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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位老人，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美国《纽约世界日报》尊其为世人瞩目的“国宝”。他，就是在红墙碧瓦紫禁之地生活了70余载，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
一
单士元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老实人。老老实实治学，老老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待人，老老实实做人。半个多世纪来，他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常说：“我半个多世纪都在故宫。”他又常说：“故宫博物院的院龄，就是我的工龄。”实际上，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成立前l0个月，他就已在故宫工作了。
“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共和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单士元回顾其在故宫工作的70余载，寥寥数语便拂掠过纷乱兴亡，落定在新时代。
1924年11月5日，辛亥革命后一直住在故宫后半部的清逊帝溥仪被逐出宫，当年12月，单士元就和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和同学来到故宫，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公私物品的工作。当时，他18岁，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旁听生。邀他到故宫参与清点工作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著名教授沈兼士。“故宫，处处有历史，随地是文物。”沈兼士这样嘱咐他，“在故宫，要对一砖一瓦，一殿一宫都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它，认识它。”
1925年10月10日，以故宫为院址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单士元就一直留在故宫，并连续工作70多个年头，成为我国闻名的清史专家、文物专家和古建筑学家。在他工作期间，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研究员，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学会顾问、北京史学会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理论与建筑史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又是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二
单士元的第一专业是明清史。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他继续在沙滩北京大学学习，专攻明清史和金石学。听课的时候去学校，没课的时候在故宫工作。
初进故宫博物院，他在张继、沈兼士先后任馆长的文献馆工作，仅仅整理清代军机处档案兼编《史料旬刊》等三种刊物，就整整工作了8年。
清代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年），终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每天经办大量名目繁多的文件，逐日封存一包，每半月合成一大包存档，称为“月折”包，180多年间从未间断过，因而积累下来一批数量十分可观、又最机密的清代档案。
这批档案，原来存在故宫方略馆。民国三年，被北洋政府国务院接管，移存于国务院集灵囿楼上，十几年间，从未整理利用过。1926年1月，故宫博物院根据理事陈垣的建议，致函国务院，要求收回这批档案，整理利用，编辑成书。经当时国务院总理许世英批准，于1926年1月28日由单士元等人运回，贮存于故宫大高玄殿内雷坛殿东西配殿。文献馆随即调集人力进行整理。他们清除尘垢，理顺散包，分类编目，写签编号，撵码上架……工作十分繁重艰巨。馆长沈兼士、著名史学家陈垣，以及年轻一代的档案工作者单士元、张德泽等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其中的编目、整理工作。
1929年2月，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开始编辑出版与故宫业务有关的期刊、丛编及其他出版物。单士元参与编辑以发表清代档案为主的《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掌故丛编》。这些出版物至今为研究中国史，特别是研究清史的学者所珍视。
文献馆一方面大量公布清代档案，一方面向史学界和各界学者专家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前来查阅档案，摘抄利用。于是，单士元在整理档案、编辑书刊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接待任务——为来访的学者专家介绍清代档案内容，协助他们查阅史料。七八年间，他亲自接待并为之提供档案史料的学者专家就有吴蒸绍、妙丹法师、蒋廷黻、顾廷龙、陶孟森，商鸿逵、刘半农等人。他在接触中，加深了和这些学者专家之间的友谊。其中很多人都成了他治学道路上的老师及写作上相互蹉商的至交。也就从这时起，单士元陆续写了不少有关明清档案的文章，如有重要考证价值的《档案名称渊源初探》、《清代档案释名发凡》、《清代题本制度》，《清代奏事处考》、《清帝起居注》、《清代实录考》等。
1936年，中国图书馆博物馆协会在青岛召开成立大会，单士元在会上宣读了《清代档案释名发凡》一文。这是他针对当时查找、利用清代档案的学者专家日多，每每苦于档案数量过大，类别繁多，茫茫然无从下手的现状，因而提出建立档案目录学的设想，以及重视档案释名的问题。这个设想颇具远见卓识，会后，故宫文献馆即把档案释名列为整理工作的一个环节，使档案工作又提高了一步。
单士元在档案方面的著作奠定了他的档案专家、清史专家的地位。从1930年起，他先后受聘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任教。解放后，他又受聘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讲《中国档案史》。
