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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送走参加中国一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的东盟国家元首们,中国又迎来了非洲48国的高级别代表团。亚非领导人的身影穿梭于今秋繁忙的外交舞台,令人联想起51年前那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曾有人怀疑,在西方列强缺席的情况下,那些刚刚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达成任何国际关系新协议吗?事实证明。“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成为当代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万隆会议高扬民族独立旗帜,推动亚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50年间彻底埋葬了殖民主义,重划了世界政治地图。
51年前,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现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6个非洲国家能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席万隆会议。而今天,有40多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亚非国家的政治独立并没有让顽固的偏见销声匿:正。在某些人眼中,亚洲和非洲似乎永远只是一堆自然资源,不是被这帮人“殖民”,就是被那帮人“殖民”,好像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老殖民主义者设计好的道路。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今年2月访问尼日利亚时就曾这样评价日益密切的中非经济合作:“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这是对中国的偏见,更是对非洲的傲慢。
世界毕竟在改变。122年前,在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划定非洲政治版图的事情不可能重演。与51年前谋求民族解放、政治独立一样,今天的亚非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方面,自主意识空前高涨。
10月31日,正在中国湖南访问的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一瑟利夫专门走访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后者发明的高产杂交水稻在利比里亚引种获得成功,让这个非洲人口大国第一次告别了饥饿。
这位女总统把袁隆平当作来到中国第一个要见的人,是因为她记得“150年前”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殖民主义者只允许非洲人种植剑麻和可可,他们关心的是欧洲人的早餐桌和欧洲工厂的生产线需要什么,不关心当地人的胃最需要什么。
53个非洲国家中,有48个派出高别代表团来到北京,这不只是一种态度。非洲不是命中注定的“失败国家”,他们打算寻找发展经济的新道路。
为发展经济再次走到一起的亚非国家,面临的形势仍不乐观。亚洲和非洲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方,排在人均GDP排行榜后面的绝大多数是亚非国家;多数亚非国家经济对外依赖严重,没有几个国家建立了完整的产业体系。这一次,他们能行吗?
万隆会议以来,亚非国家后着不同的道路,达到了不同的发展程度,提供了不同的现代化经验。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11月1日致信英国《金融时报》说“过去25年,东亚地区共有4亿人脱贫,其中75%是中国人。中国人以聪明才智和务实态度开辟了一条道路,为撒哈拉沙漠以南仍在努力寻找脱贫之路的6亿非洲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另一方面,亚非国家战后60年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产业链逐渐拉开距离。在亚非国家内部形成了不同梯次的产业链,经济结构互补性增强,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契机。资金、技术与资源、劳动力在亚非国家阵营内部的重新组合,使得遵循全球化规则,挑战旧的全球化秩序成为可能。
经济全球化呈现出的这个新格局,让习惯了欧美占据国际产业链上瑞、亚非提供初级产品旧秩序的人感到不安。西方媒体上不时出现“中国为了石油而来”、“带回石油、铁矿石和其他商品,以满足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发展的贪婪胃口”之类的说法。
温家宝总理今年夏天访问非洲时,对这种揣测做过明确答复,他说,中非经济合作绝不仅仅是石油贸易,因为共同的经历,使亚非各国懂得殖民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支持非洲民族解放和经济振兴的主要原因。”这一表达与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求同存异”一脉相承,找到了亚非国家互相了解和尊重的共同点。
这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合作道路。8月7日出版的德国《经济周刊》写道,中非加强经济合作后,“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这为非洲带来了历史性转机,“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愿意来到中国,原因并不复杂,只不过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和中国同样的梦想一切人类,不分种族和出生地,都要过上同样水准的生活。
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曾有人怀疑,在西方列强缺席的情况下,那些刚刚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达成任何国际关系新协议吗?事实证明。“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成为当代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万隆会议高扬民族独立旗帜,推动亚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50年间彻底埋葬了殖民主义,重划了世界政治地图。
51年前,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现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6个非洲国家能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席万隆会议。而今天,有40多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亚非国家的政治独立并没有让顽固的偏见销声匿:正。在某些人眼中,亚洲和非洲似乎永远只是一堆自然资源,不是被这帮人“殖民”,就是被那帮人“殖民”,好像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老殖民主义者设计好的道路。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今年2月访问尼日利亚时就曾这样评价日益密切的中非经济合作:“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这是对中国的偏见,更是对非洲的傲慢。
世界毕竟在改变。122年前,在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划定非洲政治版图的事情不可能重演。与51年前谋求民族解放、政治独立一样,今天的亚非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方面,自主意识空前高涨。
10月31日,正在中国湖南访问的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一瑟利夫专门走访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后者发明的高产杂交水稻在利比里亚引种获得成功,让这个非洲人口大国第一次告别了饥饿。
这位女总统把袁隆平当作来到中国第一个要见的人,是因为她记得“150年前”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殖民主义者只允许非洲人种植剑麻和可可,他们关心的是欧洲人的早餐桌和欧洲工厂的生产线需要什么,不关心当地人的胃最需要什么。
53个非洲国家中,有48个派出高别代表团来到北京,这不只是一种态度。非洲不是命中注定的“失败国家”,他们打算寻找发展经济的新道路。
为发展经济再次走到一起的亚非国家,面临的形势仍不乐观。亚洲和非洲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方,排在人均GDP排行榜后面的绝大多数是亚非国家;多数亚非国家经济对外依赖严重,没有几个国家建立了完整的产业体系。这一次,他们能行吗?
万隆会议以来,亚非国家后着不同的道路,达到了不同的发展程度,提供了不同的现代化经验。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11月1日致信英国《金融时报》说“过去25年,东亚地区共有4亿人脱贫,其中75%是中国人。中国人以聪明才智和务实态度开辟了一条道路,为撒哈拉沙漠以南仍在努力寻找脱贫之路的6亿非洲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另一方面,亚非国家战后60年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产业链逐渐拉开距离。在亚非国家内部形成了不同梯次的产业链,经济结构互补性增强,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契机。资金、技术与资源、劳动力在亚非国家阵营内部的重新组合,使得遵循全球化规则,挑战旧的全球化秩序成为可能。
经济全球化呈现出的这个新格局,让习惯了欧美占据国际产业链上瑞、亚非提供初级产品旧秩序的人感到不安。西方媒体上不时出现“中国为了石油而来”、“带回石油、铁矿石和其他商品,以满足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发展的贪婪胃口”之类的说法。
温家宝总理今年夏天访问非洲时,对这种揣测做过明确答复,他说,中非经济合作绝不仅仅是石油贸易,因为共同的经历,使亚非各国懂得殖民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支持非洲民族解放和经济振兴的主要原因。”这一表达与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求同存异”一脉相承,找到了亚非国家互相了解和尊重的共同点。
这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合作道路。8月7日出版的德国《经济周刊》写道,中非加强经济合作后,“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这为非洲带来了历史性转机,“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愿意来到中国,原因并不复杂,只不过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和中国同样的梦想一切人类,不分种族和出生地,都要过上同样水准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