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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关键词〕梁启超；地理环境论；“新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1-0111-06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理论的首倡者和主要奠基人。他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创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与西方学术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近代社会学中的进化论思想，近代史学中的文明史学、英雄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近代社会政治思潮，都对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与梁启超原有的传统文化根柢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本文主要阐述西方的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影响。
一、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的评介
中外史学家、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人口等状况及其差别，为后来许多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是具体论述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名著。西方古代思想家，从“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到亚里士多德，也都对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所论述。 近代西方学者波丹、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人，进一步阐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将地理环境论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波丹（Jean Bodin，1530-1596）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对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性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民族性格又影响到政治制度。孟德斯鸠继承和发展了波丹的观点，在《论法的精神》中用5章篇幅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士壤、地形和土地面积等地理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系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的命题，深刻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黑格尔认为，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地形的不同，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性格特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各民族的历史进程。黑格尔特别强调地中海的重要性，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旧世界的心脏”。[1](85-93)英国文明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1）在其成名作《英国文明史》中，将地理环境的作用纳入历史发展规律的范畴，认为自然环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阶级的形成以及社会政治不平等现象的产生都有重要的影响。但巴克尔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2]他认为，自然环境的作用与文明程度成反比例关系，只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非欧洲地区，自然环境才起支配作用；而在欧洲，自然是受人类支配的。
总之，在地理环境论者看来，地形、气候、土壤、领土面积和海岸线长短等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极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各个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和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都可以用地理环境的不同加以说明。19世纪70、80年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地理环境论思想，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伴随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人的著作传入日本，被日本学术界所接受。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浮田和民在其所著《史学通论》中，专门设立一章，即该书第5章《历史与地理》，讨论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在长达20页约7千余字的篇幅中，浮田和民广泛征引西方学者关于地理环境论的种种观点，并加以 发挥，比较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的种种作用。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所著《社会学》一书，也列有一章“社会与境遇”，论述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
20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论的思想，被当作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理论，随同浮田和民、岸本武能太等人的论著传入中国，在学术思想界产生强烈的反响。章太炎作为岸本武能太《社会学》一书的中文翻译者，就曾深受地理环境论思想的影 响，在多篇著述中以地理环境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认为地理环境对于思想学术、民族精神、政治传统、风俗习惯等等都有影响。
与章太炎比较，梁启超受地理环境论思想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地理环境论的宣传也更加卖力。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曾经依据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将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作为历史发展的“公例”提出。他说， “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3](4）1902年，梁启超连续发表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章，结合中外历史，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思想。直到晚年，梁启超还著有《地理及年代》（1922年）、《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924年）等文章，继续探讨地理环境与历史及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曾自称，其《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是“集译东西诸大家学说言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者”[4](106）的而成。其实，《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从主要观点到许多具体论述，基本上采自日本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的第5章《历史与地理》。[5](33-52)当然，梁启超的其它几篇论述地理与历史关系的文章，还参考了别的资料。
