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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博茨瓦纳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弗朗西斯敦则是博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城市，而仰加奎医院又是这座城市艾滋病人最密集的地方，该院90%以上的病人都是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
在这个堪称世界上艾滋病最猖獗的高危区，多年来活跃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国福建的援外医疗队员。他们远离祖国和亲人，直面艾滋病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惊人的勇气、精湛的医术、良好的职业道德，展示了特殊环境下中国“白衣天使”的独特风采，赢得了博政府、当地人民和广大患者的敬重。
艾滋病毒猛于虎
仰加奎医院是博茨瓦纳第二大医院，主要负责博北部地区疑难重症患者的治疗工作。这里目前共有19名中国医务工作者，他们是福建省1981年以来向博派出的第十批援外医疗队的一部分。医疗队另外23名队员在博首都哈博罗内玛丽娜公主医院工作。
与我国其他援外医疗队员不同的是，援博医疗队员们不仅为语言和工作上的压力所困扰，而且还要面对另一种更大的压力，那就是随时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虽说都是医务工作者，具有相当程度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出国前对博茨瓦纳的艾滋病疫情也有所了解，然而，一旦真正置身于仰加奎医院，几乎天天被艾滋病人包围时，队员们个个心里不免紧张。新来乍到时，许多人甚至不敢跟人握手，有的人至今从不使用医院的厕所。
队员们的心理压力更多地源自与患者不可避免的直接接触。这些队员分布在普外科、神经外科、眼科、耳鼻喉科、针灸科等全院几乎所有科室，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血液或体液发生接触在所难免，被沾染了艾滋病毒阳性病人血液的医疗器械刺破皮肤、患者血液溅到眼里的事故防不胜防。众所周知，血液传播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作为医护人员，他们更清楚，通过医疗器械接触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为千分之三。而两年多来，在仰加奎医院工作的19名队员中，绝大多数都曾被医疗器械刺伤过，有的甚至被刺多次。这在队员们心理上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由于艾滋病使人体免疫力急剧下降，患者常患上结核病等并发症。在仰加奎医院，结核病人十分常见，这对医护人员的健康形成了新的威胁。在该院工作的两名古巴医务人员就因此感染了结核病，其中一名男护士因患脑结核而不幸变成了痴呆。
队长蒋忠实说：“在这里，结核病还是次要的，艾滋病毒猛于虎。队员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天天担心感染艾滋病。”
令人敬佩的是，队员们承受住了这种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坚守岗位，救死扶伤，没有一人在艾滋病魔前退缩过。“援外医疗队员的使命、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不允许我们退缩。”蒋忠实说。
“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我就不回国了”
2003年元月22日，是来自福建省永定县医院的普外科医生卢春茂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为一位携带艾滋病毒的急腹症患者做手术，在安放引流管时不慎被探针刺伤手指，成为医疗队中第一个被接触过艾滋病毒阳性病人的器械扎伤的队员。他知道这意味着可怕的艾滋病毒可能已经通过创口进入自己体内。看着鲜红的血液从伤口渗出，他顿时脑子一片空白，眼泪夺眶而出，丝毫没有感到疼痛。
“我事先知道病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完全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我。”一年多后谈起当时的情形，他仍然感到后怕。
