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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人的商号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利益是纽带,把大家紧紧捆绑,伙计和东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店兴我兴,店衰我衰。生意做得好,东家发财,伙计也发财,大家一起来发财。
武安商帮的财富神话,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创造的。一百多年前,他们的管理便已趋于成熟,在许多方面与近些年所讲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暗合之处。
武安人的商号里,经常讲到一句话: “有东有伙的买卖。”这句话有着丰富的含义,代表着武安商帮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
首先,他们在资本投入上是“股份合作制”。受当时经济、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制约,每家每户能拿出的银子有限。故武安商人尤其是第一代商家,便有不少采用了合伙经营的模式。如果说最早的“临泰”药号,产权属于武泰然、武泰林、武泰茂、武泰盛、武泰宽兄弟五人共有,仍然算是“打虎親兄弟”的家庭格局,那么诞生于嘉庆初年的“徐和发”药号,则是由“伯延徐某、同会宋某、万年李某表兄弟三人联袂出资”(民国版《武安县志》),就属合伙制了。而“锦和庆”药号,从创建第一天起便是股份生意,其股东分别是同村的朱锦、刘万全、关绪亮、程赞绪四家,朱锦能力强、威信高,被大伙推选为“经理东家”,代表四家股东与大掌柜对接药店事务,就该是现在所说的董事长角色了。到后来,武安商人的合作范围越来越广,同乡、同事、朋友,包括经营地的有钱人,只要具有合作意向,约定好合作方式,一家新店便可以挂幌开张了。
股份合作企业要有“章程”。武安商帮的众多商号,差不多都有一本字迹隽秀的“万金账”。 “万金账”记录着股东们的入股情况,又规定了商号的经营宗旨,是分红依据,又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对东家、掌柜、劳金的行为分别有所约束——“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既然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大家都须照章行事,按制度运作。
我收集到一本《绥远元泰和药店万金老账记录》,现摘录如下: “盖闻医药及仁,神农创始古初,韩伯休著名汉代。此药材一行,所谓生意之最善者也。昔者同治四年,我同仁在归化城开设元泰和字号药材生意。本号并设萨县一柜,作为卖桓,并不另立账;又设包头常泰和一柜,立有鸿账为据。所有号内章程,每年一拢,随报清单,三年一算,所得余利按股均分。银股下三年均支,人股本账即开……”下面还有许多具体的规定,记录有银股身俸的具体数目,以及每三年的结算及分红情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章程订好,大掌柜从东家处领出本钱,其余的事体便一概由大掌桓负责了,用现在的话说,便是“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掌柜负责制”。财东们把商号委托给掌柜来经营,言明“三年一算账”,平时是不干预店内事务的。“经理东家”可以定期到桓上巡视,也可以派人住柜监督,但是不可以对日常经营指手画脚。不到“账年”,所有东家谁也无权去桓上支取一分钱。这些制度保证了药店由有能力的专业人才来管理经营,也符合现代的管理理念。
更经典的是利润分配上的人股制。这是商号的基本分配制度,股东出资为银股,伙计出力为人股,分红结算时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配,人股不承担亏损责任。分红比例有“银六人四”,有“银五人五”,还有“银四人六”的。商号内部所有人员,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其他小掌柜和老劳金,都有份儿,一厘份儿、三厘份儿,最多的是大掌柜的十厘份儿。他们除了平时支取工资,三年头上,都可以分红。他们的“份儿”是不断调整和增长的,水涨船也高,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依据,是对商号的责任和贡献。就是说,你干得好、贡献大,“份儿”就长得快长得多;在号工作的时间越长,你拥有的股份就会越多。
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利益是纽带,把大家紧紧捆绑,伙计和东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店兴我兴,店衰我衰。例如,远在内蒙古的绥远元泰和药店,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结算分配结果是这样的:该店共有资本银9000两,分属伯延徐姓桐荫堂和积德堂,各4500两为2.25股,加桐荫堂“经理俸”(属“经理东家”,即代表资方参与监督管理的报酬)5厘,银股共50%;其余为药店大小掌柜之身股,也占50%。三年经营结果“通满一切提清得天赐获利银27576. 88两”,桐荫堂、积德堂各得红利6300两;大掌柜侯德修得余利2800两;掌柜孙苇书、郄茂方各得余利2520两,以下各人一千多两、数百两不等。掌柜和劳金们三年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变作白花花的银子装进自己腰包。
