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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有人说,一个人最终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和他的命运有很大关系。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在什么样的时代,一生遭遇什么样的环境,凡此种种不可预知之事,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
照这么说,人干脆听天由命,随波逐流?那倒不是。贝多芬就曾发狠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但没有足够的本事,怎能驯服不羁的命运?人首先应当认识自己的命运,或顺势而为,或逆水行舟,坚持到底,当有所获。因为,命运有个特点,它青睐汗水,讲因果,所谓天道酬勤。
前些天,95岁高龄的王世襄老人故去了。人们用各种溢美之词表达着对这位“世纪玩家”的尊敬与怀念。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感概道:“王世襄先生以别具一格的趣味和学养、乐在其中的为学之道,跻身于文化大师的行列。与那些在规整的学术阵营中,以为人师表的身份弘扬传统文化的大师们不同,王世襄先生多是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在民间默默领受着习俗与文化,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这评价很是恰当。世襄先生没有任何官衔,但他作为著名文化学者的声誉几乎家喻户晓。那么,他是如何以“别具一格”的趣味,在文化领域独树一帜的?先生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一是要有点本事,能做事情,二是要坚持,三还得有点运气,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顺境:顺势而为之
世襄先生生于诗书世家,从小读私塾,稍大念英文学校。然而少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家族的预期。他曾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放飞,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说玩物丧志当然是自谦,但小时候的王世襄的确是玩得忘乎所以。优越的家境和好奇好动的性格,使他特别热衷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其玩家派头常被视为荒诞不经,惹得老师担忧、四邻头疼。小时候,他和哥哥都得了猩红热,哥哥不治身亡,父母伤心自不必说,邻人的议论那叫一个绝:哎哟,怎么偏偏死了好的!所幸的是,这个家庭父亲宽厚,母亲慈祥。他们没有强迫他走“正道”,干大事,对他的要求是,我们不干涉你玩,只要不干坏事就行。这样的家庭氛围让人忍不住嗟叹:如果不是如此宽松的教育方式,大玩家大学问家日后需要的经验和知识,怎能打下如此深厚的基础?
只为打发时间,那是傻玩儿;花心思,肯琢磨,穷究玩物底里,那是玩名堂玩境界。京城地界,天子脚下,架鹰走狗斗蛐蛐的世家子弟多了。多少人玩完就扔,过眼烟云。止于此,也就仅止于此,顶多博个“名士”的虚名。先生则以自己的才情,将玩乐变成学问,以自己的性情,将玩乐变成事业,不经意间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寡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说业荒于嬉,更是谦辞。世襄先生自幼接受中英双语教育,顺利读完了燕京大学文学硕士。抗战胜利后还被委以重任,为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两千余件。那时的他才二十几岁,风华正茂。
逆境:逆水亦行舟
命运在世襄先生的青年时期之后似乎调转了方向。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30年间,他的经历仿佛只在诠释两个词:淡定与坚持。晚年的世襄先生回忆说:“我的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1953年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1957年被划为‘右派’,到‘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非要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
在那个特殊年代,许多人忧虑、烦闷,甚至郁郁而终。越是出身高贵的,越是难以接受这样大的落差。然而,世襄先生不能左右命运,却能调节自己的心境。在湖北下放的几年里,他早出晚归,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俨然地道的村野老夫。“无论是一流学者,还是厨子、工匠、漆工,甚至养蛐蛐、养鸽子的,都和他们交朋友。”任你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有这样的心态,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没有压垮他,新鲜的乡间空气反而治愈了迁延20多年的肺病。正是这意外收获,让他在1973年回京之后,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去啃《髹漆录》这样的大作。
中国的文化界,有些人践行着“出名要趁早”,有些人则是在不经意间愈老愈显声望。先生玩的东西多属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2003年,荷兰王子专程到北京为王世襄颁发“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因为“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世襄先生将10万欧元奖金悉数捐给希望工程,建了一所“中荷友好小学”。从他的身上,人们领略到了与当今喧嚣浮躁之风迥然不同的人生境界。
世襄先生逝后,有人有感于中国已是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倡导培养先生这样有品位的贵族。但是,贵族是无法速成的。若单以资产论,一夜暴富的神话比比皆是,然而这样的人充其量是暴发户。满室的精美器物,无法掩饰他们粗糙的生活秉性。贵族的血统是几代人造就的结果。而上世纪的中国,从“破四旧”到砸烂“封资修”,对文化的破坏是难以弥补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断层,要继承,要恢复,谈何容易!
