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温暖了我苦难的童年
　　我的童年有两大苦难，一是失去母亲，二是饥饿难忍。1960年的中国是饥饿的，5岁的我在幼儿园里，最深的记忆居然是爬到槐树上撸树叶子吃。我最难忘的记忆是，我和哥哥不管谁去盛粥，都会先盛出一碗米较多的，放在锅台上，那是留给母亲吃的。自从生妹妹之后，母亲一直在生病，极需营养。可是，连病带饿的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年仅29岁！
　　母亲病逝，留下1岁的妹妹、5岁的我不口9岁的哥哥，靠30多岁的父亲一人拉扯着，日子的艰难与混乱可想而知。
　　大约两年后，继母来了。我记不清她来的细节，只是明显地感觉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有饭吃，有衣服穿，父亲还有了那个年代不多见的自行车。
　　在我的印象中，继母总是伏在缝纫机边，夜以继日地为全家做衣服，也为左右邻居们做衣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最熟悉的声音就是咔嗒咔嗒的声音。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很多人买不起成品衣服，往往是买来布料请人帮着裁剪。或许是因为给太多人家切实的帮助，或许是因为继母总是细声细语地说话与微笑，我们家在那片工人宿舍里颇有人缘，使我们在饥饿的年代里也能感受到某些人性的温暖。
　　一些裁剪衣服剩下的边角料，都被母亲拼接成五彩斑斓的枕巾、坐垫或套袖，给孩子们做的沙包更是不计其数。
　　她成了我们家的“定海神针”
　　继母识字不多，更没有什么理论，但她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教给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如何化解矛盾，这可能是我最早感受到的教育艺术。
　　我的父亲没有什么文化，爱喝酒，脾气暴躁，经常打孩子。我惊讶地发现，自从继母来后，父亲发脾气的次数减少了，因为继母从不与他大声争吵，总是轻言轻语地与他讲道理，直到说得父亲心服口服。
　　我们三兄妹有的在青春期，有的在儿童时代，岂能不犯错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继母的打骂，连高声训斥也没有过。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继母会把我们单独叫到身边，耐心问明白事情的缘由，仔细分析是非对错，鼓励我們勇敢面对。
　　有几次，我在外边与人打架。其实，少年时代的我不会打架，更不爱打架，但有时候碰上欺人太甚的事情，也会热血冲头与人拼命。可是，父亲却不理解孩子，只要我们打架回来，不管有没有道理，都要挨揍，这令我倍感冤屈。有时候，父亲突然火山爆发，继母一下子难以劝阻，往往就用身体来护着我们。所以，继母为保护我们也挨过一些拳头。
　　尽管父亲的火爆脾气难以彻底改变，但我们的家越来越温馨，并且逐渐形成了遇到事情讲道理、论是非的家风。毫无疑问，这主要是继母的功劳，她成了我们家的“定海神针”。当然，继母非常尊重父亲，大事小事都与父亲商量，最后与父亲形成一致的意见，由父亲出面定规矩。
　　她教我乐观积极地生活
　　如今，父母都是九旬老人，依然相依相伴。有时候，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在家里常常六神无主，总念叨着要去医院看望。当两个老人待在一起时，母亲会靠在父亲身边轻轻地聊天，甚至和父亲头顶着头说话，那亲昵的劲儿不亚于年轻的恋人。父亲生病经常躺在床上，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会催促我说：“去和你妈说说话，你妈对咱家有大恩。”
　　我一直好奇，继母曾经是烟台郊区一个富裕家庭的大家闺秀，嫁给—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普通工人，会不会感到委屈？在一次聊天时，继母坦然回答了我的疑问，说她初来青岛的生活也是动荡不安的，走进我们的家才安定下来，苦日子不可怕，好好过就会好起来。每个月收入多少，开支多少，存款多少，她与父亲都有细致的计划。
　　1978年，我调入北京工作时，大部分工资还是照例寄给父母。1981年结婚时，自己手头的存款仅100元，而父母汇来1500元，在当时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住在家里的日子，我发现继母几乎成了父亲的保健医生。因为父亲有糖尿病，继母每天给父亲打四次胰岛素针，动作不仅非常熟练，而且十分轻柔。
　　最让我惊讶的是，继母年过九旬，仍然每天坚持看报看电视新闻，有些重要新闻竟然是她最先告诉我的，还经常发表评论，给我一些建议。每逢此时，我都颇为感慨，父母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啊，他们历经艰难困苦，却始终顽强而乐观地面对生活。
　　（摘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