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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人的商号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利益是纽带，把大家紧紧捆绑，伙计和东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店兴我兴，店衰我衰。生意做得好，东家发财，伙计也发财，大家一起来发财。
武安商帮的财富神话，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创造的。一百多年前，他们的管理便已趋于成熟，在许多方面与近些年所讲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暗合之处。
武安人的商号里，经常讲到一句话： “有东有伙的买卖。”这句话有着丰富的含义，代表着武安商帮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
首先，他们在资本投入上是“股份合作制”。受当时经济、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制约，每家每户能拿出的银子有限。故武安商人尤其是第一代商家，便有不少采用了合伙经营的模式。如果说最早的“临泰”药号，产权属于武泰然、武泰林、武泰茂、武泰盛、武泰宽兄弟五人共有，仍然算是“打虎親兄弟”的家庭格局，那么诞生于嘉庆初年的“徐和发”药号，则是由“伯延徐某、同会宋某、万年李某表兄弟三人联袂出资”（民国版《武安县志》），就属合伙制了。而“锦和庆”药号，从创建第一天起便是股份生意，其股东分别是同村的朱锦、刘万全、关绪亮、程赞绪四家，朱锦能力强、威信高，被大伙推选为“经理东家”，代表四家股东与大掌柜对接药店事务，就该是现在所说的董事长角色了。到后来，武安商人的合作范围越来越广，同乡、同事、朋友，包括经营地的有钱人，只要具有合作意向，约定好合作方式，一家新店便可以挂幌开张了。
股份合作企业要有“章程”。武安商帮的众多商号，差不多都有一本字迹隽秀的“万金账”。 “万金账”记录着股东们的入股情况，又规定了商号的经营宗旨，是分红依据，又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对东家、掌柜、劳金的行为分别有所约束——“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既然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大家都须照章行事，按制度运作。
我收集到一本《绥远元泰和药店万金老账记录》，现摘录如下： “盖闻医药及仁，神农创始古初，韩伯休著名汉代。此药材一行，所谓生意之最善者也。昔者同治四年，我同仁在归化城开设元泰和字号药材生意。本号并设萨县一柜，作为卖桓，并不另立账;又设包头常泰和一柜，立有鸿账为据。所有号内章程，每年一拢，随报清单，三年一算，所得余利按股均分。银股下三年均支，人股本账即开……”下面还有许多具体的规定，记录有银股身俸的具体数目，以及每三年的结算及分红情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章程订好，大掌柜从东家处领出本钱，其余的事体便一概由大掌桓负责了，用现在的话说，便是“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掌柜负责制”。财东们把商号委托给掌柜来经营，言明“三年一算账”，平时是不干预店内事务的。“经理东家”可以定期到桓上巡视，也可以派人住柜监督，但是不可以对日常经营指手画脚。不到“账年”，所有东家谁也无权去桓上支取一分钱。这些制度保证了药店由有能力的专业人才来管理经营，也符合现代的管理理念。
更经典的是利润分配上的人股制。这是商号的基本分配制度，股东出资为银股，伙计出力为人股，分红结算时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配，人股不承担亏损责任。分红比例有“银六人四”，有“银五人五”，还有“银四人六”的。商号内部所有人员，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其他小掌柜和老劳金，都有份儿，一厘份儿、三厘份儿，最多的是大掌柜的十厘份儿。他们除了平时支取工资，三年头上，都可以分红。他们的“份儿”是不断调整和增长的，水涨船也高，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依据，是对商号的责任和贡献。就是说，你干得好、贡献大，“份儿”就长得快长得多;在号工作的时间越长，你拥有的股份就会越多。
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利益是纽带，把大家紧紧捆绑，伙计和东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店兴我兴，店衰我衰。例如，远在内蒙古的绥远元泰和药店，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结算分配结果是这样的：该店共有资本银9000两，分属伯延徐姓桐荫堂和积德堂，各4500两为2.25股，加桐荫堂“经理俸”（属“经理东家”，即代表资方参与监督管理的报酬）5厘，银股共50%;其余为药店大小掌柜之身股，也占50%。三年经营结果“通满一切提清得天赐获利银27576. 88两”，桐荫堂、积德堂各得红利6300两;大掌柜侯德修得余利2800两;掌柜孙苇书、郄茂方各得余利2520两，以下各人一千多两、数百两不等。掌柜和劳金们三年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变作白花花的银子装进自己腰包。
