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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套”，词典的解释有两个含义：1.世俗的习惯和礼节;2.陈旧的格调、程式。本文取后一种意思，并略加引申，指文章程式化的套路。
有的老师的“论文”往往这样写，先以“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最新研究表明……”开头，或直接说“加拿大著名教育学教授指出……”，由此引出一个“最新理论”，然后概括出几条这个“性”那个“性”的“原则”，接下来就用自己的案例来“证明”这些个理论，中间伴随着大段的引经据典，最后再“综上所述”写个结尾。
这样的文章是不是很眼熟？
一些写专业成长的文章往往是这样叙事的：刚工作时，自己如何有干劲儿却没方法，如何急功近利，如何以严肃的面孔维持在学生面前的尊严，后来慢慢有了懈怠之心，这时，“偶然”听了一场报告，或读了一本书，或“邂逅”了什么教育课题，一下“豁然开朗”，于是“找到了方向”“充满力量”，后来获得了成长，取得了成功。
这样的文章是不是也很眼熟？
这就是我所说的套路。当然，无论哪一类文章都有一些基本的元素，比如论证观点的文章，得有“问题的提出”“问题的研究”“问题的解决”等，而叙事性文章，则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要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篇文章都有固定的程式，都“必须”遵循既定的“套路”。即使是对同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也不可能在思维特点、研究对象、具体案例等方面绝对相同。同样，年轻教师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共性，但毕竟都是独具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千人一面”呢？
记得我年轻时写有关学生青春期教育的专著时，迟迟不敢动笔，因为怕写出来和别人雷同。后来我鼓励自己：只要忠实于自己的思考和生活，就不可能雷同。就算题材一样，立意可能不一样;就算立意一样，写作的形式也会有差别;就算写作的形式没差别，所用论据也可能不一样;就算论据差不多，可具体的案例不会一样;就算连案例也大同小异，可写法也会不一样;就算写法相似，可在青春期教育的思考与实践过程中倾注的情感绝对不可能和别人雷同，因为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真的紧扣自己的心灵和生活，以书信体的形式写出了《青春期悄悄话——与中学生的101封信》，出版后颇受欢迎。
后来写《爱心与教育》，我就根本不再考虑什么“理论依据”“结构框架”“逻辑体系”之类，完全以“教育手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教育思考和教育实践，让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鲜活的故事自然而然地从心里流淌出来……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该书出版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著名专家甚至撰文评论，说《爱心与教育》是“一本有创新的‘实例教育学’”。这当然过奖了，但至少说明，我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与实践，便写出了“与众不同”而且还有创新的专著。
所以，避免俗套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严格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与生活，别管他人怎么说怎么写，越真实就越真诚，越真诚就越能打动读者——无论是观点，还是故事。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文章有“新意”。但只有严格忠于自己的真情实感和教育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的文章才会使人耳目一新。我指导学生作文时，曾批评过一些套路：一写老师，就歌颂“无私奉献”，写几个深夜灯下备课或讲台晕倒等“感人事迹”，而不能多侧面地展示老师的喜怒哀乐。我对学生说：“与老师相处本身就有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曲折故事，如实记载下来不就成了文章的‘尺水兴波’吗？”
同样的道理，我们写文章谈某一教育观点，只要如实写出了自己的思维过程和不断深入的认识经历，以及相应的独特实践，就不可能写成一篇“套文”。同样，每一个老师的专业成长一定都有自己个性的烙印，我们上课和带班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特点，把这些“烙印”和“特点”如实写出来，文章不就有了“新意”吗？
同时，语言的运用也决定了文章是否有特色，当然，在有特色之前，先要做到合适、得体。
有一篇文章写一个3岁的孩子找不到爸爸了，孩子急得逢人便问：“您见到我父亲了吗？”从语法上看，这句话不是病句。但我们听了就是觉得别扭。问题出在“父亲”这个词上。一个3岁小孩用“父亲”这个词，显然不合适。
其实，和“父亲”“爸爸”相同含义的词，还有“爹”“老爸”“老豆”“老爷子”“大”“老汉儿”……但这些词是不能随便互换使用的，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使用某一个称呼，才叫“得体”。
写文章时的语言得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得文章用途之“体”，即你写的文章是做什么用的。因不同的用途，文章可以分为不同的文体：论文（谈策、明道、说理），公文（规范、宣传、告知），散文（记人、叙事、抒情）……而不同的文体在用语上显然是有不同要求的。
