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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古代人开始探讨分配问题时，分配就与道德、政治连在一起，和公平、也是正义分不开。公平是分配的最早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市场经济逐渐普及，产生了对效率的追求，使得道德和分配分离开来。然而，分配和道德及政治毕竟是无法彻底分离的，因此，在现当代社会，我们又把分配和道德及政治放在一起探讨。也就是说，效率无法取代公平，公平和效率都是必要的。
关键词：分配；公平；效率；市场；道德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30-03
赵汀阳在《坏世界研究》中说：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的世界。①当然，我们都知道，人类身上的缺点远不止于此，什么狭隘、短视等等，还能列出一个长串。他还说：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这两者导致了人类生活所有值得思考的和言说的悲欢故事和成败历史。好世界不仅没有问题可想，而且无话可说。②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共同决定了分配的存在。
一、近现代以前的分配制度和思想
可以想见，如果资源极度丰富，而且人类所需要的都很容易得到，在一种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大概分配还不会出现（暂时我们不把自私考虑进来）。不过一般来说，事实不是这样。由于生产力的局限，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社会，即使是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食物可能都是不丰足的，更不用提及其他资源。因此，在原始社会，为了族群的生存，部落里的分配制度很可能是按需分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在此，我们看到分配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如果人类社会如斯大林所阐发的五阶段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当然，不是所有论者都同意这种划分，比如有人认为奴隶社会只是一种特殊现象），人类社会接下来就进入奴隶社会了，不过接下来的几个社会形态有一个共同点——私有制，因此可以一概而论。
正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基本要素。具体到分配制度，私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相应的分配制度。
在市场经济产生并获得统治地位之前，分配和政治及道德是紧密相连的，分配主要由所有制决定。比如奴隶主对奴隶的完全支配（奴隶主甚至占有奴隶的人身），地主对农民的极大剥削。改变分配必须依靠暴力来完成（也许受惠于极少数的仁慈），就像中国古代的一次次王朝更替那样，虽然，朝代更替，情况却还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思想上，一开始，人们使用“公平”，往往是和“正义”、“美德”等道德词汇一起使用的。“公平是正义的一个从属原则。”③在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探讨中，“公平”也都是和“正义”、“卓越”这些道德概念连在一起使用的。在古代社会，公平是作为道德词汇来使用的，而分配，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道德的事：“德”和“得”是放在一块说的。
波兰尼认为，“宽泛而言，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④也就是说，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并统治世界之前，分配都是和政治、道德连在一起的，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和道德所决定。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在分配这件事上，自然而然的原则可能是暴力原则，强力说了算。就像霍布斯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种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人类的族群恐怕就无法保存，更不可能延续至今。因此就有习传伦理和政治来规范分配。公平作为最早的分配原则就产生出来了。
二、分配与正义的分离
近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人们渐渐地把“道德”和“分配”、“德”和“得”分离。
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在资源分配中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市场这种分配的机制，当然和靠人来分配或者神的恩宠选择都是极为不同的。那么市场作为分配机制是什么样的呢？借助于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我们就能够对市场的运作有个基本的了解。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唯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简而言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运用知识——亦即那种在整体上对于任何个人都不是给定的知识——的问题。进一步说，就是，在一个知识分散的社会如何组织经济的问题。一方面，哈耶克指出，在知识的分散性前提下，有关特定时空情势的知识只为分散的个人掌握，另一方面，他强调变化的重要性，经济问题始终是由变化所引发的，而且也唯有变化才会产生经济问题，在这种以变化为特征的市场过程和知识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如何作出决策和彼此协调呢？哈耶克指出，从根本上讲，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就像主观价值可以帮助个人协调他所制定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哈耶克由此把市场过程中的价格体系视作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而且哈耶克进一步指出，价格机制并非设计而是自发形成的。这就是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
在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中，有没有正义？有没有公平？
哈耶克认为他不知道在自生自发秩序中谈论正义是什么意思。
