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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30日至9月6日，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正式访问中国并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特鲁多此访是中国主办G20峰会期间接待的首起外国与会领导人顺访。他分别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举行了会谈，在北京、上海、杭州、香港四城市停留，整个行程政治与经济并重。
对于特鲁多此访，中加两国媒体都进行了大量报道，但关注重点和评价不大相同。中方的报道相对全面，聚焦两国关系积极面；加媒体则突出经济和人权议题，对此访褒贬不一。这种认知差异不仅反映了中加关系的复杂性，也凸显了特鲁多政府务实调整对华政策面临其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压力。可见，中加关系如要再上一层楼，仍需双方付出更多战略耐心与努力。
特鲁多政府有意重构中加战略关系
中加两国于1970年建交，当时加拿大的总理正是贾斯廷·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老特鲁多一直为促成两国建交而自豪。1997年，中加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进一步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商定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然而，受人权问题、经贸摩擦和司法个案影响，“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在哈珀政府时期被冷冻，一放就是十年。特鲁多此次访华，两国重申将致力于发展强劲、全面的战略关系。此次中加关系的回温能否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特鲁多政府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两国合作的有效性。
特鲁多访华期间，中加双方宣布了多达17项的重要合作进展。双方同意建立总理年度对话机制，这为两国进行及时有效的高层沟通提供了保障。加方决定正式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加拿大冲破面临的国内外阻力，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举措，加有望成为亚投行首个北美成员。中方同意加方在华增设七个签证申请中心，两国人文交流将进一步提速。中加建立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体现了双方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的积极态度。中加也同意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反映出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协调合作的现实需求。此外，双方还就油菜籽贸易纠纷达成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这些共识既体现了双方推动具体合作的务实精神，也着眼于对两国战略关系的整体构建，是深化中加长期稳定关系所急需的。
以经贸为主要发力点，再延展至全面关系，或许正是中加两国政府重构战略关系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9月1日，中加两国企业共同签署了56项、总价值12亿加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的商业合同与协议，算是给特鲁多访华之行准备的一份厚礼。特鲁多此次中国之行在北京的首场活动便是访问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上海参加了加中贸易理事会第38届年会晚宴并发表演讲，最后的日程则是参观香港加拿大商会，商务味道浓厚。正如特鲁多本人所说的，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深化加中关系，加强贸易和投资联系，以向加拿大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加拿大对华舆论仍在纠结
媒体是观察一国民意与社情的重要窗口。加拿大一些媒体在报道特鲁多此次访华时仍然带着西方式傲慢和偏见的惯性，总的是关注有余、评价不一，始终围绕着两个关键词——贸易和人权做文章。加拿大广播电台、环球邮报等主流媒体在每天的评论中必谈人权，还揪住加拿大公民凯文·高间谍案不放，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监督”特鲁多是否利用一切机会向中方表达加方在民主、公民安全、人权、言论自由等问题上的关切上。
这种报道倾向正是加拿大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摇摆性的真实写照。面对不断发展崛起的中国和日益强劲的中加经贸关系，加方始终对涉及价值观的问题难以释怀，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之间摇摆、纠结。而在两者的优先排序上，加国内一直分为“疏离”和“接触”两派。“疏离派”坚决主张对华政策应把维护加拿大崇奉的人权价值观置于首位，只有当“中国人权状况改善”后，加才能与中国开展紧密的经贸合作。“接触派”则主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加应通过经济合作、政治对话等多种途径发展对华关系，逐渐影响和改变中国。
传统上讲，自由党执政时，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以接触为主。而在过去十年的保守党党魁哈珀执政时期，加对华政策则比较疏离，在人权问题上不断指责中国。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以及中加经贸、人文交流的显著增长，“疏离”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目前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地、第三大游客来源国，赴加中国留学生仅在2015年就超12万，占在加学习的所有外国学生的1/3。