某学校写给初中生的《团的基本知识》宣传材料，开篇是这样的——
啊，青春正在燃烧，心儿飞起来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普及共青团知识的文章算是公文，用语应该庄重而规范，这里第一段抒情化的文字，就是典型的不得体。
我常常读到一些教育小论文：什么《那年花开》《美丽的邂逅》《心灵的绽放》《那座山，那条路，那棵树……》之类。文中充满了煽情的句子：“感动的泪水浇灌心灵的花朵，思考的目光点燃思想的火炬。”还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句子，比如文章第一句便是：“谁能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逢，却改变了我的教育人生。”这样的语言也可称为不得体，此类文章在一线老师的写作中绝非个别。
第二，得读者对象之“体”，即你的文章是写给谁看的——领导、同行，还是学生、家长？你在动笔的时候，心中要想着受众。对不同的人，用语自然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说把读者分为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完全不是，这纯粹是从对方接受的角度考虑不同的行文风格和语气口吻。
去年疫情期间，我写过一篇演讲稿《请记住这七位英勇“救疫”的中国人》，因为是讲抗疫英雄的故事，所以我就以孩子为对象，直接对孩子说话。后来我还写过一篇《疫情期间的公民教育》，既要讲清楚有关公民教育的常识，又要说一些疫情期间的公民故事，前者主要是对老师讲，后者主要是对孩子说，这一时把我难住了。后来我便将文章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写给老师看，严谨而庄重;后一部分说给学生听，平易而亲切。
日常交往中，对不同场合的不同人，我们说话的风格完全不同。与同事分享经验，向领导汇报工作，同朋友聊天，给孩子辅导学习，和爱人说悄悄话……肯定会用不一样的语气。就像礼服、便装和睡衣不能随便乱穿一样，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
不是说学术性或政论性的文章就不能有充满激情的文学语气，比如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見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容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还有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精彩驳论：“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这些都是经典的政论名句，但原文的主要部分依然是严谨的说理而非抒情，而且这些优美的句子本身也绝非单纯的文学形象，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所以，出彩的文章是要在得体的基础上有亮点，而不是刻意标新立异。
（责 编 莫 荻）
有的老师的“论文”往往这样写，先以“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最新研究表明……”开头，或直接说“加拿大著名教育学教授指出……”，由此引出一个“最新理论”，然后概括出几条这个“性”那个“性”的“原则”，接下来就用自己的案例来“证明”这些个理论，中间伴随着大段的引经据典，最后再“综上所述”写个结尾。
这样的文章是不是很眼熟？
一些写专业成长的文章往往是这样叙事的：刚工作时，自己如何有干劲儿却没方法，如何急功近利，如何以严肃的面孔维持在学生面前的尊严，后来慢慢有了懈怠之心，这时，“偶然”听了一场报告，或读了一本书，或“邂逅”了什么教育课题，一下“豁然开朗”，于是“找到了方向”“充满力量”，后来获得了成长，取得了成功。
这样的文章是不是也很眼熟？
这就是我所说的套路。当然，无论哪一类文章都有一些基本的元素，比如论证观点的文章，得有“问题的提出”“问题的研究”“问题的解决”等，而叙事性文章，则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要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篇文章都有固定的程式，都“必须”遵循既定的“套路”。即使是对同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也不可能在思维特点、研究对象、具体案例等方面绝对相同。同样，年轻教师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共性，但毕竟都是独具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千人一面”呢？
记得我年轻时写有关学生青春期教育的专著时，迟迟不敢动笔，因为怕写出来和别人雷同。后来我鼓励自己：只要忠实于自己的思考和生活，就不可能雷同。就算题材一样，立意可能不一样;就算立意一样，写作的形式也会有差别;就算写作的形式没差别，所用论据也可能不一样;就算论据差不多，可具体的案例不会一样;就算连案例也大同小异，可写法也会不一样;就算写法相似，可在青春期教育的思考与实践过程中倾注的情感绝对不可能和别人雷同，因为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真的紧扣自己的心灵和生活，以书信体的形式写出了《青春期悄悄话——与中学生的101封信》，出版后颇受欢迎。
后来写《爱心与教育》，我就根本不再考虑什么“理论依据”“结构框架”“逻辑体系”之类，完全以“教育手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教育思考和教育实践，让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鲜活的故事自然而然地从心里流淌出来……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该书出版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著名专家甚至撰文评论，说《爱心与教育》是“一本有创新的‘实例教育学’”。这当然过奖了，但至少说明，我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与实践，便写出了“与众不同”而且还有创新的专著。
