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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群剩余：产业集群治理的基础
集群剩余是由于产业集群的分工效率和结构优势，使得整个产业集群组织所实现的超过市场单个企业创造绩效简单相加所得总和的那部分经济增量，并由参与集群分工的企业成员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理论上说，集群剩余的产生来自于组织内部每个企业对产业集群网络的参与，因此，按照集群参与者对产业集群组织贡献大小来分配集群剩余是最理想的方案。然而实际上，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产业集群组织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往往会分得较大比例的剩余份额；若成员之间地位平等，则各方的谈判力量决定集群剩余的分割比例。
二、集群组织中的机会主义：产业集群治理的根源
多数产业集群研究文献认为，地理性临近性以及网络协调性等优秀品质降低了产业集群的组织交易成本。然而，笔者认为，继承网络组织特征的产业集群组织内部依然大量存在着机会主义。
首先，产业集群组织内部存在着市场交易活动，集群组织形式既没有改变组织交易主体的理性程度，也不能彻底消除组织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中集群剩余的存在以及对组织成员集群剩余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产业集群组织内部的机会主义。因而，在产业集群组织中，机会主义依然存在，并可能导致潜在的产业集群组织风险。
其次，专业化分工促使产业集群内企业以最优规模进行生产，也提高了产业价值链纵向各环节的资产专用性。虽然集群组织具有资产专用性逆转效应，但总体而言，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最终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提高组织的资产专用性。高资产专用性无法避免会导致自身“锁定”，非自愿地诱导了交易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产业集群组织的治理机制选择
(一)产业集群的激励机制
集群剩余共享是集群激励机制的物质基础。集群剩余的分配是集群治理激励机制。集群剩余的分割与集群成员的地位、谈判能力以及对集群的控制能力等因素有关。分享尽可能多的集群剩余的动机激励着集群成员越来越深地卷入集群组织分工的生产体系。企业成员不断强化自身的异质性能力，以谋求在集群组织中的关键地位；持续地开展创新活动，以在激烈的“背对背”淘汰赛中胜出，最大比例地占有创新收益。而集群剩余的市场化实现机制，也激励企业成员通过自身发展、壮大，加大对集群内部市场非人格市价的影响，进而获得对集群组织的控制能力。集群剩余分配和实现的市场化是集群治理的有效激励机制。
(二)产业集群的约束机制
产业集群内部对违约者的惩罚制度是集群组织治理的约束机制。加入产业集群组织的守约成员，能够分享到集群带来的预期集群剩余，同时，集群组织内部也自动形成了参与集群企业的声誉“指数”，并可以通过声誉效用来保证集群组织间契约的履行。一旦个别组织成员出现违约的机会主义行为，集群的本地化沟通使得任何违约者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组织惩罚：一方面，可以终止交易关系，给违约者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可以使违约者的市场声誉贬值，声誉“指数”下降，甚至将违约者驱逐出集群的受益范围。因此，集群成员所面临的集群内部非正式的惩罚制度是产业集群组织治理的约束机制。
(三)产业集群的集群文化培育机制
共同的集群文化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协调产业集群组织内部关系，实现对组织间接治理的。第一，通过价值观的社会化，形成组织成员的期望聚合，使得产业集群内部分工、交易和组织整体期望可以为组织成员所预期。第二，使用特质语言抽象并重新组合组织内部的复杂信息，形成产业集群组织内部的专用性信息资源。第三，在长期分工协作过程中，对大量重复性交易活动进行整合，形成一系列基本的行为规则，简化交易过程。培育共同的集群文化，可以在产业集群组织内部逐渐构建起基于社会习俗、信任和文化资源共享的本地文化网络，形成独特的嵌入性集群竞争优势。
(四)产业集群组织治理机制的优化取向
组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集群文化培育机制共同构成了三种不同方式的产业集群治理机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组织的治理功能，降低集群组织的风险。但是，产业集群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组织成员没有受到企业科层中的明确合同约束，维系集群组织稳定的往往都是非正式契约，签约前后的机会主义倾向都十分严重。如何选择最有效的治理机制降低产业集群的机会主义将是集群组织治理的关键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产业集群组织治理机制的优化取向。
集群剩余的形成过程中需要组织成员的共同参与。产业集群是由众多组织成员基于横向或纵向的分工—交易关系构建起来的生产协作网络，所有成员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生产网络中。但是，由于网络组织内部信息不充分，产业集群组织成员不得不处理与上下游供应商和服务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参与到集群网络中的组织成员的动机都是控制并尽可能多地分享集群剩余，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展开对集群剩余分配的控制和争夺行为，于是，对共同利益目标的争夺使得产业集群内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多主体委托—代理关系。如何在多对多的委托—代理博弈中实现对每个参与主体的有效激励将成为产业集群组织有效治理机制的关键问题。显然，产业集群组织的治理类似于供应链治理，基于多主体多重委托—代理的机制设计和合同设计将是优化产业集群治理机制的重要途径。
四、产业集群组织的治理结构
产业集群的治理结构是指集群的组成形式、基于权力及权力分配属性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和维持集群整体竞争优势的目的性明确的集体行为，是包括集群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激励和约束、决策权和利益分配、与外界交流、合作和谈判等的全部法律、机构、制度和文化的安排。
