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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 子


   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九,第二天就过年了,我记得很清楚。生产队放半天假,我跟着父亲拿着捞笼去庄南的河沟子里捞鱼。我们找了个大点儿的井子,用钢镩把冰砸开一个二尺大小的洞,先把碎冰捞出来,然后把捞笼探进去,在里边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这个方法叫做“捎(shào)”。井子是抗旱的时候在壕沟里挖的,一般三尺多宽,七八尺长,半人多深,秋天水一退,连水带鱼都退到井子里了。
   一开始不顺当,搅来搅去,只有一些小鱼小虾,后来水搅和浑了,上来几条杨树叶大的瓜子(鲫鱼),我想换个井子再试试,可父亲有些犹豫。我问咋咧,父亲说,捞笼在底下好像碰到个东西,说不定有大鱼。我说,那就快捞啊!父亲又试,捞了半天,我看见父亲皱着眉,嘴里嘟囔:“嗯,这家伙劲儿真大,看来还不小呢!”我着急了,说:“要不我回去拿斗子,咱们把水淘干了,看它还往哪里跑。”父亲累得满头大汗,正犹豫呢,也是命里该着,眼看着捞笼杆子使劲儿一震,父亲抽冷子往外一抻,哎呀,二尺长的捞笼兜里,一条大鱼,外边露着一个红尾巴梢儿。“拐子!”我大叫一声,猛地扑过去,一下子搂在怀里,死死地压在身子底下。拐子,是老家的土话,就是野生的大鲤鱼。我心里这个乐呀……
   那条拐子又宽又厚,遍体金黄,肚皮上的一抹嫣红,一直通向奓开的尾巴梢儿。我连捞笼兜儿一起搂在怀里,它用力地挣扎,我使劲儿抱着,心扑通扑通地跳。捞笼兜儿上的水和鱼身上的黏液蹭了我一身,很快冻得如荤油一般,我毫不在乎。往回走的时候,我顾不得拎着钢镩走在后边的父亲,逢人便喊:“大拐子,大拐子啊!”然后松开一道缝儿让人家看,逼着人家猜几斤几两,直到走进了家门,赶紧把它放到洗脸的大铜盆里,两头出梢儿,抄起大水瓢舀上水,看它慢慢地缓过来,还在一个劲儿地扑腾,弄得满地都是水。
   当天晚上,那条拐子就进了八印锅,一把花椒大料和辣椒大葱扔进去,香味儿装满了院子,又串了半条街。我蹲在灶坑边上烧火,抬头小心翼翼地问:“妈,明儿个过年给我们吃吗?”母亲摸了摸我的头顶,沉吟了一下,轻声说道:“还是留着正月里待客吧,今年肉分得少,正好凑个菜。咱们吃小鱼,大鱼留着给客吃!”我一听,把烧火棍子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嘴里嚷着:“不给,不给他们吃,是我捞来的!”我大哥走过来,伸手拉我,说:“我们都知道是你弄来的!吃鱼不如打鱼乐,是不?大鱼熬不进咸味儿,还不如小鱼好吃呢!”我不依,两条腿在地上蹬着,说什么也不干。大哥哄我说:“你听话!客来的时候吃一面儿,那一面儿给你留着!”我一听,扭头看母亲,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点头。我这才爬起来,破涕为笑,跑到外边去玩儿了。
   忘了是初三还是初四,拜年的客来了一大帮。那条拐子上屉重新蒸了,端上桌子成了主菜,大家都说好吃好吃。我想着大哥的话,不放心那条鱼,站在堂屋里,每隔一会儿都要把门帘子扒开一条缝儿,往里看一眼。一开始心里还挺踏实,后来眼看着一面儿吃完了,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倚着门框不错眼珠地盯着。别人还好说,我有个表叔忒磨叽,又能吃又能喝,他的筷子一直在鱼盘子上头划拉。哎呀,可了不得了,那个表叔开始拿筷子翻鱼,一翻两翻没翻动,旁边那个表舅就拿起筷子帮忙,“扑棱”一下翻过来,几双筷子立马伸了过去。我“嗷”地一嗓子,掀开门帘子就蹿进去了,对着炕上来了一句最原始、最标准、最地道的中式国骂。
   都说光棍靠嘴儿,好马靠腿儿。唉,忒砢碜,不说也罢。

