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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步入一个走出去加快发展的时期。
在这个早来的冬季，发达国家市场的频频凋零，却正在为中国企业带来机遇。在第八届北京金博会上，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从价格来看，目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良机。
“走出去”三部曲
如果把“走出去”看成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1年为第一阶段，2001年到2008年为第二阶段，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非常明显的特征标志出来的。期间，制订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外合资企业法》。在1979年期间，中国非常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外国人、港澳台厂商在中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向是从国外到国内，建厂生产。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非常成功，30多年来积累了近1万亿美元的资产。
每年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1000亿美金左右，经过三十多年，虽然有利润汇出与撤资，但总体来讲，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目前有一万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还是投入额的累计，外商投入的资产已远远高于1万亿美元的价值，厂房、不动产、研发中心这些年都增值了。
近年来，中国向海外投资逐年增多，2008年以后到了一个高台，达到600亿-700亿美元。在全世界的布局中，中国还是一个“走出去”、向外投资的后起国家。从流量上看我们国家每年是700亿美元，美国每年向外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
易纲表示，从存量看，中国这些年在外投资累计达到3000多亿美元，美国的存量大概有4万亿美元。英国经济学家邓宁认为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会快速增加，现在这条规律是适用中国的，正好中国2011年人均是5400美元，2012年有可能过6000美元，所以，从中国人均GDP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开始起步，开始发展。
历史良机
目前是否是对外走出去相对好的时机呢？易纲认为，从价格来看，是的。“走出去”我们有相对好的价格。英国、美国PE比都处于合理区间。上世纪90年代初，发达国家市场的PE达到四、五十倍，现在也只有11倍至15倍之间，是估值相对合理的价格。
易纲说，联想收购IBM的PC，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都是中国“走出去”相对成功的经验。1999年福特收购沃尔沃价钱是65亿美元，2008年福特卖出时报价60亿美元，最后吉利以15亿美元成交，吉利汽车也做了比较好的融资安排，交易结构是13亿美元现金加2亿美元票据。吉利与大庆国有资产局及上海三家联合作出这样一个融资安排。联想收购的时间是2005年5月，交易金额12.5亿美元，交易结构是6.5亿美元现金加6.5亿美元联想股票，这个安排也不错。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与相对充足的资本，同时中国有非常有竞争力的工程队伍。尤其是在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铁路、打隧道、建地铁、建公寓房，中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都是非常成熟的经验与较高的技术水平。
易纲表示，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基础设施建设，所以造就了一批非常有一竞争力的设计人员。而国外这些年建得比较少，经验比较少，原来有经验的人已经快退休了，存在这人才队伍断层。比如美国的建设高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当时美国也有很多很好的工程师，但那批工程师已经太老了，而中国这批宝贵人才非常有竞争力。
比较优势
中国的弱势在于资源缺乏，国际销售网络不够。比如买铁矿，对当地法律研究不够，对环保要求、当地职工劳动成本以及码头到矿修路的艰难性没有认真分析，以为投20亿美元可以成矿，事实是投到90亿美元铁矿还没能正式运行。
因此，“走出去”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弥补比较弱势，使中国和海外国家双赢。
在“走出去”方面，日本、美国、德国都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平时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日本“走出去”的失败经验，为外界熟知的失败案例是三菱集团收购美国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收购后长期亏损，三菱不得不以半价卖回给原持有人。但实际从总体而言，日本“走出去”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日本三井集团收购海外资源企业，几十年完善产业布局。
美国企业海外收购注重企业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不计短期利益，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的银行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德国对外收购主要是以自有资本为主，他们对项目要求控股的程度比较高，另外德国走出去的特点是大企业大项目占绝对优势。
易纲强调，中国企业需要加强“走出去”体制和机制建设。走出去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走出去确实是国家战略，但是国家战略是一个笼统的，对每一单走出去商业行为必须遵循市场规定，降本求利，特别对企业来说资产负债率非常重要，如果资产负债率太高，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太大，可能导致失败。
吉利和联想，这两个成功案例在融资的过程中非常困难，比如找银团贷款，向大型股权基金发可转股优先认股权证，联想卖给IBM19%的联想股票，这是一种互相参股的安排。在合并以后，联想和IBM成为一条船上互相参股的股东，所以在融资安排艰难时候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私募和投资对象都在限制、制约企业的风险行为。一些失败的案例恰恰是因为资金成本低，不用融资安排，直接用现金收购。比如我们一个集团收购欧洲一家银行，完全是自有现金，没有融资安排，就没有这些非常强的制约和质疑，反而失败。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收购的时候，运行一个项目，要强调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公益事业、企业形象和教育培训当地的员工。还要遵守当地法律，防范各种各样风险。
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看，“走出去”机制建设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原则，维护我国实体经济主体形象，淡化政府行政色彩，避免国外设障，提高成功率。比如，开放外汇，取消ODI限制，中国将步入一个走出去加快发展的时期。
