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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介绍,全国现有0~3岁的婴幼儿4200万左右。据调查,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但现在的实际入托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很大。
5.5%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哪些问题?三孩政策落地,托育服务该如何补上短板?
01
入托意愿集中在城市,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
为了解决两岁的女儿看护问题,刘美换了工作,进入了工作时间更具弹性的保险行业。“我不愿意让老人看小孩,方面怕累着他们,另一方面,祖辈看护容易溺爱小孩。”
隔代在教育理念存在差异。经过番对比后,刘美顺利地把两岁半的女儿送进了一家托育机构。除了需要早晚按时接送,她还可以安心上班。
和刘美不一样,孙茜没有选择。孙茜和丈夫在北京上班,老家都在陕西,公婆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肯从外地过来。“孩子才两岁,两人平时上班忙,都还有夜班,孩子的看护问题一直让人头疼。”
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父母,与孙茜或者刘美,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2019年根据对13个城市入托供需的调研显示,近七成的家庭有入托意愿。这种意愿,在大城市特别明显。”
即便在不同城市,入托的供需状况也不平衡。
按照测算,要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千人托位数4.5个的目标值,深圳到2025年要提供约8.5万个托位。目前,缺口达6.7万个。
而在郑州市不仅托位完全满足需求,且有大量空余。2020年,郑州市卫健委回复市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截至2019年底郑州市收0至3岁儿童的托育机构共26l家,共有托位20219个,实收幼儿11269人。托位空余近1万个。
5.5%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数据来说,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2016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中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3.2%。有10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丹麦达到了 61.8%,比利时、冰岛、法国、以色列、 荷兰、挪威等国家也接近60%。
“在3岁以下儿童入托问题上,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玲艳介绍,对0~3岁的儿童而言,家庭是其主要的生活场所,父母是儿童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大量研究证明,一方面,过早地送入托育机构,会对孩子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积极的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能够对儿童发展产生正向作用,尤其是主要照料者与儿童形成的亲密的一对一关系,很难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获得。“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讲,2至3岁的入托需求更大,应该重点关注这- 年龄段的入托需求。”
02
月收费过万元,托育教师培养存缺口
目前,市面上提供的托育服务,主要是专门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部分早教班。在经营形式上,主要以民办为主,公办幼儿园中鲜有托育服务。
北京专门的托育机构收费约为7000元一个月,如果能有户外活动场所,价格还将上浮3000元,达到一个月1万元。上海、南京、成都等地民办托育机构的收费,也保持在这个水平。
托育支出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昂的收费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3000~4000元是比较符合我预期的,有些托育机构通过宣传噱头和卖点,动辄收费七八千元,令人难以接受。”家住江苏盐城的家长马进同表示。
还有一些托育机构栖身于商场里,宣传照片上“科学育儿”“精品小班”“外教教学”指向的是,“关注关键期幼儿大脑的健康发育与功能发展”。
“孩子入学前,我们会进行多维平衡测评,全方位考查感觉统合能力。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各种敏感期,学会表达和控制情绪。”海淀一家日托早教主讲老师介绍,“这些都不是家庭托育所能提供的。”
在价格相对较高的托班中,均含有外教课程。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有外教,收费档次就能提高不少。因此,很多托育机构都很乐意邀请外教加盟,但背后掩盖的是一本难以算清的成本账”
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个谜。
“成本核算非常重要,但要计算出真实的成本也是有难度的。”王玲艳介绍,通常意义上来讲,托育机构的成本主要有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在大城市来说,房租成本过高,推动了价格处于高位。但是,从业人员的待遇并不高。“目前,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质量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也限制了待遇水平。这也说明了,托育機构教师人才培养存在大量缺口。
托育机构的价格到底多少才能符合家长的期待?王玲艳介绍:“合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从家长的实际需求情况来讲,绝大多数家长需要的就是收费合理,质量有基本保障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截至目前,全国和各地的实施中对‘普惠’的认定标准和收费指导价并未达成统一共识,即便是实施多年的普惠性幼儿园各地标准也不一样。”洪秀敏表示。
03
就近普惠托育最受欢迎,但并非唯一选择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出台后,市场反应明显。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在业、存续的“托育”相关企业3.3万家。2019年之前,托育相关企业注册量增长缓慢,2020年新增企业1.2万余家,同比增长237%,这一数据大幅超过过去十年注册量的总和。
在新闻发布会上,杨文庄还介绍,截至2021年6月30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系统里,已有4000多家机构通过了备案,目前还有1万多家正积极申请。
在上海,公立幼儿园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托班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上海的公共服务发展较早,加之出生人口逐年走低,原本普惠制幼儿园的学位出现了空余。洪秀敏建议:“各地应及时调研和预判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托育服务类型、年龄、内容、形式、价格、距离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与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增强按需供给、有效供给,在持续扩大托育供给总量的同时,着力发展就近普惠托育。”
“在入托意愿和实际入托行为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距离远和收费高固然是影响因素,但比这二者更重要的是,40%以上的家长,更关心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能否让人放心。”洪秀敏表示。
“面对入托的多样选择来说,家长们对公立幼儿园开办的托班最为满意。矛盾在于,在提供托育服务中,公立幼儿园数量占比较小。”王玲艳坦言,一个现实情况是,在大部分地区,公立幼儿园并未被准许开放招收3岁以下幼儿。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主要目标,依然集中在实现3至6岁的儿童入园。
“建立和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是政策导向,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只是进行保育教育的一种形式。托育服务应该从提升家庭科学育儿能力的角度,加以全面理解。”王玲艳建议,在针对3岁以下儿童的照料上,核心是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依赖关系,让他们产生安全感。通过给予更多的假期,延长父母的照料时间,为祖父母提供便捷的城市服务,或者由社区组织相应活动,以提供更多的婴幼儿照护选择。
摘自《光明日报》
5.5%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哪些问题?三孩政策落地,托育服务该如何补上短板?
