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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万尼·杰尔，诺格尼部落的一名族民，亚当·席尔瓦的老朋友。他的故乡是距离马拉维12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这座小村庄有着一个有些绕嘴的名字——易马克里哈码尼，村子的北面有是一片一望无垠的原始森林，南面则高耸着险峻的山峰。绝大多数的马拉维人都还过着“男耕女织”式的生活，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电视，没有汽车，只有长矛与草棚。在这个偏僻落后的小部落里唯一一个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人就是首领，他有一个黑莓手机，那是杰尔从美国带回来送给他的礼物。后来杰尔还教会了他用手机上网，自从那以后他的族民们总是会看见首领坐在宝座上摆弄手机，首领甚至注册了自己的推特账户。四月的一天，杰尔再次踏上这块熟悉的土地，他惊奇地发现从族民的嘴里说出亚当·席尔瓦这个名字，甚至还有斯特林。杰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非洲小部落里听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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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杰尔也是这里的一员，他的命运的改变发生在他只有16岁那年。1977年，美国与坦桑尼亚签订一份“教育合作”条约，允许坦桑尼亚每年可以送50名优秀的青年去美国留学深造。杰尔就是这份条约的第一批“受益者”，他已经记不得第一次坐上轮船是什么样的感受了。但是他清楚的记得他第一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时是什么样的场景，“四周的人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他们一定感觉我就像是‘大猩猩’。”杰尔回忆道。来到美国后这些青年被分配到全美各地的大学学习，杰尔被分到了纽约的雷耶学院。在他大二的那年，他的父亲成为了坦桑尼亚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也让他有机会进入美国有名的外交高校——韦斯特彻斯特学院学习。对于能进入这所梦寐以求的大学，杰尔兴奋得简直要飞上天。从迈进校园的第一天起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会早起去图书馆晨读，会在课后主动找到老师去讨论一些问题，每个人都看得出他非常渴望快速地融入新学校。值得注意的是，杰尔是这所盛产“外交家”的高校中，为数不多的几名黑人学生。他的同学几乎都是出身富裕家庭的白人，每次上课的时候杰尔都会坐到最后一排，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肤色被同学们排斥嘲笑。每周末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们去参加教会的礼拜，礼拜后那些白人的孩子们会聚到教堂后的草坪上嬉戏玩耍。杰尔试图融入，但是其他的白人同学都带着嘲笑的语气走开了，只有一个身材修长面容清秀的白人男孩走向他，然后伸出了右手说：“你好，我是亚当·席尔瓦。”杰尔回忆起当时的画面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亚当会主动走上前来和我握手，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是的。在当时的环境下，‘黑’与‘白’是很少能有交集的。“我想是我和亚当身上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都是参加聚会时不吃巧克力土司的人。”
韦斯特彻斯特学院坐落在纽约的市郊，离康涅狄格州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所处的小镇是一个既安静又美丽的地方，虽然小镇只有不到15000名居民，但它依然很繁华富有，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公司的大老板或者投资银行家。席尔瓦的父亲，艾德，是纽约市最有名气的工会律师。他的母亲，梅尔芭，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名社区活动组织者。殷实的家境给了他一个富足而又美好的童年，小时候的亚当是在一所拥有大花园的维多利亚式别墅里长大的。上学后亚当的成绩一直都很好，同时他也展现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高中时，他不仅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班长，而且还成为了州高中篮球联盟组织委员会的一员。经历充沛的亚当还在业余时间办起了一份名叫“优雅与黑暗”的小报，发行量甚至可以和很多当地有名气的报纸相媲美。大学主修外交法的他，毕业后却干起了股票交易人的行当。这得益于他的出色交际能力，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他成功地说服了一名华尔街的著名股票交易人招他进入公司，席尔瓦做“红马甲”的时候他总是很“温和”地对待交易，而不像其他人那样凶狠，因此他的同事们更喜欢叫他“温和的亚当”。