他认为，社会正义的基本主张和诉求，一方面与一种实体性的“社会”概念勾连在一起，乃是一种拟人化的或者人格化的对“社会”的认识进路；另一方面，这些主张和诉求又通过承继此前同样关注目的状态或结果的分配正义而获取了“正义”的内涵，进而产生了一种与交换正义截然不同的新的关注结果状态的正义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纯粹的事实，一种事态本身不可能是正义的或者不正义的，只有当一种事态是人们经由设计而促成或者能经由设计而促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论那些创造或允许这种事态形成的人的行动的正义与否，否则便没有意义。紧接着，他认为，“分配”这个词是误导性的，它把社会拟人化地解释为组织而不是自生自发秩序所致，还把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的结果看做是刻意行动的结果。而且他警示说，力图达到“正义”分配的努力都必定会把自生自发秩序变成一个组织，甚至还必定会把它变成一种全权性的秩序，会用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摧毁个人自由。
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和道德粘连在一起的分配，在自生自发秩序所成的市场经济中只剩下分配，没有了作为分配根据的道德。当然这不是说市场经济不讲道德或者是市场经济本身是不道德的（比如，我们知道信任就是支撑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德性），至多可以近似地说，它是“道德无涉”的。
哈耶克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市场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后果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因为即使我们说它是不正义的，我们又能向谁要求正义呢，我们能让谁对此负责呢，难道我们责备“天上下雨”、“母鸡生蛋”这种自然而然的事吗？能说这些事是道德的或者不道德？这只是自然而然的。
三、效率和公平
市场经济这种资源分配机制的追求（当然，这算拟人化使用——因为“追求”这个词一般只用在人身上）是：效率。
我们可以近似地说，近现代以来，人类开始通过市场机制追求效率。“效率”很大程度上是个新东西。很明显，在以往的时代，人们没有把效率作为一种基本的行动要求（这不是说古人办事都拖拖拉拉，没有效率），在古代，人们说一个人慷慨大方（以及其他的德性）。却没有把“有效率”、“精干”这些当做重要的德性，这是个现代事件。现代人也许很少说到一个人的慷慨大方，却是经常去评价某个人的“效率”与否。这个不多论述，本文讲到“效率”主要是和市场经济连在一块的这个意思上使用的。
上面提到，经济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而这个“最佳使用”就是“效率”的本质。
如果市场这个机制能够最好地分配资源，而且让整个社会都获得好处，那么这当然是件皆大欢喜的事，而市场机制就会是一个伟大的东西（无可否认，市场机制确是具有巨大的力量和效果）。虽然早期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对市场的作用非常自信（乃至迷信），认为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就能不断进步，人类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然而，经历市场经济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经历多次经济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折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持这种“市场万能”的看法。显然，社会和生活的问题无法都市场地解决。市场确是很好地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显然不是全部。更不提市场所造成的问题（比如经济危机、两极分化）。
市场不管道德和感情，也不解决人生意义这种重大的问题。通俗地说，市场可能最有效率地分配了资源，然而，真正重要的东西依然未被触及。
当然有些问题极难解决，比如终极意义问题。但是除了经济之外，人类社会和生活还是有其他内容的，我们知道除了经济还有政治还有文化等等，而这些是无法化约为经济（问题）的。
因此20世纪的人们不再那么迷信市场，不仅靠市场来分配资源，而且通过政府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如果说，市场管效率，那么，政府就不得不负责公平的维持。
我们无法只顾效率了，也不再相信，效率能够解决公平问题。
四、 当代关于分配的讨论——分配与道德、政治的纠缠
我们从所有制开始谈论，上面我们提到，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度。那么所有制只是一个政治安排吗？就像私有制和公有制区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的根本转变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马克思这些观点背后的一个关键观点是：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正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所以他认为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要改变这种社会制度。
当代英国政治理论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中对此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和理论勇气的批评:“马克思说，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偷走了劳动时间。但你能从某人那里偷走东西，只有那个东西是正当地属于他时才会发生。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批判蕴含着工人是自己劳动时间的正当处理者：是他，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什么人，有权决定对这劳动时间的处理。但除非工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他的劳动能力，他就不会有此权力……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想过，只有认为同样的道理普遍适用，工人才是自己力量的恰当拥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依赖于这一命题：人们正当地拥有自己的力量，此命题就是自我所有这一主张。”⑤要命的在于，“自我所有”，这个前提，同样是资本主义捍卫私有制的前提（比如诺齐克就是这样论证的），这样，马克思的论证就是用资本的前提在攻击资本主义。