归纳起来，梁启超在以上几篇文章中，对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主要介绍了地理环境论者的如下论点。第一，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如同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4](106)第二，人类文明起源于北温带。“盖文明之初发生，必在得天独厚之地。厚者何?即气候温暖，物产饶足，谋生便易是也。”“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之力，以应付天然界之游迫，犹且不给，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 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4](111、107) 第三，人类和生物界遵循不同的进化规律。“人类所以进化者，不徒恃物质上之势力而已，而并恃精神上之势力。故物类之争生存也，惟在热度之强盛，营养之足用而已。人则不然，恒视其智识道德，以为优劣胜败之差。”[4](107)第四，高原、平原、海滨三种地形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影响。“高原之特质，最适宜于畜牧”，虽然实行族长政治，“然终不能成一巩固之国家，故文明无可言焉。”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家族政治，一变为封建政治，行国变为居国，而巩固之国体乃始立。”平原地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以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烂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至于海滨，“征诸历史上之事实，则人类交通往来之便，全恃河海。”海滨有利于交通，促进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与扩散，滨海国家因而“文明进步最速”。[4](108、 109)第五，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有深刻的影响。以海滨和大陆居民为例， 大海“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陆居者以怀土之故， 而种种之系累生焉。”大海使人心胸宽阔，“故久于海上者， 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 日以高尚。”[4](110、108)因此，滨海居民比大陆居民更有活力和进取心。第六，地中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传播与扩散起了重要的作用。位于亚、非、欧三洲之间的地中海，“使三大陆互相接近，互相连属，齐平原民族所孕育之文明，移之于海滨而发挥光大之，凡交通贸易殖民用兵，一切人群竞争之事业，无不集枢于此地中海。”因而，世界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点。”[4](110、108)第七，地理环境与精神文化也有关系。“凡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象力过敏，而理性因以减缩，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文明之进步者实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 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爱其美，而为种种之试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用。”世界各大洲之中，亚非美三洲基本上属于前一种环境，欧洲基本上属于后一种环境，因而产生不同的精神文化。“安息时代之文明，大率带恐怖天象之意，宗教之发达，速于科学；迷信之势力，强于道理。彼埃及人所拜之偶像，皆不作人形。”南美洲的秘鲁、中美洲的墨西哥以及印度都是如此。“及希腊之文明起，其所塑绘之群神，始为优美人类之形貌；其宗教始发于爱心，而非发于畏心。”由此“可见安息埃及之文明，使人与神之距离远： 希腊之文明，使人与神之距离近也。而希腊所以能为世界中科学之祖国者，实由于是。”就欧洲内部而言，“欧洲中火山地震等可怖之景，惟南部两半岛最多，即意大利与西班牙葡萄牙是也。而在今日之欧洲，其人民迷信最深、教会之势力最强者，惟此三国。且三国中，虽美术家最多，而大科学家不能出焉。此亦天然之景物与想象、理性之开发有关系一明证也。”[4](113-114)第八，亚洲文明进步缓慢与其地理环境有关。亚洲虽然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却进步甚缓，“其原因由于天然之境遇，所得过厚，其精神为天然力所制也。”[4](115)梁启超的 这些观点，在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中都可以找到源头。
二、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的运用和发挥
梁启超并非全盘照搬西方和日本学者的地理环境论，而是结合他对中外历史的认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柢，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梁启超运用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
梁启超对于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变迁表现出浓厚兴趣，称其是“最有兴味之事”。[3](4)梁启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特点，在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中国文明，何以不能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之文明，则以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耶山为之大障也。何以数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势，则长江为之天堑，而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发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于北方者其势常日伸，起于南方者其势常日壁，以寒带之人常悍烈，温带之人常文弱也。东北诸胡种，何以二余千年迭篡中夏，以其长于猎牧之地，常与天气及野兽战，仅得生存，故其性好战狠斗，又惯游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略；而中国民族之性质适与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国，何以即失其本性，同化于汉人，亦地质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发达甚早，则以幅员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结为团体，以自整理也。何以数千年蜷伏于君主专制政治之下，而民间曾不能自布国宪，亦以地太大，团体太散，交通不便，联结甚难，故一二枭雄之民贼，常得而操纵之也。何以不能伸权力于国外，则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给，非如古代之希腊、腓尼西亚，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国外之交通以为生活，故冒险远行之性质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与昔者常相反，则往时主动力者常在盘据平原之民族，近时主动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势，驱迫使然也。凡此诸端，无不一一与地理有极要之关系。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3](4-5）这段话反映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文明之间基本关系的认识，颇有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味道。