片刻后，卢春茂恢复了镇静，对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然后接着把手术做完。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他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他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满脑子都是感染了艾滋病后的种种可怕情景。“我当时想到了妻子，还有12岁的儿子，万一感染了艾滋病，我怎么面对他们呀？”他说。
这一个月，他连续服用抗艾滋病药物。他知道，这种药物并无确切特效，而且，服药期间，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反应：头晕，恶心，全身乏力。反应越严重，他越觉得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度沮丧到了极点。
“那些日子，我只能用‘几率那么小，不会轮到我头上’的想法来宽慰自己。”卢春茂说，队友们的开导和照料也给了他极大安慰，使他终于挺了过来。
按常规，三个月后要去进行艾滋病毒测试，但卢春茂心有余悸，不敢去。直到一年后，回国休假的日子临近，才不得不去接受检测。“等待结果时，我一直在想，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我就不回国了。”他说：“好在结果是阴性，我一下子从痛苦的深渊登上了狂喜的巅峰，就像刚从死亡线上被挽救回来一样。”
在心理上备受死亡煎熬的卢春茂并没有因此而耽误工作，相反，他克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坚持正常上班。由于他热情、耐心，手术做得细致，许多患者点名要他治疗。
“我准备面对任何结果”
2002年12月26日，医疗队部分队员外出途中遭遇车祸，两名队员不幸遇难，六人重伤，其中最严重的是当时的医疗队队长徐法松。他身体多部位严重创伤，内脏大出血，生命垂危，急需输血，而事发地离最近的城市有几百公里。我驻博大使林迪夫果断决定向博方租用急救飞机，及时将血浆送到现场，才挽回了他的生命。他后来被送回国内，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才得以逐渐康复。
徐法松是厦门市中山医院眼科主任，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三十多篇论文，现任多家杂志的编委或常务编委。在博茨瓦纳，他每天要与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近距离接触，队友们常常开玩笑说他天天跟艾滋病人“间接接吻”。车祸受伤后，他完全有理由提出留在国内，远离艾滋病的滋扰，但他去年毅然返回了博茨瓦纳。他说：“一个人应该信守对国家的承诺。我应该再来，把这件事情做完、做好。这也是对自己的磨练。”
返回博茨瓦纳不久，在车祸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徐法松再次面临严峻考验。2004年8月3日，他在为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做角膜异物剔除手术时，不慎被接触过该患者的针头扎破手指。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异常冷静，迅速用力挤压创口，尽量使可能存在的艾滋病毒随血液排出体外，并用酒精消毒，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给病人做手术。
徐法松已服用了一个疗程的抗艾滋病药物，将在2004年12月份接受复查。结果只有两种可能：阴性或阳性。
“我准备面对任何结果。”他迎着记者担忧的眼神，平静地说。
小小银针显神威
来自福州市第七医院的方越秀是队员中惟一的中医医生，其针灸技术在弗朗西斯敦声名远播，就连所在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慕名而来，排着队等候她的诊治。
医院手术室护士长患有周期性偏头痛，在内科治疗了几年，一直未见好转，痛苦不堪。后来，她试着让方越秀用针灸治疗。没想到，方医生只做了四次针灸，就治愈了她的顽疾。她对中国针灸大加赞扬，经她一传播，方医生的名声更大了，求医者接踵而至。有的要求用针灸减肥，还有人要用针灸戒烟，在他们眼中，这位外表柔弱的中国女医生简直无所不能。
艾滋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痛等神经系统疼痛是当地常见的疑难病。对这些病痛，方越秀的银针也有奇特疗效。当地一对患有艾滋病的夫妇，一边服用政府免费提供的抗艾滋病药物，一边接受她的针灸治疗。经过几次针灸，疼痛明显缓解。
一位在当地行医的英国医生得知后，主动上门，要求跟方医生合作，探讨中医在治疗艾滋病方面的作用。
快人快语的方医生说：“虽然这里环境艰苦，但能为非洲人民解除病痛，同时又能传播祖国的传统医学，作为一名中医，我真地感到自豪。”
中国医生一个顶仨
博茨瓦纳医护人员严重短缺，仰加奎医院也不例外。在这里，中国医生成了许多科的栋梁，像方越秀这样一个中国医生撑起一个科的现象并非个别。
