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美]小尤金·约瑟夫·迪昂著 赵晓力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8月
　　一个国家有没有可能从持续30年的政治争论中吸取教训？参与争论的派别能否接受他们任何一方都不能垄断智慧？
　　对1960年代的左派和1980年代的右派而言，政治成了一个竞技场，道德与伦理问题能够在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1960年代的左派不能理解，怎么有人会拒绝他们对宽容与同情的强调;1980年代的右派也不能理解，怎么有人会拒绝他们对辛勤工作与个体责任的坚持。

只有“议题”不见“问题”

　　无论是他们的优点，还是他们的缺点，1960年代的左派和1980年代的右派都被卷入了一种贯穿美国历史的、作为美国政治标志的紧张与反讽。正如詹姆斯·A.莫伦在他的著作《民主的愿望》中指出的那样，美国政治的特征是“又害怕又渴望”。这害怕是一种“对公共权力威胁自由的恐惧”。美国人既渴望不受妨碍的个人自由，也渴望一个强大的共同体，能够通过民主决策，公平、自愿分配负担、分享利益。
　　但最近30年的悖论是，左派与右派的高蹈追求，使得他们双方离全体选民的实际关切都越来越远，以致看不到世纪末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左派的道德主义使左派看不到中产阶级愤怒的合理原因。中产阶级反对越来越重的税负并不是自私的表现，而是对难以维持一个中产阶级生活标准的正常反应。对犯罪率上升的愤怒并不是一种隐蔽的种族主义，而是表现了对社会似乎正在失去控制的真实恐惧。对福利项目的不耐烦有时是种族成见的结果，但经常也不过是要求某些关于工作的价值的基本规则要适用到所有人身上。
　　那些宣扬“传统家庭价值”的人，并不必然是反对“另类生活方式”的顽固分子。他们往往是这样一些家长，担心新的家庭关系和变动的道德标准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不利影响。那些抱怨政府项目低效率的人，并不总是反政府的反动分子;在很多情形下，那些项目确实无效，官僚系统也确实反应迟钝。
　　右派也应当为他们误入歧途的道德主义承担责任。要求妇女平等权利的女性主义者，并不是把孩子放在第二位的自私鬼;他们是理性的人，不过是对一个已经大变的世界做出反应，并愿为其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求宽容的同性恋者并不是有意冒犯异性恋世界，他们仅仅要求不再被找碴、嘲笑和歧视。右派最大的盲点就是对经济不平等漠不关心，供给方政治学巧妙地掩盖了这种冷漠。
　　由于左派和右派短视，美国政治在面临更大的紧要议题时，却总是陷入一系列狭隘的意识形态争斗。因此，当美国人说政治跟他们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对的。美国人恨现在的实际的政治，因为我们丧失了对于公共的善的感觉。
　　在最近30年的政治两极化过程中，政治不再是一个人们解决纠纷、寻求救济、向前走的审议过程。现在，当美国人看政治时，他们单凭直觉就会明白当今的政治并不寻求解决问题。它关注的是找到一个姿态，提供短期政治利益。当我们讨论“议题”而非“问题”时，就泄露了其中的奥妙。问题是被解决的，而议题仅仅是被政客用来分裂公民、提升自己形象的。

政治需要迎回共同善

　　解决上述所有问题需要接受以下观念：个人主义必须受到公民义务的制约;维护个人自由必然是一种合作的事业。
　　1990年代，美国人正在寻求修复公共事业与共同责任的政治，他们知道，没有这些东西，近30年获得的个人自由的好处将受到威胁。对于保守派，美国人接受詹姆斯·Q.威尔逊创造的格言中体现的理念。“长期来看，”威尔逊宣称，“公益仰赖于私德。”
　　自由派往往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结构性问题”，例如导致社会衰败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但是社保方案的设计者需要明白，他们究竟要努力促进什么价值和“德性”。价值无涉的社会政策，本身在语词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美国人也接受这样的主张：公共问题只有通过公共行动—包括政府行为—才会被解决。整个1980年代对政府的反感，更多的是对一个无效的政府、一个不能够给广大中产阶级提供实际利益的政府的不耐烦，而非对一切政府行为的意识形态反抗。
　　事实是，西方的进步一直依赖于下述二者之间的友好竞争：资本主义者对个人积极性的坚持，以及社群主义者对最宽泛的公民权概念和最具包容性的国族共同体观念的坚持。
　　结束美国人对政治的憎恨，需要建构这样的理念：同时认可市场的有效性和充满活力的公共生活的重要性。美国政治传统包含共和主义的理念。处于共和主义中心的是如下信念：自治并不是单调乏味的必需品，自治是应被珍惜的欢乐生活。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政治并不是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的肮脏对抗，而应该是一个竞技场，公民在其间能够相互学习并发现一种共同的“开明自利”。如同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已经指出的那样，共和主义建立在如下一种现实主义的希望之上：“当政治运转良好时，我们能知道一种无法独自了解的共同的善。”
　　共和主义听起来像是无意义的乌托邦。如果未受自由放任主义冲动的制约，共和主义会具有压制性。但是我们离上述危险还非常遥远，我们现在面临的危险，是对政治之可能性的信念极度缺乏。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公民必須接受，在自由、德性、平等以及社群之间，永远存在一种健康的紧张关系。
　　这是一个古老的但仍然有效的思想：没有德性的自由会瓦解，没有自由的德性会变得专制。没有一种社群与平等的意识，自由公民将不愿协助与保护彼此的自由。这些观念被美国人广泛接受。美国当前的政治对话令我们失望，并导致我们憎恨政治，因为它坚持令人窒息的“是或否”“此或彼”的进路，这一进路忽略了，这些因素必须合起来才能创造一个成功、民主的公民文化。民主建立在相互竞争的各种善之间的持久斗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种至高无上的善的绝对确定性之上。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