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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正坐在出租车上，刚好遇到一个不爱听交通台或评书的司机，正频繁调频。这时他调到了新闻频道，你听到一个男中音在发表他对利比亚局势的看法。司机的手还没从按钮上挪开，顺势又转到了国际频道。你又听到一个男中音在发表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忽然之间你意识到，这是同一个男中音！
这样的“怪事”真的有可能发生。第一次采访金灿荣的间隙，他就接受了两家电台的电话采访。“因为是录播，如果他们是同一个时段的节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用金灿荣的话说，他的时间被分割为7块：教学、研究、行政事务、政策讨论、受访、国际学术交流、中国太平洋学会学术工作部，“基本是被外面牵着跑”。他正尽量压缩后3块的比例。但我们第二次采访他那天，他早上去凤凰卫视录《震海听风录》，录完去上课，下午又接受复旦校友会的采访。很少穿西装打领带的他，那天的装束相当正式。不过采访结束后他就解了领带，换上布鞋，回归不羁。
他办公室里最打眼的，一是堆积如山的书刊杂志，一是角落的自行车。书刊杂志没时间看又不舍得扔，就像他读本科时买的那两三百本书也保存至今，“当然那是每本都读过，有的还读了好几遍”。至于自行车，那是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他刚去了一次美国。早先一年要去十几次，现在觉得那样有点傻，基本一年两次，因为美国社会比较稳定、透明，短时间内变化不大，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就行了。何况潮流也在变化，现在倒更多是美国人来中国了。平时要是不上课，每天总有两三拨人来找。“我们的变化大，他急于了解你就跑得勤。”
在大学教书，和年轻人保持交流，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指点，这样的生活，让金灿荣觉得愉悦。之前他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几任领导都很优秀：李慎之、资中筠、王辑思……但研究所有点老气横秋。他都快50了，回去时所里的人都叫他“小金”。
采访中，他一再提到“幸运”这个词。“我们国家从相对贫穷走向相对富裕这个过程，我们是亲历者，每一步都感觉比以前好一些。我估计下一代就有一个问题，他们的起点比较高，幸福感反而会差一些，他没有上升的感觉，反倒容易有受挫感。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挺幸运的，我是有点感恩的。”
在他的回忆里，整个童年、少年时代都“挺好的”。虽然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生活相当窘迫。祖父祖母死后，13岁的父亲就被老乡带出来打工，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浙江。解放后他读夜大“扫盲”，3年就取得大专文凭，曾经作为武汉的两个代表之一参加1956年的全国第一届科技大会。他比较大男子主义，不许母亲去外面干活。三姐妹三兄弟和父母8口人挤在老旧的两居室，金灿荣和哥哥窝在阁楼，武汉的夏天多热啊，一家人居然其乐融融。
金灿荣上中学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家里就有点担心，以后下乡你怎么办呢？结果高考恢复了。他原本是学理科，离高考还有10个月时转学文科。他所在的中学是理科重点，没有文科班，全校就他一个人学文科，只好转去一所普通中学。1980年高考他是文科武汉市第一湖北省第二，进复旦大学读国政系。几年后去北京，在社科院读硕士。
复旦那个班41人，毕业后的最高潮是有30人同时在国外学习。“一个班30个人跑到外面去，人家接受你，证明这个班很厉害啊!”后来这41个人各有各的发展，“都挺好的”，但留在学界的只剩下3个。
在复旦时金灿荣搞了不少活动，比如每周五组织班里的学术辩论，在社科院读研时他更一度成了风云人物。“那一届的研究生会人员结构很不合理，成员基本都是经济学部的，国际学部、法政学部都没有代表；会长又不得人心，公款请客。”他就领导同学把它推翻了，搞了个“民主试验田”，跟一位同学按“三权分立”原则合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会章程》。此外，因为伙食问题他还领导过两次食堂罢餐。
1987年他硕士毕业，留在了美国所，很快结婚生子，之后就开始了延续至今的美国研究。
1993年，金灿荣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对美国有了直观的感受，心里有了点底，次年回国后开始评论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并陆续引入文化视角。他觉得美国的确很成功，但很多美国经验在中国无效。2001年，他发表《美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一文，认为美国的成功和市民社会大有关系。没有这个土壤，同样一个体系达不到美国那种成功度。而相对于西方，中国刚开始有中产阶级，量虽不小，却是以经济收入来定位的，还没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价值体系：事业顺利就从市场体系中借理论资源，混得不好掉到底层就变成了“愤青”，尚未形成社会学意义的“阶级”。
他觉得自由主义是现代人类的好选择，但这条路走起来未必顺畅；他当然也希望中国民主化，但对如何实现越来越不敢下断言。1970年代末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很多失败了：利比里亚和海地是国际社会的救济对象，菲律宾出口最多的是菲佣。他说自己渐渐成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反革命的革命派”。所以1995年之后，他开始在体制内“做事”。体制内本身也在改变，原来等级结构明晰。随着各方面的公共决策、外交决策越来越复杂，对相应的专业知识的需求也增加了，专业知识分子介入的内部讨论会越来越多。
二十多年来“小文章陆陆续续发了几百篇，没有满意的，也不系统”。金灿荣现在的心愿是未来10年内写两本书，“把自己对美国的理解和对中国的观察写出来”。另一个一直想做但还没有做成的，是用纯民间资源搭一个平台，对中国的战略、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发出民间的声音。当然，也希望政府能听见。
让人颇有点意外的是，他反对政府把幸福感作为指标。“现在民间有这样的压力，政府有一部分人也是在打民粹牌。他要取悦民众，表面上接受了这个指标。其实许诺人民一定能够幸福这是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所以我原则上反对政府把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作为执政目标。政府的指标应该是什么？努力为人们寻求幸福创造外部条件——这是政府应该做的。”