来自厦门市中山医院的杨芳裕就是仰加奎医院神经外科惟一的医生。他一人至少承担了3个人的工作量。就在记者采访他的当天下午，他就收到了医院的25个传呼，或要求接诊病人，或要求解答病人的问题，忙得他焦头烂额。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医生的到来，使仰加奎医院神经外科医疗水平显著提高。以往，神经外科的大病一律要转往南非治疗，现在这种状况已得到根本改变。不仅如此，杨芳裕还成功地完成了天幕脑膜瘤全切除手术、脑室内肿瘤全切除手术等多项高难度手术，受到院方的称道。
来自福州市第二医院的张碧清医生更是仰加奎医院不可或缺的人物。这里的B超、CT和普通放射科3个科室总共只有他一个医生。他一年365天上班，下班后也随叫随到，忙的时候，每天要在技术人员协助下处理普通放射及各种造影一百多份，不停地在几个科室之间穿梭。2004年上半年，他回国休假的两个月期间，这3个科室因无医生出具报告单，均无法正常运转。
张碧清是医疗队副队长，负责驻仰加奎医院医疗点的工作。他说：“我们是国家派来的，医院也离不开我们，所以，再苦再累也是应该的。”
仰加奎医院院长马占尼把张碧清当作该院医生的典范。每当有人抱怨值班过多、工作辛苦时，他就让抱怨者去跟张碧清比一比。
苦中亦有乐
艾滋病的威胁、超负荷的工作、清苦的生活、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孤寂，这一切并不是援博医疗队员们异域人生的全部内容。相反，苦中亦有乐。他们时时体验着承担重要使命的神圣感、创造工作业绩的成就感和提高业务水平的充实感。
仰加奎医院的中国医疗队员们大多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国内时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来到博茨瓦纳后，人人独当一面，实践机会增多，操作能力明显提高。38岁的杨芳裕不久前为一位73岁的女患者做了大脑凸面脑膜瘤手术，不仅干净利落地摘除了肿瘤，而且病人的蛛网膜无丝毫破损。而一般情况下，此类手术或多或少都会损伤蛛网膜。他说，这次手术成功主要是因为自己在这里多次主刀，经验越来越丰富。
当地还有许多国内少见的病例，是医学研究的难得素材。队员们个个都是有心人，工作之余，收集素材，刻苦钻研，屡有收获。如艾滋病并发症、先天性脑畸形等，都是队员们探索的重点。他们已撰写了一些业务文章，陆续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
队员们还承担了教学任务，经常为当地医生举办讲座。
仰加奎医院院长马占尼对中国医生们的高超医术和敬业精神赞不绝口。他对记者说：“中国医生都是专家。我们这里很容易招到普通医生，但不容易聘请到像这些中国医生一样既高明又敬业的专家。”
在这个堪称世界上艾滋病最猖獗的高危区，多年来活跃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国福建的援外医疗队员。他们远离祖国和亲人，直面艾滋病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惊人的勇气、精湛的医术、良好的职业道德，展示了特殊环境下中国“白衣天使”的独特风采，赢得了博政府、当地人民和广大患者的敬重。
艾滋病毒猛于虎
仰加奎医院是博茨瓦纳第二大医院，主要负责博北部地区疑难重症患者的治疗工作。这里目前共有19名中国医务工作者，他们是福建省1981年以来向博派出的第十批援外医疗队的一部分。医疗队另外23名队员在博首都哈博罗内玛丽娜公主医院工作。
与我国其他援外医疗队员不同的是，援博医疗队员们不仅为语言和工作上的压力所困扰，而且还要面对另一种更大的压力，那就是随时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虽说都是医务工作者，具有相当程度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出国前对博茨瓦纳的艾滋病疫情也有所了解，然而，一旦真正置身于仰加奎医院，几乎天天被艾滋病人包围时，队员们个个心里不免紧张。新来乍到时，许多人甚至不敢跟人握手，有的人至今从不使用医院的厕所。
队员们的心理压力更多地源自与患者不可避免的直接接触。这些队员分布在普外科、神经外科、眼科、耳鼻喉科、针灸科等全院几乎所有科室，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血液或体液发生接触在所难免，被沾染了艾滋病毒阳性病人血液的医疗器械刺破皮肤、患者血液溅到眼里的事故防不胜防。众所周知，血液传播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作为医护人员，他们更清楚，通过医疗器械接触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为千分之三。而两年多来，在仰加奎医院工作的19名队员中，绝大多数都曾被医疗器械刺伤过，有的甚至被刺多次。这在队员们心理上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由于艾滋病使人体免疫力急剧下降，患者常患上结核病等并发症。在仰加奎医院，结核病人十分常见，这对医护人员的健康形成了新的威胁。在该院工作的两名古巴医务人员就因此感染了结核病，其中一名男护士因患脑结核而不幸变成了痴呆。