梁启超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文学（实指精神文化）、风俗、军事等方面的具体影响。
一是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梁启超首先从宏观上指出，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中华文明主要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和发展，“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而历代帝王也多建都在这两大江河流域，两者的地理环境差异造成建都风格的不同。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肪缓歌慢舞之观。”[4](78、81)
梁启超认为，大运河的开凿对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政治地位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隋代以前，幽燕之地的政治地位仅仅与蜀、闽、南粤相当，在全国政局中无足轻重。而其后数百年，则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转捩之机，皆在于运河。”大运河接通了黄河、长江两大河流，“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余年耳。而其结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趋繁盛，北京南京两大都，握全国之枢要，而吸其精华。”尽管尔后运河北段淤涸，燕京的政治地位却并未改变。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历史的积蕴；二是海运取 代了河运。“而燕齐吴浙闽越一气相属，燕乃建高瓴而注之也。”[4](83-84)
梁启超还论述了蜀、粤两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在政治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他认为，蜀、粤两地“稍具独立之资格。”四川位于长江上游，“其险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而其于进取不甚宜。”四川与云南结合在一起，构成“政治上一独立区域”。广东在历史上对全国政局虽然没有多大影响，但其位于珠江下游，“与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胜”，“五岭亘其北，以界于中原。”海岸线长度居各省之冠，近代以来成为中西交通的要道，“故广东包广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4](84)此后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多从这些地区发起，证明了梁启超的远见。
二是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别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文化上的风格和流派“千余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响，尤有彰明较著者。”“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4](84、86-87)首先，从哲学上看，南北环境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以先秦诸子论，“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到了汉代，虽然窦后文景笃好黄老，楚元王崇饰经师，也不能改变北方盛行儒学、南方崇尚道家的传统。宋明理学时代，“濂溪（周敦颐）南人，首倡心性，以穷理气之微；康节（邵雍）北人，好言象数，且多经世之想。伊川（程颐）之学，虽出濂溪，然北人也，故洛学面目亦稍变而倾于实行焉。关学者，北学之正宗也。横渠（张载）言理，颇重考实，于格致蕴奥，间有发明，其以理学提倡一世，犹孔荀之遗也。东莱（吕祖谦）继之，以网罗文献为讲学宗旨，纯然北人思想焉。陆王皆起于南，为中国千余年学界辟一新境，其直指本心，知行合一，蹊径自与北贤别矣。凡此者，皆受地理上特别之影。”[4](84-85)
其次， 古代经学、佛学、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也受到南北环境差异的影响。以经学论，两汉以后， 也“有南北之流别”。“当六朝时，北人最喜治‘三礼’；……南人最喜治《易》，常以《易》、《老》并称。” “同一经学， 而南北学风， 自有不同， 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4](85)就佛学而言，“隋唐之际，宗风极盛，天台、法相、华严三宗，号称教下三家，皆起于北。陈义闳深，说法博辩，而修证之法，一务实践。疏释之书，动辄汗牛，其学统与北朝经生颇相近似。惟禅宗独起于南，号称教外别传。……同一佛学，而宗派之差别若是，亦未始非地理之影响使然也。”[4](85-86)就词章而言，“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4](86)就艺术论，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也造成了书法、绘画、音乐的不同风格。“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囊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李将军之金碧山水，笔格遒劲，北宗之代表也；王摩诘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音乐亦然。……直至今日，西梆子腔与南昆曲，一则悲壮，一则靡曼，犹截然分南北两流。”[4](86)
梁启超认为，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唐代以前较为显著，唐代以后逐渐式微，其原因是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的联系。梁启超因而指出，“天行之力虽伟，而人治恒足以相胜。今日轮船是路之力，且将使东西五洲合一炉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区区南北之足云也。”[4](87)也就是说，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地理环境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小。
三是地理环境对中国风俗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风俗同样有南北差别，主要表现在“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梁启超注意到《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各地风俗的记载。他说，“古书中以地理言风俗者，莫善于《史记·货殖传》。”他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南北风俗的有关记载，称赞其“目光如炬”。梁启超指出，中国在地理上既有东西差别，又有南北差别，由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原因，中国在政治上虽然统一，“而民间社会风俗，华离破碎，殆如异国。此亦地势所不得不然者也。”[4](87-91)
四是地理环境对中国军事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自秦末以来历代起义及战乱所发生和割据的地区作了详细统计，发现淮河流域地区即“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为最能举事之地”，“自汉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于江河间之原野”。对于这种历史现象，梁启超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了其原因。他认为，上述地区之所以成为用兵之地，“虽有种种特别原因，不能尽以归诸地理”，但“地理为其一重要之主因”。具体说来，淮河流域“其东通海，其北界河，其南控江，其地理之适于开化，盖天然矣。”梁启超还将淮河流域与发生战事较多的其它地区作了比较，指出“幽并甘凉梁益之地，用之者虽多，而成之者实寡，”其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直隶割据起事虽多，未有能成者”，因为直隶是“布政之地，非用兵之地也”；“甘肃兴者不让直隶，然成就之率，更在其下，水利乏而不足以为通，不足以为继也”；“四川每天下有乱，则常独立，而其灭亡最后，”然而“蜀利保守而不利进取，地势实然也。”[4](98)