忽然之间你意识到，这是同一个男中音！
这样的“怪事”真的有可能发生。第一次采访金灿荣的间隙，他就接受了两家电台的电话采访。“因为是录播，如果他们是同一个时段的节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用金灿荣的话说，他的时间被分割为7块：教学、研究、行政事务、政策讨论、受访、国际学术交流、中国太平洋学会学术工作部，“基本是被外面牵着跑”。他正尽量压缩后3块的比例。但我们第二次采访他那天，他早上去凤凰卫视录《震海听风录》，录完去上课，下午又接受复旦校友会的采访。很少穿西装打领带的他，那天的装束相当正式。不过采访结束后他就解了领带，换上布鞋，回归不羁。
他办公室里最打眼的，一是堆积如山的书刊杂志，一是角落的自行车。书刊杂志没时间看又不舍得扔，就像他读本科时买的那两三百本书也保存至今，“当然那是每本都读过，有的还读了好几遍”。至于自行车，那是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他刚去了一次美国。早先一年要去十几次，现在觉得那样有点傻，基本一年两次，因为美国社会比较稳定、透明，短时间内变化不大，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就行了。何况潮流也在变化，现在倒更多是美国人来中国了。平时要是不上课，每天总有两三拨人来找。“我们的变化大，他急于了解你就跑得勤。”
在大学教书，和年轻人保持交流，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指点，这样的生活，让金灿荣觉得愉悦。之前他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几任领导都很优秀：李慎之、资中筠、王辑思……但研究所有点老气横秋。他都快50了，回去时所里的人都叫他“小金”。
采访中，他一再提到“幸运”这个词。“我们国家从相对贫穷走向相对富裕这个过程，我们是亲历者，每一步都感觉比以前好一些。我估计下一代就有一个问题，他们的起点比较高，幸福感反而会差一些，他没有上升的感觉，反倒容易有受挫感。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挺幸运的，我是有点感恩的。”
在他的回忆里，整个童年、少年时代都“挺好的”。虽然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生活相当窘迫。祖父祖母死后，13岁的父亲就被老乡带出来打工，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浙江。解放后他读夜大“扫盲”，3年就取得大专文凭，曾经作为武汉的两个代表之一参加1956年的全国第一届科技大会。他比较大男子主义，不许母亲去外面干活。三姐妹三兄弟和父母8口人挤在老旧的两居室，金灿荣和哥哥窝在阁楼，武汉的夏天多热啊，一家人居然其乐融融。
金灿荣上中学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家里就有点担心，以后下乡你怎么办呢？结果高考恢复了。他原本是学理科，离高考还有10个月时转学文科。他所在的中学是理科重点，没有文科班，全校就他一个人学文科，只好转去一所普通中学。1980年高考他是文科武汉市第一湖北省第二，进复旦大学读国政系。几年后去北京，在社科院读硕士。
复旦那个班41人，毕业后的最高潮是有30人同时在国外学习。“一个班30个人跑到外面去，人家接受你，证明这个班很厉害啊!”后来这41个人各有各的发展，“都挺好的”，但留在学界的只剩下3个。
在复旦时金灿荣搞了不少活动，比如每周五组织班里的学术辩论，在社科院读研时他更一度成了风云人物。“那一届的研究生会人员结构很不合理，成员基本都是经济学部的，国际学部、法政学部都没有代表；会长又不得人心，公款请客。”他就领导同学把它推翻了，搞了个“民主试验田”，跟一位同学按“三权分立”原则合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会章程》。此外，因为伙食问题他还领导过两次食堂罢餐。
1987年他硕士毕业，留在了美国所，很快结婚生子，之后就开始了延续至今的美国研究。
1993年，金灿荣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对美国有了直观的感受，心里有了点底，次年回国后开始评论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并陆续引入文化视角。他觉得美国的确很成功，但很多美国经验在中国无效。2001年，他发表《美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一文，认为美国的成功和市民社会大有关系。没有这个土壤，同样一个体系达不到美国那种成功度。而相对于西方，中国刚开始有中产阶级，量虽不小，却是以经济收入来定位的，还没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价值体系：事业顺利就从市场体系中借理论资源，混得不好掉到底层就变成了“愤青”，尚未形成社会学意义的“阶级”。
他觉得自由主义是现代人类的好选择，但这条路走起来未必顺畅；他当然也希望中国民主化，但对如何实现越来越不敢下断言。1970年代末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很多失败了：利比里亚和海地是国际社会的救济对象，菲律宾出口最多的是菲佣。他说自己渐渐成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反革命的革命派”。所以1995年之后，他开始在体制内“做事”。体制内本身也在改变，原来等级结构明晰。随着各方面的公共决策、外交决策越来越复杂，对相应的专业知识的需求也增加了，专业知识分子介入的内部讨论会越来越多。
二十多年来“小文章陆陆续续发了几百篇，没有满意的，也不系统”。金灿荣现在的心愿是未来10年内写两本书，“把自己对美国的理解和对中国的观察写出来”。另一个一直想做但还没有做成的，是用纯民间资源搭一个平台，对中国的战略、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发出民间的声音。当然，也希望政府能听见。
让人颇有点意外的是，他反对政府把幸福感作为指标。“现在民间有这样的压力，政府有一部分人也是在打民粹牌。他要取悦民众，表面上接受了这个指标。其实许诺人民一定能够幸福这是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所以我原则上反对政府把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作为执政目标。政府的指标应该是什么？努力为人们寻求幸福创造外部条件——这是政府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