在此我们看到了政治安排背后的道德争论。我们先不急着下结论，再看看其他有代表性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中，罗尔斯试图发展一种兼容平等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上处境最差的人的情况下才可以允许（差异原则），他还主张把天赋好的人的体脑优势当成社会共有财富，认为没有人能说他的较高天赋是他应得的，由此产生的利益也不为他所应得。
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在谈及自然状态下自然物品的分配时说，一个人只要将自己的劳动掺入自然存在的事物中，并留下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别人，并且不浪费自己取得的东西，他就拥有了那些东西（洛克的谨慎一以贯之）。他的当代继承者诺齐克弱化了这些条件，认为如果某件物品不属于任何人，为大家公用，这时有人将其据为己有，如果这一举动并未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比它仍为公用时要差，那么，此人的占有就是合法的（诺齐克这个观点的市场经济味道很浓）。
显而易见，在不同的道德观点背景下，得出的对政治和分配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这个差别可能很大）。
毕竟，人不只是经济动物，而且还是道德动物、政治动物。在人类社会和生活中，有自然的秩序（如自生自发秩序），还有人为的制度和组织，而且人为的东西不会比自然的东西少。因此，公平和效率，一个也不能少。
我们知道，古典形式的自然政治是和一种目的论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一切自然的存在物都有其自然目的，都有其自然的命运，这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对于它们是适宜的。即使到近代，17、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比如霍布斯、洛克、卢梭，在探讨政治的时候，都从“自然状态”谈起（虽然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想象不同），这样他们就能够得出“自然正确”的关于政治和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结论（虽然他们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不过，在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主义、事实与价值的分野的思想的冲击下，自然政治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放弃，这意味着，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取得一致的结论变得越来越困难。
注释：
①②③赵汀阳.坏世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296.
④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7.
⑤徐友渔.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M].郑州：河南大学出社，2008：45-46.
参考文献：
[1]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
[2]赵汀阳.坏世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徐友渔.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4]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关键词：分配；公平；效率；市场；道德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30-03
赵汀阳在《坏世界研究》中说：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的世界。①当然，我们都知道，人类身上的缺点远不止于此，什么狭隘、短视等等，还能列出一个长串。他还说：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这两者导致了人类生活所有值得思考的和言说的悲欢故事和成败历史。好世界不仅没有问题可想，而且无话可说。②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共同决定了分配的存在。
一、近现代以前的分配制度和思想
可以想见，如果资源极度丰富，而且人类所需要的都很容易得到，在一种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大概分配还不会出现（暂时我们不把自私考虑进来）。不过一般来说，事实不是这样。由于生产力的局限，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社会，即使是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食物可能都是不丰足的，更不用提及其他资源。因此，在原始社会，为了族群的生存，部落里的分配制度很可能是按需分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在此，我们看到分配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如果人类社会如斯大林所阐发的五阶段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当然，不是所有论者都同意这种划分，比如有人认为奴隶社会只是一种特殊现象），人类社会接下来就进入奴隶社会了，不过接下来的几个社会形态有一个共同点——私有制，因此可以一概而论。
正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基本要素。具体到分配制度，私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相应的分配制度。
在市场经济产生并获得统治地位之前，分配和政治及道德是紧密相连的，分配主要由所有制决定。比如奴隶主对奴隶的完全支配（奴隶主甚至占有奴隶的人身），地主对农民的极大剥削。改变分配必须依靠暴力来完成（也许受惠于极少数的仁慈），就像中国古代的一次次王朝更替那样，虽然，朝代更替，情况却还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思想上，一开始，人们使用“公平”，往往是和“正义”、“美德”等道德词汇一起使用的。“公平是正义的一个从属原则。”③在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探讨中，“公平”也都是和“正义”、“卓越”这些道德概念连在一起使用的。在古代社会，公平是作为道德词汇来使用的，而分配，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道德的事：“德”和“得”是放在一块说的。