正因如此，特鲁多执政以来，加国内重启关于对华政策的广泛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接触派”的代表性观点反映在由多伦多大学教授杜博森（Wendy Dobson）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包义文（Paul Evans）联合发布的《加中关系的未来》研究报告中。该报告指出，加应当意识到中国是亚洲的区域中心和世界新兴秩序的中心，在承认加中两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差异性的基础上，与中国加强高层定期沟通和广泛合作，推动加国民众重新认识中国，获取民意对加对华政策调整的支持。该报告还主张，为保证本国利益的长久化，加还需参与亚太区域秩序的建立，只有亚太地区实现政治稳定，才能为加带来长久经济红利。
不可忽视的是，“疏离派”在加国内还有相当市场。不仅加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不会轻易改变，而且随着中国外交日益积极主动，加国内疑华虑华情绪也在增长，有可能迟滞特鲁多政府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加始终把对美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首要，这一点也无法改变。
推动中加关系需高度重视舆论工作
中加两国政府已就共同努力开辟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新局面达成共识，并且同意深化在能源、清洁技术、农业、基础设施、交通、金融服务以及创新、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下一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成为工作重点，至少中方态度是积极的。根据加拿大中国商业理事会的估算，一旦中加双边自贸协定达成，加将受益良多，到2030年将会增加77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同时为加提供25000个就业机会。未来中加能否建立自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国内的政治博弈和加政府的政治决心。
不过，中国仍需不断加强对加社会各界的工作，为中加关系发展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在此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笔者最近在加拿大访学期间，走访了一些智库、学者与议员，获得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加政治精英非常强调民意和舆情对本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力。他们认为，加拿大是个民主国家，政府决策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意愿。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近期所做调查显示，从2010年开始，加拿大民众的对华友好度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不少加拿大学者承认，加媒体对中国非常苛刻，在人权问题上更是不友好，而媒体往往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意。
特鲁多政府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为发展两国关系争取民意支持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特鲁多此次在上海发表演讲时表示，政府在维系和推动不同国家企业与人民互利往来的道路上发挥着基石般的稳定作用，而作为领导人更需要拿出智慧和远见，在关键时刻显示非凡魅力和勇气。希望这话不只是说说而已。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对于特鲁多此访，中加两国媒体都进行了大量报道，但关注重点和评价不大相同。中方的报道相对全面，聚焦两国关系积极面；加媒体则突出经济和人权议题，对此访褒贬不一。这种认知差异不仅反映了中加关系的复杂性，也凸显了特鲁多政府务实调整对华政策面临其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压力。可见，中加关系如要再上一层楼，仍需双方付出更多战略耐心与努力。
特鲁多政府有意重构中加战略关系
中加两国于1970年建交，当时加拿大的总理正是贾斯廷·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老特鲁多一直为促成两国建交而自豪。1997年，中加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进一步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商定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然而，受人权问题、经贸摩擦和司法个案影响，“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在哈珀政府时期被冷冻，一放就是十年。特鲁多此次访华，两国重申将致力于发展强劲、全面的战略关系。此次中加关系的回温能否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特鲁多政府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两国合作的有效性。
特鲁多访华期间，中加双方宣布了多达17项的重要合作进展。双方同意建立总理年度对话机制，这为两国进行及时有效的高层沟通提供了保障。加方决定正式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加拿大冲破面临的国内外阻力，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举措，加有望成为亚投行首个北美成员。中方同意加方在华增设七个签证申请中心，两国人文交流将进一步提速。中加建立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体现了双方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的积极态度。中加也同意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反映出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协调合作的现实需求。此外，双方还就油菜籽贸易纠纷达成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这些共识既体现了双方推动具体合作的务实精神，也着眼于对两国战略关系的整体构建，是深化中加长期稳定关系所急需的。
