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户人家》是部创作于40多年前，于今年刚刚在大陆出版的小说。作者董时进，真正的身份却是农学家。他的小说自然也与农业有关。他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思考，以现代的人的眼光来看，几可称其为先知。
　　董时进生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1900），卒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前一年（1984）。重庆垫江是他的故乡，1950年后他辗转赴美，直至去世。据他的儿子董保中说，大陆开放后，他两次回乡，念兹在兹，忘不了祖籍的山水。
　　这部小说的重新问世，使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位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董时进比中国现代稻作耆宿丁颖小一轮，两人却同年（1924）分别于康奈尔大学（董）和东京帝国大学（丁）拿到博士学位。董毕业后转赴欧洲考察，1925年归国。五年后，长他5岁的中国现代小麦种植奠基人金宝善，刚刚踏上赴康奈尔留学之路。
　　1949年，大陆时局甫变。董、丁、金皆留大陆。同年底，董上书毛，劝阻土改，不果，次年转道香港，随后去国赴美。
　　作为知识人的董时进，曾加入民盟，1945年因不满民盟的三农主张，退出民盟。1947年元月《中华民国宪法》颁布，组党自由，董创建中国农民党，当选主席。两年后该党被解散，恐与董的三农主张有关。
　　董还写了另一本小说《阿宝护牛记》。从有关介绍文字中，读者大概猜得出董写小说的真实意图——以曲折委婉方式，继续表达自己的三农主张。
　　他关于中国农业的主张，以现代人眼光回溯，几可称为先知。只是这位先知，寂寞了太久。
　　1981年，《两户人家》在台湾出版。此时台湾早用和平方式完成土改，大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如火如荼。董的作品，大陆读者不知道，于台湾现实，亦过时甚久。先知的寂寞，可想而知。2012年5月，经友人协助，作品终于在出世后四十余年，登陆大陆中国。此时大陆中国的三农问题，与董先知般的见解，又渐行渐远——虽然始于1980年的大陆中国农业改革，走的正是董当年指出的农改道路。
　　可先知的洞见，永远不会过时。先知在等待再次出山的日子。
　　读罢该作，对照作者一系列有关三农的洞见，你会觉得，先知无甚高明，生于、长于土地而已。是的，作品中，源于作者原型的董可生，的确来自土地——地球仪上未必找得到的川东垫江母安（今武安）天星桥，祖辈两代务农，靠勤劳用功。买地置产，日子过得颇为殷实。即使在当年，这样的农家，在大陆中国，占有相当比例。眼界高远。倾全力送子出川上学，甚而远赴东洋西洋者，亦非个别。但只有本书作者，历史关键时刻，挺身直言，道出大陆中国三农真相：三农问题根源，非土地分配不均也，人多地少是也，解決剩余劳动力。出路在优生优育，通过工业化大规模转移。
　　看似平常道理，实质具有颠覆性，当局者岂能容忍？
　　先知就是早一般人认识真相，并敢于说出真相的人。董时进不仅来自土地，对土地有一种宿命般的情怀，且有着基于此般情怀又超越它的强大动力。这动力来自他幼年所见祖母买地体验，来自垫江与美国距离、观感之间形成的张力，来自知识人与执权柄者出于不同理念对同一土地的认知差异……近现代化，改变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人文生态，个人愈发显得渺小，随波逐流者众，而知识人非同普通个人，即使后知后觉，亦远胜于绝大多数的不知不觉者，在道理与真相面前，该取何种姿态，至为关键。
　　生于土地，心系土地，但超越土地者，是为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