除了杰尔，席尔瓦还有另一个好朋友——马斯，在大学那会儿他是学校里的橄榄球明星，而他与席尔瓦的交集则要比杰尔多，因为他们都是学校里的明星，而且都很有领导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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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尔瓦只有十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的爸爸搬到了曼哈顿的一所公寓里，她的妈妈则搬到了弗罗里达州的博卡雷顿，他的两位兄长已经从大学毕业，而这时席尔瓦只有十四岁时。他对家人开始疏远，也就是在这段艰涩的日子亚当和马斯一同住在学校外的一所公寓里，马斯的父母那时已经被遣送回他们的国家。“他把我带回他的家。”马斯回忆说，“从那之后我们就成为了一对兄弟。”周末亚当会抽出时间辅导马斯的历史和代数课程，他还会请他去城里看演唱会和体育比赛。偶尔亚当也会带着马斯去豪华的大饭店“下馆子”，他甚至还为马斯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一辆1992年款的大众高尔夫，后来又用自己的积蓄为马斯买了停车位。“亚当就是马斯在美国最亲的‘兄弟’。”罗伊·波斯托克说。罗伊非常热衷打理自己的头发，他是韦斯特彻斯特学院的一名校董，后来成为了雅虎集团的主席，他是席尔瓦青年时代的“导师”，每次当席尔瓦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都会第一时间向罗伊求助。
除了亚当，马斯的另一位“兄弟”是雷根·奥利雷克，他是马斯的学弟。雷根与亚当的关系也不错，所以有时放学后三兄弟会开着车去雷耶中心去打保龄球，或者一起去塔斯卡冷饮厅喝点冷冻的酸牛奶。他们还喜欢聚在一起研究《纽约时报》上的漫画，或者听老鹰乐队的摇滚。他们会在亚当的房子里熬夜看约翰尼·卡尔森的幽默情景喜剧。“我是爱尔兰后裔，”奥利雷克说。“马斯是非洲裔，亚当是犹太人，看起来我们是一个奇怪的‘组织’，但是我们的确亲同家人。”
亚当的妈妈，梅尔芭·席尔瓦一个人住在弗罗里达的日子也不好过。他雇了一名佣人，名字叫尤德尔·贝克尔，贝克尔像其他的佣人一样平时会打扫房间，做饭，洗衣服。除此之外，梅尔芭还有额外的一项任务交给她，去附近的农场种蔬菜。这些蔬菜是梅尔芭为自己的儿子亚当特意准备的，她知道亚当最喜欢是新鲜的西红柿，所以西红柿也是种得最多的。亚当每年夏天都会来到这里陪妈妈住上一段时间，他们会开车去农场采摘蔬菜。那时亚当还没有考取驾照，但是亚当每次还是会主动去开车。“我想这段经历让亚当明白有些事不需要去征求别人的意见，你只需要做，因为其他人不会替代你做。”梅尔芭这样叙述这段经历。 亚当从小就是一名能hold住大场面的孩子，好几次他和父母参加复活节舞会时都站在全场300多人面前表演钢琴独奏。他爱模仿那些钢琴家的样子，在高中时他甚至在学校的礼堂里举办过个人演奏会。高中毕业后亚当去杜克大学待过一段时间，那时他的室友吉米·泽特尔回忆说：“他的钢琴是我见过的人中弹得最好的之一，除了弹钢琴，亚当还对政治和经济实事很感兴趣，当我们还在看校刊的时候，他却已经看起《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了。”泽特尔现在是一家全球性的企业咨询公司的总裁，他认为亚当很早就已经开始有全球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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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席尔瓦回到了他妈妈位于博卡雷顿的家中过圣诞节，此时他已经是一名政治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他在韦斯特彻斯特学院的校友，杰尔此时是卡纳狄尔学院的一名研究员。杰尔想要找到他的老同学一起过圣诞节，所以在圣诞节三天前他就驾车和另外一位大学同学克里斯·平托赶往博卡雷顿。杰尔记得他见到席尔瓦时，他和他的妈妈正坐在房间里看电视节目。“亚当看见我和平托时很高兴，他提议我们一起出去喝几杯。”杰尔回忆说。三个人去了博卡雷顿最有名的酒吧，在那里他们还碰见了亚当的一位女邻居。四个人一起聊天畅饮直到很晚才回家，而接下来那位女邻居的话却深深地刺痛了杰尔的心。“我记得我刚刚要打开车门。”杰尔说，“那个女人却对我说：‘我不会上车，因为我不想与黑人坐在一辆车里。’”就在这时从街道对面走过来两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人，他们走到平托的面前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枪开了两枪，平托倒在血泊中。亚当和杰尔都被惊呆了，他们迅速地把平托送到医院，但是由于伤势过重几天后平托还是死了。
在平托的葬礼上，杰尔情绪失控，他不停地哭，席尔瓦也从博卡雷顿赶到那里。对于平托的死，杰尔一直很内疚，他认为自己不该带平托去博卡雷顿，那个歧视黑人的地方。亚当安慰他说那并不是他的错，杰尔甚至不知道杀死平托的那两个人究竟是谁。警察接管了案件，他们给杰尔录了口供，并找到了几名所谓的证人，三天后警察抓到了两名嫌疑人，杰尔相信这两名杀人犯会被绳之以法。可他没想到的是法庭上，陪审团却认为证据不足没法给这两人定罪。杰尔试图继续上诉但是没有任何改变，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从那之后他回到马拉维，席尔瓦为他运过去一辆高尔夫轿车，两人联系渐渐变少。六年后，杰尔已经是一名六岁孩子的父亲，他和他的妻子安妮，带着孩子一起重新回到了美国。席尔瓦和杰尔再一次见面，席尔瓦送给他的儿子一个斯伯丁篮球，从那之后这个孩子就喜欢上了篮球。现在他已经22岁了，他的亚当叔叔已经成为了一名闻名世界的“大人物”。