梁启超也谈到，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各地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以江南为例，“畴昔南北交通之运未盛，江南常足以自守。”“逮于晚近，则南北两文明，互发达，互和合，而趋于统一，非南混同于北，则北混同于南，事机与昔大殊矣。”南明与太平天国之败亡，“虽曰人谋之不臧，抑地势亦有不得不然者也。”[4](99)他认为，随着南方的开发，以前对全国大局无足轻重的地区，如湖南、浙江、福建、两广、云南等地，在未来的地位将会愈加重要。
在近代思想家中，梁启超并不是注意到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关系的唯一一人。章太炎就曾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派的不同风格，乾嘉考据学中的吴、皖二派之别，都与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关。然而，象梁启超这样全面、系统地论述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以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变化解释中国各地文明的不同特点及演变情况，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第二，梁启超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
首先，梁启超将中国与欧洲的地理环境作了比较，从中寻求欧洲诸国分立而中国倾向于统一的根源。他认为，欧洲之所以小国林立，乃是因其“山岭交错，纵横华离，于其间多开溪谷，为多数之小平原，其势自适于分立自治；”而中国“则莽莽三大河（按：指黄河、长江、珠江），万里磅礴，无边无涯，”为“天然大一统之国”。中国的人种、语言、文学、教义、风俗归于统一，“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4](77-78)
其次，梁启超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的地理环境，探讨中美民族性格差异及其原因之所在。他认为，河流的走向与气候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会对民族性格产生影响。“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则能连寒温热三带之地而一贯之，使种种之气候、种种之物产、种种之人情，互相调和，而利害不至于冲突。河流之向东西者反是，所经之区，同一气候，同一物产，同一人惰，故此河流与彼河流之间，往往各为风气。”中国的河流基本上是东西向的，而美国的河流则大多是南北向的，这就造成中美两大民族性格的不同。“故在美国则东西异尚，而常能均调；在中国则南北殊趋，而间起冲突，于一统之中，而精神有不能悉一统者存。皆此之由。”[4](78)
第三，梁启超介绍地理环境论的用意在于鼓励国人奋发图强。
梁启超在介绍地理环境论时，虽然也曾不加鉴别地引用西方学者的某些带有偏见的思想观点，包括西方中心史观，但他的本意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开启民智，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指出：“近世文明之所自出有四：一曰耶稣教，二曰罗马法，三曰希腊之文学哲学，四曰中国隋唐之文明。”以上四项除第二项外，都来自亚洲，因而“无亚细亚之文明，则欧罗巴之文明，终不可得见。”[4](114)梁启超对于中国地理环境和中华文明的热烈赞美，更反映出他的真实思想情感。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义，赞美中国之山间，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西方学者夸耀欧洲的地理环境而贬低其它地区不同，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他说，“我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岸，有绝大之沙漠。宜于耕，宜于牧，宜于虞，宜于渔，宜于工，宜于商。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3](4)伟大的中华文明就产生在这块土地上。浮田和民曾经谈到，对欧洲近代文明进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的三大发明罗盘针、火器、印刷术都来自亚洲：梁启超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三大发明欧洲人“实学之于阿拉伯，而阿拉伯人又学之于我中国者也。”[4](114)梁启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文明虽然暂时处于落后状态，但是“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彼欧洲本为文明难发生之地，而竟发生之，则吾亚洲虽为文明难进步之地，曷为不可以进步之。近来学术日明，人智日新，乃使亚细亚全洲，铁路遍布，电线如织，虽喜马拉耶之崇山，不能阻中国与印度之交通：虽比尔西亚之高原，不能塞印度内地与东西两洋之往来。亚细亚亦将为文明竞争之舞台矣。”[4](115-116)
人类的历史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展开的。历史的发展进化离不开地理条件。地理环境与人口、生产方式同样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部分，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地理环境的优劣，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而，梁启超等人在20世纪初引进地理环境论思想，以地理环境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其差异，肯定了客观物质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同时也蕴涵着不同地域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宝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对于以前的天意史观、神权史观、英雄史观等唯心史观无疑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
尽管梁启超在以地理环境具体解释中外历史和文明的变迁时，常有过甚其辞的毛病，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把梁启超看作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如前所述，梁启超与巴克尔一样，认为人类遵循与生物界环同的进化规律，人类进化的动力不仅有物质上的，而且有精神上的，人类的智识道德对其自身的进化和生存竞争的优劣胜败起决定作用。在具体论述汉代以后各地风俗的庭主变迁时，梁启超也主要是从人事的变化而不是地理环境中寻找其原因。[4](89-90)在其晚年的文章中，梁启超更加明确地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文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6](2)“谓物质的环境具万能力”仅“含有一部分真理”，地理环境不能解答一切问题，“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偶然悉昕环境所宰制。”[7](50-51)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影响历史进程的惟一因素；也不认为地理环境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而仅仅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这种情况，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多元论倾向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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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1[M].北京: 中华书局，1989.