世襄先生的标杆性在于,他深谙为人和生活的志趣,而不是像许多按世俗标准衡量的成功人那样,让金钱把生活变得恶俗。想想先生充满文化雅趣的生活,30载逆境中的从容淡定,“爱玩”背后洋溢的生活热情,再看看当今的“贵族”们建立在奢侈消费上的炫富,先生的一生,值得每个身陷碌碌尘世中的人回味咀嚼。
有人说,一个人最终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和他的命运有很大关系。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在什么样的时代,一生遭遇什么样的环境,凡此种种不可预知之事,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
照这么说,人干脆听天由命,随波逐流?那倒不是。贝多芬就曾发狠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但没有足够的本事,怎能驯服不羁的命运?人首先应当认识自己的命运,或顺势而为,或逆水行舟,坚持到底,当有所获。因为,命运有个特点,它青睐汗水,讲因果,所谓天道酬勤。
前些天,95岁高龄的王世襄老人故去了。人们用各种溢美之词表达着对这位“世纪玩家”的尊敬与怀念。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感概道:“王世襄先生以别具一格的趣味和学养、乐在其中的为学之道,跻身于文化大师的行列。与那些在规整的学术阵营中,以为人师表的身份弘扬传统文化的大师们不同,王世襄先生多是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在民间默默领受着习俗与文化,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这评价很是恰当。世襄先生没有任何官衔,但他作为著名文化学者的声誉几乎家喻户晓。那么,他是如何以“别具一格”的趣味,在文化领域独树一帜的?先生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一是要有点本事,能做事情,二是要坚持,三还得有点运气,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顺境:顺势而为之
世襄先生生于诗书世家,从小读私塾,稍大念英文学校。然而少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家族的预期。他曾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放飞,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说玩物丧志当然是自谦,但小时候的王世襄的确是玩得忘乎所以。优越的家境和好奇好动的性格,使他特别热衷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其玩家派头常被视为荒诞不经,惹得老师担忧、四邻头疼。小时候,他和哥哥都得了猩红热,哥哥不治身亡,父母伤心自不必说,邻人的议论那叫一个绝:哎哟,怎么偏偏死了好的!所幸的是,这个家庭父亲宽厚,母亲慈祥。他们没有强迫他走“正道”,干大事,对他的要求是,我们不干涉你玩,只要不干坏事就行。这样的家庭氛围让人忍不住嗟叹:如果不是如此宽松的教育方式,大玩家大学问家日后需要的经验和知识,怎能打下如此深厚的基础?
只为打发时间,那是傻玩儿;花心思,肯琢磨,穷究玩物底里,那是玩名堂玩境界。京城地界,天子脚下,架鹰走狗斗蛐蛐的世家子弟多了。多少人玩完就扔,过眼烟云。止于此,也就仅止于此,顶多博个“名士”的虚名。先生则以自己的才情,将玩乐变成学问,以自己的性情,将玩乐变成事业,不经意间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寡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说业荒于嬉,更是谦辞。世襄先生自幼接受中英双语教育,顺利读完了燕京大学文学硕士。抗战胜利后还被委以重任,为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两千余件。那时的他才二十几岁,风华正茂。
逆境:逆水亦行舟
命运在世襄先生的青年时期之后似乎调转了方向。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30年间,他的经历仿佛只在诠释两个词:淡定与坚持。晚年的世襄先生回忆说:“我的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1953年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1957年被划为‘右派’,到‘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非要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
在那个特殊年代,许多人忧虑、烦闷,甚至郁郁而终。越是出身高贵的,越是难以接受这样大的落差。然而,世襄先生不能左右命运,却能调节自己的心境。在湖北下放的几年里,他早出晚归,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俨然地道的村野老夫。“无论是一流学者,还是厨子、工匠、漆工,甚至养蛐蛐、养鸽子的,都和他们交朋友。”任你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有这样的心态,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没有压垮他,新鲜的乡间空气反而治愈了迁延20多年的肺病。正是这意外收获,让他在1973年回京之后,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去啃《髹漆录》这样的大作。
中国的文化界,有些人践行着“出名要趁早”,有些人则是在不经意间愈老愈显声望。先生玩的东西多属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2003年,荷兰王子专程到北京为王世襄颁发“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因为“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世襄先生将10万欧元奖金悉数捐给希望工程,建了一所“中荷友好小学”。从他的身上,人们领略到了与当今喧嚣浮躁之风迥然不同的人生境界。
世襄先生逝后,有人有感于中国已是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倡导培养先生这样有品位的贵族。但是,贵族是无法速成的。若单以资产论,一夜暴富的神话比比皆是,然而这样的人充其量是暴发户。满室的精美器物,无法掩饰他们粗糙的生活秉性。贵族的血统是几代人造就的结果。而上世纪的中国,从“破四旧”到砸烂“封资修”,对文化的破坏是难以弥补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断层,要继承,要恢复,谈何容易!
世襄先生的标杆性在于,他深谙为人和生活的志趣,而不是像许多按世俗标准衡量的成功人那样,让金钱把生活变得恶俗。想想先生充满文化雅趣的生活,30载逆境中的从容淡定,“爱玩”背后洋溢的生活热情,再看看当今的“贵族”们建立在奢侈消费上的炫富,先生的一生,值得每个身陷碌碌尘世中的人回味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