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和刊物在编排稿件时,由于当时宣传、形势的需要或因“名人效应”的关系,常把那些重要的报道、文艺作品等排在版面头条或其他较为显著的位置,有的并以花线、围框、字体、字号等方式给予加强。从一张报纸或一本期刊的编排来说,编辑部是有意图的。而那种意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加强宣传效果。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主动伸手向报刊要头条要重要位置的现象。你若把他的有关报道或文章放后了点儿,他就老大不高兴,有打电话质问报刊社的,有责问报刊社负责人的,还有人甚至因此耿耿于怀,伺机给报刊负责人难堪。笔者在某地方日报任副总编的时候,就曾遇见过这种事儿。有个上级部门的负责人,把他的文章寄给报社,报社编辑在画版时,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因其“身宽体胖”把文章的位置放的高点儿,就这文章刊发后还是遭到了批评。当时,我在上夜班时就挠头。因为每到晚上,我们那城市头头脑脑们的稿子就“打架”。有关谁的报道放啥位置,标多大字号,加不加框,都让人绞尽脑汁。灯光下,我恍惚看见有许多人在争头条争大字号。有的秘书手勤,跟着领导出席会议或去某单位探访或下乡,领导足出了户,他就写起稿子来。据说秘书们暗中也互相攀比,人家的领导见报勤,我的领导怎么能少见报?秘书的稿子写出来了,你敢不登?所以我说每晚都得看稿子“打架”,而我不知怎样“分解”他们才好,一版的重要位置大部分给他们抢走了。这时候,常常难就难在某人位高,可有关他的报道事实,却不在火候上,你说放啥位置?有时,某人虽职务在后,可他抓的却是大事,解决的是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怎么放置它才对?新闻性与显著性有时候统一,有时候就发生矛盾,弄得我们不知所措。那时,我们夜班的编辑如履薄冰,生怕惹恼了谁。自然,编辑也有“目不识泰山”的现象,把人把事真正放错了位置的。那就是编辑部的问题,挨板子自在情理之中。
　　可大量的呢?我们认为却不是那样,而是一些领导干部缺少自知之明。我们的极少数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凌驾于群众,凌驾得习惯了,关系颠倒了,就要把自己也要凌驾到报纸和刊物的版面上,以显其地位,真是权力无处不在。
　　近读一篇文章,回忆陈毅同志生前给《诗刊》编辑部投稿的事情,颇让我起敬。有一次,陈毅同志寄给《诗刊》三首诗,在附信中写道:“把近来写的三首诗送《诗刊》凑趣;如蒙登载,要求登在中间。”他风趣的自称:“我愿作‘中间派’。如名列前茅,十分难受;因本诗能名列两等,余愿足矣。”后来在送《冬夜杂咏》一组诗时,他又在附信中写道:“为《诗刊》凑趣,旧作《冬夜杂咏》抄来塞责,乃请按旧例放在中间末尾为妥。”陈毅同志严于律己,他在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一封信中说:“至于文艺写作,得便即大胆尝试,想做革命又写革命,此宏愿也。何日能达到几分,不敢预言,愿努力为之。”
　　陈毅元帅功劳不谓不大,位置不谓不显,可他如此谦虚谨慎,不是让我们可从中学到一点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