（责任编辑张北根）
〔关键词〕梁启超；地理环境论；“新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1-0111-06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理论的首倡者和主要奠基人。他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创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与西方学术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近代社会学中的进化论思想，近代史学中的文明史学、英雄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近代社会政治思潮，都对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与梁启超原有的传统文化根柢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本文主要阐述西方的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影响。
一、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的评介
中外史学家、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人口等状况及其差别，为后来许多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是具体论述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名著。西方古代思想家，从“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到亚里士多德，也都对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所论述。 近代西方学者波丹、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人，进一步阐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将地理环境论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波丹（Jean Bodin，1530-1596）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对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性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民族性格又影响到政治制度。孟德斯鸠继承和发展了波丹的观点，在《论法的精神》中用5章篇幅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士壤、地形和土地面积等地理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系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的命题，深刻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黑格尔认为，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地形的不同，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性格特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各民族的历史进程。黑格尔特别强调地中海的重要性，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旧世界的心脏”。[1](85-93)英国文明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1）在其成名作《英国文明史》中，将地理环境的作用纳入历史发展规律的范畴，认为自然环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阶级的形成以及社会政治不平等现象的产生都有重要的影响。但巴克尔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2]他认为，自然环境的作用与文明程度成反比例关系，只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非欧洲地区，自然环境才起支配作用；而在欧洲，自然是受人类支配的。
总之，在地理环境论者看来，地形、气候、土壤、领土面积和海岸线长短等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极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各个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和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都可以用地理环境的不同加以说明。19世纪70、80年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地理环境论思想，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伴随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人的著作传入日本，被日本学术界所接受。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浮田和民在其所著《史学通论》中，专门设立一章，即该书第5章《历史与地理》，讨论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在长达20页约7千余字的篇幅中，浮田和民广泛征引西方学者关于地理环境论的种种观点，并加以 发挥，比较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的种种作用。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所著《社会学》一书，也列有一章“社会与境遇”，论述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
20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论的思想，被当作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理论，随同浮田和民、岸本武能太等人的论著传入中国，在学术思想界产生强烈的反响。章太炎作为岸本武能太《社会学》一书的中文翻译者，就曾深受地理环境论思想的影 响，在多篇著述中以地理环境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认为地理环境对于思想学术、民族精神、政治传统、风俗习惯等等都有影响。
与章太炎比较，梁启超受地理环境论思想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地理环境论的宣传也更加卖力。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曾经依据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将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作为历史发展的“公例”提出。他说， “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3](4）1902年，梁启超连续发表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章，结合中外历史，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思想。直到晚年，梁启超还著有《地理及年代》（1922年）、《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924年）等文章，继续探讨地理环境与历史及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曾自称，其《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是“集译东西诸大家学说言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者”[4](106）的而成。其实，《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从主要观点到许多具体论述，基本上采自日本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的第5章《历史与地理》。[5](33-52)当然，梁启超的其它几篇论述地理与历史关系的文章，还参考了别的资料。
