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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户人家》是部创作于40多年前,于今年刚刚在大陆出版的小说。作者董时进,真正的身份却是农学家。他的小说自然也与农业有关。他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思考,以现代的人的眼光来看,几可称其为先知。
董时进生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1900),卒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前一年(1984)。重庆垫江是他的故乡,1950年后他辗转赴美,直至去世。据他的儿子董保中说,大陆开放后,他两次回乡,念兹在兹,忘不了祖籍的山水。
这部小说的重新问世,使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位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董时进比中国现代稻作耆宿丁颖小一轮,两人却同年(1924)分别于康奈尔大学(董)和东京帝国大学(丁)拿到博士学位。董毕业后转赴欧洲考察,1925年归国。五年后,长他5岁的中国现代小麦种植奠基人金宝善,刚刚踏上赴康奈尔留学之路。
1949年,大陆时局甫变。董、丁、金皆留大陆。同年底,董上书毛,劝阻土改,不果,次年转道香港,随后去国赴美。
作为知识人的董时进,曾加入民盟,1945年因不满民盟的三农主张,退出民盟。1947年元月《中华民国宪法》颁布,组党自由,董创建中国农民党,当选主席。两年后该党被解散,恐与董的三农主张有关。
董还写了另一本小说《阿宝护牛记》。从有关介绍文字中,读者大概猜得出董写小说的真实意图——以曲折委婉方式,继续表达自己的三农主张。
他关于中国农业的主张,以现代人眼光回溯,几可称为先知。只是这位先知,寂寞了太久。
1981年,《两户人家》在台湾出版。此时台湾早用和平方式完成土改,大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如火如荼。董的作品,大陆读者不知道,于台湾现实,亦过时甚久。先知的寂寞,可想而知。2012年5月,经友人协助,作品终于在出世后四十余年,登陆大陆中国。此时大陆中国的三农问题,与董先知般的见解,又渐行渐远——虽然始于1980年的大陆中国农业改革,走的正是董当年指出的农改道路。
可先知的洞见,永远不会过时。先知在等待再次出山的日子。
读罢该作,对照作者一系列有关三农的洞见,你会觉得,先知无甚高明,生于、长于土地而已。是的,作品中,源于作者原型的董可生,的确来自土地——地球仪上未必找得到的川东垫江母安(今武安)天星桥,祖辈两代务农,靠勤劳用功。买地置产,日子过得颇为殷实。即使在当年,这样的农家,在大陆中国,占有相当比例。眼界高远。倾全力送子出川上学,甚而远赴东洋西洋者,亦非个别。但只有本书作者,历史关键时刻,挺身直言,道出大陆中国三农真相:三农问题根源,非土地分配不均也,人多地少是也,解決剩余劳动力。出路在优生优育,通过工业化大规模转移。
看似平常道理,实质具有颠覆性,当局者岂能容忍?
先知就是早一般人认识真相,并敢于说出真相的人。董时进不仅来自土地,对土地有一种宿命般的情怀,且有着基于此般情怀又超越它的强大动力。这动力来自他幼年所见祖母买地体验,来自垫江与美国距离、观感之间形成的张力,来自知识人与执权柄者出于不同理念对同一土地的认知差异……近现代化,改变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人文生态,个人愈发显得渺小,随波逐流者众,而知识人非同普通个人,即使后知后觉,亦远胜于绝大多数的不知不觉者,在道理与真相面前,该取何种姿态,至为关键。
生于土地,心系土地,但超越土地者,是为先知。
董时进生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1900),卒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前一年(1984)。重庆垫江是他的故乡,1950年后他辗转赴美,直至去世。据他的儿子董保中说,大陆开放后,他两次回乡,念兹在兹,忘不了祖籍的山水。
这部小说的重新问世,使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位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董时进比中国现代稻作耆宿丁颖小一轮,两人却同年(1924)分别于康奈尔大学(董)和东京帝国大学(丁)拿到博士学位。董毕业后转赴欧洲考察,1925年归国。五年后,长他5岁的中国现代小麦种植奠基人金宝善,刚刚踏上赴康奈尔留学之路。
1949年,大陆时局甫变。董、丁、金皆留大陆。同年底,董上书毛,劝阻土改,不果,次年转道香港,随后去国赴美。
作为知识人的董时进,曾加入民盟,1945年因不满民盟的三农主张,退出民盟。1947年元月《中华民国宪法》颁布,组党自由,董创建中国农民党,当选主席。两年后该党被解散,恐与董的三农主张有关。
董还写了另一本小说《阿宝护牛记》。从有关介绍文字中,读者大概猜得出董写小说的真实意图——以曲折委婉方式,继续表达自己的三农主张。
他关于中国农业的主张,以现代人眼光回溯,几可称为先知。只是这位先知,寂寞了太久。
1981年,《两户人家》在台湾出版。此时台湾早用和平方式完成土改,大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如火如荼。董的作品,大陆读者不知道,于台湾现实,亦过时甚久。先知的寂寞,可想而知。2012年5月,经友人协助,作品终于在出世后四十余年,登陆大陆中国。此时大陆中国的三农问题,与董先知般的见解,又渐行渐远——虽然始于1980年的大陆中国农业改革,走的正是董当年指出的农改道路。
可先知的洞见,永远不会过时。先知在等待再次出山的日子。
读罢该作,对照作者一系列有关三农的洞见,你会觉得,先知无甚高明,生于、长于土地而已。是的,作品中,源于作者原型的董可生,的确来自土地——地球仪上未必找得到的川东垫江母安(今武安)天星桥,祖辈两代务农,靠勤劳用功。买地置产,日子过得颇为殷实。即使在当年,这样的农家,在大陆中国,占有相当比例。眼界高远。倾全力送子出川上学,甚而远赴东洋西洋者,亦非个别。但只有本书作者,历史关键时刻,挺身直言,道出大陆中国三农真相:三农问题根源,非土地分配不均也,人多地少是也,解決剩余劳动力。出路在优生优育,通过工业化大规模转移。
看似平常道理,实质具有颠覆性,当局者岂能容忍?
先知就是早一般人认识真相,并敢于说出真相的人。董时进不仅来自土地,对土地有一种宿命般的情怀,且有着基于此般情怀又超越它的强大动力。这动力来自他幼年所见祖母买地体验,来自垫江与美国距离、观感之间形成的张力,来自知识人与执权柄者出于不同理念对同一土地的认知差异……近现代化,改变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人文生态,个人愈发显得渺小,随波逐流者众,而知识人非同普通个人,即使后知后觉,亦远胜于绝大多数的不知不觉者,在道理与真相面前,该取何种姿态,至为关键。
生于土地,心系土地,但超越土地者,是为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