三
单士元的另一个专长：中国建筑史。
他不是学建筑的，只是在北京大学上西洋史课时，受到一位教授的激励，才立志涉足这个领域。
那位教授讲：“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在国际上地位低，更缺乏专门研究建筑的人才，因此被人瞧不起……”
从此，单士元在钻研明清史、金石学之外，开始涉猎中国建筑学。他从清代档案和文献中搜集有关中国重要建筑沿革、布局规划等史料，在北京地区对著名古建筑、古园林进行调查，同时对照紫禁城内的各类建筑，对比研究，每有所得，即随手写成札记发表。
1929年，朱启钤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的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从国外归来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建筑学教授刘敦桢和刘致平先后参加，推动了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国内各工科院校纷纷开设建筑方面的课程；欧美及日本有志于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也与营造学社开始了学术上的交流。随着影响和业务的扩大，营造学社决定物色人才编书，编社刊。1930年，单士元经人推荐，进营造学社兼任编纂，同时继续在故宫文献馆工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三者兼顾，他分外忙碌。在北大，他按照导师的安排，写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年表》，填补了问世不久的《清史稿·表》中的遗漏部分；对故宫和营造学社的工作，哪头事急，他先顾哪头，或者同时兼顾。
在编纂工作之余，他又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建筑史及古代建筑工艺技术，先后写出《清代建筑大事年表》、《明代宫苑考》等专题文章。为增长工艺技术方面的知识，他钻研文献、档案，熟读天津北洋大学的结构力学讲义，遇到难解处，便找老师请教，为此常常出入于当时留法归来的名建筑师汪申、朱兆雪二位教授门下。
单士元一天天长进，对当时研究建筑史的现状，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有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研究建筑史，不能仅仅侧重历史素材和实物调查而忽视建筑理论的研究；只着重建筑布局和造型艺术的探讨而不讲工艺之学、工具之学，就无法全面理解祖国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无法构成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他最先提出，把古代建筑工艺技术的研究，纳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范畴之内。
当时，大学毕业的建筑系学生，主要学现代建筑，对古建筑工艺不甚了解。建筑学界研究建筑艺术、建筑史的多，而研究古建筑工艺技术的却凤毛麟角。单士元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
可惜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单士元的研究被迫中断，几年间辛勤积累起来的资料也大多散失。
四
单士元的工作转到故宫建筑上，是在解放初期。他对建筑史、建筑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研究，终于在故宫的实际工作中派上了用场。这是单士元工作上的一个新起点。这时，单士元已经在故宫工作了近30年。
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曾对开放参观路线上的宫殿、道路略加修葺，而未兴较大工程。解放初期，也只是对中路各殿屋顶及皇极殿、养心殿等处陆陆续续做过零星修缮，未能顾及其他宫殿，以致不少房屋漏雨、倾斜，油漆彩画成片剥落；不少庭院杂草没肩，积水难退；一些偏僻角落更是垃圾成山，脏乱不堪。
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郑振铎又把单士元郑重推荐给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吴仲超。
1956年，吴仲超根据单士元的建议，成立了建筑研究室，以单士元为主任。不久，又组成古建管理部，下辖工程队、琉璃砖瓦厂，仍以单士元为主任。
单士元首先抓了古建部和工程队职工队伍的充实和提高问题。为提高职工基础理论和工艺水平，他从建筑科学研究院聘请结构学教授李风翥，地基结构教授铁天石到院讲课。他向职工反复阐述研究古建工艺的重要性，并以紫禁城门扇上的门钉为例，说明不能只注意建筑艺术而忽视工艺技术的道理。他说：“紫禁城城门，每扇门板上排列九行铜门钉，上贴金叶，门身满涂油，门扇高大而不显呆板，但觉辉煌绚丽，庄严肃穆。从表面上看，这些金叶门钉只是一种装饰，其实不然，它是工艺技术与建筑艺术的统一结合。那九行门钉原是为加强门的结构强度而设的，是一种加固手段，是用来加固门扇背面横设的木辐的。这些门钉实际是大门的构件之一，只是通过工艺技术手段美化了，因此就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装饰。”
单士元陆续请来一些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裱糊等主要建筑工种的老师傅，到工程队传授技术。这些老师傅身怀绝技，有不少来自世袭匠作，以家传技术为操作法则。单士元恳切地要求每个老师傅：“带动、培养工程队里的年轻人，使他们都能成长为专门人才、行家里手……”他自己只要有空，也跟着看老师傅操作，听老师傅讲解。
1958年，单士元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仍然主管古建部、工程队、琉璃砖瓦厂，兼顾院里其他一些业务。压在他肩上的担子重多了。
五
1958年下半年，一项繁重而紧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来了。大修专款是国家划拨的，要求赶在1959年10月之前完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建国10周年。