这就是说，武安人的商号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生意做得好，东家发财，伙计也发财，大家一起来发财。对于背井离乡的大小伙计来说，没什么比多赚真金白银更有成就感。
“掌柜的”，用今天的称呼是“经理”，他们是商号理所当然的主宰。好掌柜，坏掌柜，决定了一家商号的生存发展。掌柜们深知，他的“天职”是让商号盈利——三年到头是“账年”，算盘噼噼啪啪一响，东家伙计都有红利可分。他常年殚精竭虑不苟言笑，板着脸教训伙计，出口便是一番道理： “吃人家熟的，拿人家生的，不给人家好好做生意，不是亏良心吗？”伙计们一个个频频点头深以为是，没有谁敢跟大掌柜说嘴。因为伙计依据自己的“份儿”，也能够清清楚楚算出，商号若是盈利一百块，其中会有他自己的几块几毛。大掌柜有谋略、管得严，伙计会庆幸自己跟对了人住对了“地方”（过去把进商铺做生意称作“住地方”）。
“锦和庆”药局总桓设在长春，生意顺风顺水，便委派一个名叫高黑子的人，到绥化开设起一家“锦和盛”。高黑子经营有方，又在其他地方开分号。望奎“锦和盛”是绥化支出来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望奎“锦和盛”又派人到明水开分号，明水“锦和盛”由此诞生。如此鸡下蛋蛋孵鸡的铺展，使得“锦和盛”的生意汹涌澎湃，长春以北各市、县几乎都有了“锦和盛”。当地药行称“锦和盛”为“北霸天”，高黑子作为大掌柜劳苦功高，收入也高。高黑子之父原是异乡一个盲人，在伯延一代串街卜卦为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高黑子高大掌柜一次次用分红所得在伯延建造房屋购置土地，穷小子摇身成为颇有名气的富裕人家。在武安商人中，有许多像高黑子这样的人，甚至有许多世代做掌柜的家族，他们从学徒开始商业生涯， “咬定青山不放松”，终生在一家药号工作，与药店结成生死相依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
现在有不少老板诉苦留不住人才，他们的员工没本事是没本事，一旦有了本事便想另起炉灶当老板，带走商业秘密也带走客户资源，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我想给这些苦恼的老板一个建议，可以研究一下武安商帮的经验，看看他们是如何让自己的伙计死心塌地留下来效力的。
武安商帮的财富神话，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创造的。一百多年前，他们的管理便已趋于成熟，在许多方面与近些年所讲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暗合之处。
武安人的商号里，经常讲到一句话： “有东有伙的买卖。”这句话有着丰富的含义，代表着武安商帮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
首先，他们在资本投入上是“股份合作制”。受当时经济、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制约，每家每户能拿出的银子有限。故武安商人尤其是第一代商家，便有不少采用了合伙经营的模式。如果说最早的“临泰”药号，产权属于武泰然、武泰林、武泰茂、武泰盛、武泰宽兄弟五人共有，仍然算是“打虎親兄弟”的家庭格局，那么诞生于嘉庆初年的“徐和发”药号，则是由“伯延徐某、同会宋某、万年李某表兄弟三人联袂出资”（民国版《武安县志》），就属合伙制了。而“锦和庆”药号，从创建第一天起便是股份生意，其股东分别是同村的朱锦、刘万全、关绪亮、程赞绪四家，朱锦能力强、威信高，被大伙推选为“经理东家”，代表四家股东与大掌柜对接药店事务，就该是现在所说的董事长角色了。到后来，武安商人的合作范围越来越广，同乡、同事、朋友，包括经营地的有钱人，只要具有合作意向，约定好合作方式，一家新店便可以挂幌开张了。
股份合作企业要有“章程”。武安商帮的众多商号，差不多都有一本字迹隽秀的“万金账”。 “万金账”记录着股东们的入股情况，又规定了商号的经营宗旨，是分红依据，又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对东家、掌柜、劳金的行为分别有所约束——“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既然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大家都须照章行事，按制度运作。
