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我再接着谈一下，美国未来在对外政策上究竟是更可能扮演整合性的力量，还是扮演分裂性的力量。我的判断是，总体上来说，美国扮演分裂性力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世界霸主、全球老大，美国主要扮演着整合性的力量，它希望在冷战后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即将过去被美苏冷战所分裂的世界，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因为越整合，就意味着这个世界越是在按照美国的意志和规则运行，所以对它维护全球霸权国地位是有利的。美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比如成功将许多前苏东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纳入以WTO为框架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也遭遇了很多挫折，比如小布什政府在整合中东的努力中遭遇重大失败，加剧了这个地区的冲突和纷争。今后，鉴于美国国内正在加剧的分裂，美国对外政策在未来可能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在经济领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将可能复兴，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和意愿会全面下降，而且下降的程度会很大。不管是特朗普上台还是希拉里上台，特别是假如特朗普上台，按照他目前的竞选理念，美国将基本上采取一系列反全球化的措施。即便是希拉里上台，她也不会成为一个很受支持的总统。现在希拉里和特朗普都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希拉里面临的掣肘也会很大。我认为大概率事件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需要重新谈判，也就是未来两三年之内，TPP要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这就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整合亚太的努力将宣告失败，美国不可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引导性角色了。虽然中国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规则和制度压力有所缓解，但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这对国际贸易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保护主义、分裂主义的力量上升了。
　　在政治方面，美国可能出现新一轮孤立主义，不太愿意介入其他地区的安全冲突，包括在朝鲜问题、中东问题上。对于朝鲜问题，美国现在态度很明显，认为这是中国的问题，所以根本不愿意发挥太多的作用。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的介入也将进一步减少。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在战略上，对地区性问题的介入将会进一步减少，地域性的冲突和动荡将进一步加剧，并导致世界分的力量进一步强化。
　　面对美国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的发展态势，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国应该怎样做？中国一方面应该避免无所作为，同时也应该防止冒进主义。中国应该有选择性地在部分地区或部分领域发挥整合性的领导作用，而避免四面出击，或者说胡子眉毛一把抓。目前，“一带一路”是中国试图整合周边和全球的重大战略性尝试，但是这种尝试存在着很大的失败风险。我认为应该有选择性地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逐步实施“一带一路”的相关计划，切忌一哄而上。对于实施的重点区域，从中国的能力以及各种可行性考虑来说，应该放在中亚和东亚，尤其是东南亚。我们应该将重要资源首先投放在东南亚，一是这个地区与中国有着最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往来关系，而且中国作为与该地区可毗邻的大国拥有地缘优势；二是该地区经济相对比较活跃，中国对该地区的经济整合能够相对获得比较可观的经济收益。所以，我的一个核心战略观点就是，东南亚应该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最优先的考虑方向。但是目前，有关南海的相关争议甚至冲突，将有可能疏远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权衡。在维护中国南海的合法权益与对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大局中找到平衡点。我认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方向应该是让东南亚国家成为我们的伙伴，而不能把它们赶到我们的对立面去，否则它们就会投入美国和日本的怀抱。

　　至于南亚、中东地区不应该是中国发挥领导性整合力量的重点地区，因为中国目前没有能力将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投射到这些地区。而且连美国都要从这个地方退出来了，中国再介入进去，很可能会陷入新的泥潭。这样来说，美国TPP的失败正好给中国在东亚地区重新扮演整合性力量提供一种机会。今年年底要通过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虽然标准要比TPP低很多，但毕竟是一个整合性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很可能会重新凸显“10 3”的意义。今年成立了东盟与中日韩“10 3”的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这虽然是小事，但是从区域整合的角度讲，这又是一个大事。这个机构是东亚首次出现的一个实体性国际机构，进一步凸显“10 3”在整个东亚经济合作当中的主渠道作用。
　　此外，中亚是另一个仅次于东亚的中国发挥整合性力量的主要区域，中国的“一带一路”如何与欧亚经济联盟更好地对接，还需要做很多探讨和尝试。应该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的作用，让安全和经济两个轮子同时启动、同时运行。
　　现在中国要扮演整合性的力量面临两个矛盾：在东亚面临着与日本的关系，中国如果不能跟日本联手，就整合不了东亚；如果不能跟俄罗斯联手，就整合不了中亚。这两对大国关系制约了中国扮演整合性的力量。
　　薛力：接下来我想说几点。首先，中国“一带一路”的重心在亚欧大陆，也就是所谓的大周边，其实就是亚欧大陆的中东部，也是我们外交关注的重点。那么中国能做什么呢？
　　总结前三年的经验。“一带一路”是有必要的，但是要避免前一段那种大包大揽、急于求成、中方为主、喧宾夺主的做法，所以整体策略上要调整。过去三年我们是为了树立样板，让人家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到了总结、提升甚至是原则性修正的阶段，这是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在操作层面上，第一，要改变前几年那种长官意志，缺少适当的、合法性程序，急于树立样板工程，仓促推进等做法。第二，“一带一路”的推进应该基于东道国的发展意愿。它们想做哪些项目，由它们提出要求，中国来审核、确定可行性后加以实施，而不是我们带着项目清单和银行贷款，跟人家说“来吧，你快来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一带一路”往西走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中亚本身只有6000万人口，市场容量和经济能力有限，即使是作为一个通向欧洲、连通欧亚大陆两端的通道，也会受到一些国家的掣肘。且路上运输的成本很难与海上运输相比，只能运输一些高附加值、对时间要求比较高的商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环节，它影响着中东欧、中亚。要深刻理解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心理后，才能把握中国与中亚合作的前景。我的体会，“漂泊者心态与弥赛亚情结”可能是俄罗斯民族的主要心理特点，这导致俄罗斯人既缺乏归属感，又觉得不安全，还把自己当作是“第三罗马”而“自命不凡”，实力不济却希望扮演一流国家。这样的国家从内心与其他国家进行深度合作有一定的难度。中国对此应该高度重视。这也支撑了我的观点：应该强化的是“一路”而不是“一带”，“一带”在战略上要予以象征性的重视，但是真正的发力点应该在“一路”。
　　第二，“一路”通过哪里？无论通到南太平洋，还是通到马六甲海峡，都要经过南海，南海问题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枢纽是东盟，东盟国家关心的第一号安全议题就是南海问题。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疑虑消除之前，东盟很难呼应中国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他们会觉得中国“口惠而实不至”，在南海问题上并没有顾及它们的关切。所以我的基本结论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海问题存在矛盾，中国必须处理好到底是“海上丝绸之路”优先还是南海维权优先；在下一阶段的南海问题应对上，中国应努力做到既基本上守住自己的利益，又同时顾及东盟声索国的利益诉求；如果把“一带一路”当成一种顶层设计，那么就应该在建设“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在走向全球的视野下通盘考虑如何处理南海问题，避免片面追求南海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否则，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可能会陷入战略透支。
　　关于整合方向，经济要先行，这是肯定的。但是在中国整合的过程中不能只打经济牌，文化牌也是可以打的，一方面能强化“一带一路”，另一方面有助于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