所以，避免俗套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严格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与生活，别管他人怎么说怎么写，越真实就越真诚，越真诚就越能打动读者——无论是观点，还是故事。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文章有“新意”。但只有严格忠于自己的真情实感和教育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的文章才会使人耳目一新。我指导学生作文时，曾批评过一些套路：一写老师，就歌颂“无私奉献”，写几个深夜灯下备课或讲台晕倒等“感人事迹”，而不能多侧面地展示老师的喜怒哀乐。我对学生说：“与老师相处本身就有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曲折故事，如实记载下来不就成了文章的‘尺水兴波’吗？”
同样的道理，我们写文章谈某一教育观点，只要如实写出了自己的思维过程和不断深入的认识经历，以及相应的独特实践，就不可能写成一篇“套文”。同样，每一个老师的专业成长一定都有自己个性的烙印，我们上课和带班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特点，把这些“烙印”和“特点”如实写出来，文章不就有了“新意”吗？
同时，语言的运用也决定了文章是否有特色，当然，在有特色之前，先要做到合适、得体。
有一篇文章写一个3岁的孩子找不到爸爸了，孩子急得逢人便问：“您见到我父亲了吗？”从语法上看，这句话不是病句。但我们听了就是觉得别扭。问题出在“父亲”这个词上。一个3岁小孩用“父亲”这个词，显然不合适。
其实，和“父亲”“爸爸”相同含义的词，还有“爹”“老爸”“老豆”“老爷子”“大”“老汉儿”……但这些词是不能随便互换使用的，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使用某一个称呼，才叫“得体”。
写文章时的语言得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得文章用途之“体”，即你写的文章是做什么用的。因不同的用途，文章可以分为不同的文体：论文（谈策、明道、说理），公文（规范、宣传、告知），散文（记人、叙事、抒情）……而不同的文体在用语上显然是有不同要求的。
某学校写给初中生的《团的基本知识》宣传材料，开篇是这样的——
啊，青春正在燃烧，心儿飞起来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普及共青团知识的文章算是公文，用语应该庄重而规范，这里第一段抒情化的文字，就是典型的不得体。
我常常读到一些教育小论文：什么《那年花开》《美丽的邂逅》《心灵的绽放》《那座山，那条路，那棵树……》之类。文中充满了煽情的句子：“感动的泪水浇灌心灵的花朵，思考的目光点燃思想的火炬。”还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句子，比如文章第一句便是：“谁能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逢，却改变了我的教育人生。”这样的语言也可称为不得体，此类文章在一线老师的写作中绝非个别。
第二，得读者对象之“体”，即你的文章是写给谁看的——领导、同行，还是学生、家长？你在动笔的时候，心中要想着受众。对不同的人，用语自然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说把读者分为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完全不是，这纯粹是从对方接受的角度考虑不同的行文风格和语气口吻。
去年疫情期间，我写过一篇演讲稿《请记住这七位英勇“救疫”的中国人》，因为是讲抗疫英雄的故事，所以我就以孩子为对象，直接对孩子说话。后来我还写过一篇《疫情期间的公民教育》，既要讲清楚有关公民教育的常识，又要说一些疫情期间的公民故事，前者主要是对老师讲，后者主要是对孩子说，这一时把我难住了。后来我便将文章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写给老师看，严谨而庄重;后一部分说给学生听，平易而亲切。
日常交往中，对不同场合的不同人，我们说话的风格完全不同。与同事分享经验，向领导汇报工作，同朋友聊天，给孩子辅导学习，和爱人说悄悄话……肯定会用不一样的语气。就像礼服、便装和睡衣不能随便乱穿一样，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
不是说学术性或政论性的文章就不能有充满激情的文学语气，比如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見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容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还有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精彩驳论：“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这些都是经典的政论名句，但原文的主要部分依然是严谨的说理而非抒情，而且这些优美的句子本身也绝非单纯的文学形象，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所以，出彩的文章是要在得体的基础上有亮点，而不是刻意标新立异。
（责 编 莫 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