我收集到一本《绥远元泰和药店万金老账记录》，现摘录如下： “盖闻医药及仁，神农创始古初，韩伯休著名汉代。此药材一行，所谓生意之最善者也。昔者同治四年，我同仁在归化城开设元泰和字号药材生意。本号并设萨县一柜，作为卖桓，并不另立账;又设包头常泰和一柜，立有鸿账为据。所有号内章程，每年一拢，随报清单，三年一算，所得余利按股均分。银股下三年均支，人股本账即开……”下面还有许多具体的规定，记录有银股身俸的具体数目，以及每三年的结算及分红情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章程订好，大掌柜从东家处领出本钱，其余的事体便一概由大掌桓负责了，用现在的话说，便是“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掌柜负责制”。财东们把商号委托给掌柜来经营，言明“三年一算账”，平时是不干预店内事务的。“经理东家”可以定期到桓上巡视，也可以派人住柜监督，但是不可以对日常经营指手画脚。不到“账年”，所有东家谁也无权去桓上支取一分钱。这些制度保证了药店由有能力的专业人才来管理经营，也符合现代的管理理念。
更经典的是利润分配上的人股制。这是商号的基本分配制度，股东出资为银股，伙计出力为人股，分红结算时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配，人股不承担亏损责任。分红比例有“银六人四”，有“银五人五”，还有“银四人六”的。商号内部所有人员，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其他小掌柜和老劳金，都有份儿，一厘份儿、三厘份儿，最多的是大掌柜的十厘份儿。他们除了平时支取工资，三年头上，都可以分红。他们的“份儿”是不断调整和增长的，水涨船也高，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依据，是对商号的责任和贡献。就是说，你干得好、贡献大，“份儿”就长得快长得多;在号工作的时间越长，你拥有的股份就会越多。
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利益是纽带，把大家紧紧捆绑，伙计和东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店兴我兴，店衰我衰。例如，远在内蒙古的绥远元泰和药店，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结算分配结果是这样的：该店共有资本银9000两，分属伯延徐姓桐荫堂和积德堂，各4500两为2.25股，加桐荫堂“经理俸”（属“经理东家”，即代表资方参与监督管理的报酬）5厘，银股共50%;其余为药店大小掌柜之身股，也占50%。三年经营结果“通满一切提清得天赐获利银27576. 88两”，桐荫堂、积德堂各得红利6300两;大掌柜侯德修得余利2800两;掌柜孙苇书、郄茂方各得余利2520两，以下各人一千多两、数百两不等。掌柜和劳金们三年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变作白花花的银子装进自己腰包。
这就是说，武安人的商号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生意做得好，东家发财，伙计也发财，大家一起来发财。对于背井离乡的大小伙计来说，没什么比多赚真金白银更有成就感。
“掌柜的”，用今天的称呼是“经理”，他们是商号理所当然的主宰。好掌柜，坏掌柜，决定了一家商号的生存发展。掌柜们深知，他的“天职”是让商号盈利——三年到头是“账年”，算盘噼噼啪啪一响，东家伙计都有红利可分。他常年殚精竭虑不苟言笑，板着脸教训伙计，出口便是一番道理： “吃人家熟的，拿人家生的，不给人家好好做生意，不是亏良心吗？”伙计们一个个频频点头深以为是，没有谁敢跟大掌柜说嘴。因为伙计依据自己的“份儿”，也能够清清楚楚算出，商号若是盈利一百块，其中会有他自己的几块几毛。大掌柜有谋略、管得严，伙计会庆幸自己跟对了人住对了“地方”（过去把进商铺做生意称作“住地方”）。
“锦和庆”药局总桓设在长春，生意顺风顺水，便委派一个名叫高黑子的人，到绥化开设起一家“锦和盛”。高黑子经营有方，又在其他地方开分号。望奎“锦和盛”是绥化支出来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望奎“锦和盛”又派人到明水开分号，明水“锦和盛”由此诞生。如此鸡下蛋蛋孵鸡的铺展，使得“锦和盛”的生意汹涌澎湃，长春以北各市、县几乎都有了“锦和盛”。当地药行称“锦和盛”为“北霸天”，高黑子作为大掌柜劳苦功高，收入也高。高黑子之父原是异乡一个盲人，在伯延一代串街卜卦为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高黑子高大掌柜一次次用分红所得在伯延建造房屋购置土地，穷小子摇身成为颇有名气的富裕人家。在武安商人中，有许多像高黑子这样的人，甚至有许多世代做掌柜的家族，他们从学徒开始商业生涯， “咬定青山不放松”，终生在一家药号工作，与药店结成生死相依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
现在有不少老板诉苦留不住人才，他们的员工没本事是没本事，一旦有了本事便想另起炉灶当老板，带走商业秘密也带走客户资源，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我想给这些苦恼的老板一个建议，可以研究一下武安商帮的经验，看看他们是如何让自己的伙计死心塌地留下来效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