(一)产业集群治理的主体构成
产业集群网络中所有的行动者(企业、机构以及个人)都是集群治理的主体。但是，不同主体在集群网络中所处地位不同，其对治理制度安排的作用亦不相同。通常来说，集群的核心制造企业在集群治理中承担较大的责任，配套企业则充当相对次要的角色。而政府、教育、科研等公共部门对集群治理的作用大小则受到集群结网结构和要素结网模式差异的影响，但都是集群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集群网络的发育和成熟，中介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有可能成为集群组织治理的推动者和主导者。
(二)产业集群治理平台构造
整个产业集群网络是依靠组织间契约来维系的，因此，产业集群的治理平台也是基于组织间契约构造的。当然，在不同的产业实践中，集群组织成员之间的契约力量强弱具有较大差异，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不尽相同。通常在发育良好的集群网络组织中，核心生产企业与中介机构是集群治理的主导者，以非正式规制的方式设定集群治理的制度安排；企业机构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创新促使集群组织创造出更大的集群剩余，增强集群组织的激励机制；而由中介机构主导的非正式规制能够推动集群组织“声誉指数”评价系统的形成和被组织成员接受，不断强化集群的约束机制。科研院所、教育培训机构与配套企业等是集群治理的参与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集群治理的规制方式。政府部门则为集群治理提供外部规范，且是集群组织重要的正式规制源；政府有关部门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以及其他法规等对产业集群组织的成员产生重大的约束。
(三)产业集群组织的治理制度安排
1.非正式制度安排
非正式制度是集群组织治理的主要作用方式，来自于组织间的非正式契约。
产业集群中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契约形式，并以非正式契约下的制度安排来协调集群组织内部的不同主体，降低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集群组织治理的非正式契约主要包括组织间信任、组织成员声誉、社区交易规范以及俱乐部规范等。产业集群内部诸多形式的非正式契约的存在使得组织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并通过这些非正式契约对组织成员的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
2.正式制度安排
正式制度是指通过某种权威来保障执行的系列制度安排，通常通过正式的契约或者明示的法规等来保障制度的运行。通常而言，非正式契约都是不完全的，在法律上操作性较差，这就需要正式契约的辅助。正式契约往往以明确的法律、制度和组织规范来对成员产生约束力。当单纯的非正式制度惩罚不足以化解集群交易风险的时候，可以考虑正式契约的明示和震慑作用。通过构建产业集群组织的权威性制度安排，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集群剩余是由于产业集群的分工效率和结构优势，使得整个产业集群组织所实现的超过市场单个企业创造绩效简单相加所得总和的那部分经济增量，并由参与集群分工的企业成员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理论上说，集群剩余的产生来自于组织内部每个企业对产业集群网络的参与，因此，按照集群参与者对产业集群组织贡献大小来分配集群剩余是最理想的方案。然而实际上，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产业集群组织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往往会分得较大比例的剩余份额；若成员之间地位平等，则各方的谈判力量决定集群剩余的分割比例。
二、集群组织中的机会主义：产业集群治理的根源
多数产业集群研究文献认为，地理性临近性以及网络协调性等优秀品质降低了产业集群的组织交易成本。然而，笔者认为，继承网络组织特征的产业集群组织内部依然大量存在着机会主义。
首先，产业集群组织内部存在着市场交易活动，集群组织形式既没有改变组织交易主体的理性程度，也不能彻底消除组织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中集群剩余的存在以及对组织成员集群剩余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产业集群组织内部的机会主义。因而，在产业集群组织中，机会主义依然存在，并可能导致潜在的产业集群组织风险。
其次，专业化分工促使产业集群内企业以最优规模进行生产，也提高了产业价值链纵向各环节的资产专用性。虽然集群组织具有资产专用性逆转效应，但总体而言，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最终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提高组织的资产专用性。高资产专用性无法避免会导致自身“锁定”，非自愿地诱导了交易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产业集群组织的治理机制选择
(一)产业集群的激励机制
集群剩余共享是集群激励机制的物质基础。集群剩余的分配是集群治理激励机制。集群剩余的分割与集群成员的地位、谈判能力以及对集群的控制能力等因素有关。分享尽可能多的集群剩余的动机激励着集群成员越来越深地卷入集群组织分工的生产体系。企业成员不断强化自身的异质性能力，以谋求在集群组织中的关键地位；持续地开展创新活动，以在激烈的“背对背”淘汰赛中胜出，最大比例地占有创新收益。而集群剩余的市场化实现机制，也激励企业成员通过自身发展、壮大，加大对集群内部市场非人格市价的影响，进而获得对集群组织的控制能力。集群剩余分配和实现的市场化是集群治理的有效激励机制。
(二)产业集群的约束机制
产业集群内部对违约者的惩罚制度是集群组织治理的约束机制。加入产业集群组织的守约成员，能够分享到集群带来的预期集群剩余，同时，集群组织内部也自动形成了参与集群企业的声誉“指数”，并可以通过声誉效用来保证集群组织间契约的履行。一旦个别组织成员出现违约的机会主义行为，集群的本地化沟通使得任何违约者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组织惩罚：一方面，可以终止交易关系，给违约者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可以使违约者的市场声誉贬值，声誉“指数”下降，甚至将违约者驱逐出集群的受益范围。因此，集群成员所面临的集群内部非正式的惩罚制度是产业集群组织治理的约束机制。