麻 疹


   住上新房的第一年,刚过了二月二“龙抬头”,村子里一场瘟疫悄然而至。发病的都是孩子,浑身上下長满了红色的斑点儿,大人们管它叫“蛤蟆瘟”,其实就是麻疹。那时候,麻疹疫苗还没有到我们那里,庄南边的乱葬岗上,时不时就有人夹着破席头儿,去掩埋死去的孩子。
   在我们家里,头一天撂倒的是老大和老三,第二天躺下的是老二和我。当时的难受劲儿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哥儿四个一拉溜儿卧成一排,谁也不吭声。母亲长吁短叹,一天到晚地蹲在灶坑前,给我们烧水喝。父亲去公社的小医院,转了一圈,又空着手回来了,然后去阳坡地刚刚开化的冻土里挖了茅草根儿回来,在堂屋里洗了一遍又一遍,放在锅里,低声交代母亲用小火,多煮一会儿。他进了屋,先是在炕沿上坐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把我们几个挨个儿地摸来摸去。当父亲粗糙的大手滑过我脑门儿的时候,我勉强把眼睛睁开一点点,看到了父亲眼里满满的慈爱,那种舐犊之情,让我难以形容,又终生难忘。
   又过了一会儿,父亲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给你们每人两毛钱,谁要是熬不过了,就去合作社买海米,回来泡在茅草根儿的水里喝,说是往外发的,挺管事。”我大哥说:“我能挺住,让他们买去吧!”傍黑的时候,我们商量了一下,二哥三哥带我挣扎着去了合作社,每人买回了一小把海米,趁热在茅草根儿煮的水里泡了,喝了个滚瓜溜圆,出了一身透汗,又爬回炕上去了。
   三四天以后,我们几个都渐渐地好起来。我是在屋子里待不住的人,刚精神了点儿,就偷偷地溜出去玩儿。西院的小全比我大一岁,处处让着我,是我最好的伙伴。我扭搭着走进他家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儿声音。我把门帘子挑开一条小缝儿,不见小全的影子,只有他妈一个人在炕上坐着,脸朝着窗户外头。我轻轻探身进去,趴着炕沿,怯怯地问:“小全哥哩?”
   他妈扭身看见我,哇地哭了起来,老半天,才抽泣着说: “小全没哩,死了,埋去咧!”

拾柴火


   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了正式的小学,一到五年级都有了。谷老师不教书了,成了四队的妇女队长。我念书却越来越淘神,让老师闹心,家长也不省心。老师讲到哪儿我就把书撕到哪儿。因为调皮,老师们都绕着我走,校长的拳头倒是经常和我亲近。我被学校退学了几次,每次都被父亲再送回去,勉强坚持到四年级。
   这年开了春,地里的柴草越来越少,生产队分的那点秫秸也不够烧,父亲和哥哥们这样的壮劳力是不准误工拾柴的。所以,我对着父亲的背影说:“我不念书了,我拾柴火去,肯定供得上家里烧!”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学校。在黑黢黢的教室里,一个人孤零零地坐了老半天,也不知想了些什么,摸黑儿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大字:老子回家了!然后,把手中的粉笔头用力甩了出去,搬起我那三条腿的板凳,走了。
   我背上了家里那个最大的“八棱筐”,带着镰刀和耙子出发了。碰巧的是我还有了个伴儿,是斜对门的本家三哥老静,比我大两岁,也是刚刚退学不久。说实话,老静的学习比我也好不了哪儿去,我们两个就这样,组成了拾柴火的同盟军。
   正是春长大日头的时候,我们顺着村南那条河坝往东走。因为去年水退得慢,近处根本没有柴火可以拾,要走到六七里地以外地势较高的地方去。天气暖和了,但没有衣服可换,我们还裹着冬天的棉衣,不一会儿就汗津津的。终于找到一个茅草较厚的地方,扔下耙子就干起来。我先用镰刀把地上的草梗干柴一点点地砍下来,再用耙子把它们聚拢在一起。同样是干活,我比老静要巧妙些,他只是一味地撅着屁股在那里又割又砍的,到手的大多是毛毛絮絮的茅草。我呢,时不时地溜到旁边的树林子去,砍些枯死的枝枝杈杈,或是沿着地边捡拾一些收丢了的玉米秸、棉花秆,掺在一起背回来。这样,我们俩拾同样大一筐的柴火,我的就比他的好烧、耐用多了。
   拾完柴火,我们并不急于回家,先是来到河沟边上,蹲下来,掬一捧清水扑在脸上,洗净手脸,又捧起来凑在嘴边咕咚咕咚地喝个够。接下来,选一个背风向阳的坡地,慢慢斜躺下来。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舒服极了。这时候,身子痒了,伸手去挠,越挠越痒,越痒越挠,到最后还是忍不住解开怀,脱出半个膀子,顺着袄缝儿捉虱子。这边捉完了换那边,上身拿完了褪下棉裤继续捉,一边捉一边报数,还要比个你高我低。
   回家的路上起风了,我们每人背着一大筐柴火,压得抬不起头来。顶着风,走两步退一步,浑身的臭汗顺着脊梁骨流进屁股沟子,两条腿里呱唧呱唧的都是汗水。实在走不动了,就数着步子,说好再走二百步就歇一歇,但往往要多数几十步才会歇。等歇过了,一个人必须先把另一个拽起来,然后等他来拽,使劲弯下身子,摇晃着慢慢往回走。到家以后,把筐往地上一放,累得不想起来。可是不行啊,下午还得去!
   就这样,我一直干了十四天半。最后那半天,老静过来叫我的时候,我说脚崴了,歇半天,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望着房把子出神。饿了,把外屋吊着的篮子摘下来,想吃块玉米饼子。拿起一个,犹豫一下,刚想掰一块儿下来,又忍住了。这可是我们一家人晚上的口粮啊,我现在吃了,晚上吃什么?我自己吃了,哥哥们回来吃什么?思来想去,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难道我要这样天天拾柴火,拾一辈子柴火,过一辈子苦日子吗?不行,我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好好念书,将来开拖拉机、开大汽车,让我爸、我妈,我们一家人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把篮子重新挂回去,从大缸的缝隙里找出自己的书包,拍打干净上面的泥土,喷上水,摩挲得平平展展。
   晚上,我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母亲说:“我不拾柴火了,我要上学去!”