归纳起来，梁启超在以上几篇文章中，对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主要介绍了地理环境论者的如下论点。第一，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如同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4](106)第二，人类文明起源于北温带。“盖文明之初发生，必在得天独厚之地。厚者何?即气候温暖，物产饶足，谋生便易是也。”“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之力，以应付天然界之游迫，犹且不给，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 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4](111、107) 第三，人类和生物界遵循不同的进化规律。“人类所以进化者，不徒恃物质上之势力而已，而并恃精神上之势力。故物类之争生存也，惟在热度之强盛，营养之足用而已。人则不然，恒视其智识道德，以为优劣胜败之差。”[4](107)第四，高原、平原、海滨三种地形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影响。“高原之特质，最适宜于畜牧”，虽然实行族长政治，“然终不能成一巩固之国家，故文明无可言焉。”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家族政治，一变为封建政治，行国变为居国，而巩固之国体乃始立。”平原地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以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烂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至于海滨，“征诸历史上之事实，则人类交通往来之便，全恃河海。”海滨有利于交通，促进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与扩散，滨海国家因而“文明进步最速”。[4](108、 109)第五，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有深刻的影响。以海滨和大陆居民为例， 大海“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陆居者以怀土之故， 而种种之系累生焉。”大海使人心胸宽阔，“故久于海上者， 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 日以高尚。”[4](110、108)因此，滨海居民比大陆居民更有活力和进取心。第六，地中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传播与扩散起了重要的作用。位于亚、非、欧三洲之间的地中海，“使三大陆互相接近，互相连属，齐平原民族所孕育之文明，移之于海滨而发挥光大之，凡交通贸易殖民用兵，一切人群竞争之事业，无不集枢于此地中海。”因而，世界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点。”[4](110、108)第七，地理环境与精神文化也有关系。“凡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象力过敏，而理性因以减缩，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文明之进步者实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 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爱其美，而为种种之试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用。”世界各大洲之中，亚非美三洲基本上属于前一种环境，欧洲基本上属于后一种环境，因而产生不同的精神文化。“安息时代之文明，大率带恐怖天象之意，宗教之发达，速于科学；迷信之势力，强于道理。彼埃及人所拜之偶像，皆不作人形。”南美洲的秘鲁、中美洲的墨西哥以及印度都是如此。“及希腊之文明起，其所塑绘之群神，始为优美人类之形貌；其宗教始发于爱心，而非发于畏心。”由此“可见安息埃及之文明，使人与神之距离远： 希腊之文明，使人与神之距离近也。而希腊所以能为世界中科学之祖国者，实由于是。”就欧洲内部而言，“欧洲中火山地震等可怖之景，惟南部两半岛最多，即意大利与西班牙葡萄牙是也。而在今日之欧洲，其人民迷信最深、教会之势力最强者，惟此三国。且三国中，虽美术家最多，而大科学家不能出焉。此亦天然之景物与想象、理性之开发有关系一明证也。”[4](113-114)第八，亚洲文明进步缓慢与其地理环境有关。亚洲虽然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却进步甚缓，“其原因由于天然之境遇，所得过厚，其精神为天然力所制也。”[4](115)梁启超的 这些观点，在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中都可以找到源头。
二、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的运用和发挥
梁启超并非全盘照搬西方和日本学者的地理环境论，而是结合他对中外历史的认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柢，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梁启超运用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
梁启超对于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变迁表现出浓厚兴趣，称其是“最有兴味之事”。[3](4)梁启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特点，在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中国文明，何以不能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之文明，则以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耶山为之大障也。何以数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势，则长江为之天堑，而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发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于北方者其势常日伸，起于南方者其势常日壁，以寒带之人常悍烈，温带之人常文弱也。东北诸胡种，何以二余千年迭篡中夏，以其长于猎牧之地，常与天气及野兽战，仅得生存，故其性好战狠斗，又惯游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略；而中国民族之性质适与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国，何以即失其本性，同化于汉人，亦地质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发达甚早，则以幅员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结为团体，以自整理也。何以数千年蜷伏于君主专制政治之下，而民间曾不能自布国宪，亦以地太大，团体太散，交通不便，联结甚难，故一二枭雄之民贼，常得而操纵之也。何以不能伸权力于国外，则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给，非如古代之希腊、腓尼西亚，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国外之交通以为生活，故冒险远行之性质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与昔者常相反，则往时主动力者常在盘据平原之民族，近时主动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势，驱迫使然也。凡此诸端，无不一一与地理有极要之关系。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3](4-5）这段话反映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文明之间基本关系的认识，颇有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味道。