以经贸为主要发力点，再延展至全面关系，或许正是中加两国政府重构战略关系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9月1日，中加两国企业共同签署了56项、总价值12亿加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的商业合同与协议，算是给特鲁多访华之行准备的一份厚礼。特鲁多此次中国之行在北京的首场活动便是访问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上海参加了加中贸易理事会第38届年会晚宴并发表演讲，最后的日程则是参观香港加拿大商会，商务味道浓厚。正如特鲁多本人所说的，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深化加中关系，加强贸易和投资联系，以向加拿大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加拿大对华舆论仍在纠结
媒体是观察一国民意与社情的重要窗口。加拿大一些媒体在报道特鲁多此次访华时仍然带着西方式傲慢和偏见的惯性，总的是关注有余、评价不一，始终围绕着两个关键词——贸易和人权做文章。加拿大广播电台、环球邮报等主流媒体在每天的评论中必谈人权，还揪住加拿大公民凯文·高间谍案不放，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监督”特鲁多是否利用一切机会向中方表达加方在民主、公民安全、人权、言论自由等问题上的关切上。
这种报道倾向正是加拿大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摇摆性的真实写照。面对不断发展崛起的中国和日益强劲的中加经贸关系，加方始终对涉及价值观的问题难以释怀，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之间摇摆、纠结。而在两者的优先排序上，加国内一直分为“疏离”和“接触”两派。“疏离派”坚决主张对华政策应把维护加拿大崇奉的人权价值观置于首位，只有当“中国人权状况改善”后，加才能与中国开展紧密的经贸合作。“接触派”则主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加应通过经济合作、政治对话等多种途径发展对华关系，逐渐影响和改变中国。
传统上讲，自由党执政时，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以接触为主。而在过去十年的保守党党魁哈珀执政时期，加对华政策则比较疏离，在人权问题上不断指责中国。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以及中加经贸、人文交流的显著增长，“疏离”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目前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地、第三大游客来源国，赴加中国留学生仅在2015年就超12万，占在加学习的所有外国学生的1/3。
正因如此，特鲁多执政以来，加国内重启关于对华政策的广泛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接触派”的代表性观点反映在由多伦多大学教授杜博森（Wendy Dobson）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包义文（Paul Evans）联合发布的《加中关系的未来》研究报告中。该报告指出，加应当意识到中国是亚洲的区域中心和世界新兴秩序的中心，在承认加中两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差异性的基础上，与中国加强高层定期沟通和广泛合作，推动加国民众重新认识中国，获取民意对加对华政策调整的支持。该报告还主张，为保证本国利益的长久化，加还需参与亚太区域秩序的建立，只有亚太地区实现政治稳定，才能为加带来长久经济红利。
不可忽视的是，“疏离派”在加国内还有相当市场。不仅加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不会轻易改变，而且随着中国外交日益积极主动，加国内疑华虑华情绪也在增长，有可能迟滞特鲁多政府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加始终把对美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首要，这一点也无法改变。
推动中加关系需高度重视舆论工作
中加两国政府已就共同努力开辟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新局面达成共识，并且同意深化在能源、清洁技术、农业、基础设施、交通、金融服务以及创新、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下一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成为工作重点，至少中方态度是积极的。根据加拿大中国商业理事会的估算，一旦中加双边自贸协定达成，加将受益良多，到2030年将会增加77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同时为加提供25000个就业机会。未来中加能否建立自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国内的政治博弈和加政府的政治决心。
不过，中国仍需不断加强对加社会各界的工作，为中加关系发展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在此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笔者最近在加拿大访学期间，走访了一些智库、学者与议员，获得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加政治精英非常强调民意和舆情对本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力。他们认为，加拿大是个民主国家，政府决策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意愿。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近期所做调查显示，从2010年开始，加拿大民众的对华友好度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不少加拿大学者承认，加媒体对中国非常苛刻，在人权问题上更是不友好，而媒体往往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意。
特鲁多政府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为发展两国关系争取民意支持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特鲁多此次在上海发表演讲时表示，政府在维系和推动不同国家企业与人民互利往来的道路上发挥着基石般的稳定作用，而作为领导人更需要拿出智慧和远见，在关键时刻显示非凡魅力和勇气。希望这话不只是说说而已。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