石 碾


   我幼时多病,性格乖张,不爱说话,却非常爱哭,哥哥们都不爱带我出去玩儿。所以,我的活动范围也就局限在屋里院内。现在想来,院门外那个石碾,就是我那时到的最远的地方。
   南门口有一个小小的门楼,门楼的门槛被往来进出的人走成了凹形。出得门来,东侧是一个粪堆,有几只鸡懒洋洋地在那里刨来刨去地寻食儿,几棵臭椿树受了粪水的沤泡,倒也十分茂盛;西侧是一个小小的临街空场儿,一个大大的石碾就置放在那儿。
   整个石碾分上、中、下三部分,最下邊是一个碎石垒起的平台,上边躺着一个厚约半尺、直径六尺左右的圆石板,庄户人叫碾盘;最上边是一个石磙,一端用一个中轴和碾盘连在一起,另一端中间凿一个方卯,揳入了一根横梁,人抱住横梁往前一推,石磙就呼隆隆转动起来。那个横梁是枣木的,不知用了几朝几代,手握的地方略略变细了些,被汗浸得滑溜溜的,隔老远都能看到有暗红色的光亮泛出来。
   每天早上,我都在那奇特的呼隆声中醒来,忙不迭地跑出来看热闹,有时连衣服也顾不得穿。村西头儿刚过门儿的二嫂看到了,常常停下脚来,一边用笤帚归拢碾盘上的高粱,一边挤眉弄眼地逗我,每每是我落荒而逃。逢年过节的时候,石碾前要排上长队,铜盆、细洋布的面袋子、家织土布的口袋,甚至还有肥田粉的袋子,一拉溜儿地排在一起,婶子大娘们有时候或远或近地聚拢在一起谈天说地,热热闹闹,像一台剧情跌宕的小戏;但更多的时候是无人守候,上一家磨完了,收拾停当,只消一嗓子:“他婶子,该着你了!”随着应声,一个或红或绿的头巾就会从一家门后闪出来,然后那个石碾又会呼隆隆地转个不停。
   其实,每天起得最早的是我奶奶。她老人家那时快八十岁了,身板还硬朗,养了两只大芦花鸡,宝贝似的。天不亮就从鸡窝里将它们掏出来,抱到石碾上去,捡食头一天碾米撒落的碎末糠皮儿,上上下下,仔仔细细,连人带鸡搜索个遍。那一天,看二嫂远远地端了簸箕走来,我扒下裤子,在碾盘上撒了一泡热乎乎的隔夜尿。二嫂走近了,抄起笤帚,一边嘎嘎地笑着追打我,一边向奶奶告状:“看您老的孙子,多淘气!”奶奶也呵呵地笑了,露出余下不多的牙齿:“童子尿,金贵着哩!”
   我七岁的时候,奶奶死了。发丧的时候,村里通上了电,贼亮贼亮的电灯泡子,忽闪忽闪地照亮半趟街。几个小伙子连夜轮流地推碾子打米,满院子坐满了前来吊丧的客人。悲怆悠扬的喇叭吹打了三天,等奶奶入土的时候,大队部的院子里响起尖厉的声音,大人小孩儿都拥过去看热闹,原来是村里安上了电磨。
   有了电磨,我们家门口的石碾就冷落下来。除了做大酱的时候,有人家拿它简单地破一下豆瓣,再就是停电的时候,临时打个短儿,一天到晚很少有人去了。原来习惯在上面捡食碎米破面的两只芦花鸡,落寞地卧在上面晒太阳,东一摊西一摊地拉屎。每次经过的时候,我都会一个冷不防,撵得它们嘎嘎叫着,扑啦扑啦地飞到墙头上,不跑远了不罢休。清净的石碾,成了我一个人的戏台。    过了一段时间,先是东院的大伯说怕压我的脚抽走了那根枣木的横梁,后是对门的二爷把石磙翻到自家门口做了乘凉的墩子;又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一辆马车和几个下乡的知青,把碾盘和碎石装上车,说是建万头猪场去了。曾经热闹的石碾,只留下一个低洼的土坑,好像是延续了上千年的石碾时代土遁后留下的疤痕。
   2019年夏天,我在东田庄一带蹲点,搞乡村振兴示范区。三哥给我打电话,说是把石碾归置齐了,还找到了当年生产队做豆腐的石磨。我说,崔庄户村要搞一个农耕文化园,你捐给他们吧!第二天再去,崔庄户的村支书董会合指着地上的石碾和盘磨说:“你看看面熟不?”我蹲下身子,太阳底下,晒得有些烫手,摩挲老半天,把手慢慢抽回来,心却莫名其妙地咯噔一下。
   这是后话,不说了。