01
入托意愿集中在城市,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
为了解决两岁的女儿看护问题,刘美换了工作,进入了工作时间更具弹性的保险行业。“我不愿意让老人看小孩,方面怕累着他们,另一方面,祖辈看护容易溺爱小孩。”
隔代在教育理念存在差异。经过番对比后,刘美顺利地把两岁半的女儿送进了一家托育机构。除了需要早晚按时接送,她还可以安心上班。
和刘美不一样,孙茜没有选择。孙茜和丈夫在北京上班,老家都在陕西,公婆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肯从外地过来。“孩子才两岁,两人平时上班忙,都还有夜班,孩子的看护问题一直让人头疼。”
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父母,与孙茜或者刘美,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2019年根据对13个城市入托供需的调研显示,近七成的家庭有入托意愿。这种意愿,在大城市特别明显。”
即便在不同城市,入托的供需状况也不平衡。
按照测算,要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千人托位数4.5个的目标值,深圳到2025年要提供约8.5万个托位。目前,缺口达6.7万个。
而在郑州市不仅托位完全满足需求,且有大量空余。2020年,郑州市卫健委回复市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截至2019年底郑州市收0至3岁儿童的托育机构共26l家,共有托位20219个,实收幼儿11269人。托位空余近1万个。
5.5%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数据来说,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2016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中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3.2%。有10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丹麦达到了 61.8%,比利时、冰岛、法国、以色列、 荷兰、挪威等国家也接近60%。
“在3岁以下儿童入托问题上,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玲艳介绍,对0~3岁的儿童而言,家庭是其主要的生活场所,父母是儿童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大量研究证明,一方面,过早地送入托育机构,会对孩子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积极的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能够对儿童发展产生正向作用,尤其是主要照料者与儿童形成的亲密的一对一关系,很难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获得。“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讲,2至3岁的入托需求更大,应该重点关注这- 年龄段的入托需求。”
02
月收费过万元,托育教师培养存缺口
目前,市面上提供的托育服务,主要是专门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部分早教班。在经营形式上,主要以民办为主,公办幼儿园中鲜有托育服务。
北京专门的托育机构收费约为7000元一个月,如果能有户外活动场所,价格还将上浮3000元,达到一个月1万元。上海、南京、成都等地民办托育机构的收费,也保持在这个水平。
托育支出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昂的收费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3000~4000元是比较符合我预期的,有些托育机构通过宣传噱头和卖点,动辄收费七八千元,令人难以接受。”家住江苏盐城的家长马进同表示。
还有一些托育机构栖身于商场里,宣传照片上“科学育儿”“精品小班”“外教教学”指向的是,“关注关键期幼儿大脑的健康发育与功能发展”。
“孩子入学前,我们会进行多维平衡测评,全方位考查感觉统合能力。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各种敏感期,学会表达和控制情绪。”海淀一家日托早教主讲老师介绍,“这些都不是家庭托育所能提供的。”
在价格相对较高的托班中,均含有外教课程。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有外教,收费档次就能提高不少。因此,很多托育机构都很乐意邀请外教加盟,但背后掩盖的是一本难以算清的成本账”
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个谜。
“成本核算非常重要,但要计算出真实的成本也是有难度的。”王玲艳介绍,通常意义上来讲,托育机构的成本主要有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在大城市来说,房租成本过高,推动了价格处于高位。但是,从业人员的待遇并不高。“目前,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质量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也限制了待遇水平。这也说明了,托育機构教师人才培养存在大量缺口。
托育机构的价格到底多少才能符合家长的期待?王玲艳介绍:“合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从家长的实际需求情况来讲,绝大多数家长需要的就是收费合理,质量有基本保障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截至目前,全国和各地的实施中对‘普惠’的认定标准和收费指导价并未达成统一共识,即便是实施多年的普惠性幼儿园各地标准也不一样。”洪秀敏表示。
03
就近普惠托育最受欢迎,但并非唯一选择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出台后,市场反应明显。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在业、存续的“托育”相关企业3.3万家。2019年之前,托育相关企业注册量增长缓慢,2020年新增企业1.2万余家,同比增长237%,这一数据大幅超过过去十年注册量的总和。
在新闻发布会上,杨文庄还介绍,截至2021年6月30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系统里,已有4000多家机构通过了备案,目前还有1万多家正积极申请。
在上海,公立幼儿园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托班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上海的公共服务发展较早,加之出生人口逐年走低,原本普惠制幼儿园的学位出现了空余。洪秀敏建议:“各地应及时调研和预判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托育服务类型、年龄、内容、形式、价格、距离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与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增强按需供给、有效供给,在持续扩大托育供给总量的同时,着力发展就近普惠托育。”
“在入托意愿和实际入托行为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距离远和收费高固然是影响因素,但比这二者更重要的是,40%以上的家长,更关心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能否让人放心。”洪秀敏表示。
“面对入托的多样选择来说,家长们对公立幼儿园开办的托班最为满意。矛盾在于,在提供托育服务中,公立幼儿园数量占比较小。”王玲艳坦言,一个现实情况是,在大部分地区,公立幼儿园并未被准许开放招收3岁以下幼儿。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主要目标,依然集中在实现3至6岁的儿童入园。
“建立和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是政策导向,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只是进行保育教育的一种形式。托育服务应该从提升家庭科学育儿能力的角度,加以全面理解。”王玲艳建议,在针对3岁以下儿童的照料上,核心是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依赖关系,让他们产生安全感。通过给予更多的假期,延长父母的照料时间,为祖父母提供便捷的城市服务,或者由社区组织相应活动,以提供更多的婴幼儿照护选择。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