这就是说,武安人的商号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生意做得好,东家发财,伙计也发财,大家一起来发财。对于背井离乡的大小伙计来说,没什么比多赚真金白银更有成就感。
“掌柜的”,用今天的称呼是“经理”,他们是商号理所当然的主宰。好掌柜,坏掌柜,决定了一家商号的生存发展。掌柜们深知,他的“天职”是让商号盈利——三年到头是“账年”,算盘噼噼啪啪一响,东家伙计都有红利可分。他常年殚精竭虑不苟言笑,板着脸教训伙计,出口便是一番道理: “吃人家熟的,拿人家生的,不给人家好好做生意,不是亏良心吗?”伙计们一个个频频点头深以为是,没有谁敢跟大掌柜说嘴。因为伙计依据自己的“份儿”,也能够清清楚楚算出,商号若是盈利一百块,其中会有他自己的几块几毛。大掌柜有谋略、管得严,伙计会庆幸自己跟对了人住对了“地方”(过去把进商铺做生意称作“住地方”)。
“锦和庆”药局总桓设在长春,生意顺风顺水,便委派一个名叫高黑子的人,到绥化开设起一家“锦和盛”。高黑子经营有方,又在其他地方开分号。望奎“锦和盛”是绥化支出来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望奎“锦和盛”又派人到明水开分号,明水“锦和盛”由此诞生。如此鸡下蛋蛋孵鸡的铺展,使得“锦和盛”的生意汹涌澎湃,长春以北各市、县几乎都有了“锦和盛”。当地药行称“锦和盛”为“北霸天”,高黑子作为大掌柜劳苦功高,收入也高。高黑子之父原是异乡一个盲人,在伯延一代串街卜卦为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高黑子高大掌柜一次次用分红所得在伯延建造房屋购置土地,穷小子摇身成为颇有名气的富裕人家。在武安商人中,有许多像高黑子这样的人,甚至有许多世代做掌柜的家族,他们从学徒开始商业生涯, “咬定青山不放松”,终生在一家药号工作,与药店结成生死相依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
现在有不少老板诉苦留不住人才,他们的员工没本事是没本事,一旦有了本事便想另起炉灶当老板,带走商业秘密也带走客户资源,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我想给这些苦恼的老板一个建议,可以研究一下武安商帮的经验,看看他们是如何让自己的伙计死心塌地留下来效力的。
武安商帮的财富神话,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创造的。一百多年前,他们的管理便已趋于成熟,在许多方面与近些年所讲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暗合之处。
武安人的商号里,经常讲到一句话: “有东有伙的买卖。”这句话有着丰富的含义,代表着武安商帮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
首先,他们在资本投入上是“股份合作制”。受当时经济、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制约,每家每户能拿出的银子有限。故武安商人尤其是第一代商家,便有不少采用了合伙经营的模式。如果说最早的“临泰”药号,产权属于武泰然、武泰林、武泰茂、武泰盛、武泰宽兄弟五人共有,仍然算是“打虎親兄弟”的家庭格局,那么诞生于嘉庆初年的“徐和发”药号,则是由“伯延徐某、同会宋某、万年李某表兄弟三人联袂出资”(民国版《武安县志》),就属合伙制了。而“锦和庆”药号,从创建第一天起便是股份生意,其股东分别是同村的朱锦、刘万全、关绪亮、程赞绪四家,朱锦能力强、威信高,被大伙推选为“经理东家”,代表四家股东与大掌柜对接药店事务,就该是现在所说的董事长角色了。到后来,武安商人的合作范围越来越广,同乡、同事、朋友,包括经营地的有钱人,只要具有合作意向,约定好合作方式,一家新店便可以挂幌开张了。
股份合作企业要有“章程”。武安商帮的众多商号,差不多都有一本字迹隽秀的“万金账”。 “万金账”记录着股东们的入股情况,又规定了商号的经营宗旨,是分红依据,又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对东家、掌柜、劳金的行为分别有所约束——“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既然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大家都须照章行事,按制度运作。