放牲口


   放暑假了,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出笼的鸟儿一般,飞到无边无沿的青纱帐里去了。
   我的老本行是放牲口,今年也不例外。这个活儿,赖汉子干不了,好汉子不够干。生产队的饲养员老志交给我的牲口,大大小小加在一起有七头,包括三头牛、一头瞎眼的骡子、一头八口的老叫驴,还有一对母子——一匹枣红色的母马和春天产下的小马驹子。老志是个罗锅子,不会走路,整天就是一溜小跑。他光棍儿一人,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就全白了,平日里话不多,对谁都爱答不理的。“一天到晚和牲口说的话,比和人说的还多哩!”我们队的妇女队长刘春枝就是这么说的。
   老志在头年腊月救火的时候伤了力,添了个喘的毛病,平日里走路把脖子使劲儿往前抻着,喉咙里嗬嗬地叫,像是养了一只打鸣的小公鸡。要说那场火,烧得真是个蹊跷,大腊月门子的,正是吃晌午饭的光景,突然草垛里就着了火,等有人看见了,大风已经把那么大一个草垛烧了大半,风大火急,人们根本靠不得近前。只有老志一个人提了半人高的水桶往前冲,学生蓝的棉袄袖口、手肘都冒烟了,人们拼命地往后拉他,他一边往前挣,一边哭喊:“都妈了个巴子烧喽,牲口可吃啥哩!”我就是从那时候,打心眼里佩服老志了。
   老志看了看我手里早就预备好的柳树条子,从门后边拿出一条真正的牛皮鞭子,啪地甩了一个脆响,用手捋了下鞭绳上的红缨子,笑眯眯地递给我,一转身,背着手颠颠地跑了。我欢喜地摩挲了老半天,打着鞭花,把这七位大仙赶往村南的草滩去。
   中午的时候,草滩上的暑气咕嘟咕嘟地升起来,烤得人喘不开气儿。我把牲口拢在一起,慢慢赶往刘家坟。这是我们村大地主老刘家的祖坟地,长满了一搂多粗的老柏树,阴森森的,凉快得很。这里离庄稼地很远,不用担心牲口们跑了祸害庄稼。我找了一个石桌,掏出布包里的一个玉米饼子,一个大葱白儿,细嚼慢咽地吃了起来。吃完了,干脆躺在石桌上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踏,踏……”一阵不急不缓的马蹄声,把我从沉睡中惊醒。我睁眼一看,原来是“蛤蟆眼”刘志安,他在四队放牲口。刘志安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蓝色跨栏儿背心,一条裤子剪去裤腿改制的短裤,腰上扎了一根半新不旧的红布带子,显得神气十足。他在马上探下身子,嬉皮笑脸地问:“还有吃的没?”我扬扬手里的空口袋,不理他。“喂!”刘志安跳下马来,“你不教我,我也会骑马咧!”
   我乜斜他一眼,懒洋洋地说:“我还会骑牛呢!你会吗?”刘志安把脸探过来:“那,你教教我吧!我把这个还给你!”他掏出我的那把洋火枪,递过来,“忒费洋火,我妈打我两顿咧!”
   我接过枪,往腰里一别,拍了拍,又取下来放在布包里,系在腰上,牵过正在树荫下倒嚼(方言,反刍)的老犍牛,一扭胯,噌地蹿了上去,优哉游哉转了两圈,一跃而下,对目瞪口呆的刘志安说:“就这样!上去就会,你试试吧!”
   两分钟以后,鼻青脸肿的刘志安一瘸一拐地回来了。我的老犍牛岂可受他的胯下之辱?这可怨不得我呀!