纽约第五大道NBA总部的第十五层，总裁先生正坐在会议室里和他的下属们开会，他举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海军蓝色的西装被他搭在椅背上，蓝红相间的领带松松垮垮地绕在他的脖子上。从他身后的窗户望去，中央公园就在北面，每天晚上席尔瓦都会和他的拉布拉多犬在那里散步，他的狗狗名字叫埃迪。这张消瘦的面孔和深邃的眼神，对于所有的NBA球迷们并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七年中亚当作为副总裁宣布了七年的第二轮选秀结果，但是现在他被斯特恩彻底推到了“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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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尔瓦看起来好像没有感到疲惫的时候，尽管他刚刚在洛杉矶现场看了快艇与雷霆的西区半决赛第四场，并且之后连夜飞回纽约。从斯特林那个“种族谬论”被公之于众后，这是他第一次飞到洛杉矶。对于斯特林的种族言论，席尔瓦很气愤，他宣布禁止斯特林到现场看球，并发誓要强制施禁止斯特林的经营权。整个俱乐部的员工都唉声叹气，他们对于自己能否保住饭碗感到担忧，也为他们的老板的愚蠢言论感到羞耻。迪士尼集团的主席兼CEO鲍勃·伊戈尔，就坐在席尔瓦的身边。三个月前的全明星赛期间，他们曾经一起在新奥尔良参加全美企业家峰会，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们成为了不错的朋友。“他对于‘洛杉矶事件’的关注，对于比赛的严格，以及对人们所期盼的联盟与球迷的和谐局面，都在提醒着人们他掌管着一切。”伊戈尔说。
“这段历史还在被书写。”这是席尔瓦作为总裁后第一次接受访谈时说过的话，“我为自己置身在这段新历史中而感到荣幸，我知道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NBA需要从一个现有的高度上升到另一更高的高度，过程会十分坎坷，我已经感到压在我肩上的担子的分量了！”就在这段访谈结束三个小时后，斯特林将出现在CNN的电视节目中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向全国的有色人种道歉，那会是NBA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道歉。
对于斯特林和他的妻子来说，NBA更像是对法律开战。他的妻子，同时也是快艇队的前拥有者名字叫米切尔，夫妻俩这些年的感情一直不是很好。可没想到斯特林闹出这样一件事后，面对排山倒海般的声讨声，夫妻俩却又一次团结在了一起。在第四场比赛中，“魔术师”约翰逊也一直坐在席尔瓦的身边。他们的身边坐着一位穿着夸张的球迷，或许是为了赶在新总裁第一次“空降洛城”这样一个时刻上，这位球迷鼓起勇气提出要和“魔术师”还有席尔瓦合影，两人爽快地答应了。
约翰逊在席尔瓦的NBA履历中占有很大的比重，1992年的2月，席尔瓦还是一名思维恩摩尔律师事务所的小律师。每周席尔瓦的工作时间要超过110小时，因为他无法从堆成山一样的案件报告中脱身。每次全明星赛他都会麻烦朋友拿摄像机录下来，直到半夜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己的公寓，他才有机会看比赛的录像。“‘魔术师’投中了关键的一球。”席尔瓦回忆说，“看到那样精彩的进球，我会兴奋地蹦起来，完全忘掉疲惫。”五个月后他放弃了在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成为了NBA总裁大卫·斯特恩的特别助理。
从22岁走进NBA总部的大楼，成为一名“特别助理”（其实是实习生）席尔瓦就不断地给这个联盟带来改变。席尔瓦是NBA在1999年与有线电视台合作的“始作俑者”，1995年也是在他的建议下NBA与网络公司合作开发网络市场。他的功绩薄上还包括：作为首席代表为NBA出席各种谈判，7.4亿美元的交易，2011年解决劳资纠纷等等。在国际化这条路上，席尔瓦时除了斯特恩之外功绩最大的人。他早早就被人们认为是“斯特恩的继承者”，因为他具有同样的国际视野。“他是大卫的门徒，但是亚当又不完全听从大卫的，他一向坚持自己的观点。”大卫·沙尔夫这样评价两位总裁之间的关系，沙尔夫是NBA前任市场主管，现在他在运营一家体育娱乐公司。2014年4月18日，席尔瓦第一次以总裁的身份召开了NBA全员大会，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就职演说”。 “我们需要尊重与透明。”一位球队老板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互相尊重，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尊重不同的观点。”斯特林当时也在场，对于席尔瓦说出的每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没想到的是，一周后TMZ（八卦网站）就向外界公开了他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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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副手，席尔瓦是有名的“问题解决专家”。他曾成功地解决“奥本山群架”事件，还有裁判蒂姆·多纳希参与赌球事件。但对于斯特林闯下的祸，他并没有准备。事情发生后，立刻引起了舆论的抨击。此时快艇队正在与勇士队进行季后赛的比赛，席尔瓦第一时间找到了快艇队的主教练里弗斯还有球员保罗，像他们保证他会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随后在又飞到孟菲斯，赶去看雷霆与灰熊队的比赛，并在机场接受了ESPN的采访。
在去球馆的车上，席尔瓦又听了一遍斯特林和他女朋友的对话。公众很愤怒，但是斯特林需要更确凿的证据。因为录音带里的声音没有被确认是斯特林发出的，他的车被堵在了市中心狭窄的马路上，所以他决定步行穿过四个街区去体育馆，到达球馆时晚了将近30分钟。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关于“斯特林”的提问，他郑重地回答会按正式的程序去处理这件事。