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任务的是单士元。他很振奋，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但是，他也明白，专款要花在刀刃上，更要结合故宫古建筑的现状、特点，切实遵循文物保护法中修缮、保养古建筑的原则，分清缓急，规划好施工方案，组织好施工力量。在他主持下，方案改了又改，几经反复，才把整个大修方案定下，重点是从午门到神武门中轴线上的重要宫殿和门座、庑房、崇楼的修缮、油饰及路面的平整。
列在大修任务头一项的是三大殿、太和门及周围庑房、崇楼的油饰。三大殿及太和门位居故宫中心，地位冲要，解放以后经常性的保养维修从未间断过，建筑本身并不需要大修，只是外檐彩画绝大部分残坏脱落，非重绘不可。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门当时的外檐残存彩画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时粉饰的，粗糙无章，与清代原有外檐彩画极不相称，当然不能作为这次重绘彩画时的依据。
单士元查了有关的清代文献资料，一次次向著名彩画老专家何文奎和张连卿请教，最后决定按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后的太和殿内檐和玺彩画型制，重施太和殿外檐彩画，做到内外檐彩画一致，恢复康熙时期的原状。
作为重施彩画工作的第一步，单士元首先安排何文奎、张连卿两位老先生带上一些工程队年轻工人，把太和殿内檐彩画摹拓下来，作为重施外檐彩画的依据。
其实，这项摹拓彩画的工作，早在1956年以单士元为主任的建研室成立后就已开始了。两位彩画老先生就是那时被单士元以临时工名义延聘到故宫来的。何文奎原是南城九龙斋画店的著名画工，张连卿原是鼓楼文翰斋画店的著名画工，两人来到故宫后，单士元就安排他们从故宫现存彩画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彩画，带领建研室及工程队一些人一一实测，按比例缩小尺寸，照原色摹绘出来。这次摹绘太和殿内梁架檩枋上的内檐彩画，任务更加艰巨。要攀上高高的脚手架，或蹲或站实测，要仰头悬臂一笔笔仔细临摹，常常一天工作下来，两位老先生擦汗的毛巾都湿透了。
单士元感激地向他们说：“故宫彩画多数是清代遗留的，也有明代的。现在若不抓紧临摹，那褪色、剥落的就会更多，有些彩画就会失传。如今有了这些彩画小样，今后故宫古建筑需要重做彩画时，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太和殿外檐彩画开始重绘后，在木构件上逐层敷涂油灰垫层（即地杖）时，以及在地杖上涂油面层（通称油皮）和在贴饰金线或遍金地（统称贴金）时，单士元都曾攀上高高的脚手架，亲自指点每道工序的要点，指出着色是否适当妥切。
按照单士元的安排，在太和殿外檐重施彩画的同时，又为殿内六根高大的蟠龙金柱重新贴了金。这六根金柱竖在宝座前东西两侧，各高三丈，两人才能合抱，柱上各有沥粉线条粘绘的巨龙一条。龙身自海水礁石中升起，在柱身上缠绕几圈，腾入云层，尾在下，头在上，昂首张口，全都朝向宝座。整个柱身外面贴有薄浮一层金箔，金光闪闪，气势磅礴，把处在太和殿中心的金銮宝座映衬得华丽庄重，肃穆尊严。
整修工程十分复杂，难度很大。单士元多次到现场仔细检查，特别嘱咐节约金箔：“金箔要贴牢、粘严，不张嘴，不鼓包，碎片要拾起……”如今这六根金柱依然金光闪闪，夺目生辉。
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内的大片石板路面，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铺成后，经过近540年的岁月，早已坑洼不平，损坏极大，不少石板裂缝、破碎、掉角，行路走车都不方便。这次大修也列为一个项目。最难筹办的是铺垫用的大量石板，经单士元多次奔波，才由有关方面把天安门前铺路用剩的石板拨给故宫，铺垫到神武门内广场上及南三所前红影壁前后的通道上。
在单士元领导下，故宫大修工程到1959年9月底全部竣工。
在摹绘彩画小样过程中，很有一些意外发现和收获。比如，在维修乾清门东尚书房时，发现夹室中有明代或清代初年彩画；在坤宁门西排房中的敬心斋中，发现了卧金地彩画，用料讲究，画技高超，显然出自彩画高手。在维修保和殿东庑时，发现一扇窗子的塌板背面，有明代嘉靖年间的完整彩画，更是非常珍贵，很难见到的。
彩画小样摹绘工作，从1959年大修工程竣工后，又继续了几年，一共绘出故宫现存明清彩画小样近200幅，一直保存到现在。工程队里参与这项工作的几个年轻人，都已成了油饰彩画的能手。
对这些成就，人们谈起来由衷称赞：单士元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为保护和发扬我国古建筑艺术，立下了大功。单士元自己则还在孜孜不倦地继续努力。
在这次大修工程前后，由单士元延聘到故宫工作的技术高手中，拔尖的有十位，人称“十老”。大修工程告竣后，单士元把他们留在故宫，继续传授技术。他给三名木工高手安排了一项他早就想办、直到这时才有条件办的工作：为故宫三座古建筑精心制作木结构立体模型。他要求：“要有切面，跟真建筑一模一样，但尺寸缩小，要严丝合缝，所有木结构部件一个也不能缺；要经得住搁，不变形，不松架……”
三个木结构模型交工了：第一座是西北角楼的一角，大小是原结构的四分之一；第二座是锺粹宫正殿歇山殿大木结构的一角；第三座是御花园四柱八角盝顶井亭模型。把三个模型放在故宫陈列展览，观众围得密密层层，古建筑专家啧喷赞叹，夸奖模型做得好，夸赞几百年前营建这些建筑的建筑师和巧匠能工的精湛技艺，也夸赞单士元是位有心人。
转眼到了1960年，故宫要精简人员。有人提出遣散“十老”，因为他们是临时工，不在编。单士元舍不得，说：“这十老，有这等技术，留下来还能发挥大作用，怎么能解散？”可反对的声音哨哨响：“没有谁地球也转!没有他们，工程队照样能把一切活拿下来!”
虽再三争取，单士元也没有能留住“十老”。最后，他以主管副院长身份，决定继续和“十老”保持联系，给每人每月若干酬劳，钱由工程队劳务费中出，什么时候院里需要，他们随时回来；有问题请教，他们随时解答。平时，外边有活做，他们尽管去做，故宫不干涉。
单士元本来计划把故宫全部古建筑测绘一遍，可工作仅仅开了一个头，由于精简人员，这项工作没能干下去。
六
“十年动乱”期间，身为副院长的单士元和院长吴仲超及其他副院长、研究员、专家，一无例外地被打进牛鬼蛇神行列，陷入苦难的大漩涡。
单士元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沿着故宫红墙游街。小礼堂里，挂出了他当年带领何文奎、张连卿、古建部郑连童等人绘制下来的苏式彩画小样《唐皇游月宫》和其他部分小样，说他“搞帝王将相”。造反派主张把这些都烧掉。幸好有理解这批彩画小样真正价值的人出来劝阻，才没付之一炬，得以作为档案保留下来。“十老”辞退后又按月付酬问题，制作三座古建筑模型问题，也都成了“罪名”。造反派还指责单士元“放着副院长不好好当，倒当了拾破烂的，随便什么破烂，都当宝贝捡回办公室!”