   刘志安赶着他的牲口走远了,我又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起身,甩着鞭子把牲口往草滩上赶。路过一块豆子地的时候,那头小马驹子撒着欢儿就跑了进去,半尺高的豆苗在它的左奔右突中变得七零八落。我冲过去,挥起鞭子,狠狠地抽打过去,小马驹吃疼不过,摇头摆尾地乱蹦乱跳,一大片豆苗被踩得稀巴烂。我火冒三丈,顺过鞭梢儿,用大拇指粗细的鞭杆子劈头盖脸打了下去。
   小马驹子逃走了。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生产队,自己空着肚子,却喂饱了无数牛虻和蚊子。要不是父亲他们出动了十多个人,从薛家堼把小马驹找回来,我还真不知该如何收场。我走进生产队院子的时候,老志正和队长脸对脸地抽烟,一看我回来,异口同声地说:“妈了个巴子!小马驹真要是丢了,开你的批斗会!”
   前年春天,回老家的时候,我在村南的林地里看见一座新坟,一问,才知道埋的是刘志安。他苦奔勤劳,口逻肚攒,得了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苦挨数日,一命呜呼。唉,人哪!

捉知了


   老家那个地方,说“蝉”是没有人听得懂的,即使解释明白了,人家也会笑你“臭拽(上声)”。蝉是书面叫法,也是统称,在我们当地分得很细,个体最大的叫“马集(音)”,叫声单调,“吱——”,从早到晚不带喘气的;个体中等的叫“几溜儿”,叫起来类似“几溜儿,几溜儿——”,很多书上写为“知了”,其实是不对的,至少说得不准确;个体最小的叫“伏天儿”,叫声悠扬起伏,“伏天儿,伏天儿——”;还有一种半大不小的,叫“小热儿”,比较少见,叫起来断断续续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家伙,有会叫的,也有不会叫的,我们把不会叫的就叫做“傻子”。
   小时候,我最喜欢在夏日的午后去捉知了,最常用的办法是“套”。先从生产队的饲养处弄一根马尾儿,再从谁家的篱笆上顺手拔一棵高粱秸,将马尾儿绑在稍細的一端,轻轻地挽一个套儿,另一端稳稳地握在手里。在树下循声望去,找到目标,蹑手蹑脚地走近了,扬手把马尾儿套贴在它的前面,慢慢往后拉,触到它的身体,它就会本能地伸出爪子去抓,看准了,抽冷子一甩,撂到地上,手到擒来,屡试不爽。    后来去大姨家玩儿,表哥他们又教了我一个新招儿:“粘”。把小麦用水泡软了,放在嘴里反复咀嚼,然后放入清水中,洗去麸皮和面粉,只留下黏黏的面筋,团起来放在竹竿的头儿上,瞄准了树上的目标,轻轻一碰,就粘住了。但是,这个法儿挺费事,粘不结实就跑了,粘得太结实又容易把翅膀挣坏,糟蹋粮食不说,还只能当天使用。所以,趁着新鲜玩儿了一回,也就放弃了。
   现在的孩子们不玩儿这个了,倒是一些大人晚上出来,打着手电捉“知了猴儿”。“知了猴儿”是蝉的幼虫,将要羽化的时候,一般在黄昏或晚上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上蜕皮羽化。有人趁机捉了,或油炸了吃,或卖到饭店,价格不菲,收益颇丰。惠丰湖边上大树多,岔河的一个黑脸汉每到夏天,天天过来捉。今年没看见,问湖边的保安,说是眼瞎了,来不了了。这个保安和他是连襟,应当是真的。

