。
3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源于对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判断上存在分歧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系研究成果，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从理论推导和经验分析两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其主要观点是：“逆比较优势战略”实质上就是“赶超战略”。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逆比较优势战略”，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很差，将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反，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会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增长速度，要素桌赋结构将得到很快的提升，这将有助于缩 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郭克莎对此提出了批评，称林毅夫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认为如果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如果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加强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专业化水平，将影响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距。同时，郭克莎提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按照郭克莎的解释，“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未来某一时点上的比较优势，而未来的比较优势对现时而言只能是或仍然是比较劣势。显然，郭克莎的对外贸易战略思想是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之上的，其战略思想源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在技术创新模式上，林毅夫和郭克莎均延续了各自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思想。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总体水平是由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在技术内生决定论下，要提高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及其总体水平，必须首先提高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即每个劳动力可支配的资本数量)处于较低水平，较低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足以支撑自主创新对资本大量而持续性的需求。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郭克莎仍然坚持他的逆比较优势战略，坚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主张对外贸易战略要适应、支持和促进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要推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和出口，并主张在重点行业实施技术跨越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差别基础上的对外贸易理论，因此，主要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而竞争优势理论则强调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创造并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因此，该理论通常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国家之间贸易现象，如同等发达程度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毅夫与郭克莎关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贸易战略的争论，其根源在于对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判断上存在分歧。林毅夫使用劳动力人均可支配资本数量作为衡量要素禀赋结构水平指标，并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划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国家，而郭克莎实质上则倾向于高估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二、要素禀赋分布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陷阱
在要素禀赋结构中，虽然不同国家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但对于一个固定的国家，自然资源可以看做是一个外生给定的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水平时，往往只考虑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并用要素充裕程度，即总资本与总劳动之比，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要素禀赋丰裕程度指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昂贵。因此，发达国家的要素充裕程度，即劳动力人均资本数量，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充裕水平。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人均资本数量相对较低，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资本积累率也会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逐步缩小，要素禀赋结构也更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可以描述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过程，因此，潘士远和林毅夫将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称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从平均意义上来说，使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的确可以评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但如果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来制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依此来选择技术创新模式，则很有可能会陷入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陷阱。
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是总资本与总劳动之比，仅表示劳动力人均拥有资本的数量，是刻画一个国家总资本和总劳动相对丰裕程度的指标。该指标并不反映资本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更不能反映该国资本的区域分布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往往是非均衡的。例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西部内陆省份。绝大部分资本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所拥有的总资本占全国资本总量的比例却很小，资本分布明显呈非均衡状态。人口分布状态与资本分布状态恰好相反。发达地区虽然人口密度较大，但总人口绝对数量所占比例却很小。反过来，落后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却很大。资本与人口的双重非均衡分布导致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远大于落后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指标掩盖了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如果仅以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作为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而不考虑要素禀赋分布的非均衡性的影响，必然会陷入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陷阱。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要素禀赋分布非均衡的国家，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无法反映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若以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作为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就可能得出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对外贸易战略以及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以“引进技术”为主的结论。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并不能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来决定，还要考虑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才是决定对外贸易战略制定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较低的地区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较高的地区实施竞争优势战略，则“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不但不会相互对立，而且还能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三、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技术创新模式选择
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主要表现为资本、劳动力以及人力资本的非均衡分布。要素禀赋的非均衡分布客观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单纯地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或“逆比较优势战略”。相应地，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也不可能将“技术引进”模式与“自主创新模式”完全对立起来。
林毅夫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提出了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完全是依据我国的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做出的判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劳动力人均资本仅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劳动力人均拥有资本数量，标志着总体的平均水平，并不反映要素禀赋分布状况。以劳动力人均 资本拥有量作为选择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的依据，其有效性必须建立在要素禀赋均衡分布的假定基础之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呈均衡分布状态时，依据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所做出的决断才不会过多受到要素禀赋分布的影响。而一旦要素禀赋呈非均衡分布状态时，劳动力人均资本就成了仅仅反映要素禀赋分布的平均水平的指标，而无法反映对经济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会产生关键性影响的要素禀赋分布状态的信息。 郭克莎的“逆比较优势战略”以及“自主创新”主张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下也是不能成立的。“逆比较优势战略”所依据的理论本质上应归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的创造主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充裕的资本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经济落后地区要素禀赋状态无法满足竞争优势理论对生产要素质量的要求。经济落后地区要素的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充裕的初级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力资源丰富、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战略只能采取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竞争优势战略。只有坚持比较优势战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充分发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加速资本积累，才能较快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低水平的要素禀赋结构无法满足自主创新对人力资本大量而持续的投资需求，因此，只能以“技术引进”为主。
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还是“逆比较优势战略”，都无法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单纯地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和“技术引进”模式，既不利于要素禀赋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同时也无法避免反对派的“过于保守”的批评。而单纯地实施“逆比较优势战略”和“自主创新”模式，又无法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支持。因此，对外贸易战略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必须依据要素禀赋分布状态而定。
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技术设备较为先进，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具备了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能力，则该地区就应优先考虑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应以“自主创新”为主。因为创造差异型竞争优势，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也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整体上还达不到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完全可以采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行的技术创新模式。