后来，故宫新领导人上台掌事，单士元被放出“牛棚”，请到新设的研究室里，坐冷板凳。
单士元坐得住。他照样按时上下班，面对北窗，钻研线装本的《易经》和看风水用的大罗盘。他认为中国的风水术不完全是迷信，有其一定的科学内涵，涉及地理学、景观学、生态学、建筑学以及美学等。
故宫之外，大气候瞬息万变，终于一股和煦的暖风开始吹到单士元身上。1976年9月，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院内外学者专家编写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一个分册《清工部工程作法评述》，约请故宫博物院组织人力编写。故宫院领导同意，指定单士元参加。第二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分册《中国建筑技术史》编写组，又聘请单士元为顾问。
又是两度寒暑，单士元官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之职。1979年，他成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一时间，访问他、请教他的人陡增，请他参加社会上各种活动，讲座的也多了。一个个新的头衔，落到他头上。
在安徽芜湖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年会上，单士元再一次提出了他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提出的倡议，主张把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民间建筑及工艺技术等等方面，力求其全；对研究工艺技术的重要性，也作了透辟的阐述。会议之后，单士元又忙于筹办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合办的古代建筑展览。
1982年5月，展览开幕。展品有实物、木结构模型、大观园模型，圆明园烫样、彩画小样、图片，建筑工具等，其中不少展品是单士元在十年动乱初期遭到痛斥、受到批判的所谓“罪证”。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来了一批又一批。面对这些展品，人们想到单士元当年因此而遭到的屈辱和辛酸，不由悄声问他：“还记得当年批判你的那些话么？”单士元笑着摇摇头：“不提了，不提了。”他是从来不谈自己那段日子的遭遇的。
至于单士元“拾破烂”问题，拾倒是常拾的，破烂则未必。不是跟紫禁城沾边的东西，他不拾。只要沾上边，不管是残砖断瓦、旧门钉、锈铺首，或是半扇旧柜门、一件木雕花、半个琉璃小兽，也不管是扫进垃圾堆的，还是从内金水河淤泥中挖出来的，拆房子拆下来的，他都当宝贝似的拿回办公室，等积攒多了，就交到古建部资料室去，叮嘱说：“都有用，当文物留着，别当破烂!”
单士元“拾破烂”的“积习”，后来一直难改，比如在他办公室里就有陆续拾到的三件宝贝：
一件是块方砖，是故宫1986年修厕所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形式类似金砖而质地糙些，正中印有“细泥足尺七”五个大字。单士元搬回办公室，要研究出是何时何处造的，砖质又如何。
第二件是一扇两尺见方的嵌花旧窗格，明代遗物，1987年修建紫禁城内马神庙时拆下的，已堆在锅炉旁准备当柴烧。单士元拾了回来，说这叫“万福万寿窗格”。
第三件是块高丽纸，是从马神庙拆下的破旧天棚上掉下来的。纸产自高丽，细绢般薄，有韧性，历时600多年仍然白净。单士元把它包好，收在立柜里。为拾到这块高丽纸，他特地吟诗一首，题在纸上：“明代遗构留旧纸，有司不识视等闲。弃之不惜如扫叶，拾得片断记因缘。”
七
从1979年起，在担任五、六两届政协委员的近10年间，单士元不顾年高劳累，每年都要长途跋涉去外地视察几次，看古建筑，看古代文化遗存，看新出土文物，并献计献策，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身体行么?”有人问他。他笑着回答：“不去看看，心里安定不了。”
他去过三次的福建漳浦县宋城赵家城，在他和另两位政协委员罗哲文、郑孝燮共同建议下，已被有关部门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歙县潜口镇，是从歙县前往黄山路上的第一站，在单士元的建议下，小镇保留了皖南古老村镇的原貌，从歙县拆迁到小镇附近坡地上的七座明代民居也取名“明村”，和小镇一起组成一个游览景点。
1987年，单士元与罗哲文到四川乐山视察大佛及附近早已辟作中学的一座文庙。文庙的配殿已拆，正殿也准备拆除。单士元等仔细查看，发现正殿每个柱础的立柱下都垫着一圈木质构件，而在一般建筑上很少见到。他和罗哲文仔细研究之后，认定这是3000年前殷墟柱础上垫铜质构件的做法，这就赋予了这座正殿以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为中国建筑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两人向陪同参观的人建议：保留正殿，另辟途径解决校舍不足问题。校长很不理解，说：“我们要拆，是古为今用；你们净替死人办事，不管我们活人啊。”单士元笑着说明：“我们不是为死人办事，而是要保护好死人留下的有用东西，包括这上面反映的古人的聪明智慧，供我们活着的人借鉴，来创造适合我们社会主义今天需要的文化。我们正是为了活人，才主张不拆。”
罗哲文也笑着解释：“我们主张不拆，为的是保存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作为研究历史科学的实物例证；是要把古代积累下来的建筑经验留下来，供今天的建设者参考。这就是我们说的古为今用。”
解释是清楚的，有说服力的，陪同参观的人把他们的意见带上去了。
就这样，单士元陪伴着故宫博物院，陪伴着他的古建筑研究，走过了人生的所有历程。他是北京人，生于1907年，1998年5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成为故宫建院的最后一位见证人。
一
单士元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老实人。老老实实治学，老老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待人，老老实实做人。半个多世纪来，他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常说：“我半个多世纪都在故宫。”他又常说：“故宫博物院的院龄，就是我的工龄。”实际上，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成立前l0个月，他就已在故宫工作了。
