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不幸,我怎么没出生在书香门第呢?”这是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遗憾,包括插队下乡时乃至“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日子都这么想。不是我有先见之明,那时候就知道“知识改变命运,教育重塑人生”,而是天生对知识的饥渴感和亲近感。
　　我出生在一个小市民家庭里,父亲幼年因家贫只读过两个“冬春书”。何为“冬春书”?在我的老家山西,把只在冬春季节农闲时开办的私塾叫做“冬春书”。也就是说,父亲的学历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一年级学生而已。可父亲天生好学,记忆力甚强,黄历、尺牍、戏文、报纸都是他的教材,杂学旁收,囫囵吞枣,后来居然达到能看报纸的程度,晚年居然捧着一本《水浒传》半懂不懂地读着。父亲对文化的崇尚和对教育的渴望达到宗教徒般的虔诚:带字的纸是不能用来做手纸的,这叫“敬惜字纸”;繁体字才是真正的汉字,简化字是没文化的表现,给我写信,“教育厅”的“厅”字一定写成繁体……一个没受过几天教育的人如此敬仰文化,尊重知识,实属罕见。
　　母亲是地主家的女儿,在贫瘠的黄土高原,地主无非是有土地、有长工,温饱不成问题罢了。母亲童年时固然不存在无钱读书的事,可惜的是母亲生性怯懦,记忆又极差,在炕上背得滚瓜烂熟的《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往先生面前一站便忘了大半。先生一怒之下便扬起戒尺,母亲的小手时常肿得厚厚的,人也渐渐木了起来,精神头有些不对。后来姥爷说:“免了吧,一个女娃,不念书也能嫁人;要是念书念呆了,可连个人家也找不到喽。”母亲的读书生涯就此画上个句号。今天看来母亲受教育的失败,大半缘于私塾启蒙教育方式的不当。“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主要是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 爱因斯坦所言极是。母亲至今仅认得钟表几点和钞票面值是多少。
　　宿命有时候似乎确实存在,父亲童年的遭际又在我身上再现。1969年被卷入“革命”已经三年的我小学毕业,该上初中了。当时父亲一个人工作,全家七口人人均月生活费不足7元,其日子的窘迫可见一斑。那时,我正做着一份临工,一天可以挣1元1角钱。我问父亲:是读初中,还是继续做工?父亲说:兵荒马乱的,念不成个书,就养家糊口吧,谁让你是长子呢?
　　就这样,父亲的一句话断了我读书的念想。
　　后来便是上山下乡,做了没知识的“知识青年”。那时我们那个知青点上20多人,皆高中毕业,只有我一人是“小学”学历。但别人混着漫长而枯燥的日子,只有我逮着什么读什么,凡是有字的一律当宝贝来收藏。批林批孔的报纸、农民家里散落的公案小说、工农兵学员的教材都成了我的学习材料。周一良的《世界通史》、黎锦熙的《现代汉语文法》都是那时候读过的。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我终于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刚到大学那几天,常疑惑地自问:我真的坐在大学的教室了吗?这不是在梦里吧?因为我毕竟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我们这个祖祖辈辈或土里刨食、或以手艺养家糊口的家族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二是本人以“小学”的学历考上了大学本科!
　　那时候,大学生真被视为“天之骄子,国之栋梁”,念师范院校,国家包吃包住、包分配工作,每月还有四元的零花钱,穷孩子也不用为学费而发愁;儿子有幸生在一个姑且称为“中产阶级”的家庭里,倒也没为学费而苦恼,竟然上得起香港的大学,这不得益于我们祖国改革开放30年“国力”与“家力”的同步增长吗?这不得益于教育从“上层专有”演化为“大众权利”吗?
　　而知青点上我的那些高中生“插友”们没几个考上大学。其后,他们集体返城,找了一份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但好景不长,不几年就“被下岗”,有的还在靠摆地摊、吃“低保”生存,其生活拮据可想而知。
　　我兄妹五人,作为长子,可以说我在读书受教育上带了个好头,可惜的是,其余弟妹虽比我受教育时间长,但无一人考上大学,至今仍生活困窘,度日艰难。他们的孩子,即我们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却不以父母的人生为鉴,大都喜游乐,恶读书。宋人石涛说:“菜根莫与多油煮,留于青灯读子书。”而他们的父母却溺爱有加,物质上举全家之力满足之,对子女教育有一搭没一搭的,于是他们的孩子相继成为教育的失败者,大有重复父辈命运之虞。只有我家儿子自幼嗜书如命,慎对人生,一路顺畅走来,先在湖南大学读本科,后考入香港大学,现已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这个家族从我这一脉,抑或可以进入书香门第行列?不得而知。
　　人生载浮载沉,有时个体很难左右自己的命运。可读书似乎是唯一能自己做主的一件事,没有人能轻易剥夺你学习的权利。把握住教育,似乎就把握住了自己人生的一半。此外,教育不仅仅是改变个人命运,使自己和家人过上不至捉襟见肘的日子。教育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倘若不读书不受教育,你只有拥有一个世界;如果你读书了、受教育了,却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纷扰的现实世界,一个是书籍所表述的精彩的间接世界。
　　套用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句话:“假如没有读书人的父母,那么,我们就做读书人的父母吧。”
　　我,不遗憾了。
　　(作者单位:内蒙古教育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