我收集到一本《绥远元泰和药店万金老账记录》,现摘录如下: “盖闻医药及仁,神农创始古初,韩伯休著名汉代。此药材一行,所谓生意之最善者也。昔者同治四年,我同仁在归化城开设元泰和字号药材生意。本号并设萨县一柜,作为卖桓,并不另立账;又设包头常泰和一柜,立有鸿账为据。所有号内章程,每年一拢,随报清单,三年一算,所得余利按股均分。银股下三年均支,人股本账即开……”下面还有许多具体的规定,记录有银股身俸的具体数目,以及每三年的结算及分红情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章程订好,大掌柜从东家处领出本钱,其余的事体便一概由大掌桓负责了,用现在的话说,便是“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掌柜负责制”。财东们把商号委托给掌柜来经营,言明“三年一算账”,平时是不干预店内事务的。“经理东家”可以定期到桓上巡视,也可以派人住柜监督,但是不可以对日常经营指手画脚。不到“账年”,所有东家谁也无权去桓上支取一分钱。这些制度保证了药店由有能力的专业人才来管理经营,也符合现代的管理理念。
更经典的是利润分配上的人股制。这是商号的基本分配制度,股东出资为银股,伙计出力为人股,分红结算时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配,人股不承担亏损责任。分红比例有“银六人四”,有“银五人五”,还有“银四人六”的。商号内部所有人员,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其他小掌柜和老劳金,都有份儿,一厘份儿、三厘份儿,最多的是大掌柜的十厘份儿。他们除了平时支取工资,三年头上,都可以分红。他们的“份儿”是不断调整和增长的,水涨船也高,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依据,是对商号的责任和贡献。就是说,你干得好、贡献大,“份儿”就长得快长得多;在号工作的时间越长,你拥有的股份就会越多。
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利益是纽带,把大家紧紧捆绑,伙计和东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店兴我兴,店衰我衰。例如,远在内蒙古的绥远元泰和药店,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结算分配结果是这样的:该店共有资本银9000两,分属伯延徐姓桐荫堂和积德堂,各4500两为2.25股,加桐荫堂“经理俸”(属“经理东家”,即代表资方参与监督管理的报酬)5厘,银股共50%;其余为药店大小掌柜之身股,也占50%。三年经营结果“通满一切提清得天赐获利银27576. 88两”,桐荫堂、积德堂各得红利6300两;大掌柜侯德修得余利2800两;掌柜孙苇书、郄茂方各得余利2520两,以下各人一千多两、数百两不等。掌柜和劳金们三年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变作白花花的银子装进自己腰包。
这就是说,武安人的商号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生意做得好,东家发财,伙计也发财,大家一起来发财。对于背井离乡的大小伙计来说,没什么比多赚真金白银更有成就感。
“掌柜的”,用今天的称呼是“经理”,他们是商号理所当然的主宰。好掌柜,坏掌柜,决定了一家商号的生存发展。掌柜们深知,他的“天职”是让商号盈利——三年到头是“账年”,算盘噼噼啪啪一响,东家伙计都有红利可分。他常年殚精竭虑不苟言笑,板着脸教训伙计,出口便是一番道理: “吃人家熟的,拿人家生的,不给人家好好做生意,不是亏良心吗?”伙计们一个个频频点头深以为是,没有谁敢跟大掌柜说嘴。因为伙计依据自己的“份儿”,也能够清清楚楚算出,商号若是盈利一百块,其中会有他自己的几块几毛。大掌柜有谋略、管得严,伙计会庆幸自己跟对了人住对了“地方”(过去把进商铺做生意称作“住地方”)。
“锦和庆”药局总桓设在长春,生意顺风顺水,便委派一个名叫高黑子的人,到绥化开设起一家“锦和盛”。高黑子经营有方,又在其他地方开分号。望奎“锦和盛”是绥化支出来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望奎“锦和盛”又派人到明水开分号,明水“锦和盛”由此诞生。如此鸡下蛋蛋孵鸡的铺展,使得“锦和盛”的生意汹涌澎湃,长春以北各市、县几乎都有了“锦和盛”。当地药行称“锦和盛”为“北霸天”,高黑子作为大掌柜劳苦功高,收入也高。高黑子之父原是异乡一个盲人,在伯延一代串街卜卦为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高黑子高大掌柜一次次用分红所得在伯延建造房屋购置土地,穷小子摇身成为颇有名气的富裕人家。在武安商人中,有许多像高黑子这样的人,甚至有许多世代做掌柜的家族,他们从学徒开始商业生涯, “咬定青山不放松”,终生在一家药号工作,与药店结成生死相依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
现在有不少老板诉苦留不住人才,他们的员工没本事是没本事,一旦有了本事便想另起炉灶当老板,带走商业秘密也带走客户资源,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我想给这些苦恼的老板一个建议,可以研究一下武安商帮的经验,看看他们是如何让自己的伙计死心塌地留下来效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