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地区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资金短缺，无法满足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因此，该地区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利用地区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应以“技术引进”为主。该地区应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加速资本积累，不断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为经济发展目标。
四、结论
“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是两种不同的对外贸易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思想源于比较优势理论；“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本质上应归属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是两种不同战略思想在技术创新模式上的延伸。
在要素禀赋均衡分布状态下，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时，对外贸易战略适宜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则应以“技术引进”为主；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资本充裕，可以满足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对外贸易战略应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应以“自主创新”为主。
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并不能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来决定，还要考虑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才是决定对外贸易战略制定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 对外贸易战略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必须依据要素禀赋分布状态而定。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高，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小的地区，应优先考虑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应以“自主创新”为主，“技术引进”为辅。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整体上还达不到能够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完全可以采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行的技术创新模式。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地区，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利用地区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应以“技术引进”为主。
(责任编辑：刘 艳)
关键词：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技术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1-0052-05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模式孰优孰劣，以及由此导致的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之争，始终没有停止。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郭克莎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之间关于“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的学术争论，代表了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持“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经济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与技术水平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在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应以“技术引进”为主。而以郭克莎为代表的持“逆比较优势战略”的科技政策专家则强调，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赶超最发达的国家，并主张有重点地推进“逆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模式的比较基础是要素禀赋处于均衡分布状态，而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要素禀赋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处于一种非均衡分布状态时，关于两种增长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就失去了意义。
一、“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是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通过技术引进推动产业结构和产业技术升级，以渐近方式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是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建立和培育自主创新体系，在重大核心技术以及关键零部件方面通过自主创新突破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瓶颈，加速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始终是一个倍受争议的问题。
经济发展战略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它主要是探讨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所选定的发展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制度安排。按照是否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可以将经济发展战略区分为“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而“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则是两种经济发展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上的延伸。 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还是“逆比较优势战略”都是一个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所采取的一种手段。两种发展战略之争实质上是对经济增长路径的不同选择。“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源于赫克歇尔(Eil Filip Heckseher)和俄林(BeltilGotthard Ohlin)的比较优势理论，而“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源于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 1 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 波特关于国家的竞争优势理论是由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发展而来的。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提出了两种竞争优势，一种是低层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另一种是高层次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指通过使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低成本的生产技术工艺、以及通过规模经济所取得的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而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是指通过对技术、设备、管理和营销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所获得的竞争优势。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重点阐述了创造“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与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同，创造差异型竞争优势需要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为此，波特提出了“钻石体系”模型，用以描述投资和创新环境。“钻石体系”包括四种主要因素：(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如只需简单的私人和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结构、需求质量、需求国际化程度、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等。(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包括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工作动机和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2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在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模式中，劳动力是惟一的生产要素，技术是外生变量，比较优势源于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而成本差异则来源于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因此，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表明当劳动力是惟一生产要素时，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各国在不同商品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
由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多种要素下的比较优势来源，20世纪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H-O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方面寻求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经过萨缪尔森等人的不断完善，最终取代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成为现代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时也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基础，而商品的价格差异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要素的相对价格又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决定的。所以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使得各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对于资本充裕的国家，由于资本要素价格相对较低，因此，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而对于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由于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具有相对成本优势。
3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源于对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判断上存在分歧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系研究成果，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从理论推导和经验分析两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其主要观点是：“逆比较优势战略”实质上就是“赶超战略”。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逆比较优势战略”，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很差，将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反，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会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增长速度，要素桌赋结构将得到很快的提升，这将有助于缩 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郭克莎对此提出了批评，称林毅夫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认为如果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如果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加强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专业化水平，将影响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距。同时，郭克莎提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按照郭克莎的解释，“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未来某一时点上的比较优势，而未来的比较优势对现时而言只能是或仍然是比较劣势。显然，郭克莎的对外贸易战略思想是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之上的，其战略思想源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在技术创新模式上，林毅夫和郭克莎均延续了各自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思想。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总体水平是由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在技术内生决定论下，要提高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及其总体水平，必须首先提高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即每个劳动力可支配的资本数量)处于较低水平，较低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足以支撑自主创新对资本大量而持续性的需求。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郭克莎仍然坚持他的逆比较优势战略，坚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主张对外贸易战略要适应、支持和促进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要推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和出口，并主张在重点行业实施技术跨越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差别基础上的对外贸易理论，因此，主要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而竞争优势理论则强调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创造并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因此，该理论通常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国家之间贸易现象，如同等发达程度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毅夫与郭克莎关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贸易战略的争论，其根源在于对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判断上存在分歧。林毅夫使用劳动力人均可支配资本数量作为衡量要素禀赋结构水平指标，并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划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国家，而郭克莎实质上则倾向于高估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二、要素禀赋分布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陷阱