“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共和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单士元回顾其在故宫工作的70余载，寥寥数语便拂掠过纷乱兴亡，落定在新时代。
1924年11月5日，辛亥革命后一直住在故宫后半部的清逊帝溥仪被逐出宫，当年12月，单士元就和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和同学来到故宫，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公私物品的工作。当时，他18岁，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旁听生。邀他到故宫参与清点工作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著名教授沈兼士。“故宫，处处有历史，随地是文物。”沈兼士这样嘱咐他，“在故宫，要对一砖一瓦，一殿一宫都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它，认识它。”
1925年10月10日，以故宫为院址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单士元就一直留在故宫，并连续工作70多个年头，成为我国闻名的清史专家、文物专家和古建筑学家。在他工作期间，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研究员，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学会顾问、北京史学会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理论与建筑史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又是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二
单士元的第一专业是明清史。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他继续在沙滩北京大学学习，专攻明清史和金石学。听课的时候去学校，没课的时候在故宫工作。
初进故宫博物院，他在张继、沈兼士先后任馆长的文献馆工作，仅仅整理清代军机处档案兼编《史料旬刊》等三种刊物，就整整工作了8年。
清代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年），终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每天经办大量名目繁多的文件，逐日封存一包，每半月合成一大包存档，称为“月折”包，180多年间从未间断过，因而积累下来一批数量十分可观、又最机密的清代档案。
这批档案，原来存在故宫方略馆。民国三年，被北洋政府国务院接管，移存于国务院集灵囿楼上，十几年间，从未整理利用过。1926年1月，故宫博物院根据理事陈垣的建议，致函国务院，要求收回这批档案，整理利用，编辑成书。经当时国务院总理许世英批准，于1926年1月28日由单士元等人运回，贮存于故宫大高玄殿内雷坛殿东西配殿。文献馆随即调集人力进行整理。他们清除尘垢，理顺散包，分类编目，写签编号，撵码上架……工作十分繁重艰巨。馆长沈兼士、著名史学家陈垣，以及年轻一代的档案工作者单士元、张德泽等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其中的编目、整理工作。
1929年2月，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开始编辑出版与故宫业务有关的期刊、丛编及其他出版物。单士元参与编辑以发表清代档案为主的《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掌故丛编》。这些出版物至今为研究中国史，特别是研究清史的学者所珍视。
文献馆一方面大量公布清代档案，一方面向史学界和各界学者专家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前来查阅档案，摘抄利用。于是，单士元在整理档案、编辑书刊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接待任务——为来访的学者专家介绍清代档案内容，协助他们查阅史料。七八年间，他亲自接待并为之提供档案史料的学者专家就有吴蒸绍、妙丹法师、蒋廷黻、顾廷龙、陶孟森，商鸿逵、刘半农等人。他在接触中，加深了和这些学者专家之间的友谊。其中很多人都成了他治学道路上的老师及写作上相互蹉商的至交。也就从这时起，单士元陆续写了不少有关明清档案的文章，如有重要考证价值的《档案名称渊源初探》、《清代档案释名发凡》、《清代题本制度》，《清代奏事处考》、《清帝起居注》、《清代实录考》等。
1936年，中国图书馆博物馆协会在青岛召开成立大会，单士元在会上宣读了《清代档案释名发凡》一文。这是他针对当时查找、利用清代档案的学者专家日多，每每苦于档案数量过大，类别繁多，茫茫然无从下手的现状，因而提出建立档案目录学的设想，以及重视档案释名的问题。这个设想颇具远见卓识，会后，故宫文献馆即把档案释名列为整理工作的一个环节，使档案工作又提高了一步。
单士元在档案方面的著作奠定了他的档案专家、清史专家的地位。从1930年起，他先后受聘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任教。解放后，他又受聘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讲《中国档案史》。
三
单士元的另一个专长：中国建筑史。
他不是学建筑的，只是在北京大学上西洋史课时，受到一位教授的激励，才立志涉足这个领域。
那位教授讲：“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在国际上地位低，更缺乏专门研究建筑的人才，因此被人瞧不起……”
从此，单士元在钻研明清史、金石学之外，开始涉猎中国建筑学。他从清代档案和文献中搜集有关中国重要建筑沿革、布局规划等史料，在北京地区对著名古建筑、古园林进行调查，同时对照紫禁城内的各类建筑，对比研究，每有所得，即随手写成札记发表。