球员们联合抵制，球迷们抗议，赞助商从快艇队撤资。“显然联盟中的高层会以务实的因素去处理这件事。”一名球队老板说。“如果NBA让人们感到他们不在意保障球迷的权益，那么带来的伤害将是不可预计的，但是这里也有个人因素需要考虑。”在过去的十年中，席尔瓦和他的同事们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嘻哈文化、文身、大合同，他们都可以很好地解决，现在轮到了种族主义。席尔瓦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联盟就好像一个国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总裁我就是要解决问题，迎接挑战。”看来对于这些他早已习惯。
4月28日这天席尔瓦直到凌晨一点才回到家，然后立刻坐在桌前起草一分发言稿。他又给他的妻子读了一遍斯特林的话，他想要从妻子那里得到些建议。看得出他想尽可能地把这件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他还没有和联盟的代理律师见过面。他一遍遍地看着纸上的文字，想要从字里行间找出一点有利于斯特林的东西。“我从球队老板们，商业伙伴那里得到很多建议。”席尔瓦说，“我告诉这些人我想要为斯特林擦屁股，可是他们都不赞同，而告诉我要严惩斯特林。”
“他曾经是一名可以在任何案件中都找到突破口的律师。”布拉德·罗斯基说，布拉德是纽约州诉讼部门的前主席。“加里·贝特曼，大卫·斯特恩都曾是名成功的律师。”布拉德继续说道。20多岁时的席尔瓦被两件事所着迷——法律和体育。他的父亲也是如此，艾德·席尔瓦平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人，但是一走进麦迪逊花园球馆，他就会变身为一名疯狂的球迷。艾德会带着小席尔瓦去看尼克斯队的比赛，甚至后来他和妻子离婚后，父子俩也会经常一起去看比赛。除了篮球，他们对于拳击也十分热爱。穆罕默德·阿里是他们最崇拜的拳击明星，亚当的房间的墙上贴满了阿里的海报，每次有阿里的电视转播席尔瓦家所有人都会早早地等在电视机前。他们崇拜阿里除了因为他的凶悍外，还因为他是一名抗击种族歧视的斗士。“阿里真的是我们全家的精神领袖，从小我的孩子们就知道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我们都是平等的。”艾德回忆说。
席尔瓦曾在杜克度过短暂的一年，他和“老K教练”是同一年来到这里的，随后他又去芝加哥待过一段时间，就在乔丹来到芝加哥之后的一年。在芝加哥他经常会去卡梅隆室内球馆去打篮球，也会买公牛队的季票。席尔瓦从来没想过以篮球作为自己的职业，但体育却真找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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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是纽约南区的法庭助理。但是在一件充满疑云的案件地审理中，席尔瓦却信心满满地对法官保证他可以找到案件的突破口。“我不敢相信他所说的。”伍德法官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有些激动，他回忆说：“席尔瓦当时还是一名不起眼的助理，但是他却总能找到案件的蛛丝马迹，后来他帮我处理过很多棘手的案件。”
“难道他已经成为律师事务所里的大律师了嘛？”伍德法官的同事简·俄尔驰总是奇怪地问伍德。“当然，他有这样的实力。”虽然俄尔驰的话在后来应验饿，但是席尔瓦的律师生涯并没有持续终生。三年后，他写信给他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向他请教一些职场建议。虽然他并没有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工作，可是这个人（大卫·斯特恩）却给了他一个机会成为“NBA的总裁助理”。
从那之后他算“嫁给”了NBA，他的妈妈2004年死于肺癌，父亲也因为胰腺癌死于那年的十月。但是那年的秋天，NBA决定在中国举行季前赛，所以他带着失去双亲的悲伤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除了父母，我还有其他的亲人。”是的。他的大哥，埃里克，在博卡雷顿经营着一家网球俱乐部。姐姐，安，在卡尔森城里作健身教练。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妹妹”——艾米丽。艾米丽比亚当小，她告诉亚当她的妈妈和他的爸爸有过一段感情，所以她是他的妹妹。对此亚当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早就收到过好几封艾米丽妈妈的来信。他一直都不敢把这些信拿给妈妈看。“生活是复杂的。”席尔瓦说。“我们最后还是接纳了这个妹妹，现在我们是好朋友，她成为了我们家重要的一部分。”
2013年的秋天，席尔瓦决定和快艇队的球星克里斯·保罗处处关系。因为后者现在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球员工会主席。席尔瓦找到了霍伊·纽劳，他是CAA售票工作网的一名负责人。在一场快艇与76人的比赛前，纽劳安排了一次保罗与席尔瓦的见面会。两个人先是互相寒暄，然后他们聊了很多。五个月后，他们在金州再一次见面，但是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无论怎样，费城的那次见面多多少少对快艇队球员在抵制斯特林的事情上起到了帮助，因为他们之间的信任感已经建立。“我和亚当之间有机会合作。”保罗说，“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成为合作伙伴。”
曾经作为副手，席尔瓦为这个联盟带来很多收益，同时他也为斯特恩解决很多麻烦。在这过程中，他很好地做到了坚持己见和听从上司这两点，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他始终是要站在斯特恩这一边。而他较斯特恩更聪明的地方是，他不但照顾到了球队老板们的利益，对于球员们他一样可以做到让他们满意，这在上一次的劳资纠纷中已经显示出来。或许NBA正需要像席尔瓦这样的一位总领者，维护各方面的利益，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去实现这个体育联盟向世界进军的规划。