在要素禀赋结构中，虽然不同国家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但对于一个固定的国家，自然资源可以看做是一个外生给定的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水平时，往往只考虑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并用要素充裕程度，即总资本与总劳动之比，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要素禀赋丰裕程度指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昂贵。因此，发达国家的要素充裕程度，即劳动力人均资本数量，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充裕水平。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人均资本数量相对较低，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资本积累率也会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逐步缩小，要素禀赋结构也更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可以描述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过程，因此，潘士远和林毅夫将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称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从平均意义上来说，使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的确可以评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但如果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来制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依此来选择技术创新模式，则很有可能会陷入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陷阱。
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是总资本与总劳动之比，仅表示劳动力人均拥有资本的数量，是刻画一个国家总资本和总劳动相对丰裕程度的指标。该指标并不反映资本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更不能反映该国资本的区域分布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往往是非均衡的。例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西部内陆省份。绝大部分资本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所拥有的总资本占全国资本总量的比例却很小，资本分布明显呈非均衡状态。人口分布状态与资本分布状态恰好相反。发达地区虽然人口密度较大，但总人口绝对数量所占比例却很小。反过来，落后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却很大。资本与人口的双重非均衡分布导致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远大于落后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指标掩盖了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如果仅以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作为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而不考虑要素禀赋分布的非均衡性的影响，必然会陷入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陷阱。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要素禀赋分布非均衡的国家，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无法反映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若以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作为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就可能得出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对外贸易战略以及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以“引进技术”为主的结论。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并不能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来决定，还要考虑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才是决定对外贸易战略制定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较低的地区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较高的地区实施竞争优势战略，则“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不但不会相互对立，而且还能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三、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技术创新模式选择
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主要表现为资本、劳动力以及人力资本的非均衡分布。要素禀赋的非均衡分布客观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单纯地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或“逆比较优势战略”。相应地，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也不可能将“技术引进”模式与“自主创新模式”完全对立起来。
林毅夫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提出了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完全是依据我国的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做出的判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劳动力人均资本仅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劳动力人均拥有资本数量，标志着总体的平均水平，并不反映要素禀赋分布状况。以劳动力人均 资本拥有量作为选择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的依据，其有效性必须建立在要素禀赋均衡分布的假定基础之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呈均衡分布状态时，依据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所做出的决断才不会过多受到要素禀赋分布的影响。而一旦要素禀赋呈非均衡分布状态时，劳动力人均资本就成了仅仅反映要素禀赋分布的平均水平的指标，而无法反映对经济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会产生关键性影响的要素禀赋分布状态的信息。 郭克莎的“逆比较优势战略”以及“自主创新”主张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下也是不能成立的。“逆比较优势战略”所依据的理论本质上应归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的创造主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充裕的资本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经济落后地区要素禀赋状态无法满足竞争优势理论对生产要素质量的要求。经济落后地区要素的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充裕的初级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力资源丰富、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战略只能采取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竞争优势战略。只有坚持比较优势战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充分发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加速资本积累，才能较快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低水平的要素禀赋结构无法满足自主创新对人力资本大量而持续的投资需求，因此，只能以“技术引进”为主。
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还是“逆比较优势战略”，都无法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单纯地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和“技术引进”模式，既不利于要素禀赋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同时也无法避免反对派的“过于保守”的批评。而单纯地实施“逆比较优势战略”和“自主创新”模式，又无法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支持。因此，对外贸易战略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必须依据要素禀赋分布状态而定。
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技术设备较为先进，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具备了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能力，则该地区就应优先考虑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应以“自主创新”为主。因为创造差异型竞争优势，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也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整体上还达不到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完全可以采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行的技术创新模式。
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地区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资金短缺，无法满足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因此，该地区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利用地区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应以“技术引进”为主。该地区应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加速资本积累，不断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为经济发展目标。
四、结论
“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是两种不同的对外贸易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思想源于比较优势理论；“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本质上应归属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是两种不同战略思想在技术创新模式上的延伸。
在要素禀赋均衡分布状态下，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时，对外贸易战略适宜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则应以“技术引进”为主；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资本充裕，可以满足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对外贸易战略应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应以“自主创新”为主。
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并不能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来决定，还要考虑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才是决定对外贸易战略制定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 对外贸易战略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必须依据要素禀赋分布状态而定。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高，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小的地区，应优先考虑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应以“自主创新”为主，“技术引进”为辅。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整体上还达不到能够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完全可以采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行的技术创新模式。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地区，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利用地区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应以“技术引进”为主。
(责任编辑：刘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