1929年，朱启钤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的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从国外归来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建筑学教授刘敦桢和刘致平先后参加，推动了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国内各工科院校纷纷开设建筑方面的课程；欧美及日本有志于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也与营造学社开始了学术上的交流。随着影响和业务的扩大，营造学社决定物色人才编书，编社刊。1930年，单士元经人推荐，进营造学社兼任编纂，同时继续在故宫文献馆工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三者兼顾，他分外忙碌。在北大，他按照导师的安排，写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年表》，填补了问世不久的《清史稿·表》中的遗漏部分；对故宫和营造学社的工作，哪头事急，他先顾哪头，或者同时兼顾。
在编纂工作之余，他又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建筑史及古代建筑工艺技术，先后写出《清代建筑大事年表》、《明代宫苑考》等专题文章。为增长工艺技术方面的知识，他钻研文献、档案，熟读天津北洋大学的结构力学讲义，遇到难解处，便找老师请教，为此常常出入于当时留法归来的名建筑师汪申、朱兆雪二位教授门下。
单士元一天天长进，对当时研究建筑史的现状，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有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研究建筑史，不能仅仅侧重历史素材和实物调查而忽视建筑理论的研究；只着重建筑布局和造型艺术的探讨而不讲工艺之学、工具之学，就无法全面理解祖国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无法构成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他最先提出，把古代建筑工艺技术的研究，纳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范畴之内。
当时，大学毕业的建筑系学生，主要学现代建筑，对古建筑工艺不甚了解。建筑学界研究建筑艺术、建筑史的多，而研究古建筑工艺技术的却凤毛麟角。单士元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
可惜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单士元的研究被迫中断，几年间辛勤积累起来的资料也大多散失。
四
单士元的工作转到故宫建筑上，是在解放初期。他对建筑史、建筑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研究，终于在故宫的实际工作中派上了用场。这是单士元工作上的一个新起点。这时，单士元已经在故宫工作了近30年。
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曾对开放参观路线上的宫殿、道路略加修葺，而未兴较大工程。解放初期，也只是对中路各殿屋顶及皇极殿、养心殿等处陆陆续续做过零星修缮，未能顾及其他宫殿，以致不少房屋漏雨、倾斜，油漆彩画成片剥落；不少庭院杂草没肩，积水难退；一些偏僻角落更是垃圾成山，脏乱不堪。
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郑振铎又把单士元郑重推荐给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吴仲超。
1956年，吴仲超根据单士元的建议，成立了建筑研究室，以单士元为主任。不久，又组成古建管理部，下辖工程队、琉璃砖瓦厂，仍以单士元为主任。
单士元首先抓了古建部和工程队职工队伍的充实和提高问题。为提高职工基础理论和工艺水平，他从建筑科学研究院聘请结构学教授李风翥，地基结构教授铁天石到院讲课。他向职工反复阐述研究古建工艺的重要性，并以紫禁城门扇上的门钉为例，说明不能只注意建筑艺术而忽视工艺技术的道理。他说：“紫禁城城门，每扇门板上排列九行铜门钉，上贴金叶，门身满涂油，门扇高大而不显呆板，但觉辉煌绚丽，庄严肃穆。从表面上看，这些金叶门钉只是一种装饰，其实不然，它是工艺技术与建筑艺术的统一结合。那九行门钉原是为加强门的结构强度而设的，是一种加固手段，是用来加固门扇背面横设的木辐的。这些门钉实际是大门的构件之一，只是通过工艺技术手段美化了，因此就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装饰。”
单士元陆续请来一些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裱糊等主要建筑工种的老师傅，到工程队传授技术。这些老师傅身怀绝技，有不少来自世袭匠作，以家传技术为操作法则。单士元恳切地要求每个老师傅：“带动、培养工程队里的年轻人，使他们都能成长为专门人才、行家里手……”他自己只要有空，也跟着看老师傅操作，听老师傅讲解。
1958年，单士元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仍然主管古建部、工程队、琉璃砖瓦厂，兼顾院里其他一些业务。压在他肩上的担子重多了。
五
1958年下半年，一项繁重而紧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来了。大修专款是国家划拨的，要求赶在1959年10月之前完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建国10周年。
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任务的是单士元。他很振奋，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但是，他也明白，专款要花在刀刃上，更要结合故宫古建筑的现状、特点，切实遵循文物保护法中修缮、保养古建筑的原则，分清缓急，规划好施工方案，组织好施工力量。在他主持下，方案改了又改，几经反复，才把整个大修方案定下，重点是从午门到神武门中轴线上的重要宫殿和门座、庑房、崇楼的修缮、油饰及路面的平整。
