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三年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当时，物资极为匮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山上、海里，带叶、带根、带裙的植物、藻类都被吃光。正在长身体的我每天肚子里空空荡荡的，到处寻找一切能吃特别是好吃的东西。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母亲神秘兮兮地瞟了我一眼，快速地将一包东西放进柜子里。关上柜门后，母亲又找来铁丝在柜门上缠了几道。母亲的举动太不寻常了，于是，待她上班后，我立马解开柜门上的铁丝，打开柜门后，眼前顿时一亮——两包蛋糕、两铁罐水果罐头整齐地放在柜子里。我想，这一定是母亲准备走亲戚用的。于是，我打开柜门又关上，关上又打开。最终，对美味的强烈渴望促使我决定“尝一尝”。我找来铁钉，在两瓶罐头的底部各钻一个孔，抱着罐头盒吮干了里面的糖水，又灌入白水;吃了两小块蛋糕后，放进一团报纸充填上，原样放回柜里。虽然我精心布置了“现场”，但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那个周日的中午，母亲从友人家回来时脸色煞白，她二话不说，拽过我就是狠狠两巴掌，见我哭个没完，妈妈又觉得不舍，把我搂在怀里，连说：“不哭，不哭，不怪你，都怪妈呀！”
　　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当中，我排行第五，上有两哥两姐，下有一弟一妹。孩子那么多，父母根本管不过来，只能由着我们“自然生长”。尤其我这个中间的，最不听吆喝。那时候，几百号人一起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大食堂的伙食差，而少数人贪占公共资源的传闻却越传越盛。受大人的影响，我也恨起这些人来。一天晚上，人们已经饥肠辘辘，但食堂却迟迟不开饭。趁人不注意，我找来了半块砖头，缠上抹布，又用水浸透，然后从房后登梯子上了房顶。当砖头从烟囱砸下去时，食堂里顿时浓烟滚滚，里面的人号叫着跑了出来。而我还没等蹦下梯子就被逮了个正着……
　　上世纪60年代，到影院看电影还是件奢侈的事，尽管当时的票价只要一两角钱。有一段时间，文化宫上演阿根廷故事片《血流成河》，我和小伙伴们眼馋得不行，几次想从检票口“混”进去，但都被眼尖的检票员揪了出来。眼看放映期就要过去了，一天，街上传来“破烂换钱”的吆喝声，我灵机一动：“废铜可以卖钱啊，姥姥家里用铜做的家什有好几样哩……”于是，我和小伙伴们立即分工，我负责和姥姥搭讪，分散她的注意力，另外两人动手往外搬运。一番折腾后，我们一共换得六角钱，不仅买了三张电影票，还一人享受了一根小豆冰棍。结果可想而知——自打知道我这个外孙竟是“家贼”之后，姥姥取消了一直以来给我冲甜藕粉的特殊待遇，偶尔她还会嗔怒道：“这外甥狗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胳膊肘儿就往外拐！”
　　那个年代，除了生活艰辛之外，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还不时把人们引向癫狂状态。别的不说，就说那“除四害”运动，全城的男女老少倾巢而出，敲打着盆呀、桶呀、锅呀等家什，吓得麻雀四处乱飞，直到精疲力尽掉到地上，人们才一拥而上争抢着战果。有一回，我和姐姐也去凑热闹，忽然来了一队学生，他们手里没有吓唬麻雀的物件儿，于是我自告奋勇说：“走，到我家取！”不一会儿，家里所有能敲出声儿的家什都被拿走。太阳落山了，人们渐渐散去，我一踏进院门，就见扔了一地的搪瓷脸盆、蒸锅、铝勺。它们无一幸免，全被敲得坑坑洼洼，甚至卷成了一条。母亲站在院中央无可奈何地抹着眼泪。我自知闯了祸，在院门外打了个转，又悄悄地溜了出去。
　　每个人都有关于童年的独特记忆，不论它何等沧桑、何等平淡、何等荣耀、何等难堪，一样值得怀念。 责编/张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