梁启超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文学（实指精神文化）、风俗、军事等方面的具体影响。
一是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梁启超首先从宏观上指出，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中华文明主要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和发展，“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而历代帝王也多建都在这两大江河流域，两者的地理环境差异造成建都风格的不同。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肪缓歌慢舞之观。”[4](78、81)
梁启超认为，大运河的开凿对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政治地位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隋代以前，幽燕之地的政治地位仅仅与蜀、闽、南粤相当，在全国政局中无足轻重。而其后数百年，则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转捩之机，皆在于运河。”大运河接通了黄河、长江两大河流，“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余年耳。而其结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趋繁盛，北京南京两大都，握全国之枢要，而吸其精华。”尽管尔后运河北段淤涸，燕京的政治地位却并未改变。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历史的积蕴；二是海运取 代了河运。“而燕齐吴浙闽越一气相属，燕乃建高瓴而注之也。”[4](83-84)
梁启超还论述了蜀、粤两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在政治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他认为，蜀、粤两地“稍具独立之资格。”四川位于长江上游，“其险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而其于进取不甚宜。”四川与云南结合在一起，构成“政治上一独立区域”。广东在历史上对全国政局虽然没有多大影响，但其位于珠江下游，“与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胜”，“五岭亘其北，以界于中原。”海岸线长度居各省之冠，近代以来成为中西交通的要道，“故广东包广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4](84)此后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多从这些地区发起，证明了梁启超的远见。
二是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别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文化上的风格和流派“千余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响，尤有彰明较著者。”“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4](84、86-87)首先，从哲学上看，南北环境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以先秦诸子论，“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到了汉代，虽然窦后文景笃好黄老，楚元王崇饰经师，也不能改变北方盛行儒学、南方崇尚道家的传统。宋明理学时代，“濂溪（周敦颐）南人，首倡心性，以穷理气之微；康节（邵雍）北人，好言象数，且多经世之想。伊川（程颐）之学，虽出濂溪，然北人也，故洛学面目亦稍变而倾于实行焉。关学者，北学之正宗也。横渠（张载）言理，颇重考实，于格致蕴奥，间有发明，其以理学提倡一世，犹孔荀之遗也。东莱（吕祖谦）继之，以网罗文献为讲学宗旨，纯然北人思想焉。陆王皆起于南，为中国千余年学界辟一新境，其直指本心，知行合一，蹊径自与北贤别矣。凡此者，皆受地理上特别之影。”[4](84-85)
其次， 古代经学、佛学、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也受到南北环境差异的影响。以经学论，两汉以后， 也“有南北之流别”。“当六朝时，北人最喜治‘三礼’；……南人最喜治《易》，常以《易》、《老》并称。” “同一经学， 而南北学风， 自有不同， 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4](85)就佛学而言，“隋唐之际，宗风极盛，天台、法相、华严三宗，号称教下三家，皆起于北。陈义闳深，说法博辩，而修证之法，一务实践。疏释之书，动辄汗牛，其学统与北朝经生颇相近似。惟禅宗独起于南，号称教外别传。……同一佛学，而宗派之差别若是，亦未始非地理之影响使然也。”[4](85-86)就词章而言，“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4](86)就艺术论，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也造成了书法、绘画、音乐的不同风格。“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囊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李将军之金碧山水，笔格遒劲，北宗之代表也；王摩诘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音乐亦然。……直至今日，西梆子腔与南昆曲，一则悲壮，一则靡曼，犹截然分南北两流。”[4](86)
梁启超认为，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唐代以前较为显著，唐代以后逐渐式微，其原因是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的联系。梁启超因而指出，“天行之力虽伟，而人治恒足以相胜。今日轮船是路之力，且将使东西五洲合一炉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区区南北之足云也。”[4](87)也就是说，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地理环境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小。
三是地理环境对中国风俗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风俗同样有南北差别，主要表现在“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梁启超注意到《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各地风俗的记载。他说，“古书中以地理言风俗者，莫善于《史记·货殖传》。”他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南北风俗的有关记载，称赞其“目光如炬”。梁启超指出，中国在地理上既有东西差别，又有南北差别，由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原因，中国在政治上虽然统一，“而民间社会风俗，华离破碎，殆如异国。此亦地势所不得不然者也。”[4](87-91)
四是地理环境对中国军事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自秦末以来历代起义及战乱所发生和割据的地区作了详细统计，发现淮河流域地区即“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为最能举事之地”，“自汉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于江河间之原野”。对于这种历史现象，梁启超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了其原因。他认为，上述地区之所以成为用兵之地，“虽有种种特别原因，不能尽以归诸地理”，但“地理为其一重要之主因”。具体说来，淮河流域“其东通海，其北界河，其南控江，其地理之适于开化，盖天然矣。”梁启超还将淮河流域与发生战事较多的其它地区作了比较，指出“幽并甘凉梁益之地，用之者虽多，而成之者实寡，”其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直隶割据起事虽多，未有能成者”，因为直隶是“布政之地，非用兵之地也”；“甘肃兴者不让直隶，然成就之率，更在其下，水利乏而不足以为通，不足以为继也”；“四川每天下有乱，则常独立，而其灭亡最后，”然而“蜀利保守而不利进取，地势实然也。”[4](98)