列在大修任务头一项的是三大殿、太和门及周围庑房、崇楼的油饰。三大殿及太和门位居故宫中心，地位冲要，解放以后经常性的保养维修从未间断过，建筑本身并不需要大修，只是外檐彩画绝大部分残坏脱落，非重绘不可。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门当时的外檐残存彩画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时粉饰的，粗糙无章，与清代原有外檐彩画极不相称，当然不能作为这次重绘彩画时的依据。
单士元查了有关的清代文献资料，一次次向著名彩画老专家何文奎和张连卿请教，最后决定按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后的太和殿内檐和玺彩画型制，重施太和殿外檐彩画，做到内外檐彩画一致，恢复康熙时期的原状。
作为重施彩画工作的第一步，单士元首先安排何文奎、张连卿两位老先生带上一些工程队年轻工人，把太和殿内檐彩画摹拓下来，作为重施外檐彩画的依据。
其实，这项摹拓彩画的工作，早在1956年以单士元为主任的建研室成立后就已开始了。两位彩画老先生就是那时被单士元以临时工名义延聘到故宫来的。何文奎原是南城九龙斋画店的著名画工，张连卿原是鼓楼文翰斋画店的著名画工，两人来到故宫后，单士元就安排他们从故宫现存彩画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彩画，带领建研室及工程队一些人一一实测，按比例缩小尺寸，照原色摹绘出来。这次摹绘太和殿内梁架檩枋上的内檐彩画，任务更加艰巨。要攀上高高的脚手架，或蹲或站实测，要仰头悬臂一笔笔仔细临摹，常常一天工作下来，两位老先生擦汗的毛巾都湿透了。
单士元感激地向他们说：“故宫彩画多数是清代遗留的，也有明代的。现在若不抓紧临摹，那褪色、剥落的就会更多，有些彩画就会失传。如今有了这些彩画小样，今后故宫古建筑需要重做彩画时，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太和殿外檐彩画开始重绘后，在木构件上逐层敷涂油灰垫层（即地杖）时，以及在地杖上涂油面层（通称油皮）和在贴饰金线或遍金地（统称贴金）时，单士元都曾攀上高高的脚手架，亲自指点每道工序的要点，指出着色是否适当妥切。
按照单士元的安排，在太和殿外檐重施彩画的同时，又为殿内六根高大的蟠龙金柱重新贴了金。这六根金柱竖在宝座前东西两侧，各高三丈，两人才能合抱，柱上各有沥粉线条粘绘的巨龙一条。龙身自海水礁石中升起，在柱身上缠绕几圈，腾入云层，尾在下，头在上，昂首张口，全都朝向宝座。整个柱身外面贴有薄浮一层金箔，金光闪闪，气势磅礴，把处在太和殿中心的金銮宝座映衬得华丽庄重，肃穆尊严。
整修工程十分复杂，难度很大。单士元多次到现场仔细检查，特别嘱咐节约金箔：“金箔要贴牢、粘严，不张嘴，不鼓包，碎片要拾起……”如今这六根金柱依然金光闪闪，夺目生辉。
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内的大片石板路面，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铺成后，经过近540年的岁月，早已坑洼不平，损坏极大，不少石板裂缝、破碎、掉角，行路走车都不方便。这次大修也列为一个项目。最难筹办的是铺垫用的大量石板，经单士元多次奔波，才由有关方面把天安门前铺路用剩的石板拨给故宫，铺垫到神武门内广场上及南三所前红影壁前后的通道上。
在单士元领导下，故宫大修工程到1959年9月底全部竣工。
在摹绘彩画小样过程中，很有一些意外发现和收获。比如，在维修乾清门东尚书房时，发现夹室中有明代或清代初年彩画；在坤宁门西排房中的敬心斋中，发现了卧金地彩画，用料讲究，画技高超，显然出自彩画高手。在维修保和殿东庑时，发现一扇窗子的塌板背面，有明代嘉靖年间的完整彩画，更是非常珍贵，很难见到的。
彩画小样摹绘工作，从1959年大修工程竣工后，又继续了几年，一共绘出故宫现存明清彩画小样近200幅，一直保存到现在。工程队里参与这项工作的几个年轻人，都已成了油饰彩画的能手。
对这些成就，人们谈起来由衷称赞：单士元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为保护和发扬我国古建筑艺术，立下了大功。单士元自己则还在孜孜不倦地继续努力。
在这次大修工程前后，由单士元延聘到故宫工作的技术高手中，拔尖的有十位，人称“十老”。大修工程告竣后，单士元把他们留在故宫，继续传授技术。他给三名木工高手安排了一项他早就想办、直到这时才有条件办的工作：为故宫三座古建筑精心制作木结构立体模型。他要求：“要有切面，跟真建筑一模一样，但尺寸缩小，要严丝合缝，所有木结构部件一个也不能缺；要经得住搁，不变形，不松架……”
三个木结构模型交工了：第一座是西北角楼的一角，大小是原结构的四分之一；第二座是锺粹宫正殿歇山殿大木结构的一角；第三座是御花园四柱八角盝顶井亭模型。把三个模型放在故宫陈列展览，观众围得密密层层，古建筑专家啧喷赞叹，夸奖模型做得好，夸赞几百年前营建这些建筑的建筑师和巧匠能工的精湛技艺，也夸赞单士元是位有心人。
转眼到了1960年，故宫要精简人员。有人提出遣散“十老”，因为他们是临时工，不在编。单士元舍不得，说：“这十老，有这等技术，留下来还能发挥大作用，怎么能解散？”可反对的声音哨哨响：“没有谁地球也转!没有他们，工程队照样能把一切活拿下来!”
虽再三争取，单士元也没有能留住“十老”。最后，他以主管副院长身份，决定继续和“十老”保持联系，给每人每月若干酬劳，钱由工程队劳务费中出，什么时候院里需要，他们随时回来；有问题请教，他们随时解答。平时，外边有活做，他们尽管去做，故宫不干涉。
单士元本来计划把故宫全部古建筑测绘一遍，可工作仅仅开了一个头，由于精简人员，这项工作没能干下去。
六
“十年动乱”期间，身为副院长的单士元和院长吴仲超及其他副院长、研究员、专家，一无例外地被打进牛鬼蛇神行列，陷入苦难的大漩涡。
单士元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沿着故宫红墙游街。小礼堂里，挂出了他当年带领何文奎、张连卿、古建部郑连童等人绘制下来的苏式彩画小样《唐皇游月宫》和其他部分小样，说他“搞帝王将相”。造反派主张把这些都烧掉。幸好有理解这批彩画小样真正价值的人出来劝阻，才没付之一炬，得以作为档案保留下来。“十老”辞退后又按月付酬问题，制作三座古建筑模型问题，也都成了“罪名”。造反派还指责单士元“放着副院长不好好当，倒当了拾破烂的，随便什么破烂，都当宝贝捡回办公室!”