波兰尼认为，“宽泛而言，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④也就是说，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并统治世界之前，分配都是和政治、道德连在一起的，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和道德所决定。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在分配这件事上，自然而然的原则可能是暴力原则，强力说了算。就像霍布斯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种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人类的族群恐怕就无法保存，更不可能延续至今。因此就有习传伦理和政治来规范分配。公平作为最早的分配原则就产生出来了。
二、分配与正义的分离
近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人们渐渐地把“道德”和“分配”、“德”和“得”分离。
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在资源分配中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市场这种分配的机制，当然和靠人来分配或者神的恩宠选择都是极为不同的。那么市场作为分配机制是什么样的呢？借助于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我们就能够对市场的运作有个基本的了解。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唯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简而言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运用知识——亦即那种在整体上对于任何个人都不是给定的知识——的问题。进一步说，就是，在一个知识分散的社会如何组织经济的问题。一方面，哈耶克指出，在知识的分散性前提下，有关特定时空情势的知识只为分散的个人掌握，另一方面，他强调变化的重要性，经济问题始终是由变化所引发的，而且也唯有变化才会产生经济问题，在这种以变化为特征的市场过程和知识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如何作出决策和彼此协调呢？哈耶克指出，从根本上讲，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就像主观价值可以帮助个人协调他所制定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哈耶克由此把市场过程中的价格体系视作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而且哈耶克进一步指出，价格机制并非设计而是自发形成的。这就是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
在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中，有没有正义？有没有公平？
哈耶克认为他不知道在自生自发秩序中谈论正义是什么意思。
他认为，社会正义的基本主张和诉求，一方面与一种实体性的“社会”概念勾连在一起，乃是一种拟人化的或者人格化的对“社会”的认识进路；另一方面，这些主张和诉求又通过承继此前同样关注目的状态或结果的分配正义而获取了“正义”的内涵，进而产生了一种与交换正义截然不同的新的关注结果状态的正义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纯粹的事实，一种事态本身不可能是正义的或者不正义的，只有当一种事态是人们经由设计而促成或者能经由设计而促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论那些创造或允许这种事态形成的人的行动的正义与否，否则便没有意义。紧接着，他认为，“分配”这个词是误导性的，它把社会拟人化地解释为组织而不是自生自发秩序所致，还把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的结果看做是刻意行动的结果。而且他警示说，力图达到“正义”分配的努力都必定会把自生自发秩序变成一个组织，甚至还必定会把它变成一种全权性的秩序，会用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摧毁个人自由。
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和道德粘连在一起的分配，在自生自发秩序所成的市场经济中只剩下分配，没有了作为分配根据的道德。当然这不是说市场经济不讲道德或者是市场经济本身是不道德的（比如，我们知道信任就是支撑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德性），至多可以近似地说，它是“道德无涉”的。
哈耶克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市场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后果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因为即使我们说它是不正义的，我们又能向谁要求正义呢，我们能让谁对此负责呢，难道我们责备“天上下雨”、“母鸡生蛋”这种自然而然的事吗？能说这些事是道德的或者不道德？这只是自然而然的。
三、效率和公平
市场经济这种资源分配机制的追求（当然，这算拟人化使用——因为“追求”这个词一般只用在人身上）是：效率。
我们可以近似地说，近现代以来，人类开始通过市场机制追求效率。“效率”很大程度上是个新东西。很明显，在以往的时代，人们没有把效率作为一种基本的行动要求（这不是说古人办事都拖拖拉拉，没有效率），在古代，人们说一个人慷慨大方（以及其他的德性）。却没有把“有效率”、“精干”这些当做重要的德性，这是个现代事件。现代人也许很少说到一个人的慷慨大方，却是经常去评价某个人的“效率”与否。这个不多论述，本文讲到“效率”主要是和市场经济连在一块的这个意思上使用的。
上面提到，经济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而这个“最佳使用”就是“效率”的本质。
如果市场这个机制能够最好地分配资源，而且让整个社会都获得好处，那么这当然是件皆大欢喜的事，而市场机制就会是一个伟大的东西（无可否认，市场机制确是具有巨大的力量和效果）。虽然早期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对市场的作用非常自信（乃至迷信），认为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就能不断进步，人类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然而，经历市场经济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经历多次经济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折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持这种“市场万能”的看法。显然，社会和生活的问题无法都市场地解决。市场确是很好地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显然不是全部。更不提市场所造成的问题（比如经济危机、两极分化）。