家 雀


   腊月十三,生产队里杀猪分肉,我想去看个热闹。刚走到饲养处的大门口,就让人一把薅住脖领子,在溜光的雪地上,跟头把式地拽了回来。我扭头一看,是我二哥。他涨红了脸,胸脯子一起一伏的,老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然后,低声对我说:“你别去了!今年分肉,没有咱们的份儿!”
   这句话,真好似晴天霹雳,让我目瞪口呆。咋着,不分给我们家肉?过年没肉吃了?我老半天也没回过神来,二哥变戏法儿似的,从水缸后头抻出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在我眼前晃。原来,这两天下雪,他借了饲养处的草筛子,撒秕谷子扣的家雀儿。他笑眯眯的,脸上露出几分得意:“看见没?六个了!只要雪不化,我就能逮住它,等过年了给你烧着吃,可香呢!”说完,长叹了一口气,“要是有个电棒儿(手电筒)就好了,黑介半夜照家雀儿去,哪天也不会空过儿!”我记住了二哥这句话,第二天就找到在信用社上班的老舅,把电棒儿借了过来。
   当天晚上,我们从离家最近的五队饲养处开始,先是二哥拿电棒儿照住,家雀儿躲在椽子空儿里头,在雪白的光柱下睁不开眼,一动也不敢动。然后,我蹑手蹑脚地蹬着喂牲口的石槽,轻轻一抓,手到擒来,如探囊取物,很少失手。连续三个晚上,八个一把儿,逮了正好六把儿,再加上二哥草筛子扣的,连前带后也有五六十个。我把它们拔毛开膛,用马莲草拴好了,藏在后房跟儿晾的干白菜底下,猫狗找不到,贼也偷不走,就等过年了。
   腊月二十八那天,家里来了客,是西边黄河庄的干舅。他不知听谁说的,我们家过年没分到肉,就送了一条五花三层的肋板儿过来,说是托村里的天津知青买的。他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连坐也不坐,说完了放下肉就走,我们一家子都拦不住。
   大过年的,也没啥可拿的东西给人家,让人家空手走了,真是不落忍。等干舅走出多老远了,二哥想起来家雀儿是个新鲜玩意儿,连忙扒拉着找出来,二一添作五,拿块布裹了,塞给我。我紧抱着布包,尥著蹶子就追。直到出了庄,才撵上了。我不由分说,塞在他手里,怕他推辞,撒丫子就往回跑,呼哧带喘地进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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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谈及山水,总要想起很多来。  何为山?  苏轼有诗抒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的感慨,杜甫亦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的感受。山,大抵总能给人雄壮巍峨之感。  山,远不及此。其实山可以绵延绵亘,可以险峻挺拔,山也可以磅礴大气,又或新奇秀丽娇俏可爱。山有着无数的面孔,等着余秋雨这样的人来寻它的气质,留给文化苦旅一段有趣的印象。  山,有静静伫立的巍峨昆仑,有刻在古今每一位豪杰心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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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峁头,竭力将目光抛向地平线最远处。在侧峰的邈邈云雾中,山松如剑芒般映入眼帘。  山是极陡的,高昂倔傲的山头被绵延遒劲的山势从中间截断,凹出一片幽不见底、苍霭笼聚的幽谷,随即又直弹而上,一跃而起,势不可挡,似要直劈天际。而山松正如擒龙控鹤般破山而出,扭住了傑歭不可一世的险峰,踏碎嶙峋灰白的岩,笑傲在仙云浩荡间。  看得分明,足可见到山松的细枝末节,從那爆发迸击的一根根松枝直到颗颗松针,都豪横地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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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杭州人,字子才,号简斋,辞官后隐居南京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著有《随园诗话》《小仓山房文集》《随园食单》等,笔记《子不语》二十四卷、《续子不语》十卷为其代表作品。汪景祺的头颅  雍正三年夏日的某个傍晚,杭州城,一只吊睛白额大虎突然闯进了杭州将军年羹尧的府第,众家丁一阵混乱,终于将虎赶跑,年将军却自感不妙,心事重重。果然,次年年底,十二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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