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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3岁的马珮进入女12中（即现在的北京166中学），成为一名初一学生。
父亲马叙伦工作忙，身体也不太好，马珮跟他很少交流，也不会知道，这位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在影响着中国的教育走向。
那是1950年6月，一份反映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营养不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摆在了马叙伦案头，深感忧虑的他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学习负担过重，从来不是困扰马珮的问题。她承认自己当年不是好学生，太淘气，爱玩，功课只是过得去。她这一生中，从来与三好生等荣誉无缘。
对她的兴趣志向，父亲从不干涉，但父亲对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她至今记得，父亲的《论诗九首》里有一句：“入耳不出则为奴。”“他原来针对书法写的，但我觉得这是他整体的思想。他就是这样。我觉得人不能给你灌了什么想法就是什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马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马叙伦的建议，毛泽东随即指示：“健康第一。”他还提出，学习时间宜大减。不久，毛泽东再次致信马叙伦，信中说，学生的健康问题深值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毛泽东做了讲话：“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他还说：“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是长身体的时期……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
由此，“三好”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主旋律。
从三好指示到五四决定
毛泽东发出“三好”指示后，1953年7月，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国随即在全市的中学干部会上做了传达，要求各校积极贯彻。
时任北京市101中学教导主任的萧沅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他的印象里，孙国很有口才，是那种“能逗得人哈哈大笑，还把领导的意图贯彻了”的能干领导。
1980年代后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杨玉民当时是北京五中的数学教师，他也听过孙国的传达。1953年十一期间，他参加在中央团校礼堂召开的青年教师培训会，“政治上一把好手”的孙国在会上做了讲话：“今天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教育学生做‘三好’，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我就向彭真同志汇报。”底下的三四百人热烈鼓掌。
孙国讲话之后，萧沅随即在101中学的校行政例会上做了传达，要求师生紧跟形势，抓紧落实。
“其实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包括了解放初期学苏联的那些内容。”萧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苏联的提法是：共产主义教育是由智育、技术教育、德育、体育和美育五部分组成的。
北京101中学是中共创办于革命老区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当时的101中学可谓高干子女云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子侄都曾就读于该校。
对101来说，贯彻三好，学习是第一位的，因为学生来自老区，基础较差。“真有因为学习过分劳累而得病的。”萧沅说。
但1953年的高考，北京还是失利了，78%的考生平均分数不到60分，低于天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亲自到学校调研，在座谈会上尖锐指出，北京应该是“首都”，而不是“尾都”，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应当站在全国的前列。
195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通过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即五四决定）。决定中提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学生切实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7月，教育部向全国教育部门通报了《五四决定》，希望各地参照执行。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决定。
“五四决定是一把火，要贯彻决定、贯彻三好。”萧沅说。
“三好学生”出世
五四决定之后，一些学校率先开始了三好学生的评选，有风向标作用的101中学自然走在了前面。
时任101中学语文教师、班主任并兼任校长秘书的汪瑞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01中学的三好评选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由班委会、团支部和班主任一起提名，形成名单，报到学校审批，再综合平衡。评出来的三好生以干部和党团员居多，会考虑学生的政治表现、集体荣誉感等，但不会看家庭背景。“叶剑英的儿子年纪很小，很聪明，很调皮，就没有评上三好。”她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多方调查，1950年进入101中学的刘天晓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的三好学生之一。1953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视察101中学，当时就读初三的刘天晓作为学生会副主席，参加了接待工作。
