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中国收藏》杂志创刊已经20年了，心情终归是顿不平静的。尤其是翻出了“发稿登记本”之后，往事仿佛发生在昨天，如梦如幻，清晰而模糊。经历了20年的光阴，没有被生活磨损了记忆而依旧生机盎然，这个事物本身即有存在的价值。《中国收藏》杂志就是如此。
　　20多年前，我选择了自由写作这个职业。“发稿登记本”是我这些年来写作的记录。投稿日期、题目;投给哪家报刊了、哪天发表的;样报样刊哪天收到的，稿费哪天收到的……很具体，像一个账本。虽然自由职业没人查你的账，可是自己总要做到心中有数吧。我的所谓自由写作，与散文小说通常习见的文体有着很大的不同，几乎完全依托自己的藏书和藏刊，由藏品说开去，那种局限性说起来是很心酸的一种体验。如果编辑不认可你的写法，就意味着不会用你的稿子，何来稿费？简直是个“生与死”的问题。
　　随着收藏热的兴起，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报刊或开辟收藏版面，或干脆创办收藏类雜志，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此类报刊，给了我广阔的写作园地。《中国收藏》杂志小团队还同时编辑出版一份《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对于我的写作能力扶助最多，至今犹铭记在心。写作总要有个练笔的地方，《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接纳了我的习作，那是我自由写作的初级阶段。“发稿登记本”上有这些今天看来令我脸红的文字，比如“1998.9.6《珍爱最是第一声》”“1998.9.18《珍贵的125期〈集邮〉》”“1999.1.9《小说月报》竞拍记”“1999.2.6《城市的特别节目——拍卖会》”“1999.5.1《华于春者实于秋》”等等数十篇。

　　2001年1月《中国收藏》杂志创刊。面对高端大气、佳纸彩印的它，最初我不敢投稿，依旧在报纸端写点豆腐块文字。过了一段时间，当年的3月7日，我写了《七十年前，一本画报的故事》投给了杂志，“发稿登记本”上就有对这次发表文章前后的记录，旁边有二行小字：“陈念（当时的编辑，编者注）讲有可能往后拖一下4.10”“7月也没有，6.30”。实际情况是，拙文在当年杂志的9月刊发表了，9月7日我收到样刊，9月5日收到稿费，这篇稿投得早、登得晚。发表在《中国收藏》杂志的第一稿应该是《燕京古玩数几家》，4月1目投、6月1日刊出、5月27目收到样刊、6月5日收到稿费。“发稿登记本”写到：“陈念又来电话说她补写了二百字又说上海的没我写的好，六月号发。4.12”哈哈，写的什么我真没印象了，得翻出旧刊来看看。
　　不同于报纸，杂志对图片的要求高得多，这就难住了我。我写作的资料是旧报刊，成本已经很吃重，当时无力再买高级相机。《中国收藏》杂志宽容待我，2003年8月刊拙文《一个人的十年竞拍史》，我给了13张图片，登记本旁有一行小字：“陈念说这回的图片不错5.13”。记得有两回，我写的是洋烟画片和邮票，票面太小，陈念建议拿到编辑部扫描，我颠颠地去了，得亏一小时路程不算太远。现在都可以宅家搞定、易如反掌。
　　近年来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像我这种依托个人藏书藏刊的写法，类似与“补白”或点缀版面的小品文还凑合，不大适应于所谓高端豪华的收藏杂志。传统的收藏观念仍然是古书画、古器物的天下，其中“书”通常专指名人书法。像我所藏近现代期刊杂志，去今不足百年，经济投资价值低下，容易受到轻视。多年前我曾写民国老画报的稿投给另一家收藏类杂志，主编轻蔑地说：“你投给别家吧，我们这不用！”还有广东的一家杂志，一开始到北京找我约稿，接二连三地用了我七八篇稿子，图片做得真叫一个漂亮。好景不长，刊物转型“高大上洋”，不需要文化来点缀了，再投稿就给你个不理睬。
　　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中国收藏》杂志20年来同样在与时俱进，但没有像其他收藏杂志那样赤裸裸地“嫌贫爱富”，脱去文化外衣成为富人俱乐部。没有忘记老作者，惦记着普通的收藏爱好者，这不失为一种不忘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