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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温暖了我苦难的童年
我的童年有两大苦难,一是失去母亲,二是饥饿难忍。1960年的中国是饥饿的,5岁的我在幼儿园里,最深的记忆居然是爬到槐树上撸树叶子吃。我最难忘的记忆是,我和哥哥不管谁去盛粥,都会先盛出一碗米较多的,放在锅台上,那是留给母亲吃的。自从生妹妹之后,母亲一直在生病,极需营养。可是,连病带饿的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年仅29岁!
母亲病逝,留下1岁的妹妹、5岁的我不口9岁的哥哥,靠30多岁的父亲一人拉扯着,日子的艰难与混乱可想而知。
大约两年后,继母来了。我记不清她来的细节,只是明显地感觉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有饭吃,有衣服穿,父亲还有了那个年代不多见的自行车。
在我的印象中,继母总是伏在缝纫机边,夜以继日地为全家做衣服,也为左右邻居们做衣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最熟悉的声音就是咔嗒咔嗒的声音。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很多人买不起成品衣服,往往是买来布料请人帮着裁剪。或许是因为给太多人家切实的帮助,或许是因为继母总是细声细语地说话与微笑,我们家在那片工人宿舍里颇有人缘,使我们在饥饿的年代里也能感受到某些人性的温暖。
一些裁剪衣服剩下的边角料,都被母亲拼接成五彩斑斓的枕巾、坐垫或套袖,给孩子们做的沙包更是不计其数。
她成了我们家的“定海神针”
继母识字不多,更没有什么理论,但她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教给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如何化解矛盾,这可能是我最早感受到的教育艺术。
我的父亲没有什么文化,爱喝酒,脾气暴躁,经常打孩子。我惊讶地发现,自从继母来后,父亲发脾气的次数减少了,因为继母从不与他大声争吵,总是轻言轻语地与他讲道理,直到说得父亲心服口服。
我们三兄妹有的在青春期,有的在儿童时代,岂能不犯错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继母的打骂,连高声训斥也没有过。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继母会把我们单独叫到身边,耐心问明白事情的缘由,仔细分析是非对错,鼓励我們勇敢面对。
有几次,我在外边与人打架。其实,少年时代的我不会打架,更不爱打架,但有时候碰上欺人太甚的事情,也会热血冲头与人拼命。可是,父亲却不理解孩子,只要我们打架回来,不管有没有道理,都要挨揍,这令我倍感冤屈。有时候,父亲突然火山爆发,继母一下子难以劝阻,往往就用身体来护着我们。所以,继母为保护我们也挨过一些拳头。
尽管父亲的火爆脾气难以彻底改变,但我们的家越来越温馨,并且逐渐形成了遇到事情讲道理、论是非的家风。毫无疑问,这主要是继母的功劳,她成了我们家的“定海神针”。当然,继母非常尊重父亲,大事小事都与父亲商量,最后与父亲形成一致的意见,由父亲出面定规矩。
她教我乐观积极地生活
如今,父母都是九旬老人,依然相依相伴。有时候,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在家里常常六神无主,总念叨着要去医院看望。当两个老人待在一起时,母亲会靠在父亲身边轻轻地聊天,甚至和父亲头顶着头说话,那亲昵的劲儿不亚于年轻的恋人。父亲生病经常躺在床上,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会催促我说:“去和你妈说说话,你妈对咱家有大恩。”
我一直好奇,继母曾经是烟台郊区一个富裕家庭的大家闺秀,嫁给—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普通工人,会不会感到委屈?在一次聊天时,继母坦然回答了我的疑问,说她初来青岛的生活也是动荡不安的,走进我们的家才安定下来,苦日子不可怕,好好过就会好起来。每个月收入多少,开支多少,存款多少,她与父亲都有细致的计划。
1978年,我调入北京工作时,大部分工资还是照例寄给父母。1981年结婚时,自己手头的存款仅100元,而父母汇来1500元,在当时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住在家里的日子,我发现继母几乎成了父亲的保健医生。因为父亲有糖尿病,继母每天给父亲打四次胰岛素针,动作不仅非常熟练,而且十分轻柔。
最让我惊讶的是,继母年过九旬,仍然每天坚持看报看电视新闻,有些重要新闻竟然是她最先告诉我的,还经常发表评论,给我一些建议。每逢此时,我都颇为感慨,父母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啊,他们历经艰难困苦,却始终顽强而乐观地面对生活。
(摘自《中国教育报》)
我的童年有两大苦难,一是失去母亲,二是饥饿难忍。1960年的中国是饥饿的,5岁的我在幼儿园里,最深的记忆居然是爬到槐树上撸树叶子吃。我最难忘的记忆是,我和哥哥不管谁去盛粥,都会先盛出一碗米较多的,放在锅台上,那是留给母亲吃的。自从生妹妹之后,母亲一直在生病,极需营养。可是,连病带饿的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年仅29岁!