队长蒋忠实说：“在这里，结核病还是次要的，艾滋病毒猛于虎。队员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天天担心感染艾滋病。”
令人敬佩的是，队员们承受住了这种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坚守岗位，救死扶伤，没有一人在艾滋病魔前退缩过。“援外医疗队员的使命、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不允许我们退缩。”蒋忠实说。
“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我就不回国了”
2003年元月22日，是来自福建省永定县医院的普外科医生卢春茂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为一位携带艾滋病毒的急腹症患者做手术，在安放引流管时不慎被探针刺伤手指，成为医疗队中第一个被接触过艾滋病毒阳性病人的器械扎伤的队员。他知道这意味着可怕的艾滋病毒可能已经通过创口进入自己体内。看着鲜红的血液从伤口渗出，他顿时脑子一片空白，眼泪夺眶而出，丝毫没有感到疼痛。
“我事先知道病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完全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我。”一年多后谈起当时的情形，他仍然感到后怕。
片刻后，卢春茂恢复了镇静，对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然后接着把手术做完。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他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他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满脑子都是感染了艾滋病后的种种可怕情景。“我当时想到了妻子，还有12岁的儿子，万一感染了艾滋病，我怎么面对他们呀？”他说。
这一个月，他连续服用抗艾滋病药物。他知道，这种药物并无确切特效，而且，服药期间，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反应：头晕，恶心，全身乏力。反应越严重，他越觉得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度沮丧到了极点。
“那些日子，我只能用‘几率那么小，不会轮到我头上’的想法来宽慰自己。”卢春茂说，队友们的开导和照料也给了他极大安慰，使他终于挺了过来。
按常规，三个月后要去进行艾滋病毒测试，但卢春茂心有余悸，不敢去。直到一年后，回国休假的日子临近，才不得不去接受检测。“等待结果时，我一直在想，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我就不回国了。”他说：“好在结果是阴性，我一下子从痛苦的深渊登上了狂喜的巅峰，就像刚从死亡线上被挽救回来一样。”
在心理上备受死亡煎熬的卢春茂并没有因此而耽误工作，相反，他克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坚持正常上班。由于他热情、耐心，手术做得细致，许多患者点名要他治疗。
“我准备面对任何结果”
2002年12月26日，医疗队部分队员外出途中遭遇车祸，两名队员不幸遇难，六人重伤，其中最严重的是当时的医疗队队长徐法松。他身体多部位严重创伤，内脏大出血，生命垂危，急需输血，而事发地离最近的城市有几百公里。我驻博大使林迪夫果断决定向博方租用急救飞机，及时将血浆送到现场，才挽回了他的生命。他后来被送回国内，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才得以逐渐康复。
徐法松是厦门市中山医院眼科主任，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三十多篇论文，现任多家杂志的编委或常务编委。在博茨瓦纳，他每天要与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近距离接触，队友们常常开玩笑说他天天跟艾滋病人“间接接吻”。车祸受伤后，他完全有理由提出留在国内，远离艾滋病的滋扰，但他去年毅然返回了博茨瓦纳。他说：“一个人应该信守对国家的承诺。我应该再来，把这件事情做完、做好。这也是对自己的磨练。”