刘天晓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是1954年（至迟1955年）被评上校三好生的。但因为身体原因，刘晓天没能接受面访，详细回忆评选过程。
1953年进入101中学的王同庚也是50年代的三好生。
为了确切地回忆自己究竟是哪一年被评上三好的，王同庚特意找出了50多年前的成绩册。成绩册显示，1954年，他获得了“学习好、工作好”的评语，但是没有“身体好”这一条，显然，不是三好学生。
之后，王同庚努力锻炼身体，还参加了10公里马拉松的长跑，被评为“三级马拉松运动员”，最终通过了“劳卫制”评级，于1956年，被评为了校三好生。
那一年，他获得的操行评语是这样写的：该生学习努力，作业认真，注意实事，遵守课堂、睡觉、课外活动、饭厅的纪律，积极锻炼身体，参加建校劳动，积极工作，工作负责，是团支部委员，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影响全班，但还不够。
1955 年2 月和5月，“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正式进入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第一条。评选“三好学生”的活动逐渐在北京市属重点中学中推开。
杨玉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55年左右，他所在的北京五中开始评选三好。他在班会上告诉学生：“一好不算好，得三好。”他原创的顺口溜“德不好是残品、智不好是次品、体不好是废品”，逗得同学哈哈大笑。
根据北京市教育局的报告，1956年，北京的中学里已出现了300多个优秀班集体和大批的三好学生。4月14日，北京市举行了中等学校“三好”表彰大会，全市共有1295名三好生受到表彰。
101中学档案处的工作人员王冬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初中阶段连续3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初中毕业时将获得北京市颁发的银质优良中学生奖章；在高中阶段连续3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高中毕业时将获得金质优良学生奖章。
高校：对“三好”的各自表述
贯彻三好的活动也在高校中展开。不过，如何贯彻三好指示，成为高校各自解读、各自表述的事情。
青年团北京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1953年10月一份名为《人民大学、铁道学院、航空学院在贯彻“三好”中存在的问题》的工作总结显示：
在中国人民大学，“身体好”得到了普遍重视，每天参加文体活动的人数增加了，社团增多了。虽然，干部工作方式“稍有强迫性”，点名、吹哨子甚至锁门，非把人赶到操场去。
学业繁重的航空学院则更强调“学习好”，这导致学生的“休息时间被挤掉了，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被剥夺了，党团活动也被挤得很少”。
在北京大学，系与系之间存在不同的理解：生物系认为，身体好放在前面，所以“身体第一”；化学系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所以“学习第一”。
在这些高校中，清华大学争三好的氛围最浓厚的。校长蒋南翔刚上任清华不久，就率领校党委积极贯彻“三好”号召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培养红色工程师为目标，抓大学学习方法，开展全校劳卫制锻炼，举办各级运动会和各种文艺社团活动。
1953年9月，17岁的俞国宁来到清华报到，进入动力机械系燃气轮机专业 58届3班。一进校园，她就感到了“争先进”“创三好”的热烈氛围。
清华园里，每天晚上刚响过下晚自习的铃声，人们总可以在一、二号楼之间欣赏到快板、二胡、清唱、口琴等交织在一起的大合奏和宿舍里传出的各种军乐号练习声，而周末则是学生们最愉快的时刻。一到下午4点半，学校操场上的喇叭就响起来了，把大家都轰出去锻炼。高年级同学每人穿一件红领衬衫（红领是自己到学校统一染的），列队在操场上跑圈。
激动不已的俞国宁很快便投身其中。她被选为班长，因学习成绩优秀获得了奖学金。她参加了学校中长跑代表队，身体变健康了，体重由36公斤增加到46公斤。她还参加了合唱团、戏剧社，后来又担任了政治辅导员，组织全校学生的文娱活动。“在清华学习的阶段真是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和锻炼。”俞国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54年3月，清华大学土木系出现了第一个“先进集体”。1955年，评出了第一批三好学生。5月4日，清华大学三好生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校礼堂举行，816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俞国宁成为其中之一。
1956年4月，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好学生大会。会议通知明确规定，三好学生评选的标准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工作”“学习成绩优秀”和“劳卫制锻炼成绩优秀”。通知还规定了评选程序：班级团支书、班会联合提名，经系行政、团总支审查同意后，再交由群众酝酿讨论（注意发扬民主），最后由校评议委员会批准。
最终，全市1500名三好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名单里看到，俞国宁的名字排在清华大学动力系的第一个，是班级中唯一的与会代表。
“到底哪一好是主要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被称为是“全面发展教育”的方针。由此，评选三好的工作提速了。
