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的公眾諮詢委員會大部分由政府代表、社團代表或專家代表及市民代表三大類組成，各個代表所佔的比例並沒有固定份額，所提出的意見也是基於各個代表的自身立場為出發點，這就造成該如何取捨各方代表的建議，當下各級諮詢委員會的組織人員架構組成是否需要改變？公眾諮詢應該如何平衡政府、專業人士及社會團體、市民的三方意見？本期的受訪嘉賓們也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張嘉敏主任提出澳門諮詢委員會都是公開的，多元化的組成並不是硬性規定，基本上各個階層、行業都會有機會參與到公眾政策的諮詢當中。“人員的構成並不是最大的問題，例如在某個諮詢會中我是代表自己社團，是一個諮詢單位，政府是不是一定要接受我的意見的呢？政府需要去加強如何平衡的能力。”她還認為，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大家需要考慮的並不是個人的感受，因為個人過分看重自己的利益，是很難達成共識的。政府只是一個組織和吸納結果的角色，政府決策需要考慮多個層面，當一個議題出現多個爭議點，要讓市民自己去討論。
　　王禹副理事長認為各級諮詢組織人員的架構組成可以適當調整。社會上有意見說，每個個人應該不得同時擔任諮詢委員會委員超過三個以上，每個諮詢委員不得被委任超過三屆。這些方案基本可行，有一定的針對性，但也不能一刀切。關鍵是看該諮詢委員在該諮詢組織裏是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只要幹得好，就可以繼續幹下去。調整未必有利於政府工作的穩定性。針對現在的諮詢委員會太多，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將相近職能的諮詢委員會進行合併和重組。同時，諮詢委員會規模也沒有必要太大。諮詢成員太多，不利於開會，不利於委員們集中討論問題，形成共識。諮詢組織方面也應該實行“精兵簡政”。
　　“至於公眾諮詢，應當怎樣平衡三方意見，我認為，應當是政府首先對該問題有深入研究，能夠對諮詢過程中提出的專業意見有充分的知識儲備，政府應當充分吸收社會意見，應當通過諮詢瞭解和體會社會訴求。”對於社會團體和市民提出的一些不可行意見，或者是現階段暫不可行的意見，甚至是一些激進或極端意見，政府應該予以及時解答，而且解答有足夠的解釋力和說服力，能夠使人信服，及時化解社會不良情緒。如果諮詢的結果導致社會分化，挑起社會對立情緒，這樣的諮詢就失去其原來的意義。諮詢應該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陳家良主任則提出諮詢會如此重要的角色需要專業性的組成，人員的比例都需要調整，最好限定每個代表有多少，比如個人代表不少於30%之類的，在這個數量裡面，盡力做到多元化，有合理比例之後，三方的意見都可以接納，對諮詢會的質疑就會少些。“另外現在一個諮詢會的時長都在三個月，我覺得這個很難有個統一的規定，政府要平衡時間和效率，一般來說，專業性的可以時間短點，諮詢重點是放在專家這一部分，如果大家都參與討論，會拖沓了諮詢的科學性、結果等。而對民生影響比較大的，就可以適當的時間放長，但是兩種制度都要慎重使用。”
　　楊笑楊教練表示，這其實是一個如何提升政府跟代表之間民意溝通的效率問題，“在公眾諮詢之前，要有一個如何正確對待公眾諮詢的教育，對政府也是一樣的，決策跟建議是兩個概念。政府要做一個平衡，我們的常態是某一方覺得有主導權，所以才出現分歧。平行線的對話是一個說話的角度，盡量的客觀表達，這對雙方來說要有一個提升才能更好的溝通。”在他看來，為什麼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做得那麼好，就是因為限制一方權力獨大的局面。溝通中權力大的壓制了一方，另一方想找回這個權力導致探討的失焦，而忽略政策本身的焦點。
　　政策諮詢要取得良好的成效，離不開公眾的主動積極和有序參與，更離不開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相互合作。政府可以加大教育投入，加強公民意識的教育和培養，提高居民的參與能力，使雙方的溝通更加順暢。政府與公眾共同努力構建一個相互信任和支持的參與過程，就是開展公共政策諮詢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