后来，故宫新领导人上台掌事，单士元被放出“牛棚”，请到新设的研究室里，坐冷板凳。
单士元坐得住。他照样按时上下班，面对北窗，钻研线装本的《易经》和看风水用的大罗盘。他认为中国的风水术不完全是迷信，有其一定的科学内涵，涉及地理学、景观学、生态学、建筑学以及美学等。
故宫之外，大气候瞬息万变，终于一股和煦的暖风开始吹到单士元身上。1976年9月，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院内外学者专家编写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一个分册《清工部工程作法评述》，约请故宫博物院组织人力编写。故宫院领导同意，指定单士元参加。第二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分册《中国建筑技术史》编写组，又聘请单士元为顾问。
又是两度寒暑，单士元官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之职。1979年，他成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一时间，访问他、请教他的人陡增，请他参加社会上各种活动，讲座的也多了。一个个新的头衔，落到他头上。
在安徽芜湖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年会上，单士元再一次提出了他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提出的倡议，主张把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民间建筑及工艺技术等等方面，力求其全；对研究工艺技术的重要性，也作了透辟的阐述。会议之后，单士元又忙于筹办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合办的古代建筑展览。
1982年5月，展览开幕。展品有实物、木结构模型、大观园模型，圆明园烫样、彩画小样、图片，建筑工具等，其中不少展品是单士元在十年动乱初期遭到痛斥、受到批判的所谓“罪证”。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来了一批又一批。面对这些展品，人们想到单士元当年因此而遭到的屈辱和辛酸，不由悄声问他：“还记得当年批判你的那些话么？”单士元笑着摇摇头：“不提了，不提了。”他是从来不谈自己那段日子的遭遇的。
至于单士元“拾破烂”问题，拾倒是常拾的，破烂则未必。不是跟紫禁城沾边的东西，他不拾。只要沾上边，不管是残砖断瓦、旧门钉、锈铺首，或是半扇旧柜门、一件木雕花、半个琉璃小兽，也不管是扫进垃圾堆的，还是从内金水河淤泥中挖出来的，拆房子拆下来的，他都当宝贝似的拿回办公室，等积攒多了，就交到古建部资料室去，叮嘱说：“都有用，当文物留着，别当破烂!”
单士元“拾破烂”的“积习”，后来一直难改，比如在他办公室里就有陆续拾到的三件宝贝：
一件是块方砖，是故宫1986年修厕所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形式类似金砖而质地糙些，正中印有“细泥足尺七”五个大字。单士元搬回办公室，要研究出是何时何处造的，砖质又如何。
第二件是一扇两尺见方的嵌花旧窗格，明代遗物，1987年修建紫禁城内马神庙时拆下的，已堆在锅炉旁准备当柴烧。单士元拾了回来，说这叫“万福万寿窗格”。
第三件是块高丽纸，是从马神庙拆下的破旧天棚上掉下来的。纸产自高丽，细绢般薄，有韧性，历时600多年仍然白净。单士元把它包好，收在立柜里。为拾到这块高丽纸，他特地吟诗一首，题在纸上：“明代遗构留旧纸，有司不识视等闲。弃之不惜如扫叶，拾得片断记因缘。”
七
从1979年起，在担任五、六两届政协委员的近10年间，单士元不顾年高劳累，每年都要长途跋涉去外地视察几次，看古建筑，看古代文化遗存，看新出土文物，并献计献策，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身体行么?”有人问他。他笑着回答：“不去看看，心里安定不了。”
他去过三次的福建漳浦县宋城赵家城，在他和另两位政协委员罗哲文、郑孝燮共同建议下，已被有关部门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歙县潜口镇，是从歙县前往黄山路上的第一站，在单士元的建议下，小镇保留了皖南古老村镇的原貌，从歙县拆迁到小镇附近坡地上的七座明代民居也取名“明村”，和小镇一起组成一个游览景点。
1987年，单士元与罗哲文到四川乐山视察大佛及附近早已辟作中学的一座文庙。文庙的配殿已拆，正殿也准备拆除。单士元等仔细查看，发现正殿每个柱础的立柱下都垫着一圈木质构件，而在一般建筑上很少见到。他和罗哲文仔细研究之后，认定这是3000年前殷墟柱础上垫铜质构件的做法，这就赋予了这座正殿以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为中国建筑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两人向陪同参观的人建议：保留正殿，另辟途径解决校舍不足问题。校长很不理解，说：“我们要拆，是古为今用；你们净替死人办事，不管我们活人啊。”单士元笑着说明：“我们不是为死人办事，而是要保护好死人留下的有用东西，包括这上面反映的古人的聪明智慧，供我们活着的人借鉴，来创造适合我们社会主义今天需要的文化。我们正是为了活人，才主张不拆。”
罗哲文也笑着解释：“我们主张不拆，为的是保存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作为研究历史科学的实物例证；是要把古代积累下来的建筑经验留下来，供今天的建设者参考。这就是我们说的古为今用。”
解释是清楚的，有说服力的，陪同参观的人把他们的意见带上去了。
就这样，单士元陪伴着故宫博物院，陪伴着他的古建筑研究，走过了人生的所有历程。他是北京人，生于1907年，1998年5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成为故宫建院的最后一位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