杰尔和他的老朋友直到现在也会偶尔出去喝上几杯，他是席尔瓦最好的“民意调查员”。杰尔每年都会回到马维拉，还会和族民们一起跳祭祀的舞蹈。而他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现代的文明，黑莓手机，谷歌，NBA等等，这就像席尔瓦带给NBA的所有新鲜的东西。杰尔会和首领讲起亚当的事，每次听后首领都会闭目深思然后轻轻地默念一声：“神与亚当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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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杰尔也是这里的一员，他的命运的改变发生在他只有16岁那年。1977年，美国与坦桑尼亚签订一份“教育合作”条约，允许坦桑尼亚每年可以送50名优秀的青年去美国留学深造。杰尔就是这份条约的第一批“受益者”，他已经记不得第一次坐上轮船是什么样的感受了。但是他清楚的记得他第一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时是什么样的场景，“四周的人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他们一定感觉我就像是‘大猩猩’。”杰尔回忆道。来到美国后这些青年被分配到全美各地的大学学习，杰尔被分到了纽约的雷耶学院。在他大二的那年，他的父亲成为了坦桑尼亚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也让他有机会进入美国有名的外交高校——韦斯特彻斯特学院学习。对于能进入这所梦寐以求的大学，杰尔兴奋得简直要飞上天。从迈进校园的第一天起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会早起去图书馆晨读，会在课后主动找到老师去讨论一些问题，每个人都看得出他非常渴望快速地融入新学校。值得注意的是，杰尔是这所盛产“外交家”的高校中，为数不多的几名黑人学生。他的同学几乎都是出身富裕家庭的白人，每次上课的时候杰尔都会坐到最后一排，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肤色被同学们排斥嘲笑。每周末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们去参加教会的礼拜，礼拜后那些白人的孩子们会聚到教堂后的草坪上嬉戏玩耍。杰尔试图融入，但是其他的白人同学都带着嘲笑的语气走开了，只有一个身材修长面容清秀的白人男孩走向他，然后伸出了右手说：“你好，我是亚当·席尔瓦。”杰尔回忆起当时的画面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亚当会主动走上前来和我握手，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是的。在当时的环境下，‘黑’与‘白’是很少能有交集的。“我想是我和亚当身上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都是参加聚会时不吃巧克力土司的人。”
韦斯特彻斯特学院坐落在纽约的市郊，离康涅狄格州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所处的小镇是一个既安静又美丽的地方，虽然小镇只有不到15000名居民，但它依然很繁华富有，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公司的大老板或者投资银行家。席尔瓦的父亲，艾德，是纽约市最有名气的工会律师。他的母亲，梅尔芭，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名社区活动组织者。殷实的家境给了他一个富足而又美好的童年，小时候的亚当是在一所拥有大花园的维多利亚式别墅里长大的。上学后亚当的成绩一直都很好，同时他也展现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高中时，他不仅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班长，而且还成为了州高中篮球联盟组织委员会的一员。经历充沛的亚当还在业余时间办起了一份名叫“优雅与黑暗”的小报，发行量甚至可以和很多当地有名气的报纸相媲美。大学主修外交法的他，毕业后却干起了股票交易人的行当。这得益于他的出色交际能力，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他成功地说服了一名华尔街的著名股票交易人招他进入公司，席尔瓦做“红马甲”的时候他总是很“温和”地对待交易，而不像其他人那样凶狠，因此他的同事们更喜欢叫他“温和的亚当”。除了杰尔，席尔瓦还有另一个好朋友——马斯，在大学那会儿他是学校里的橄榄球明星，而他与席尔瓦的交集则要比杰尔多，因为他们都是学校里的明星，而且都很有领导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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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尔瓦只有十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的爸爸搬到了曼哈顿的一所公寓里，她的妈妈则搬到了弗罗里达州的博卡雷顿，他的两位兄长已经从大学毕业，而这时席尔瓦只有十四岁时。他对家人开始疏远，也就是在这段艰涩的日子亚当和马斯一同住在学校外的一所公寓里，马斯的父母那时已经被遣送回他们的国家。“他把我带回他的家。”马斯回忆说，“从那之后我们就成为了一对兄弟。”周末亚当会抽出时间辅导马斯的历史和代数课程，他还会请他去城里看演唱会和体育比赛。偶尔亚当也会带着马斯去豪华的大饭店“下馆子”，他甚至还为马斯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一辆1992年款的大众高尔夫，后来又用自己的积蓄为马斯买了停车位。“亚当就是马斯在美国最亲的‘兄弟’。”罗伊·波斯托克说。罗伊非常热衷打理自己的头发，他是韦斯特彻斯特学院的一名校董，后来成为了雅虎集团的主席，他是席尔瓦青年时代的“导师”，每次当席尔瓦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都会第一时间向罗伊求助。
