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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在小说《南行记》中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形态: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地方知识"。通过对"地方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书本知识的悬搁,小说使五四以来的国民性话语发生了异变,不再将底层视为启蒙的对象,反而一定程度地凸显了底层的历史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的凸显是通过小说底层叙事中的教育话语来完成的,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叙事者"我"对"自我/他者"身份的界定;其次是在小说的空间描写中对压迫话语的抽象批判;最后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