母亲病逝,留下1岁的妹妹、5岁的我不口9岁的哥哥,靠30多岁的父亲一人拉扯着,日子的艰难与混乱可想而知。
大约两年后,继母来了。我记不清她来的细节,只是明显地感觉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有饭吃,有衣服穿,父亲还有了那个年代不多见的自行车。
在我的印象中,继母总是伏在缝纫机边,夜以继日地为全家做衣服,也为左右邻居们做衣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最熟悉的声音就是咔嗒咔嗒的声音。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很多人买不起成品衣服,往往是买来布料请人帮着裁剪。或许是因为给太多人家切实的帮助,或许是因为继母总是细声细语地说话与微笑,我们家在那片工人宿舍里颇有人缘,使我们在饥饿的年代里也能感受到某些人性的温暖。
一些裁剪衣服剩下的边角料,都被母亲拼接成五彩斑斓的枕巾、坐垫或套袖,给孩子们做的沙包更是不计其数。
她成了我们家的“定海神针”
继母识字不多,更没有什么理论,但她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教给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如何化解矛盾,这可能是我最早感受到的教育艺术。
我的父亲没有什么文化,爱喝酒,脾气暴躁,经常打孩子。我惊讶地发现,自从继母来后,父亲发脾气的次数减少了,因为继母从不与他大声争吵,总是轻言轻语地与他讲道理,直到说得父亲心服口服。
我们三兄妹有的在青春期,有的在儿童时代,岂能不犯错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继母的打骂,连高声训斥也没有过。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继母会把我们单独叫到身边,耐心问明白事情的缘由,仔细分析是非对错,鼓励我們勇敢面对。
有几次,我在外边与人打架。其实,少年时代的我不会打架,更不爱打架,但有时候碰上欺人太甚的事情,也会热血冲头与人拼命。可是,父亲却不理解孩子,只要我们打架回来,不管有没有道理,都要挨揍,这令我倍感冤屈。有时候,父亲突然火山爆发,继母一下子难以劝阻,往往就用身体来护着我们。所以,继母为保护我们也挨过一些拳头。
尽管父亲的火爆脾气难以彻底改变,但我们的家越来越温馨,并且逐渐形成了遇到事情讲道理、论是非的家风。毫无疑问,这主要是继母的功劳,她成了我们家的“定海神针”。当然,继母非常尊重父亲,大事小事都与父亲商量,最后与父亲形成一致的意见,由父亲出面定规矩。
她教我乐观积极地生活
如今,父母都是九旬老人,依然相依相伴。有时候,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在家里常常六神无主,总念叨着要去医院看望。当两个老人待在一起时,母亲会靠在父亲身边轻轻地聊天,甚至和父亲头顶着头说话,那亲昵的劲儿不亚于年轻的恋人。父亲生病经常躺在床上,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会催促我说:“去和你妈说说话,你妈对咱家有大恩。”
我一直好奇,继母曾经是烟台郊区一个富裕家庭的大家闺秀,嫁给—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普通工人,会不会感到委屈?在一次聊天时,继母坦然回答了我的疑问,说她初来青岛的生活也是动荡不安的,走进我们的家才安定下来,苦日子不可怕,好好过就会好起来。每个月收入多少,开支多少,存款多少,她与父亲都有细致的计划。
1978年,我调入北京工作时,大部分工资还是照例寄给父母。1981年结婚时,自己手头的存款仅100元,而父母汇来1500元,在当时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住在家里的日子,我发现继母几乎成了父亲的保健医生。因为父亲有糖尿病,继母每天给父亲打四次胰岛素针,动作不仅非常熟练,而且十分轻柔。
最让我惊讶的是,继母年过九旬,仍然每天坚持看报看电视新闻,有些重要新闻竟然是她最先告诉我的,还经常发表评论,给我一些建议。每逢此时,我都颇为感慨,父母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啊,他们历经艰难困苦,却始终顽强而乐观地面对生活。
(摘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