除了亚当，马斯的另一位“兄弟”是雷根·奥利雷克，他是马斯的学弟。雷根与亚当的关系也不错，所以有时放学后三兄弟会开着车去雷耶中心去打保龄球，或者一起去塔斯卡冷饮厅喝点冷冻的酸牛奶。他们还喜欢聚在一起研究《纽约时报》上的漫画，或者听老鹰乐队的摇滚。他们会在亚当的房子里熬夜看约翰尼·卡尔森的幽默情景喜剧。“我是爱尔兰后裔，”奥利雷克说。“马斯是非洲裔，亚当是犹太人，看起来我们是一个奇怪的‘组织’，但是我们的确亲同家人。”
亚当的妈妈，梅尔芭·席尔瓦一个人住在弗罗里达的日子也不好过。他雇了一名佣人，名字叫尤德尔·贝克尔，贝克尔像其他的佣人一样平时会打扫房间，做饭，洗衣服。除此之外，梅尔芭还有额外的一项任务交给她，去附近的农场种蔬菜。这些蔬菜是梅尔芭为自己的儿子亚当特意准备的，她知道亚当最喜欢是新鲜的西红柿，所以西红柿也是种得最多的。亚当每年夏天都会来到这里陪妈妈住上一段时间，他们会开车去农场采摘蔬菜。那时亚当还没有考取驾照，但是亚当每次还是会主动去开车。“我想这段经历让亚当明白有些事不需要去征求别人的意见，你只需要做，因为其他人不会替代你做。”梅尔芭这样叙述这段经历。 亚当从小就是一名能hold住大场面的孩子，好几次他和父母参加复活节舞会时都站在全场300多人面前表演钢琴独奏。他爱模仿那些钢琴家的样子，在高中时他甚至在学校的礼堂里举办过个人演奏会。高中毕业后亚当去杜克大学待过一段时间，那时他的室友吉米·泽特尔回忆说：“他的钢琴是我见过的人中弹得最好的之一，除了弹钢琴，亚当还对政治和经济实事很感兴趣，当我们还在看校刊的时候，他却已经看起《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了。”泽特尔现在是一家全球性的企业咨询公司的总裁，他认为亚当很早就已经开始有全球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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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席尔瓦回到了他妈妈位于博卡雷顿的家中过圣诞节，此时他已经是一名政治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他在韦斯特彻斯特学院的校友，杰尔此时是卡纳狄尔学院的一名研究员。杰尔想要找到他的老同学一起过圣诞节，所以在圣诞节三天前他就驾车和另外一位大学同学克里斯·平托赶往博卡雷顿。杰尔记得他见到席尔瓦时，他和他的妈妈正坐在房间里看电视节目。“亚当看见我和平托时很高兴，他提议我们一起出去喝几杯。”杰尔回忆说。三个人去了博卡雷顿最有名的酒吧，在那里他们还碰见了亚当的一位女邻居。四个人一起聊天畅饮直到很晚才回家，而接下来那位女邻居的话却深深地刺痛了杰尔的心。“我记得我刚刚要打开车门。”杰尔说，“那个女人却对我说：‘我不会上车，因为我不想与黑人坐在一辆车里。’”就在这时从街道对面走过来两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人，他们走到平托的面前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枪开了两枪，平托倒在血泊中。亚当和杰尔都被惊呆了，他们迅速地把平托送到医院，但是由于伤势过重几天后平托还是死了。
在平托的葬礼上，杰尔情绪失控，他不停地哭，席尔瓦也从博卡雷顿赶到那里。对于平托的死，杰尔一直很内疚，他认为自己不该带平托去博卡雷顿，那个歧视黑人的地方。亚当安慰他说那并不是他的错，杰尔甚至不知道杀死平托的那两个人究竟是谁。警察接管了案件，他们给杰尔录了口供，并找到了几名所谓的证人，三天后警察抓到了两名嫌疑人，杰尔相信这两名杀人犯会被绳之以法。可他没想到的是法庭上，陪审团却认为证据不足没法给这两人定罪。杰尔试图继续上诉但是没有任何改变，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从那之后他回到马拉维，席尔瓦为他运过去一辆高尔夫轿车，两人联系渐渐变少。六年后，杰尔已经是一名六岁孩子的父亲，他和他的妻子安妮，带着孩子一起重新回到了美国。席尔瓦和杰尔再一次见面，席尔瓦送给他的儿子一个斯伯丁篮球，从那之后这个孩子就喜欢上了篮球。现在他已经22岁了，他的亚当叔叔已经成为了一名闻名世界的“大人物”。
纽约第五大道NBA总部的第十五层，总裁先生正坐在会议室里和他的下属们开会，他举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海军蓝色的西装被他搭在椅背上，蓝红相间的领带松松垮垮地绕在他的脖子上。从他身后的窗户望去，中央公园就在北面，每天晚上席尔瓦都会和他的拉布拉多犬在那里散步，他的狗狗名字叫埃迪。这张消瘦的面孔和深邃的眼神，对于所有的NBA球迷们并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七年中亚当作为副总裁宣布了七年的第二轮选秀结果，但是现在他被斯特恩彻底推到了“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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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尔瓦看起来好像没有感到疲惫的时候，尽管他刚刚在洛杉矶现场看了快艇与雷霆的西区半决赛第四场，并且之后连夜飞回纽约。从斯特林那个“种族谬论”被公之于众后，这是他第一次飞到洛杉矶。对于斯特林的种族言论，席尔瓦很气愤，他宣布禁止斯特林到现场看球，并发誓要强制施禁止斯特林的经营权。整个俱乐部的员工都唉声叹气，他们对于自己能否保住饭碗感到担忧，也为他们的老板的愚蠢言论感到羞耻。迪士尼集团的主席兼CEO鲍勃·伊戈尔，就坐在席尔瓦的身边。三个月前的全明星赛期间，他们曾经一起在新奥尔良参加全美企业家峰会，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们成为了不错的朋友。“他对于‘洛杉矶事件’的关注，对于比赛的严格，以及对人们所期盼的联盟与球迷的和谐局面，都在提醒着人们他掌管着一切。”伊戈尔说。