返回博茨瓦纳不久，在车祸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徐法松再次面临严峻考验。2004年8月3日，他在为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做角膜异物剔除手术时，不慎被接触过该患者的针头扎破手指。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异常冷静，迅速用力挤压创口，尽量使可能存在的艾滋病毒随血液排出体外，并用酒精消毒，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给病人做手术。
徐法松已服用了一个疗程的抗艾滋病药物，将在2004年12月份接受复查。结果只有两种可能：阴性或阳性。
“我准备面对任何结果。”他迎着记者担忧的眼神，平静地说。
小小银针显神威
来自福州市第七医院的方越秀是队员中惟一的中医医生，其针灸技术在弗朗西斯敦声名远播，就连所在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慕名而来，排着队等候她的诊治。
医院手术室护士长患有周期性偏头痛，在内科治疗了几年，一直未见好转，痛苦不堪。后来，她试着让方越秀用针灸治疗。没想到，方医生只做了四次针灸，就治愈了她的顽疾。她对中国针灸大加赞扬，经她一传播，方医生的名声更大了，求医者接踵而至。有的要求用针灸减肥，还有人要用针灸戒烟，在他们眼中，这位外表柔弱的中国女医生简直无所不能。
艾滋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痛等神经系统疼痛是当地常见的疑难病。对这些病痛，方越秀的银针也有奇特疗效。当地一对患有艾滋病的夫妇，一边服用政府免费提供的抗艾滋病药物，一边接受她的针灸治疗。经过几次针灸，疼痛明显缓解。
一位在当地行医的英国医生得知后，主动上门，要求跟方医生合作，探讨中医在治疗艾滋病方面的作用。
快人快语的方医生说：“虽然这里环境艰苦，但能为非洲人民解除病痛，同时又能传播祖国的传统医学，作为一名中医，我真地感到自豪。”
中国医生一个顶仨
博茨瓦纳医护人员严重短缺，仰加奎医院也不例外。在这里，中国医生成了许多科的栋梁，像方越秀这样一个中国医生撑起一个科的现象并非个别。
来自厦门市中山医院的杨芳裕就是仰加奎医院神经外科惟一的医生。他一人至少承担了3个人的工作量。就在记者采访他的当天下午，他就收到了医院的25个传呼，或要求接诊病人，或要求解答病人的问题，忙得他焦头烂额。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医生的到来，使仰加奎医院神经外科医疗水平显著提高。以往，神经外科的大病一律要转往南非治疗，现在这种状况已得到根本改变。不仅如此，杨芳裕还成功地完成了天幕脑膜瘤全切除手术、脑室内肿瘤全切除手术等多项高难度手术，受到院方的称道。
来自福州市第二医院的张碧清医生更是仰加奎医院不可或缺的人物。这里的B超、CT和普通放射科3个科室总共只有他一个医生。他一年365天上班，下班后也随叫随到，忙的时候，每天要在技术人员协助下处理普通放射及各种造影一百多份，不停地在几个科室之间穿梭。2004年上半年，他回国休假的两个月期间，这3个科室因无医生出具报告单，均无法正常运转。
张碧清是医疗队副队长，负责驻仰加奎医院医疗点的工作。他说：“我们是国家派来的，医院也离不开我们，所以，再苦再累也是应该的。”
仰加奎医院院长马占尼把张碧清当作该院医生的典范。每当有人抱怨值班过多、工作辛苦时，他就让抱怨者去跟张碧清比一比。
苦中亦有乐
艾滋病的威胁、超负荷的工作、清苦的生活、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孤寂，这一切并不是援博医疗队员们异域人生的全部内容。相反，苦中亦有乐。他们时时体验着承担重要使命的神圣感、创造工作业绩的成就感和提高业务水平的充实感。
仰加奎医院的中国医疗队员们大多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国内时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来到博茨瓦纳后，人人独当一面，实践机会增多，操作能力明显提高。38岁的杨芳裕不久前为一位73岁的女患者做了大脑凸面脑膜瘤手术，不仅干净利落地摘除了肿瘤，而且病人的蛛网膜无丝毫破损。而一般情况下，此类手术或多或少都会损伤蛛网膜。他说，这次手术成功主要是因为自己在这里多次主刀，经验越来越丰富。
当地还有许多国内少见的病例，是医学研究的难得素材。队员们个个都是有心人，工作之余，收集素材，刻苦钻研，屡有收获。如艾滋病并发症、先天性脑畸形等，都是队员们探索的重点。他们已撰写了一些业务文章，陆续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
队员们还承担了教学任务，经常为当地医生举办讲座。
仰加奎医院院长马占尼对中国医生们的高超医术和敬业精神赞不绝口。他对记者说：“中国医生都是专家。我们这里很容易招到普通医生，但不容易聘请到像这些中国医生一样既高明又敬业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