这年夏天，王英民从101中学高中毕业，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被评上三好生。他达到了工作好和身体好两项标准，但因有一两门功课不是5分，还是没能评上三好。“三好学生有机会成为校旗手，在凯旋曲中升旗，非常隆重。大家那时候都羡慕极了。他们是大家的一面旗帜。”王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英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施光南和成为画家的李问汉，当年也不是三好生。
“施光南当时就是一心搞创作。比如和你一起走的时候，搂着你走着走着，手指头就弹起钢琴来了。”施光南还在课桌下画上键盘，老师讲课，他在底下弹琴，对于提问，一脸茫然。“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不对的，对他有意见，所以他当时入团比较晚。”
李问汉曾是王英民的同桌，1955年入中央美院附中就读，1958年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其实我当时画画和他不相上下。他现在是画家，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非得门门突出。人的精力有限。我们是太求全面发展了，我就上当了。”王英民半开玩笑地说。他中学毕业之后，留在101任教，之后进入中国旅游学院，从事外事工作。
1957年以后，受形势影响，贯彻“三好”的工作开始遭遇困境。
“一开始对‘三好’是绝对服从的，并不感觉它有什么问题。后来学来学去，提了一条，到底哪一好是最主要的？”曾任101中学教导主任的萧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58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萧沅介绍，之前号召同学从事劳动，是贯彻三好号召，后来组织学生劳动，变成了安排学生的手段。这其中的变化，跟大的形势有关。“这么多学生毕业，怎么安排工作？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后来就安排学生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
1959年之后，国家进入困难时期。“老百姓开始饿肚子了，还评什么三好啊？”萧沅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好生”成为“白专生”的代名词，三好学生的评选也被废止。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才重新恢复。
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至此，评选三好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活动，并且开始与升学挂钩。
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等学者多次呼吁停止三好学生评选，上海、武汉、贵阳等多地已相继改革三好生评选制度，或代之以“优秀队员”“优秀团员”称号，或与升学时的政策性加分脱钩。
父亲马叙伦工作忙，身体也不太好，马珮跟他很少交流，也不会知道，这位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在影响着中国的教育走向。
那是1950年6月，一份反映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营养不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摆在了马叙伦案头，深感忧虑的他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学习负担过重，从来不是困扰马珮的问题。她承认自己当年不是好学生，太淘气，爱玩，功课只是过得去。她这一生中，从来与三好生等荣誉无缘。
对她的兴趣志向，父亲从不干涉，但父亲对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她至今记得，父亲的《论诗九首》里有一句：“入耳不出则为奴。”“他原来针对书法写的，但我觉得这是他整体的思想。他就是这样。我觉得人不能给你灌了什么想法就是什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马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马叙伦的建议，毛泽东随即指示：“健康第一。”他还提出，学习时间宜大减。不久，毛泽东再次致信马叙伦，信中说，学生的健康问题深值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毛泽东做了讲话：“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他还说：“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是长身体的时期……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
由此，“三好”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主旋律。
从三好指示到五四决定
毛泽东发出“三好”指示后，1953年7月，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国随即在全市的中学干部会上做了传达，要求各校积极贯彻。
时任北京市101中学教导主任的萧沅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他的印象里，孙国很有口才，是那种“能逗得人哈哈大笑，还把领导的意图贯彻了”的能干领导。
1980年代后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杨玉民当时是北京五中的数学教师，他也听过孙国的传达。1953年十一期间，他参加在中央团校礼堂召开的青年教师培训会，“政治上一把好手”的孙国在会上做了讲话：“今天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教育学生做‘三好’，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我就向彭真同志汇报。”底下的三四百人热烈鼓掌。