“这段历史还在被书写。”这是席尔瓦作为总裁后第一次接受访谈时说过的话，“我为自己置身在这段新历史中而感到荣幸，我知道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NBA需要从一个现有的高度上升到另一更高的高度，过程会十分坎坷，我已经感到压在我肩上的担子的分量了！”就在这段访谈结束三个小时后，斯特林将出现在CNN的电视节目中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向全国的有色人种道歉，那会是NBA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道歉。
对于斯特林和他的妻子来说，NBA更像是对法律开战。他的妻子，同时也是快艇队的前拥有者名字叫米切尔，夫妻俩这些年的感情一直不是很好。可没想到斯特林闹出这样一件事后，面对排山倒海般的声讨声，夫妻俩却又一次团结在了一起。在第四场比赛中，“魔术师”约翰逊也一直坐在席尔瓦的身边。他们的身边坐着一位穿着夸张的球迷，或许是为了赶在新总裁第一次“空降洛城”这样一个时刻上，这位球迷鼓起勇气提出要和“魔术师”还有席尔瓦合影，两人爽快地答应了。
约翰逊在席尔瓦的NBA履历中占有很大的比重，1992年的2月，席尔瓦还是一名思维恩摩尔律师事务所的小律师。每周席尔瓦的工作时间要超过110小时，因为他无法从堆成山一样的案件报告中脱身。每次全明星赛他都会麻烦朋友拿摄像机录下来，直到半夜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己的公寓，他才有机会看比赛的录像。“‘魔术师’投中了关键的一球。”席尔瓦回忆说，“看到那样精彩的进球，我会兴奋地蹦起来，完全忘掉疲惫。”五个月后他放弃了在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成为了NBA总裁大卫·斯特恩的特别助理。
从22岁走进NBA总部的大楼，成为一名“特别助理”（其实是实习生）席尔瓦就不断地给这个联盟带来改变。席尔瓦是NBA在1999年与有线电视台合作的“始作俑者”，1995年也是在他的建议下NBA与网络公司合作开发网络市场。他的功绩薄上还包括：作为首席代表为NBA出席各种谈判，7.4亿美元的交易，2011年解决劳资纠纷等等。在国际化这条路上，席尔瓦时除了斯特恩之外功绩最大的人。他早早就被人们认为是“斯特恩的继承者”，因为他具有同样的国际视野。“他是大卫的门徒，但是亚当又不完全听从大卫的，他一向坚持自己的观点。”大卫·沙尔夫这样评价两位总裁之间的关系，沙尔夫是NBA前任市场主管，现在他在运营一家体育娱乐公司。2014年4月18日，席尔瓦第一次以总裁的身份召开了NBA全员大会，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就职演说”。 “我们需要尊重与透明。”一位球队老板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互相尊重，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尊重不同的观点。”斯特林当时也在场，对于席尔瓦说出的每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没想到的是，一周后TMZ（八卦网站）就向外界公开了他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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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副手，席尔瓦是有名的“问题解决专家”。他曾成功地解决“奥本山群架”事件，还有裁判蒂姆·多纳希参与赌球事件。但对于斯特林闯下的祸，他并没有准备。事情发生后，立刻引起了舆论的抨击。此时快艇队正在与勇士队进行季后赛的比赛，席尔瓦第一时间找到了快艇队的主教练里弗斯还有球员保罗，像他们保证他会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随后在又飞到孟菲斯，赶去看雷霆与灰熊队的比赛，并在机场接受了ESPN的采访。
在去球馆的车上，席尔瓦又听了一遍斯特林和他女朋友的对话。公众很愤怒，但是斯特林需要更确凿的证据。因为录音带里的声音没有被确认是斯特林发出的，他的车被堵在了市中心狭窄的马路上，所以他决定步行穿过四个街区去体育馆，到达球馆时晚了将近30分钟。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关于“斯特林”的提问，他郑重地回答会按正式的程序去处理这件事。
球员们联合抵制，球迷们抗议，赞助商从快艇队撤资。“显然联盟中的高层会以务实的因素去处理这件事。”一名球队老板说。“如果NBA让人们感到他们不在意保障球迷的权益，那么带来的伤害将是不可预计的，但是这里也有个人因素需要考虑。”在过去的十年中，席尔瓦和他的同事们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嘻哈文化、文身、大合同，他们都可以很好地解决，现在轮到了种族主义。席尔瓦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联盟就好像一个国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总裁我就是要解决问题，迎接挑战。”看来对于这些他早已习惯。