(三)产业集群的集群文化培育机制
共同的集群文化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协调产业集群组织内部关系，实现对组织间接治理的。第一，通过价值观的社会化，形成组织成员的期望聚合，使得产业集群内部分工、交易和组织整体期望可以为组织成员所预期。第二，使用特质语言抽象并重新组合组织内部的复杂信息，形成产业集群组织内部的专用性信息资源。第三，在长期分工协作过程中，对大量重复性交易活动进行整合，形成一系列基本的行为规则，简化交易过程。培育共同的集群文化，可以在产业集群组织内部逐渐构建起基于社会习俗、信任和文化资源共享的本地文化网络，形成独特的嵌入性集群竞争优势。
(四)产业集群组织治理机制的优化取向
组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集群文化培育机制共同构成了三种不同方式的产业集群治理机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组织的治理功能，降低集群组织的风险。但是，产业集群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组织成员没有受到企业科层中的明确合同约束，维系集群组织稳定的往往都是非正式契约，签约前后的机会主义倾向都十分严重。如何选择最有效的治理机制降低产业集群的机会主义将是集群组织治理的关键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产业集群组织治理机制的优化取向。
集群剩余的形成过程中需要组织成员的共同参与。产业集群是由众多组织成员基于横向或纵向的分工—交易关系构建起来的生产协作网络，所有成员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生产网络中。但是，由于网络组织内部信息不充分，产业集群组织成员不得不处理与上下游供应商和服务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参与到集群网络中的组织成员的动机都是控制并尽可能多地分享集群剩余，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展开对集群剩余分配的控制和争夺行为，于是，对共同利益目标的争夺使得产业集群内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多主体委托—代理关系。如何在多对多的委托—代理博弈中实现对每个参与主体的有效激励将成为产业集群组织有效治理机制的关键问题。显然，产业集群组织的治理类似于供应链治理，基于多主体多重委托—代理的机制设计和合同设计将是优化产业集群治理机制的重要途径。
四、产业集群组织的治理结构
产业集群的治理结构是指集群的组成形式、基于权力及权力分配属性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和维持集群整体竞争优势的目的性明确的集体行为，是包括集群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激励和约束、决策权和利益分配、与外界交流、合作和谈判等的全部法律、机构、制度和文化的安排。
(一)产业集群治理的主体构成
产业集群网络中所有的行动者(企业、机构以及个人)都是集群治理的主体。但是，不同主体在集群网络中所处地位不同，其对治理制度安排的作用亦不相同。通常来说，集群的核心制造企业在集群治理中承担较大的责任，配套企业则充当相对次要的角色。而政府、教育、科研等公共部门对集群治理的作用大小则受到集群结网结构和要素结网模式差异的影响，但都是集群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集群网络的发育和成熟，中介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有可能成为集群组织治理的推动者和主导者。
(二)产业集群治理平台构造
整个产业集群网络是依靠组织间契约来维系的，因此，产业集群的治理平台也是基于组织间契约构造的。当然，在不同的产业实践中，集群组织成员之间的契约力量强弱具有较大差异，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不尽相同。通常在发育良好的集群网络组织中，核心生产企业与中介机构是集群治理的主导者，以非正式规制的方式设定集群治理的制度安排；企业机构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创新促使集群组织创造出更大的集群剩余，增强集群组织的激励机制；而由中介机构主导的非正式规制能够推动集群组织“声誉指数”评价系统的形成和被组织成员接受，不断强化集群的约束机制。科研院所、教育培训机构与配套企业等是集群治理的参与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集群治理的规制方式。政府部门则为集群治理提供外部规范，且是集群组织重要的正式规制源；政府有关部门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以及其他法规等对产业集群组织的成员产生重大的约束。
(三)产业集群组织的治理制度安排
1.非正式制度安排
非正式制度是集群组织治理的主要作用方式，来自于组织间的非正式契约。
产业集群中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契约形式，并以非正式契约下的制度安排来协调集群组织内部的不同主体，降低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集群组织治理的非正式契约主要包括组织间信任、组织成员声誉、社区交易规范以及俱乐部规范等。产业集群内部诸多形式的非正式契约的存在使得组织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并通过这些非正式契约对组织成员的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
2.正式制度安排
正式制度是指通过某种权威来保障执行的系列制度安排，通常通过正式的契约或者明示的法规等来保障制度的运行。通常而言，非正式契约都是不完全的，在法律上操作性较差，这就需要正式契约的辅助。正式契约往往以明确的法律、制度和组织规范来对成员产生约束力。当单纯的非正式制度惩罚不足以化解集群交易风险的时候，可以考虑正式契约的明示和震慑作用。通过构建产业集群组织的权威性制度安排，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