孙国讲话之后，萧沅随即在101中学的校行政例会上做了传达，要求师生紧跟形势，抓紧落实。
“其实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包括了解放初期学苏联的那些内容。”萧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苏联的提法是：共产主义教育是由智育、技术教育、德育、体育和美育五部分组成的。
北京101中学是中共创办于革命老区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当时的101中学可谓高干子女云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子侄都曾就读于该校。
对101来说，贯彻三好，学习是第一位的，因为学生来自老区，基础较差。“真有因为学习过分劳累而得病的。”萧沅说。
但1953年的高考，北京还是失利了，78%的考生平均分数不到60分，低于天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亲自到学校调研，在座谈会上尖锐指出，北京应该是“首都”，而不是“尾都”，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应当站在全国的前列。
195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通过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即五四决定）。决定中提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学生切实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7月，教育部向全国教育部门通报了《五四决定》，希望各地参照执行。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决定。
“五四决定是一把火，要贯彻决定、贯彻三好。”萧沅说。
“三好学生”出世
五四决定之后，一些学校率先开始了三好学生的评选，有风向标作用的101中学自然走在了前面。
时任101中学语文教师、班主任并兼任校长秘书的汪瑞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01中学的三好评选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由班委会、团支部和班主任一起提名，形成名单，报到学校审批，再综合平衡。评出来的三好生以干部和党团员居多，会考虑学生的政治表现、集体荣誉感等，但不会看家庭背景。“叶剑英的儿子年纪很小，很聪明，很调皮，就没有评上三好。”她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多方调查，1950年进入101中学的刘天晓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的三好学生之一。1953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视察101中学，当时就读初三的刘天晓作为学生会副主席，参加了接待工作。
刘天晓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是1954年（至迟1955年）被评上校三好生的。但因为身体原因，刘晓天没能接受面访，详细回忆评选过程。
1953年进入101中学的王同庚也是50年代的三好生。
为了确切地回忆自己究竟是哪一年被评上三好的，王同庚特意找出了50多年前的成绩册。成绩册显示，1954年，他获得了“学习好、工作好”的评语，但是没有“身体好”这一条，显然，不是三好学生。
之后，王同庚努力锻炼身体，还参加了10公里马拉松的长跑，被评为“三级马拉松运动员”，最终通过了“劳卫制”评级，于1956年，被评为了校三好生。
那一年，他获得的操行评语是这样写的：该生学习努力，作业认真，注意实事，遵守课堂、睡觉、课外活动、饭厅的纪律，积极锻炼身体，参加建校劳动，积极工作，工作负责，是团支部委员，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影响全班，但还不够。
1955 年2 月和5月，“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正式进入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第一条。评选“三好学生”的活动逐渐在北京市属重点中学中推开。
杨玉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55年左右，他所在的北京五中开始评选三好。他在班会上告诉学生：“一好不算好，得三好。”他原创的顺口溜“德不好是残品、智不好是次品、体不好是废品”，逗得同学哈哈大笑。
根据北京市教育局的报告，1956年，北京的中学里已出现了300多个优秀班集体和大批的三好学生。4月14日，北京市举行了中等学校“三好”表彰大会，全市共有1295名三好生受到表彰。
101中学档案处的工作人员王冬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初中阶段连续3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初中毕业时将获得北京市颁发的银质优良中学生奖章；在高中阶段连续3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高中毕业时将获得金质优良学生奖章。
高校：对“三好”的各自表述
贯彻三好的活动也在高校中展开。不过，如何贯彻三好指示，成为高校各自解读、各自表述的事情。
青年团北京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1953年10月一份名为《人民大学、铁道学院、航空学院在贯彻“三好”中存在的问题》的工作总结显示：
在中国人民大学，“身体好”得到了普遍重视，每天参加文体活动的人数增加了，社团增多了。虽然，干部工作方式“稍有强迫性”，点名、吹哨子甚至锁门，非把人赶到操场去。
学业繁重的航空学院则更强调“学习好”，这导致学生的“休息时间被挤掉了，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被剥夺了，党团活动也被挤得很少”。