4月28日这天席尔瓦直到凌晨一点才回到家，然后立刻坐在桌前起草一分发言稿。他又给他的妻子读了一遍斯特林的话，他想要从妻子那里得到些建议。看得出他想尽可能地把这件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他还没有和联盟的代理律师见过面。他一遍遍地看着纸上的文字，想要从字里行间找出一点有利于斯特林的东西。“我从球队老板们，商业伙伴那里得到很多建议。”席尔瓦说，“我告诉这些人我想要为斯特林擦屁股，可是他们都不赞同，而告诉我要严惩斯特林。”
“他曾经是一名可以在任何案件中都找到突破口的律师。”布拉德·罗斯基说，布拉德是纽约州诉讼部门的前主席。“加里·贝特曼，大卫·斯特恩都曾是名成功的律师。”布拉德继续说道。20多岁时的席尔瓦被两件事所着迷——法律和体育。他的父亲也是如此，艾德·席尔瓦平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人，但是一走进麦迪逊花园球馆，他就会变身为一名疯狂的球迷。艾德会带着小席尔瓦去看尼克斯队的比赛，甚至后来他和妻子离婚后，父子俩也会经常一起去看比赛。除了篮球，他们对于拳击也十分热爱。穆罕默德·阿里是他们最崇拜的拳击明星，亚当的房间的墙上贴满了阿里的海报，每次有阿里的电视转播席尔瓦家所有人都会早早地等在电视机前。他们崇拜阿里除了因为他的凶悍外，还因为他是一名抗击种族歧视的斗士。“阿里真的是我们全家的精神领袖，从小我的孩子们就知道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我们都是平等的。”艾德回忆说。
席尔瓦曾在杜克度过短暂的一年，他和“老K教练”是同一年来到这里的，随后他又去芝加哥待过一段时间，就在乔丹来到芝加哥之后的一年。在芝加哥他经常会去卡梅隆室内球馆去打篮球，也会买公牛队的季票。席尔瓦从来没想过以篮球作为自己的职业，但体育却真找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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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是纽约南区的法庭助理。但是在一件充满疑云的案件地审理中，席尔瓦却信心满满地对法官保证他可以找到案件的突破口。“我不敢相信他所说的。”伍德法官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有些激动，他回忆说：“席尔瓦当时还是一名不起眼的助理，但是他却总能找到案件的蛛丝马迹，后来他帮我处理过很多棘手的案件。”
“难道他已经成为律师事务所里的大律师了嘛？”伍德法官的同事简·俄尔驰总是奇怪地问伍德。“当然，他有这样的实力。”虽然俄尔驰的话在后来应验饿，但是席尔瓦的律师生涯并没有持续终生。三年后，他写信给他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向他请教一些职场建议。虽然他并没有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工作，可是这个人（大卫·斯特恩）却给了他一个机会成为“NBA的总裁助理”。
从那之后他算“嫁给”了NBA，他的妈妈2004年死于肺癌，父亲也因为胰腺癌死于那年的十月。但是那年的秋天，NBA决定在中国举行季前赛，所以他带着失去双亲的悲伤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除了父母，我还有其他的亲人。”是的。他的大哥，埃里克，在博卡雷顿经营着一家网球俱乐部。姐姐，安，在卡尔森城里作健身教练。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妹妹”——艾米丽。艾米丽比亚当小，她告诉亚当她的妈妈和他的爸爸有过一段感情，所以她是他的妹妹。对此亚当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早就收到过好几封艾米丽妈妈的来信。他一直都不敢把这些信拿给妈妈看。“生活是复杂的。”席尔瓦说。“我们最后还是接纳了这个妹妹，现在我们是好朋友，她成为了我们家重要的一部分。”
2013年的秋天，席尔瓦决定和快艇队的球星克里斯·保罗处处关系。因为后者现在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球员工会主席。席尔瓦找到了霍伊·纽劳，他是CAA售票工作网的一名负责人。在一场快艇与76人的比赛前，纽劳安排了一次保罗与席尔瓦的见面会。两个人先是互相寒暄，然后他们聊了很多。五个月后，他们在金州再一次见面，但是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无论怎样，费城的那次见面多多少少对快艇队球员在抵制斯特林的事情上起到了帮助，因为他们之间的信任感已经建立。“我和亚当之间有机会合作。”保罗说，“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成为合作伙伴。”
曾经作为副手，席尔瓦为这个联盟带来很多收益，同时他也为斯特恩解决很多麻烦。在这过程中，他很好地做到了坚持己见和听从上司这两点，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他始终是要站在斯特恩这一边。而他较斯特恩更聪明的地方是，他不但照顾到了球队老板们的利益，对于球员们他一样可以做到让他们满意，这在上一次的劳资纠纷中已经显示出来。或许NBA正需要像席尔瓦这样的一位总领者，维护各方面的利益，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去实现这个体育联盟向世界进军的规划。
杰尔和他的老朋友直到现在也会偶尔出去喝上几杯，他是席尔瓦最好的“民意调查员”。杰尔每年都会回到马维拉，还会和族民们一起跳祭祀的舞蹈。而他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现代的文明，黑莓手机，谷歌，NBA等等，这就像席尔瓦带给NBA的所有新鲜的东西。杰尔会和首领讲起亚当的事，每次听后首领都会闭目深思然后轻轻地默念一声：“神与亚当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