梁启超也谈到，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各地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以江南为例，“畴昔南北交通之运未盛，江南常足以自守。”“逮于晚近，则南北两文明，互发达，互和合，而趋于统一，非南混同于北，则北混同于南，事机与昔大殊矣。”南明与太平天国之败亡，“虽曰人谋之不臧，抑地势亦有不得不然者也。”[4](99)他认为，随着南方的开发，以前对全国大局无足轻重的地区，如湖南、浙江、福建、两广、云南等地，在未来的地位将会愈加重要。
在近代思想家中，梁启超并不是注意到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关系的唯一一人。章太炎就曾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派的不同风格，乾嘉考据学中的吴、皖二派之别，都与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关。然而，象梁启超这样全面、系统地论述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以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变化解释中国各地文明的不同特点及演变情况，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第二，梁启超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
首先，梁启超将中国与欧洲的地理环境作了比较，从中寻求欧洲诸国分立而中国倾向于统一的根源。他认为，欧洲之所以小国林立，乃是因其“山岭交错，纵横华离，于其间多开溪谷，为多数之小平原，其势自适于分立自治；”而中国“则莽莽三大河（按：指黄河、长江、珠江），万里磅礴，无边无涯，”为“天然大一统之国”。中国的人种、语言、文学、教义、风俗归于统一，“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4](77-78)
其次，梁启超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的地理环境，探讨中美民族性格差异及其原因之所在。他认为，河流的走向与气候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会对民族性格产生影响。“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则能连寒温热三带之地而一贯之，使种种之气候、种种之物产、种种之人情，互相调和，而利害不至于冲突。河流之向东西者反是，所经之区，同一气候，同一物产，同一人惰，故此河流与彼河流之间，往往各为风气。”中国的河流基本上是东西向的，而美国的河流则大多是南北向的，这就造成中美两大民族性格的不同。“故在美国则东西异尚，而常能均调；在中国则南北殊趋，而间起冲突，于一统之中，而精神有不能悉一统者存。皆此之由。”[4](78)
第三，梁启超介绍地理环境论的用意在于鼓励国人奋发图强。
梁启超在介绍地理环境论时，虽然也曾不加鉴别地引用西方学者的某些带有偏见的思想观点，包括西方中心史观，但他的本意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开启民智，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指出：“近世文明之所自出有四：一曰耶稣教，二曰罗马法，三曰希腊之文学哲学，四曰中国隋唐之文明。”以上四项除第二项外，都来自亚洲，因而“无亚细亚之文明，则欧罗巴之文明，终不可得见。”[4](114)梁启超对于中国地理环境和中华文明的热烈赞美，更反映出他的真实思想情感。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义，赞美中国之山间，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西方学者夸耀欧洲的地理环境而贬低其它地区不同，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他说，“我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岸，有绝大之沙漠。宜于耕，宜于牧，宜于虞，宜于渔，宜于工，宜于商。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3](4)伟大的中华文明就产生在这块土地上。浮田和民曾经谈到，对欧洲近代文明进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的三大发明罗盘针、火器、印刷术都来自亚洲：梁启超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三大发明欧洲人“实学之于阿拉伯，而阿拉伯人又学之于我中国者也。”[4](114)梁启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文明虽然暂时处于落后状态，但是“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彼欧洲本为文明难发生之地，而竟发生之，则吾亚洲虽为文明难进步之地，曷为不可以进步之。近来学术日明，人智日新，乃使亚细亚全洲，铁路遍布，电线如织，虽喜马拉耶之崇山，不能阻中国与印度之交通：虽比尔西亚之高原，不能塞印度内地与东西两洋之往来。亚细亚亦将为文明竞争之舞台矣。”[4](115-116)
人类的历史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展开的。历史的发展进化离不开地理条件。地理环境与人口、生产方式同样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部分，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地理环境的优劣，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而，梁启超等人在20世纪初引进地理环境论思想，以地理环境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其差异，肯定了客观物质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同时也蕴涵着不同地域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宝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对于以前的天意史观、神权史观、英雄史观等唯心史观无疑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
尽管梁启超在以地理环境具体解释中外历史和文明的变迁时，常有过甚其辞的毛病，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把梁启超看作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如前所述，梁启超与巴克尔一样，认为人类遵循与生物界环同的进化规律，人类进化的动力不仅有物质上的，而且有精神上的，人类的智识道德对其自身的进化和生存竞争的优劣胜败起决定作用。在具体论述汉代以后各地风俗的庭主变迁时，梁启超也主要是从人事的变化而不是地理环境中寻找其原因。[4](89-90)在其晚年的文章中，梁启超更加明确地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文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6](2)“谓物质的环境具万能力”仅“含有一部分真理”，地理环境不能解答一切问题，“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偶然悉昕环境所宰制。”[7](50-51)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影响历史进程的惟一因素；也不认为地理环境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而仅仅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这种情况，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多元论倾向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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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