市场不管道德和感情，也不解决人生意义这种重大的问题。通俗地说，市场可能最有效率地分配了资源，然而，真正重要的东西依然未被触及。
当然有些问题极难解决，比如终极意义问题。但是除了经济之外，人类社会和生活还是有其他内容的，我们知道除了经济还有政治还有文化等等，而这些是无法化约为经济（问题）的。
因此20世纪的人们不再那么迷信市场，不仅靠市场来分配资源，而且通过政府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如果说，市场管效率，那么，政府就不得不负责公平的维持。
我们无法只顾效率了，也不再相信，效率能够解决公平问题。
四、 当代关于分配的讨论——分配与道德、政治的纠缠
我们从所有制开始谈论，上面我们提到，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度。那么所有制只是一个政治安排吗？就像私有制和公有制区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的根本转变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马克思这些观点背后的一个关键观点是：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正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所以他认为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要改变这种社会制度。
当代英国政治理论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中对此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和理论勇气的批评:“马克思说，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偷走了劳动时间。但你能从某人那里偷走东西，只有那个东西是正当地属于他时才会发生。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批判蕴含着工人是自己劳动时间的正当处理者：是他，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什么人，有权决定对这劳动时间的处理。但除非工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他的劳动能力，他就不会有此权力……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想过，只有认为同样的道理普遍适用，工人才是自己力量的恰当拥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依赖于这一命题：人们正当地拥有自己的力量，此命题就是自我所有这一主张。”⑤要命的在于，“自我所有”，这个前提，同样是资本主义捍卫私有制的前提（比如诺齐克就是这样论证的），这样，马克思的论证就是用资本的前提在攻击资本主义。
在此我们看到了政治安排背后的道德争论。我们先不急着下结论，再看看其他有代表性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中，罗尔斯试图发展一种兼容平等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上处境最差的人的情况下才可以允许（差异原则），他还主张把天赋好的人的体脑优势当成社会共有财富，认为没有人能说他的较高天赋是他应得的，由此产生的利益也不为他所应得。
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在谈及自然状态下自然物品的分配时说，一个人只要将自己的劳动掺入自然存在的事物中，并留下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别人，并且不浪费自己取得的东西，他就拥有了那些东西（洛克的谨慎一以贯之）。他的当代继承者诺齐克弱化了这些条件，认为如果某件物品不属于任何人，为大家公用，这时有人将其据为己有，如果这一举动并未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比它仍为公用时要差，那么，此人的占有就是合法的（诺齐克这个观点的市场经济味道很浓）。
显而易见，在不同的道德观点背景下，得出的对政治和分配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这个差别可能很大）。
毕竟，人不只是经济动物，而且还是道德动物、政治动物。在人类社会和生活中，有自然的秩序（如自生自发秩序），还有人为的制度和组织，而且人为的东西不会比自然的东西少。因此，公平和效率，一个也不能少。
我们知道，古典形式的自然政治是和一种目的论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一切自然的存在物都有其自然目的，都有其自然的命运，这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对于它们是适宜的。即使到近代，17、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比如霍布斯、洛克、卢梭，在探讨政治的时候，都从“自然状态”谈起（虽然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想象不同），这样他们就能够得出“自然正确”的关于政治和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结论（虽然他们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不过，在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主义、事实与价值的分野的思想的冲击下，自然政治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放弃，这意味着，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取得一致的结论变得越来越困难。
注释：
①②③赵汀阳.坏世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296.
④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7.
⑤徐友渔.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M].郑州：河南大学出社，2008：45-46.
参考文献：
[1]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
[2]赵汀阳.坏世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徐友渔.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4]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