在这个早来的冬季，发达国家市场的频频凋零，却正在为中国企业带来机遇。在第八届北京金博会上，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从价格来看，目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良机。
“走出去”三部曲
如果把“走出去”看成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1年为第一阶段，2001年到2008年为第二阶段，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非常明显的特征标志出来的。期间，制订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外合资企业法》。在1979年期间，中国非常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外国人、港澳台厂商在中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向是从国外到国内，建厂生产。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非常成功，30多年来积累了近1万亿美元的资产。
每年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1000亿美金左右，经过三十多年，虽然有利润汇出与撤资，但总体来讲，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目前有一万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还是投入额的累计，外商投入的资产已远远高于1万亿美元的价值，厂房、不动产、研发中心这些年都增值了。
近年来，中国向海外投资逐年增多，2008年以后到了一个高台，达到600亿-700亿美元。在全世界的布局中，中国还是一个“走出去”、向外投资的后起国家。从流量上看我们国家每年是700亿美元，美国每年向外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
易纲表示，从存量看，中国这些年在外投资累计达到3000多亿美元，美国的存量大概有4万亿美元。英国经济学家邓宁认为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会快速增加，现在这条规律是适用中国的，正好中国2011年人均是5400美元，2012年有可能过6000美元，所以，从中国人均GDP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开始起步，开始发展。
历史良机
目前是否是对外走出去相对好的时机呢？易纲认为，从价格来看，是的。“走出去”我们有相对好的价格。英国、美国PE比都处于合理区间。上世纪90年代初，发达国家市场的PE达到四、五十倍，现在也只有11倍至15倍之间，是估值相对合理的价格。
易纲说，联想收购IBM的PC，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都是中国“走出去”相对成功的经验。1999年福特收购沃尔沃价钱是65亿美元，2008年福特卖出时报价60亿美元，最后吉利以15亿美元成交，吉利汽车也做了比较好的融资安排，交易结构是13亿美元现金加2亿美元票据。吉利与大庆国有资产局及上海三家联合作出这样一个融资安排。联想收购的时间是2005年5月，交易金额12.5亿美元，交易结构是6.5亿美元现金加6.5亿美元联想股票，这个安排也不错。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与相对充足的资本，同时中国有非常有竞争力的工程队伍。尤其是在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铁路、打隧道、建地铁、建公寓房，中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都是非常成熟的经验与较高的技术水平。
易纲表示，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基础设施建设，所以造就了一批非常有一竞争力的设计人员。而国外这些年建得比较少，经验比较少，原来有经验的人已经快退休了，存在这人才队伍断层。比如美国的建设高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当时美国也有很多很好的工程师，但那批工程师已经太老了，而中国这批宝贵人才非常有竞争力。
比较优势
中国的弱势在于资源缺乏，国际销售网络不够。比如买铁矿，对当地法律研究不够，对环保要求、当地职工劳动成本以及码头到矿修路的艰难性没有认真分析，以为投20亿美元可以成矿，事实是投到90亿美元铁矿还没能正式运行。
因此，“走出去”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弥补比较弱势，使中国和海外国家双赢。
在“走出去”方面，日本、美国、德国都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平时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日本“走出去”的失败经验，为外界熟知的失败案例是三菱集团收购美国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收购后长期亏损，三菱不得不以半价卖回给原持有人。但实际从总体而言，日本“走出去”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日本三井集团收购海外资源企业，几十年完善产业布局。
美国企业海外收购注重企业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不计短期利益，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的银行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德国对外收购主要是以自有资本为主，他们对项目要求控股的程度比较高，另外德国走出去的特点是大企业大项目占绝对优势。
易纲强调，中国企业需要加强“走出去”体制和机制建设。走出去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走出去确实是国家战略，但是国家战略是一个笼统的，对每一单走出去商业行为必须遵循市场规定，降本求利，特别对企业来说资产负债率非常重要，如果资产负债率太高，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太大，可能导致失败。
吉利和联想，这两个成功案例在融资的过程中非常困难，比如找银团贷款，向大型股权基金发可转股优先认股权证，联想卖给IBM19%的联想股票，这是一种互相参股的安排。在合并以后，联想和IBM成为一条船上互相参股的股东，所以在融资安排艰难时候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私募和投资对象都在限制、制约企业的风险行为。一些失败的案例恰恰是因为资金成本低，不用融资安排，直接用现金收购。比如我们一个集团收购欧洲一家银行，完全是自有现金，没有融资安排，就没有这些非常强的制约和质疑，反而失败。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收购的时候，运行一个项目，要强调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公益事业、企业形象和教育培训当地的员工。还要遵守当地法律，防范各种各样风险。
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看，“走出去”机制建设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原则，维护我国实体经济主体形象，淡化政府行政色彩，避免国外设障，提高成功率。比如，开放外汇，取消ODI限制，中国将步入一个走出去加快发展的时期。