在北京大学，系与系之间存在不同的理解：生物系认为，身体好放在前面，所以“身体第一”；化学系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所以“学习第一”。
在这些高校中，清华大学争三好的氛围最浓厚的。校长蒋南翔刚上任清华不久，就率领校党委积极贯彻“三好”号召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培养红色工程师为目标，抓大学学习方法，开展全校劳卫制锻炼，举办各级运动会和各种文艺社团活动。
1953年9月，17岁的俞国宁来到清华报到，进入动力机械系燃气轮机专业 58届3班。一进校园，她就感到了“争先进”“创三好”的热烈氛围。
清华园里，每天晚上刚响过下晚自习的铃声，人们总可以在一、二号楼之间欣赏到快板、二胡、清唱、口琴等交织在一起的大合奏和宿舍里传出的各种军乐号练习声，而周末则是学生们最愉快的时刻。一到下午4点半，学校操场上的喇叭就响起来了，把大家都轰出去锻炼。高年级同学每人穿一件红领衬衫（红领是自己到学校统一染的），列队在操场上跑圈。
激动不已的俞国宁很快便投身其中。她被选为班长，因学习成绩优秀获得了奖学金。她参加了学校中长跑代表队，身体变健康了，体重由36公斤增加到46公斤。她还参加了合唱团、戏剧社，后来又担任了政治辅导员，组织全校学生的文娱活动。“在清华学习的阶段真是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和锻炼。”俞国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54年3月，清华大学土木系出现了第一个“先进集体”。1955年，评出了第一批三好学生。5月4日，清华大学三好生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校礼堂举行，816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俞国宁成为其中之一。
1956年4月，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好学生大会。会议通知明确规定，三好学生评选的标准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工作”“学习成绩优秀”和“劳卫制锻炼成绩优秀”。通知还规定了评选程序：班级团支书、班会联合提名，经系行政、团总支审查同意后，再交由群众酝酿讨论（注意发扬民主），最后由校评议委员会批准。
最终，全市1500名三好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名单里看到，俞国宁的名字排在清华大学动力系的第一个，是班级中唯一的与会代表。
“到底哪一好是主要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被称为是“全面发展教育”的方针。由此，评选三好的工作提速了。
这年夏天，王英民从101中学高中毕业，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被评上三好生。他达到了工作好和身体好两项标准，但因有一两门功课不是5分，还是没能评上三好。“三好学生有机会成为校旗手，在凯旋曲中升旗，非常隆重。大家那时候都羡慕极了。他们是大家的一面旗帜。”王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英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施光南和成为画家的李问汉，当年也不是三好生。
“施光南当时就是一心搞创作。比如和你一起走的时候，搂着你走着走着，手指头就弹起钢琴来了。”施光南还在课桌下画上键盘，老师讲课，他在底下弹琴，对于提问，一脸茫然。“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不对的，对他有意见，所以他当时入团比较晚。”
李问汉曾是王英民的同桌，1955年入中央美院附中就读，1958年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其实我当时画画和他不相上下。他现在是画家，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非得门门突出。人的精力有限。我们是太求全面发展了，我就上当了。”王英民半开玩笑地说。他中学毕业之后，留在101任教，之后进入中国旅游学院，从事外事工作。
1957年以后，受形势影响，贯彻“三好”的工作开始遭遇困境。
“一开始对‘三好’是绝对服从的，并不感觉它有什么问题。后来学来学去，提了一条，到底哪一好是最主要的？”曾任101中学教导主任的萧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58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萧沅介绍，之前号召同学从事劳动，是贯彻三好号召，后来组织学生劳动，变成了安排学生的手段。这其中的变化，跟大的形势有关。“这么多学生毕业，怎么安排工作？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后来就安排学生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
1959年之后，国家进入困难时期。“老百姓开始饿肚子了，还评什么三好啊？”萧沅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好生”成为“白专生”的代名词，三好学生的评选也被废止。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才重新恢复。
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至此，评选三好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活动，并且开始与升学挂钩。
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等学者多次呼吁停止三好学生评选，上海、武汉、贵阳等多地已相继改革三好生评选制度，或代之以“优秀队员”“优秀团员”称号，或与升学时的政策性加分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